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寺河村

青山处处埋忠骨，江河殷殷儿女情。在晋城市泽州县川底乡寺河村矗立着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四周翠柏簇拥，群山环抱。七十年前，英勇的寺河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同地主恶霸、汉奸走狗和日本鬼子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洒尽了最后一滴血，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赞歌。

放粮斗争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寺河村的贫苦百姓正饱受着地主恶霸和村社首（当时，寺河村的地主富农们规定：拥有40亩土地以上的人才可当选社首，即闾长、村长。见李建林回忆录）无情的剥削和压迫。

以李末屯、李双牛、李小屯、李保全等人为首的社首地主恶霸，霸占良田，强抢民女，敲诈雇工，趁危放贷，以贷讹地，开赌骗钱。更主要的是村社首依据手中权利，巧立名目，向村里百姓摊派苛捐杂税，诸如交粮税、修庙宇费、敬神费、社首办公费、请客费等等。老百姓一年的七分收成都上交了，遇上灾荒，他们只好啃树皮，吃草糠，债台高筑，卖儿卖女，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社首地主贪污中饱，花天酒地，老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头。

1937年底，八路军129师的工作团开进了寺河村，村里有了党的组织，发展党员7名。第二年，村里成立了党支部，支部由李生元、李德茂、张生地三人组成，李生元任书记，李德茂任副书记。寺河村从此有了党的领导，有了指路明灯，老百姓心里有了主心骨。

在工作团的指导下，村党支部成立了寺河村农民救国会。李生元和李德茂同志身先士卒，挨家挨户地做工作，仅仅几天就把全村一百多户贫苦农民都发展成了会员。有了大多数贫苦农民的支持，村党支部的工作做起来就更加坚定。经过支部会议研究，决定打开社首粮仓（时称“义仓”），救困济贫。于是寺河村一场轰轰烈烈的放粮斗争开始了。

他们首先以农救会的名义要求开仓放粮，社首地主们不同意，还恶语伤人，恐吓并纠集一些地痞流氓阻扰威胁。一天深夜，一名农救会员参加放粮工作会议后回家，走至一拐弯处被一块飞来的半头砖砸伤脑袋，鲜血直流，险些丧命。还有一位农救会员的小孩被扔进了茅坑，淹没致死。村里还接连出现了一些放火、毁青等案件。

在万般无奈之下，村党支部和农救会发动起全村几百名农救会员和贫苦农民，召开大会，声讨罪恶社首的无耻行径，他们义愤填膺，手举锄头、铁锹和棍棒，高呼着口号，一起拥向大庙，他们用石头和大梁撞开庙门，打倒看粮的打手，冲击庙内，李生元当下命令“开仓放粮！救济百姓！”，地主社首吓得慌忙逃走。

随后村党支部组织人员，登记造册，按贫苦农民的人口数分配到户。领到粮食的老百姓都说党支部和农救会是救命恩人。此次放粮斗争夺回粮食数百余担（每担150斤），不但救济了村里的贫苦农民，还有力地支援了晋北县抗日武装的春耕生产。

覆灭红枪会

放粮斗争取得胜利后，寺河村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不断高涨起来。李末屯、李双牛等社首地主怕寺河“变天”，于是他们勾结东沟据点日本鬼子和大汉奸郭永福（郭永福是周村镇杨窊村人，在地主李末屯家管放羊，后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解放后，郭及其四个汉奸儿子被政府处决。），在村大庙成立“红枪会”地方组织，“红枪会”的头目是地主李双牛，会员主要是地主富农的子弟和一些周边的地痞流氓。（当时寺河村共有3户地主、7户富农。）有了日本汉奸撑腰，“红枪会”不可一世，又开始欺压老百姓。

面对“红枪会”的地主武装，李生元和党支部成员也不干示弱，迅速成立了寺河村抗日保卫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村里贫下中农子弟踊跃参加，人数大大超过了“红枪会”，李士旺任队长，队部设在南庙。李生元和村干部召集村里的铁匠和木匠迅速行动起来，架起炉火，打造了红樱枪和一些武器，自卫队成员每人配发了一支红樱枪。自卫队成立以后，纪律严明，组织严密，深受群众拥护。

地主头目李双牛带着红枪会的人马，经常以训练为名在南庙周围活动，公开挑畔。有一次，他们乘李生元离村外出之机，竟然持枪闯进南庙，李双牛大声训斥说：“自卫队是非法组织，立即解散，如果不解散，红枪会就要强行解散！”

“我们是合法组织，是抗日组织，不能解散！”李士旺和几名留守队员与李双牛进行了激烈地争辩。在争辩过程中，李双牛突然从腰间拨出手枪，命令手下打手强行绑捆了几名自卫队员，然后拖到了大庙。

“红枪会绑人啦！”村里百姓知道后，跑到街上大喊起来。

这时村里像炸了锅似的，自卫队员拿着武器一起拥到街上，李生元同志听说后也即时赶了回来，他和李德茂同志迅速召集起自卫队，浩浩荡荡奔向大庙，李双牛听说李生元带着几百人马来了，来不及对捆绑的自卫队员下毒手，就一溜烟跑了。

面对寺河村严峻的斗争形势，李生元、李德茂、张生地等人当天晚上就组织党员干部，在李德茂家召开了党支部扩大会议，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并达成一致共识，要战胜“红枪会”，单靠自身力量是不行的，还必须有驻扎在半坡村的区大队帮助。于是自卫队迅速与区大队取得联系，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

三天后，区大队来到寺河先把李双牛抓了起来，李生元带着自卫队冲进大庙，砸毁他们的办公场所，勒令“红枪会”全部人员交出武器，并把他们彻底解散。“红枪会”地主武装就是这样被捣毁的。

李生元誓死保卫党组织

1940年初，日本鬼子正式占领了晋城。

寺河村虽然偏僻，但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它位于洞阳山脚，正对晋阳路，地处沁水、阳城、晋城三县的交汇之处，左挨日军东沟据点，右接日军周村据点，全村共有大小7块（7个自然村）组成，陡坡沟凹，河水横村，树木茂盛，杂草丛生，进可袭扰日军左右两个据点，退有洞阳山可走，村里复杂的地形地貌和人居环境是最好的藏身之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寺河人坚强的抗日斗志，使寺河村成为了抗日的最前沿。

寺河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破坏交通，伏击日军，割电线，贴传单，反奸除恶，清算村里地主社首帐目，有力的支持了八路军和区大队的抗战工作。

消灭寺河村党支部和捉拿支部书记李生元成为鬼子、汉奸和社首地主的一块心病，而几次捉拿都未得手，原因就是寺河村有一张巨大的群众信息网，鬼子还未进村，李生元便能获信脱身。

1940年4月间的一天，以李小屯为首的社首地主，暗地勾结汉奸郭永福，以“请客”为名把李生元和李德茂的儿妻赵小密（二人被抓的史实见李建林回忆录）骗出村外，当行至和村岭时，突然从地塄后窜出一堆人，将他们按倒在地，捆绑之后送到了当时的维持会驻地东沟镇铺岭村（也称二十里铺村，现属川底乡管辖）。

在铺岭村，汉奸郭永福和鬼子审讯了李生元，一个日本军官结结巴巴地向李生元吼道：“你是共产党？”

“我是共产党！”李生元不加思索地回答。

“村里还有谁是共产党？统统的快说！”

“不知道！”

“不知道？死啦死啦的！”，说着，那个鬼子举起了钢刀。

这时郭永福假惺惺地拉住那鬼子，装做好人的样子说：“老李，只要说出来，马上放人。”

“瞎了你的狗眼！”李生元怒目圆睁地骂到。

鬼子看到李生元不说，于是命令打手对他进行严刑拷打，百般折磨，结果还是什么也没有得到，与此同时对怀有身孕的赵小密也进行摧残。

第二天，村里群众知道了此事，几百人一起拥到地主社首家里，向他们讨要李生元，在广大群众巨大的威慑下，32户地主富农及反动分子答应前去铺岭村保释李生元，而且还与村里一百多户百姓签了一份保释合同（这就是抗战时期寺河村“32户打合同”的故事）。

以李末屯和李小屯为首的几个社首地主到铺岭村后，并没有保释李生元，而是让鬼子汉奸更加严厉地审讯李生元。

又一轮酷刑开始了，鬼子先用压杆压，灌辣椒水，后用烧红的火柱烫等百般刑罚折磨李生元，但李生元未吐一字，大骂鬼子汉奸的残无人道。鬼子看到李生元并没有被吓倒，就命令手下打手，用刺刀挑开李生元的锁骨，把铁丝串过去后握成圈，再用绳子吊到房梁上，打手们用棍棒、皮鞭、绳索打得李生元几次昏过去，又用冷水泼过来，但还是一无所获，气急败坏的鬼子哇哇叫道：“良心的坏了，死啦死啦地！”

当天晚上，李生元被日本鬼子大卸八块后喂了狼狗，尸骨扔弃在野外，无人敢前去收尸。

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为保卫寺河村党组织，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只有30来岁。

苇町岭伏击战

李生元同志牺牲后，寺河村的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并没有被吓倒，副支书李德茂同志开始主持寺河村党的抗日工作。

为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寺河村党组织派李建林同志（李德茂之子，后任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随军南下。）到大阳镇城皇庙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又派人到大南村和柳树底村与闫一洪、王维庄同志取得联系。他们根据上级指示，抗日斗争由地上转入了地下，暴露身份的几名同志躲进洞阳山的一个山洞里，一边学习，一边斗争。未暴露身份的同志则以秧歌会和说评书的形式在村里继续坚持斗争。

1942年，寺河村的抗日斗争又步入了新的阶段。9月间的一天，寺河党支部书记李德茂同志接到半坡村区大队的通知，要寺河村自卫队三天后配合三八六旅老二团打一次伏击战。自卫队的同志听到要打仗，个个摩拳擦掌，喜出望外，恨不得把全身憋的劲一下子释放出来。李德茂同志召集党支部和自卫队的同志，做了精心研究布署，并亲自陪着老二团的战士前去勘查了地形。

黎明时分，十辆日军军车沿着晋阳公路由阳城开往晋城方向，当行进到苇町村（属周村镇）至下小河村（属川底乡）的V字形窄陡坡路段（简称苇町岭）的伏击圈时，只听一声令下，埋伏在公路两侧的老二团战士和寺河村自卫队一起开火，先用重机枪把首尾两辆军车轮胎打破，进不能，退不得，敌人一下子变成了瓮中鳖，手枪、步枪、土枪、手榴弹，打得鬼子晕头转向，哇哇直叫，有的在车里还没清醒过来就被击毙，有的跳出车外后迷失方向，吓得围着汽车团团转，有一个日本兵想跑回二十里铺报信，刚跑到圪桃水库边，就被寺河自卫队的一名“飞毛腿”战士追上，一刀结果了性命。

此次伏击战，仅仅用了二十分钟就结束了，共伏击烧毁军车十辆，除活捉三个受伤鬼子外，其余全部被歼，缴获了各种枪枝弹药和军用物质。当地前来帮助打扫战场的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日军两屠寺河村

伏击日军军车以后，当年冬天又枪决了汉奸伪区长李国斌，并不断袭扰东沟、周村两个据点的鬼子。为了消灭寺河的抗日武装，从1943年6月至1944年，鬼子两次进入寺河村，进行大肆搜捕，并制造了血的惨案。

1943年6月的一个雨夜，李德茂同志组织人员在村里的一个地窑里召开会议，由于汉奸王锁魁告密，会议刚开始，就得到敌人前来扫荡的消息，李德茂同志立即暂停会议，组织群众转移。

李德茂同志主持工作以后，由于工作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误将混入抗日队伍的村民王锁魁发展为党员，王锁魁当时不但是李德茂同志的秘书，同时还担任着寺河村村长。所以王对此次会议了如指掌。

鬼子带着警备队和维持会大队人马进入村后，开始四处搜查，未来得及逃离的80多名群众被赶到了村东北大庙前的“五亩山地”里。

敌人让老百姓交出村里共产党员和自卫队员，无论他们怎样威逼吓唬，都无一人答话，敌人就不断从人群中揪出妇女、小孩和老人进行毒打，村民樊福田和几名后生实在忍无可忍，樊福田怒声吼到：“这里没有共产党和自卫队！你们想干啥就冲我来！”恼羞成怒的鬼子看到得不到什么结果，举起机枪打出一梭子弹，五位村民倒下了，他们是：甄来群、甄随牛、甄甲库、樊福田、王随群。

此时，前来营救群众的区大队和自卫队，在洞阳上听到了机枪声，知道情况不好，他们赶紧用一门“60炮”向鬼子打了一炮，随后一边开枪一边从山上冲下来，鬼子们乱作一团，顺着焦沟一溜烟跑了。这就是寺河“机枪点名”的故事。

为了阻止对地主恶霸减租减息斗争，一网打尽寺河村的抗日武装，东沟据点的敌人和本村地主恶霸又密谋一个屠杀计划——“油馍计”，具体实施者是汉奸村长王锁魁。王锁魁指使地主李双牛，把秘信和17个人的名单塞在拾粪叉里送到了东沟据点。

1943年阴历七月初二，王锁魁自己拿出20斤白面以“开会吃油馍”为名，把村里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16人召集到村北一个窑洞（区委书记李福土因病未去），正当大家边吃油馍边谈工作时，鬼子汉奸带着大队人马悄悄包围了院子，李德茂和几名村干试图突围，但因寡不敌众，除张生地的儿子张小旦钻在窑洞侥幸脱身外，会场其他15人全部被抓。区委书记李福土当夜在家中养病，他的伯父李保全用酒馒头把看门的狗弄醉，领着鬼子包围李福土同志的院子，李听到院外响声，顺手拿了一颗手榴弹，光着身子跑到院里，他隔着院墙先将手榴弹仍了出去，乘着一阵浓烟，健步翻墙出去，但鬼子人多势众，李福土也被捕了。

当夜被抓的16人，除李锁贵行至和村岭逃跑外，其余15人押往东沟镇据点，叛徒王锁魁、李士义次日从据点放回。为迷惑抗日武装和村民百姓，樊盘昌、田来土两人也以保释名义放回，其余11人被鬼子在东沟镇浴南口枪杀。七月初三这天临刑时，十一位革命同志拖着刑具齐声高呼：“打倒日本狗汉奸！”“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尤其是李德茂、张生地、李福土等人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大无畏气概。远观群众看到此景潸然泪下，泣不成声。

从1945年晋城解放开始，寺河人把七月初三这天定为烈士纪念日，并以“赶会”形式留传至今。

惩霸除奸

鬼子两屠寺河村，使该村党组织再一次遭到了严重破坏。为了尽快恢复党的抗日工作，区委从邻村和村选派了一名共产党员李凤亭（又名李正标）同志来到寺河村主持工作。

由于复杂的斗争形势，李凤亭同志到寺河后，担任了该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抗日村长。他很快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重新领导起寺河的抗日斗争。村里的地主恶霸和汉奸个个心怀鬼胎，觉得情况不妙，于是乘着夜色三三两两地逃跑了。

县委对日军在寺河制造的惨案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布署了寺河镇压地主恶霸及反革命分子的具体措施。

区长闫家钰亲自来到寺河村，先和一些地主恶霸的家属进行了“沟通”，巧妙地打入了他们内部，并取得他们信任。不久，逃跑的人又陆陆续续回到村子。

这天晚上，李双牛和回村的地主汉奸们大摆酒席，宴请为他们“开脱”的闫家钰区长，正当他们酒兴时，李建林同志带着区中队悄悄地包围了李双牛的家，李建林同志提着手枪，一个快步冲出屋里，大呵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

此时，一个个喝酒正酣的家伙如梦初醒，乖乖地放下酒杯，耷拉下脑袋，举起了双手。

当天晚上，除汉奸李育敏未来喝酒外，李双牛、李满昌、李保全、李末屯等汉奸全部被逮捕归案。

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声，大汉奸李双牛、李保全结束了各自罪恶的一生。其他地主汉奸也受到不同程度惩罚。这场惩奸除霸斗争，狠刹了敌人威风，鼓舞了寺河群众志气。从此，寺河村的抗日形势不断高涨起来。

1944年7月的一天夜晚，东沟、周村两个据点的鬼子对寺河村又进行了一次扫荡，支书李凤亭同志为掩护群众转移壮烈牺牲，他与即将解放的晋城擦肩而过，年仅33岁。

在抗战中，寺河村有32名英烈倒在了日本鬼子的枪口下，他们顽强的斗争和感人的事迹，使寺河村成为当地一个远近闻名的“抗日村”。他们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