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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毛泽东同志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论述
2013-11-16 00:00来源:晋城党史网作者:崔利民   韩玉芳浏览数:24 

内容摘要:毛泽东于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在中央学习组有过一篇重要讲话,讲话题目是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收录在《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用将近6000字的篇幅指出了党史研究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党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特别是对党史研究过程中应该使用的方法,研究的对象以及实施研究的价值取向等重要问题详细作了说明。这是一篇如何学习研究党史的重要的参考文献。


晋城党史网开通运行两年来,始终牢记毛泽东同志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大力开展党史资料征编、党史研究编写、党史宣传教育、党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纪念等工作,充分发挥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职能。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重温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更加坚定理想信仰,进一步推动中共党史学习教育宣传活动,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党史研究的重要性

以史鉴今,立党治国,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二、党史研究的对象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三、党史研究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指出:“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围绕“古今中外法”,毛泽东同志还从“中外” 和“古今”两个方面逐一举例进行了说明。他说: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棋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

四、党史研究的三个阶段

毛泽东指出:“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三段式划分的依据是革命的任务、联合的群众、革命所打击的目标(党的政治路线)。

在分析第一阶段的特点时,毛泽东是这样分析的:“第一个阶段内我们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正确的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打击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了。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我们还和它联合,这是右的机会主义。情况变化了,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右的倾向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它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打击革命了,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这就犯了右的错误。在联合中应该一方面与它联合,一方面与它斗争。”

在分析第二阶段的特点时,毛泽东是这样分析的:“第二个阶段中全国分为两个营垒。马日事变[2]以后,有过一种盲动主义,说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接着的立三路线是在不应该全国暴动时要暴动。“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那时的领导路线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九一八”以后情况变化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如孙科、黄炎培等。但是我们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说他们是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把这些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是不对的。还有当时提出消灭富农,也是过左的。”

在分析第三阶段的特点时,毛泽东是这样分析的:“第三阶段既不是一切联合不要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不要联合,而是联合与斗争的综合,联合是主,斗争是辅,要求统一下的独立性。统一就是联合,独立就是斗争。什么叫独立性呢?你站在这里,没有人叫你站开,这就不发生独立性的问题;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要赶你走,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了。斗争、磨擦是为了统一,是统一的手段,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妨碍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团结得更好。”

在分析每个阶段特点的同时,毛泽东还从三个阶段的共性上分析说明了三个阶段划分的合理性:

从革命的任务来看,毛泽东认为“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

从联合的群众来看,毛泽东认为:“第一个阶段是全国各民主阶级,是国共合作;第二个阶段是缩小了的统一战线,国共分裂,全国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一部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对垒,进行内战;第三个阶段是全民族抗日,恢复国共合作的形式。”

从革命所打击的目标来看,毛泽东认为:“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北洋军阀,我们的政策是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反对国民党,我们的政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是我们的打击目标。革命的阵线是国共合作,全国各爱国力量。这是我们的路线。”因此,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

在三个阶段划分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还认为,应该有个革命的准备阶段,毛泽东的理由是:“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七七”以前,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经形成,这可以考虑合并于第三个阶段,也不必再分。”

五、对五四运动的估价

毛泽东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主要涉及到对辛亥革命、对五四运动的估价。他说“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 因此,他强调“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估价,需要研究。”

关于对辛亥革命的估价:毛泽东是这样说的:“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 ……”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

关于对五四运动的估价。毛泽东是这样说的“而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因此,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六、党史研究的中心

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