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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小日本占领凤山顶    狗汉奸逞凶附城镇
2015-04-14 20:44来源:晋城党史网作者:马栓贵浏览数:270 


八月里,庄稼熟。

日本占附城。

老乡们不能去地收秋,

支差当民夫。

——民谣


民国三十二年,日本昭和十八年,公元1943年。

春季的大扫荡,来势汹猛,日军从晋城、高平、长治、辉县、修武五路朝陵川扫来。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印的《华北治安录》载:“日军第三十七师团、第三十六师团5月20日午后,从附城镇附近开始前进,至21日晚,突破了陵川东南的横水附近阵地。”

这次日本号称“十八春行动” 的“ヨ号作战” 把盘据陵川的国民党军扫得溃不成军。四十军庞炳勋、新五军孙殿英、二十七军刘进,这些曾经挎着短枪、指挥着长炮的一时人物都变节投敌,二十七军溜过黄河——跑了。

那些成天叫嚣着“精诚报国”的所谓“党国精英”,如今做了投敌分子,盘据陵川的二十七军剩下的散兵,懊恼、沮伤、无奈、羞辱。他们或沦为土匪,闯进村庄掠夺、抢劫、残害百姓,或被掠回日据点,成为日本人手下的皇协军、警备队,衣服一换,变成了走狗。当然,也有一些再也不想闻硝烟、听炮声的人,用身边的长枪、子弹,偷偷换来一身老百姓的破衣烂衫和几块干粮,带着耻辱、忐忑的心,回老家去了。

日本盘踞了陵川城,陵川成了日本人的天下。

到1943年6月,除附城附近外,陵川城周围十里以及县城以西的21个编村均公开维持了日本。

有的人用“西山藏狼,东山卧虎”来形容1943年的陵川形势,其实还不完全,还应加上一句“南北两山,狂奔野猪”。因为,一方面,盘距城关、峰头、野川底等据点的日伪对村庄的一次次扫荡和杀光、烧光、抢光;一方面,国民党驻军、旧县政府横征暴敛,以及后来溃兵、散兵对村庄的抢掠;还有就是地方恶霸、地方武装对百姓的强夺与欺凌。在如此多方势力挤压下,百姓的生活如汤煮,如鏊煎。

这一年,硬顶顶地旱了一春一夏。到了秋天,却又被投入了涝的世界。

一天大些,一天小些的秋雨,连绵不断地下了一个多月。下得沟地、洼地进不去,人一进去,稀泥就淹到膝盖跟前;下得高粱、玉米、谷子杆东倒西歪站不起来;下得山体滑坡地塌陷,一块山地冲成了好几块;下得涧水流成河,河水增加两倍多;下得庄稼叶子绿着不发黄,籽粒秕着不往饱里长;下得大人小孩脸色变了样,个个都像从煤窑下绞上来的挖煤工,腊黄腊黄;下得穷人们不是浮肿着,就是皮包骨头架;下得连四十来岁的男人,出来进去都得拄拐棍。

终于有一天后半夜,突然刮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西北风。早上出门后,晴朗的高空,蓝蓝的天边,没有一丝云和雾。只有金色的阳光射出耀眼的光芒,刺得人眼睛难以睁开。火辣辣的太阳,暴晒了十多天,直晒得高梁穗穗开始红脸,直晒得玉米棒棒吐出了黑须,直晒得谷子、黍子弯下了头,直晒得豆荚鼓起了大肚子;晒得穷人们脸上露出了一线希望,晒得不少男人们扔下了拐棍。

连续三年,灾害连连,本就没有多少粮食,加上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九成以上的百姓家早早就缸空罐净了,短者三、四十天,长者三、四个月,肚里没有吃进过一颗粮食,填进去的全是粗糠树皮、野菜树叶。多数人家,已几个月不知什么是盐味了。

因此,大人、小孩、上地的、掌锅的,都盼着秋,盼着新粮,盼着新粮能填填肚子。

但在这个秋前,蹦跶得最欢的是郭成印。二十七军跑了,他这个三区伪区长又可以还乡了。

郭成印身穿大褂,腰间晃荡着一把二把盒,从未有过的自豪,嘴里只会一个字似的吆喝着“快、快、快!”。他的身边紧跟着的是突击队长王昌海,哈巴狗似的跟着郭成印。郭成印“快、快、快”,他便“快、快、快”。后面跟着的是郭成印的还乡团,还乡团后是日军上田中队和皇协军。

这支从陵川城奔来的队伍,还乡团乌七八糟,像一群蚂蚱胡乱蹦跶着,十足的痞相,有的像是刚吃饱,撑的;有的象是过足了烟瘾,疯的。相对来讲,上田中队像模像样,似一群土狗中的藏獒,自信、威严、两眼透着恶煞凶光。

这群乌合之众,穿过荆棘荒草,径直爬上了附城凤山,甩开门口的老道,呼拉拉闯进凤山大庙,于是呵叱声、摔东西声、碰撞声,乱成一团。在一片杂乱中,一面日本膏药旗插在了钟楼上,端枪的鬼子兵各进岗位,或威严值岗,或转游巡逻。

瞬间,道院的主人变了,不再是受人崇拜祭祀的玉皇,不再是掌管道院的老道,而成了日军,成了还乡团。

圆润的凤山正居附城镇之中,山上的老庙由来以久,称为“凤山道院”。道院一进三院,前前后后有房子七、八十间,颇有规模。第二院常被各时期村政占用。前几年伪县政府委任姚守谦作附城编村村长,编村就在道院內办公。庙院东面有两个小院,是各个时期小学校的住地,日本侵入陵川后,日军不断骚扰,初小停了,高小搬到东王庄住了一段,也停了。

凤山高高在上,视野辽阔,可控四方却又易守难攻,将这里作为据点真是再好不过了,难怪上田一登上凤山就连声“哟稀”、“哟稀”。

凤山往下三百多米就是附城镇。

附城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镇,北通高平、潞安,西通晋城、泽州,南连修武、武陟,向为交通要道,商埠重地。三街六巷九圪洞,尽管街道弯曲,也并不宽畅,但沿街两侧却商铺林立,粼次栉比,荣盛和百货、振通隆铁货、义德元杂货、祥聚元药铺、宝信昌面店、泰兴泉槽坊……一家挨着一家,把街两边占得满满的。商铺的幌旗,哗拉拉地展着。

这个小镇也算富庶之地。日军占领高平、晋城、陵川后,曾多次扫劫这个小镇,加上二十七军起粮摊款,着实给它打击不小。但必竟是个老镇了,虽是水深火热,但为了生存,各路商家都还免强开着半拉子门,维持着古镇的原始,延续着古镇的昔日繁华。

这次日本人来,就是要在凤山上扎据点。

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战略考量。高平,日本人占领了;晋城,日本人占领了;现在,陵川也被日本人占领了。高平和陵川之间,有了野川底据点;晋城和陵川之间,有了峰头据点。如果再在附城设立据点,晋城和陵川就连成了一条稳固的交通线,日军占领区将会连成一片。况且,附城这一片儿,地土向好,是陵川主产粮地,况且也算晋南豫北的一个商业中心,周边村庄密集又村大人多,无论从物产还是人力上讲,都是一块宝地。

但土包子郭成印却没有、也不可能想那么多。

郭成印何许人也?附城山后村人。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事变发生后,陵川牺盟会同党政军团主动撤出陵川,国民党县政府就委任其为三区,也就是附城区的区长。他倚仗着对这一片儿熟悉,真的充当了伪政府和国民党剿共的急先锋,领着剿共军,或率着自己招纳的区警,走东村、进西村抓所谓“共党”、牺盟、家属、村干部,把这一带祸害得不轻。不过当时,中央军占着附城,有枪便是王,郭成印这区长在戴枪人面前耍不开。现在中央军退了,他又转身投靠了日本。从此忘记了姓甚名谁。他只想衣锦还乡,靠着日本人给他打下的天下,重新统治附城,再度成为这一片儿的老大。

上田和郭成印在庙里呜拉呜拉一阵,郭成印又和王昌海唧唧嘟嘟了一会儿,紧接着就下山了。

郭成印、王昌海摊上了最想干也最拿手的活——抓夫。

这里,郭成印、王昌海太熟了,不到天黑,就抓回了三十多个人,小揍绳一串,一链一链地拉回了凤山。

当然,王昌海要先到他有仇的村去抓,趁喽罗们抓丁,他还顺手拾掇了一些其它玩艺儿。而郭成印则要到妇女面前显摆显摆。

第二天,道院的钟鼓楼拆掉了顶,改成了炮楼,插上了日本的膏药旗,端着步枪在上边望哨的人晃来晃去。围着道院四周,开始挖防护壕,郭成印说:“挖……挖……一丈、一丈宽,一人、一人……深。十天、十天挖……挖成。”

凤山本就是密林丛丛,荆棘纵横,现在要砍树挖壕,自然不是什么好干的活儿。而民国三十二年又是一个饿死人之年,是一个活人饿得不想说话之年,你说能有多大力气去挖壕?而这,被郭成印和他的监工认为是“磨洋工”,是“对抗皇军”,因而动不动就皮鞭、棍棒侍候。

这些天,除了凤山,东南有松岭掌,西南有小山,这些地方统一盖了炮楼。原地有小庙的,一律拆了,拿来砖瓦木石;没有的,就全靠拆民房砍树了。

这一扎腾,得用多少人力?

抓来的民夫还在砌堡挖壕,那些爪牙早又去抓差。几番几轮,吃不断芫荽根,弄得人心慌慌。

要说抓差,在地里抓最方便。能动弹的人正在准备收秋,几个人跑上来捆了就走,任凭妻子老母嚎叫哭求。有许多家等到中午、晩上,上地的男人不见回来,一打听,才知被抓到凤山上了。

差夫们骂着:“郭成印,勾命鬼!哪有他,哪遭罪!”“准是绝后的户!”

那些拿着木棍、皮鞭的监工、打手、跟屁虫,照例要对民工呵叱、揍打,但嘴快的民夫,被打之后仍是要骂。

为甚敢骂?因为郭成印、王昌海以及那些还乡团骨干,都是些肖不得动弹,连家里的老母亲、老父亲也肖不得管的人,不过跟着日本混些剩食吃,随便卖命式的骂一阵、咬俩人。都是上庄下邻的,谁还不知他们的底细?要搁在平时,揍他狗日的跟玩似的,不同的是现在他们投了主,挎了把枪,便牛起来。

郭成印杀回凤山上,找到了还乡团的感觉。白天装深沉和上田在庙里议事,给二喽罗布置任务,闲了就和上田下到街上,杂割、肉丸、麻花、猪头肉圪夹火烧地吃一通。还时不时温壶小酒,吧扎吧扎。这时候,郭成印感觉最好:门外,两个黄狗子、两个黑狗子站住岗;店内,掌柜、小二殷勤地侍候着。吃饱喝足,擦嘴拍屁股,走人,店家连个气也不敢吭。那味道,把个郭成印美得滋滋的。然后,附城烧酒勾兑出来的野蛮和下流,便一溜一溜地洒在街上、路上。

凤山据点一设,成了日伪残害人的指挥部和行刑所。

这是《附城村志》记载的部分资料:

原牺盟干部郭石成、牺盟会员冯怀燕在下东河被抓。郭石成在凤山上被砍头,冯怀燕被扔进了窑圪筒。

马庄村牺盟会秘书贾小宝在附城被杀。

附城区干队警察赵宝顺在附城被杀。

附城区政委、负责南马编村工作的苏文学和村警冯先发,被国民党南马村干事长钱纪昌发现并抓捕,押回附城伪区公所。后伪区长郭成印先将冯先法活活砍死,而收买利用苏文学不成,又将其割鼻割耳,致死后将其扔进十几丈深的煤窑中。

1943年8月,伪区长郭成印先后杀害了城东编村村长郭十成、双泉编村村长冯喜德、北马编村村长王发印及路宪文的堂兄路宝文等。

1943年阴历八月初三,伪区长郭成印派突击队搜查八路军及牺盟会员,在山后村煤窑内将陵川最早的共产党员、曾为牺盟会员的郭希宗等人抓捕,将郭杀害于小会村外的一个煤窑圪筒内。

某日,郭成印的突击队长、刽子手王昌海押着四个八路军战士和一个群众,五花大绑从街上走过。这些战士遍体鳞伤,满脸血迹,但个个昂首挺胸,毫无惧色。敌人把他们押到东街外老七亩地南头,王昌海用日本东洋刀将四名战士一一砍死。那位群众也被王昌海用刀背在脖项后连砍一通,然后又带回监狱。后来也被杀害了。

从上面的部分记录中,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他们杀害的许多人中,区警赵宝顺、区政委苏文学、陵川最早的共产党员郭希宗,都是山后村的,和郭成印同村,但却都是郭成印掠杀的对象,可见,郭成印实实在在是一个专拣自己人干的孽种,也就不难理解他笑着舔日本人的屁股,却啮着牙、瞪着眼大肆杀戮中国人的罪恶行径。

至于豺狼本性的日军,更是无恶不作,杀人如儿戏,流血如流水。

路腊弟说:1943年农历八月初八晚上,日本人来到村上,以找暗八路为名,杀死了我家五口:姥姥被拖上凤山拖死了,大舅舅宋九昌、小舅舅和小妗妗被勒死了,大舅的孩子才一岁多,被摔死了。邻居家还被勒死了两个人,活埋了四个人,其中有四狗、小孩、有全,还有一个不知道姓名。一黑夜死了十几个人。

李昌肉说:1943年,日本人来扫荡。我爷爷李清海往山上躲时,被日本人追上,在头上用刺刀戳了一刀,鲜血直流。这一年,因跑日本家里没吃的,爷爷、母亲韩秀英、弟弟李蛋肉被活活饿死。这次扫荡中,他们还杀了一头牛,不知是谁家的。1943年夏天,日本人说是来查暗八路,把东街黑瓜和另外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当暗八路抓起来杀了。

桑银根说:1943年日本扫荡时,我的婆婆被日军用刺刀刺死,父亲被抓走当了壮丁。

靳天歧说:1943年日本扫荡时,因我家的四合院比较严实,大门又结实。日本人就把山墙上的窗砸开进去,又捣又摔,并放火烧了堂屋七间房。西屋奶奶的五间西房也被点着了。八十多岁的西屋奶奶因和日本兵抗争,被日本人摔死。同天,日本人还抱起当时十三、四岁的南院靳保孩,重重摔在地上,所幸保孩身小,没有要命。

李黑龙说:1943年,我父亲李傅成往坟上跑躲日本,半路被日本人抓住说家里藏有粮食,捆住让他回家找粮食。因没找到粮食,日本人就用枪托将其狠打一顿,打得遍体鳞伤,躺在床上起不了床。

秦蜜枝说:1943年跑日本,河东黄肉孩在跑时未穿上衣裳。当他返回家穿衣裳时,日本人追上他,把他杀了。

在这些当时眼见者的陈述中有两件事更能看出日伪的残忍无度:一是先法之死。南马村先法参加过百团大战。后来回来做地方工作,掩藏在煤窑工人里。日伪得到消息后到处找他,找了好几天未找到,就把在煤窑上做工的100多人都抓来,逼他们去找。找不到,就用马鞭抽或枪托打。三天后,先法不忍看到无辜百姓受罪,就自己走出来。日本人抓住他五花大绑带到凤山上,然后往肚里灌水,再用棍子在身上压。灌灌压压,如此反复,活活将其折磨致死。一是玉泉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因日伪怀疑其私通八路,抓住拷问时竟用木匠用的木钻在其胸部钻,左一下,右一下,把整个胸部钻成了只剩肋骨的蚂蜂窝,直至折磨致死。

当然,郭成印的还乡团、突击队也还有暗的一手,这就是“掳人勒赎”,将一些无故的人从街上、地头、路边,甚至炕沿上随意抓来,加一罪名,严刑拷打,然后明里暗里放出话,等家属拿钱、拿物来赎人。这也成了这个伪区长以及他的突击队长敛财的一条暗道。但是,刑具不认人,刑法没深浅,加上他们个个心狠手辣,有不少人家卖田卖地卖儿女筹得钱来,却只是赎回了一具血淋淋的尸体,简直就是绑架,残酷、野蛮、无人道。

因此,《骂汉奸》几乎大人小孩都会唱:

山后郭成印,

他是个大汉奸。

为自己升官发财出卖祖宗,

人民饶不了你,

定要惩罚你!


王昌孩,

狗腿子。

郭成印叫他干甚就干甚,

胜过日本鬼,

他血债累累!


突击队长王昌海,因多条命案在身,血债累累,民愤天大,解放后在玉泉被枪毙,到阴间抵债去了。

郭成印罪大恶极,潜逃在外。后隐瞒身份当了几年兵,回乡后还凭着一纸什么“军人证”被补分了土地、房屋。但后来的“肃反”中被我公安机关调查,乃年逃。1961年被捉拿归案公审,当场枪决。郭成印的死,迟了好几年,但老百姓说:“郭成印死得迟,但在阴间挂号可早”。因为这是自他第一次把牺盟干部扔进窑圪洞后就已经决定了的。

(责任编辑:韩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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