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十二月事变骤起  张健民勇斗阎顽

经过一年多的奋力开辟，大宁村的地下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张仲荃、郭维邦抓住一切时机，对有反抗意识、和土豪劣绅势不两立的贫苦农民进行教育引导，当这些人有了一定的阶级觉悟，对共产党有了一定认识，就把他们介绍吸收入党，这样，就使党员数量猛增到八十余人。工农青妇等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也得到蓬勃开展，一大批能干人才脱颖而出。在农民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张仲荃被县委任命为五区分委书记，仍兼管村里党的工作。群众武装斗争更是引人注目，成绩斐然。栗顺兴指挥着自卫队，打跑了无恶不作的土匪，参加了町店大战，又率领游击小组喋血骆驼场，赢得了“爱国志士”的称号，接着又组建起特二连，被村人引以自豪。这一切的一切，使人们非常乐观。

但是，善良的人们并不知道，在如火如荼的形势下，却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山西的阎锡山在日军劝降和蒋介石拉拢下急他把山西当成他的私家地盘，把自己当成山西的土皇帝，不容他人染指，对日本人、蒋介石和共产党都防着一手。他以“拥蒋反蒋，联共防共，抗日和日”为生存策略，在日本人、蒋介石、共产党之间大搞政治投机，他把这叫做“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抗战初期，在薄一波等共产党人的劝说和推动下，阎锡山尚能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临汾失陷后，阎锡山集团一片混乱，中国共产党则在敌后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山西燃起了熊熊的救亡之火。牺盟会、决死队、工卫旅迅速发展壮大，许多独立的抗日游击队纷纷建立，各县及区村都组织了人民武装自卫队。牺盟会渗透到各级政权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权中的主导力量。这引起了阎锡山顽固势力的恐慌和仇视。三九年三月，阎锡山召开“秋林会议”，贯彻国民党反共方针。“秋林会议”后，阎锡山把山西划为四个游击区，特设四个省政府行署， 四个集团军司令分任行署主任，晋东南为其第三行署，驻阳城，主任为第八集团军司令孙楚。孙楚到阳城后，组织成立了“联合视察团”，依靠“突击队”、“敌工团”、“精建会”等反动组织，并依靠阎军独立第八旅、国民党十四军、九十三军进行反共摩擦活动，迫害共产党员和牺盟会干部，以种种借口刁难县抗日政府，唆使土豪劣绅抗捐抗粮，破坏合理负担政策，摩擦斗争步步升级。

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阎锡山紧步其后，加紧实施反共步骤。十一月底，阎锡山安排在晋东南的代理人孙楚在阳城岩山秘密召开了第三、第五两专署蒋阎两系县级以上党政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各县以国民党书记长为主要负责人，协同当地蒋阎驻军及地方势力，统一于十二月一日开始，对共产党、牺盟会采取行动，以一举摧垮牺盟会和抗日政权。会后，国民党阳城党部书记长孟光恒召集县党部全体人员、三青团骨干、中央军代表、敌工团、精建会一百余人举行秘密会议，具体部署反共事变，决定采取一级对一级的办法，即县打县，区打区，村打村，逐级摧毁牺盟会和区村抗日政权。

正是在获知之这一消息后，为避免统一战线的破裂，保存革命力量，党的领导机关和八路军、牺盟会才果断决定撤出包括阳城在内的太岳南部地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南大退军”。

这时，整个阳城大地已是风紧云暗，形势异常严峻。随着栗顺兴等骨干秘密撤离，大宁村里一度沉寂的反动地富又嚣张起来。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马上就要改朝换代了。”甚至有人叫嚣阎军一到，要杀光那些敢和他们作对的穷鬼。张仲荃他们从蛛丝马迹中，已嗅出即将生变。以他们有限的认识和眼光，当然弄不清为什么昨天还是好好的一家人，转眼间就要刀兵相向，同室操戈，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局面。到这时候，他们想起了张健民。因为是张健民培养他们入党，把他们引向革命道路。张健民在他们眼中，已是党的化身，智慧的化身，好像什么事情他都有办法来对付。于是，他们或派人或亲自到县城找张健民讨主意。但此时孙楚已在全城戒严，国民党八十三师派兵在各城门站岗，在县城交通要道设卡，盘查过往行人，凡可疑者不是不予放行，就是就地逮捕，他们几次入城，均被阻止。

十二月四日，以阳城《新生报》被砸为标志，阳城事变发生。十二月八日，国民党三十三军团地方工作队，十师，八十三师，八十五师与孙楚指挥的国民党、三青团地方顽固势力向各区村牺盟会和抗日政权全面进行武装袭击。县、区、村敌工团等反动组织全面出动，大肆抓捕、殴打、暗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原五区区长、张健民的入党介绍人王永盛因回家探亲，被村中顽固派发现扭送阎军，不久被杀。大宁村阎特阎春杰，原公道团长何象福等反动分子乘机与顽固势力的进攻遥相呼应，蒙蔽不明真相群众，在村里游行呼喊反共反牺盟的口号，并对郭维邦等进行围攻。

面对黑云压城，面对血雨腥风，大宁村党员出现了分化。有的动摇消沉，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有的叛变变节，自动向村里反动势力靠拢。八十多名党员一时风流云散，支部工作陷入瘫痪，只剩张仲荃等二十余名中坚力量苦撑局面。这时，张仲荃已从各种渠道得知，县政府于十二月九日遭到了国民党八十三师补充团的围攻。他深为张健民的安危担忧，口里不停的念叨：“四弟，你在哪里？你快回来吧，我们太需要你了！”

此时，张健民已身陷囹圄，被关押在八十三师补充团三营的临时监所里。

张健民于三八年八月由五区调任一区分委书记，三九年二月,出任县牺盟会组织部长，三九年八月任县政府第一科民政科长，主理民政财粮。他作风干练，处事果断，更有不畏强暴的硬挺风骨。国民党中央军和阎系顽固势力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一些反动地富在中央军顽军支持下，公开破坏合理负担的推行，常常抗交粮款并到政府闹事。接到群众举报请愿，张健民亲自出面，将煽动富户抗交粮款的次营编村村长上官云、董封编村村长王庆三予以撤职。将当面顽抗的尹家沟富农兼矿主卫建都予以惩处法办，震惊了其它不法地富，使合理负担政策得到推行。

当时，国民党中央在阳城驻扎重兵，仅县城就驻有国民党三个军。我军只有唐支队。直接负责按待驻军的张健民，面对此来彼往的各路军队，为筹措军需粮草和物资供应忙得不亦乐乎。但他对于谁在搞抗日，谁在搞摩擦，谁在忙正事，谁在枉吃饭，均心知肚明。因此，他利用手中的便利条件，首先保证八路军的粮草供应，尔后再兼顾其它。国民党八十三师副官张笑吾，每次到县政府拨粮，总是手中提着皮夹，故意将携带的法币露出来，显示自己财大气粗，并蛮横无理强逼张健民超拔粮食。张健民敷衍说：“粮款有规定，定多少只能给你多少，多了我作不了主”，使其失望而返。一次，张笑吾又到县府超拨粮食，并使出其兵痞无赖手段，蛮横无理地质问：“你们政府对驻军待遇不公，八路军可以赊购粮食，我们中央军现款求购为什么反受限制？”张健民据理力争：“凡抗日军队驻县境者，政府均予以代购军需粮食，而且一视同仁，并无厚此薄彼之意。至于现价、暂欠之别，全国各系部队军饷来源有别，根子在国民政府对不同派别部队的军饷采取不同待遇，地方政府岂能代之受过？”言外之意是指国民党政府对于八路军的军饷粮草不予保障供给。张笑吾拍案使蛮说：“你们政府办事不公，八路军不付现款，反能购到粮，我们现钱交易为什么不给？”张健民抓住他的话中的漏洞指斥道：“什么你们我们？你们是谁？我们又是谁？简直是胡说八道。国难当头，抗日一家。你不遵守蒋委员长训令，竟敢破坏国共合作，如此下去，还有什么团结抗日而言？”张笑吾说：“当兵在外，又没背锅带地，从来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你不给我们粮食，部队怎么维持？”张健民针锋相对地说：“地是人种，粮靠地收。你们中央军这么多，我们只能保证你们必要的供给。你们要购过头粮，老百姓怎么受得了？你想过老百姓的死活没有？”张笑吾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进入十二月，城乡反共事件频繁发生。张健民为此焦虑不安。九日凌晨，他同县政府科书白尔玉刚刚送走牺盟长治中心区秘书王兴让，突然看到八十三师补充团三营刘副官带领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闯入。白尔玉见状，急忙从公安局侧门走脱，避入设在开福寺的唐支队司令部。刘副官从县府大院尾追白尔玉到公安局失去目标，便将刚到任不久的公安局长赵养峰捆起来，然后又押着赵养锋回县府寻找抓捕白尔玉。赵养锋于路出言抗辩，张健民听到争辩声，从办公室走出，训斥刘副官说：“县府乃办公重地，你们为什么荷带枪支，到此逞凶抓人？”刘副官因抓不到白尔玉，又受张健民训斥，顿时恼羞成怒，喝令士兵放开赵养锋，将张健民五花大绑，押至街上，悬吊于县政府与公安局相间的“十凤齐鸣”牌坊上毒打问罪。

刘副官目露凶光地问：“你是牺盟会员吗？”

张健民斩钉截铁的回答：“是的。我胸前佩戴着牺盟会证章，你们看不见？”

刘副官一巴掌甩过去，打得张健民满脸是血。打完又逼问：“你可知罪？”

张健民理直气壮地说：“我有何罪？难道牺盟会抗日救国有罪？我看不抗日，专搞分裂的混蛋才有罪！”

刘副官气急败坏，一拳头把张健民打得甩到大街上，其它士兵一拥而上，拳脚交加，将张健民打得遍体鳞伤。

穷凶极恶的刘副官又令士兵把张健民重新吊起，进行拷问毒打，长达两个多小时。张健民浑身疼痛难忍，几至昏厥，但他宁死不屈，不管敌人如何拷打，始终不开口求饶。

刘副官看张健民不肯就范，令士兵将他押到西关土地庙对面的杨家巷特务连连部禁押起来。

五天之后，一个自称八十三师补充团三营营长陈寰瞻的人，来到关押张健民的堆满灰渣的小屋，一进门就拱手说：“张科长，委屈你了。兄弟近日到军部开会，回来方知刘副官这小子把你抓来关在这里，团长让我来放你出去，请你原谅。”张健民问：“营长先生驾临，谨请告我所犯何罪？”陈寰瞻说：“都是刘副官那小子搞的鬼，我一定禀告上峰按军法查处。”说完命两名士兵将张健民解交县政府传达室。

此时，县政府已被八十三师政训处主任李英樵率两个武装连夺权，李英樵随即被孙楚任命为县长。张健民回到县府后，当即被新任秘书吴砚农带到李英樵面前。

李英樵一见张健民，满脸堆笑迎上来和张健民握手，张健民没理睬，他尴尬地缩回手说：“张科长请坐，你受委屈了。”

张健民不客气的斥问：“你们对我捆绑吊打，又整整关我五天五夜，至今未经审问，究竟本人犯下何罪，请不吝赐教。”

李英樵假惺惺的道歉说：“误会，误会，这完全是误会。”

张健民气愤的说：“什么误会？光天化日之下，你的部下把我吊在当街整整毒打两个多小时，又关押刑讯我几天，难道你不知道吗？”

李英樵忙命人把遍体鳞伤的张健民扶到椅子上坐下，故装糊涂说：“兄弟昨夜刚从上峰回来，确实不知，这都是刘副官那小子搞的，鄙人一定严惩他”。说着又指着身边的八十三师军法处法官说：“这不是，我们军法处的法官在此，一定会依法办理的。”这名法官也装摸作样的点点头。

李英樵怕张健民再说出什么责问的话来，赶忙转移话题，指着桌子上的委任状说：“兄弟昨天回来，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行署的委任状，让我当这个县的县长。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只得从命，我希望你们几位科长都不变动，你还是科长。现在要紧的是把县印交出来好办公。”

李英樵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原来，十二月九日，孙楚指使八十三师补充团进攻阳城抗日县政府时，县牺盟特派员魏永生立即派两名公安警士将县府印信送往中庄，交给县长陈发贵。李英樵武装夺取县府后，手中无有印信，无法行使公文，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迫不得己，他才把在他暗中指使下毒打关押的张健民请回县府，一方面想通过张健民找回县印，一方面欲拉拢张健民为他所用。

张健民一眼就看穿了李英樵的用心，他淡淡的回绝说：“县印何在本人确实不知，局面乱成这样就更加无从寻找。至于让我留任科长嘛，我看也无必要。李先生既是奉命主持县政，自有贤能相助。本人年轻识浅，除一腔抗日报国热情别无他长。况我这几天遭乱兵悬首吊打，当街示众，又被拘禁押闭，以致冻饿成病，恕难奉陪。”

李英樵说：“你不要再谦让了，我早就听说你才华出众，办事干练，兄弟我就认准了你。你现在先别忙着推辞，回去好好想一想，去留与否，过几天再告诉我。为了保护你的安全，免受那些大兵骚扰，从今天起，专门派人为你站岗，你就放心睡大觉吧。”李英樵的鬼主意是即使对张健民拉拢不成，也绝对不能放了他，而是把他软禁起来。

张健民暗暗在寻找脱逃的机会。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县党部、精建会等反共顽固派在南大河组织举行“欢迎李县长莅新”和“要求政府惩办牺盟首要分子”大会。县府多数人前去开会，张健民感到这是摆脱敌人魔掌的大好时机。正好县府一位传达前来告诉健民：“你的同学刘慕云从秋林来看你。他以为你去开会，留话说让你到西门里白家找他。” 健民心里一阵窃喜。他向门外一看，巷口站着两道岗哨。他强自镇定自己的情绪，装作在院内闲走散步，慢慢踱到岗哨前。士兵们都知道健民是被县长请回县府的科长，并未对他非难阻拦，还向他行持枪礼，健民按着狂跳的心，沉着地还了个举手礼，安然步出政府大院。等他走到北城墙一个缺口处时，四下看看无人注意，就纵身一跃，跳下城墙，沿着城后胡同跑出城外，朝着他的家乡芦苇河方向疾奔而去。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