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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小山村国共博弈  张仲荃力挽危局
2016-05-30 22:00来源:晋城党史网作者:吴军雄浏览数:47 

当张健民、张旭东叔侄在漫天大雪中奔波找党时,在村中坚持工作的张仲荃等党员骨干,也在与阎顽势力进行着顽强抗争。隆冬季节,寒冷的天气浸人肺腑,透人骨髓。但是,空气中弥漫的阴森乖戾气氛却比寒冷的天气更加萧杀逼人。自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后,整个山西已是一片白色恐怖。阳城作为晋豫区所在地,更是阎顽反动势力着力破坏和摧毁的重点地区。国共两党的殊死搏斗,也同样反映到大宁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里,并且开展得异常激烈。李英樵担任阳城县长后,对县、区、村政权进行了全面改组,凡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在政权中的职务均被撤换,代之以坚决反共的阎顽分子、流氓、恶霸和土劣人物充任。大宁村的“土霸”刘润被委以五区工会干事,“瞪眼富农”王春生被委以五区农会干事。此二人同时还兼着村里的工会工作。原公道团长兼反共自卫团和铁血暗杀团团长的何象福,取代郭维邦,担任了村长。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一贯温文尔雅、满口诗书礼仪的王璧先生,立场也急剧发生变化。他指使一些人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蛊惑人心,他自己则利用群众大会等各种场合,为蒋介石、阎锡山歌功颂德,大肆诋毁共产党、八路军和牺盟会。王璧还亲自起草《告同胞书》,要求村民与共产党划清界限,站到蒋委员长、阎长官一边,并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相威胁。王璧虽然青年时代同情过革命,中年时代遭到过土匪洗劫,家中七人被土匪放火烧死,其事可怜,其情可哀。他本人在共产党人张健民的鼎立帮助下,方才幸免于难,因而对共产党曾心存感激。但是,作为国民党员,王璧在骨子里并不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在村里发动的减租减息,也曾波及到王璧的利益。这使他在心灵深处对共产党也产生了怨恨之心。所以,当反共风潮到来时,王璧也就头脑发昏,把持不住自己,站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

面对村里反动势力的猖獗,张仲荃宁折不弯的血性脾气又上来了。十二月事变前,为反对国民党反动顽固分子的分裂倒退行为,他根据上级指示,多次组织群众到县里请愿示威。后来,又力主将阎春杰、刘守伦、方小七等几个活动猖狂的反动分子抓了起来,开大会进行斗争,使阎顽势力在强力限制下不得不有所收敛。现在,我党我军为团结抗日,忍痛暂时撤出了阳城,这些昔日被整治得规规矩矩的坏蛋们就以为天下是他们的了,一个个粉墨登场,犹如群魔乱舞,把村里搞得乌烟瘴气。看到这些,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开初一段时间,他由于对大局不甚明了,思想上还有些迷茫和消沉。自张健民回村和他谈话后,他的心里亮堂了,他明确认识到,村里发生的这一切,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是非,而是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阶级大搏斗,是分裂与反分裂、倒退与反倒退、投降与反投降的政治较量。在这样一个重大关头,自己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勇敢地投身到这场斗争中,像战士一样义无反顾的去战斗,去抗争,去高扬共产党的旗帜和革命的真理,而不能有丝毫的胆怯和畏惧心理。否则,就会使群众失去主心骨,使顽固势力的阴谋得逞。

那么,如何在村里有效地组织群众开展斗争呢?这位农民革命家彻夜难眠,苦苦思考着对策。

张仲荃虽然性格粗豪,但绝对不是草莽英雄。自打党支部建立一年多来,他在四弟张健民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在与封建反动势力面对面的交锋对垒中,已经有了很大长进,遇事懂得了动脑子,想办法,而不再像拼命三郎那样,只知道赤臂上阵,猛打猛冲。

张仲荃认为,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不丢失阵地,打掉反革命顽固势力的疯狂气焰,光靠哪一个人不行,靠少数人也不行。必须把党员和群众发动起来,抱成团和敌人干。否则,自己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无济于事。

这时,张仲荃想起了一个人:郭维邦。郭维邦是大宁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民选村长,是大宁村建党后的第一任支部书记,在村里有威信,有影响。虽然他仅仅当了一年多的村长,就被村中土劣所篡夺,但是,他任职期间,为贫苦村民办了许多实在的事情,深得村民称赞。他也决不会甘心就此被撵下台,一定还在寻找机会。要把大宁村的局面扳回来。这是一个必须借重的关键人物,只要自己和郭维邦心气相通,拧成一股劲,发动党员和群众就容易得多。

这天,郭维邦正在自己小院的牲口棚里拌草料喂驴,忽觉身后有人。他蓦然回头一看,来人是张仲荃。郭维邦连忙上前拉着张仲荃的手说:“老张,你稀罕呀,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寒门陋舍来?”

张仲荃说:“维邦兄好自在啊,真成了世外之人啦?外面已经快把天闹翻了,你却躲在这里逍遥自在的调弄牲口。”

郭维邦叹口气说:“我不干这个,又能干什么呢。眼下这情势,已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我现在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啊。”

张仲荃说:“这不像你郭维邦的一贯作为吧?在我的印象里,你也是个血性汉子,怎么才遇到个小阴沟,你就不愿再往前跨了?难道你忍心看着咱翻船落水而撒手不管吗?”

郭维邦说:“你老张不要说我,你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段时间风声很紧,你不也躲着不见面吗?”

张仲荃说:“谁说我躲着不见面?你知道我暗地做了多少工作?我才不像你,平时调门唱得挺高,关键时刻却成了缩头乌龟。”

张仲荃这话够重的了,郭维邦却并不生气,反而笑嘻嘻的说:“我就愿意当缩头乌龟,乌龟能活一千年。”

张仲荃没有听出郭维邦是在和他调侃。他气呼呼的说:“老郭,算我看错了人。我今天真不该来。你这个样子,太让我寒心。我四弟怎么看走了眼,让你当了共产党员?现在村里乱成了一锅粥,我本来想和你商量一下,怎么样把局面扳过来,让共产党的红旗不要倒下去。你倒好,刚有风吹草动就成了糊不上墙的臭狗屎。那好,你就在家好好喂你的小毛驴吧,我另找别人商量。我就不相信,离了张屠夫,还要吃混毛猪不成?”

说着这些话,张仲荃把脸一扭,拔腿向门外走去。

刚迈了几步,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大喝:“你给我站住。”

张仲荃回头一看,只见郭维邦黑虎着脸说:“老张,你不要把人太小看了。你以为我郭维邦真是贪生怕死之徒吗?告诉你吧,我郭维邦打入党那天起,从头到尾就是血淋淋的共产党人。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是英雄,我也同样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就是现在让我为党去死,我照样连眉都不皱一下。”

张仲荃有些困惑了,他迟疑地问道:“老郭,刚才你不是死活不听我的话吗?现在这是怎么了?”

郭维邦笑了,用手一指张仲荃额头:“刚才我觉得你是在试探我。说实话,我对你也有些不放心,才故意那样对待你的。直至你要转身离去时,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仍然是我可以信任的好兄弟。所以,我不忍心就这样让你走了。”

张仲荃这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用拳头捣了一下郭维邦说:“你这家伙,竟敢捉弄我。”

郭维邦说:“彼此彼此。不过,刚才那个嘴官司也不白打,说明咱们的心都还是红的。咱们就谁也别试探谁了,进屋去,咱哥俩敞开心胸谈一谈。”

张仲荃随郭维邦进到屋里,郭维邦用大海碗倒了一碗水,递给张仲荃。张仲荃接过碗坐到炕沿上,边喝边问道:“老郭,现在反动势力十分嚣张,村政大权又被土豪劣绅篡夺,咱们这边的力量也出现了分化。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郭维邦说:“这一段我虽然不大公开抛头露面,可是对村里的事情丝毫也不敢含糊,每天都在睁着眼睛看,支着耳朵听,晚上做着梦也在想。”

张仲荃说:“我也和你一样,这段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

郭维邦说:“通过这一段的琢磨,我认为,当前这种局面,确实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党员和群众中,出现了思想上的混乱。有的认为,现在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县、区、村政权完全被他们控制,党员和骨干被抓的抓,杀的杀,更有许多人外出避祸,远走高飞。看起来,共产党确实斗不过国民党,不如随波逐流算了。还有的说,看到敌人那么猖狂,干脆和他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拼了算了,省得再受王八乌龟们的气。这说明,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把大家的情绪引导好,增强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张仲荃说:“咱们想到一起了。现在时局险恶,反动派嚣张,许多群众不敢说话,连我们的一些党员同志的情绪也低沉起来。我们作为村里党的负责人,决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郭维邦说:“刚才我所讲的那些现象,说轻了,是对革命悲观失望,说重了,是胆小鬼,软骨头。俗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贞。现在正是考验我们的节骨眼。在革命需要我们站出来,带领群众与黑暗势力坚决斗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胆量,不敢站出来,是一种消极的表现。在革命处于不利的时候,我们不顾敌人力量的强大,非要去拼命,是一种盲动的表现。这两种思想都是要不得的。”

张仲荃说:“过去,有上级在,有四弟在,我们凡事不需要操心,只要照着他们说的办就行了。可是现在上级撤了,四弟走了,村里的事就要靠咱哥俩共同商量着来办。我的意见是,咱们既不能消极等待,也不能盲目拼杀,而要专对着敌人的软肋下手。那么,敌人的软肋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在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上。他们过分迷信武力和权力,以为有了枪杆子,霸占了政权,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恰恰和共产党对待老百姓的态度相反。共产党历来讲究依靠群众,把群众当作自己的亲人,从不欺压群众,而是真心实意为群众做事。这样,谁好谁坏,人们看得很清楚。你当村长一年多, 搞二五减租,分半减息,村里哪一个穷苦人家没有得到过实惠?可是,自从阎锡山把那些土豪恶霸重新扶上台,这些好办法都废除了,人们又过起了苦日子,你说老百姓能不恨他们吗?再加上他们每天随便抓人,打人,搞得全村不得安宁,男女老少每天担惊受怕,即使那些人在台上,大家会买他的帐吗?我想不会。只要我们发动串连村里的基本群众,不听他们的谣言和蛊惑,不跟着他们跑,不给他们做事,他们失去了人心,没有了群众基础,能支持几天呢?”

郭维邦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只要我们把群众抓在手里,就等于断了那些坏家伙的底气。”

张仲荃说:“灯不拨不亮,话不说不明。咱们这么一商量,我心里就更有底了。咱们马上开一个支委会,把支委的思想先统一起来,然后,由支委们分头与靠得住的党员谈话,交待任务,再由这些党员秘密到群众中做工作,最后把全村群众团结起来,以软办法和敌人周旋。”

郭维邦说:“行,就这么办。咱们去给群众谈心布置时,一方面要告诉大家咱们的队伍一定会打回来,坚定大家的信心,一方面要让大家对顽固势力进行抵制,不给他们做事。失去了民心,失去了群众,那些坏家伙的戏就唱不下去了。”

张仲荃说:“我们在动员群众和顽固势力斗争时,也要采取一定的策略。目前,村里那些原先就十分反动的地富分子,认为天下是他们的了,表现得十分嚣张。就连王璧这样的人,也反常地站在了我们的对立面。但我认为他们的阵营也不是铁板一块,对他们也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由于王璧在社会上影响大,他的立场变化也可能是一时糊涂所致,所以要对他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式。过几天咱俩分别和他谈一谈,争取让他不要陷得太深。对于刘润、王春生这类人,则要毫不留情,坚决打击,不能让他们在村人中有市场。”

郭维邦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咱们先做大多数人的工作,然后再集中对付那几个跳得高的人,这样,不管外面怎么乱,咱村的局势不会出现失控。”

大多数村民早就对地富劣绅倒行逆施看不惯,只是敢怒不敢言。在党员和支委们的串联下,大家看到有人为自己做主,心又齐了起来。村政权虽然落到了何象福等反动顽固分子手里,但是,却连个村公所书记、村警也没人愿意给他们干。被指派的人不是说家里有事,就是说身体不好,或者说自己只会扛锄头,吃不了那碗清闲饭,气得何象福干瞪眼没办法。何象福心里很清楚,这是张仲荃、郭维邦在背后捣他的鬼。可是,他又不能亲自去干属于书记员、村警的一应琐碎事务。拖了一段时间,何象福不得不放下架子,亲自找到郭维邦说:“老村长,你的风大,号召力强,咱借借你的风,给弄俩人到村公所给咱帮帮忙吧?”郭维邦说:“何老弟,我这村长是过时村长,能帮上你的什么忙?”何象福赶忙奉承说:“村里谁不知道你老哥德高望重?谁敢不听你老哥指派?小弟没有你帮忙,这村长一天也干不下去。还是请老哥给个方便吧。”郭维邦端足了架子后,才答应给物色两个人选。

过了几天,郭维邦在和张仲荃通气后,派琚温当了村公所书记,郭维郁当了村警。这两个都是秘密党员,是党支部乘机安进村公所的两颗钉子。

在党支部的暗中策动下,村民们对复辟上台的顽固掌权人物不理不睬,使得反动势力在村里的活动很难开展,就连张贴标语、布告,也只敢偷偷摸摸地到晚上去贴。一天晚上,已成为区农会干事的“瞪眼富农”王春生在大庙东墙偷偷张贴告同胞书等反动传单,忽觉身后有人,吓得拔腿就跑。来人是张旭东。张旭东将张健民、李德源护送到晋城后,就返回村里。他牢记张健民的吩咐,每天晚上走家串户,给村民们鼓劲打气,让大家坚信共产党不会垮台,八路军不会被消灭。并把县委书记胡晓琴交给他的揭露“十二月事变”真相和郭峪、土岭事变阴谋的宣传品,于深夜张贴到马寨、宜壁、汉上、卧庄等地。他还按照张仲荃的要求,每天晚上提个灯笼四处巡查,看到反动分子张贴的反动传单,他就撕掉。这天晚上,他来到大庙前,用灯笼一照,看见一个黑影,像是王春生,正撅着屁股在贴标语。张旭东拣起一块砖头,照着王春生的黑影砸了过去,王春生尖叫一声,连滚带爬跑回家中,从此夜间不敢出来。

转眼到了次年的阴历二月。按照旧例,每年阴历二月十五,村西佛堂要有一场庙会。张仲荃、郭维邦事先就估计到,会有阎匪军政头子利用庙会进行反动宣传,因为阎军独八旅就驻扎在大宁村一带。于是提前做了精心安排。

果然不出所料,二月十五晚上,担任阎锡山晋绥军副总司令的杨爱源在独八旅头目陪同下,登上戏台演讲,由瞪眼富农王春生主持呐喊。张旭东等党员分散在看戏群众中,暗暗告诉大家,不论台上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跟着呼口号。

杨爱源往台上一站,唾沫四溅,大放厥词。他说:“我今天到这儿来,是要告诉大家,共产党已彻底失败了,牺盟会完蛋了,八路军也溃散了,蒋总统、阎司令长官已完全控制了大局,国共对决谁胜谁负已见分晓。事实已经清楚地说明,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共产党也成不了大气候。只有三民主义才是中国最好的、最正确的主义,只有蒋总统为首的国民政府,才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你们老百姓一定要和共产党划清界限,不要听从共产党的蛊惑,更不要心存幻想,跟着共产党乱跑。谁要乱说乱动,和共产党暗中来往,将会受到国军的严厉制裁。”

扬爱源讲了一通谬论后,向台下众人发问:“共产党不仅共产共妻,而且是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的妖魔鬼怪,大家说是不是呀?”看戏的几百人竟无一人应声。杨爱源拉长声调又问:“中国只有一个领袖,就是蒋委员长;一个政府,就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就是三民主义,是不是呀?”仍然无人回应。杨爱源气得浑身发抖,手指台下责骂道:“你们都哑巴了吗?尽是些蠢猪。”

看着杨爱源尴尬的样子,王春生赶忙呼口号解围。他举起一只胳膊,扯开大嘴,声嘶力竭地喊道:“打倒共产党”,不料,台下只有一人应声。大家一看,是刘润,就都拿眼瞪他。尤其是刘润的外甥琚懋、琚天贵,对这个反动舅舅非常鄙视,低声呵斥道:老顽固, 不许你胡说八道。一看这个阵势,刘润害怕了。当王春生又呼“蒋委员长万岁”时,刘润不敢呼了。他怕自己再应一句,场上的人会撕了他。杨爱源看到这个光景,情知再问下去只会自讨没趣,于是骂骂咧咧下了台,狼狈出门而去。

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事变发生到一九四0年四月这段时间,大宁村党支部有效地争取了群众,极大地限制了反共顽固势力。在顽固分子中,虽然有的很反动,闹腾得也很嚣张,很起劲,但多数是心大胆小,加之得不到群众支持,就显得极端孤立,策划的许多阴谋大多没有得逞。日寇占领阳城后,蒋阎顽军全部退出,许多顽固分子同样过起亡国奴的生活,在这以后就很少再有公开活动。但是,随着大形势、大环境的不断恶化,特别是阳城成为沦陷区后,党的活动不得不完全转入地下。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