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闹土改张驰有致  封建制寿终正寝

民兵们一批接一批的轮番出征，后方的人们也忙得马不停蹄，四脚朝天。抗战胜利了，要办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上级的命令一个接着一个，不是动员青年踊跃参军参战，就是组织民工支援前线。不是组织互助组、变工队，为军烈属和参战民兵、支前民工代耕代种，就是组织妇女们为子弟兵纳鞋垫、做军鞋。不是开展反奸清算，就是进行党、团、青、妇的整顿重建。而在所有的事情中，最大、最突出、最紧迫的，要数土地改革这件事了。

大宁村从三八年建党以后，就注意从土地问题入手，解决农民的温饱和生存问题。当年十月，首任支部书记、民选村长郭维邦，农会主席张仲荃，就组织贫苦农民对地富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迫使村中地富按照抗日政府“二五减租，分半减息”政策，退出了向贫苦农民多收的租息和债息。之后，群众又在支部发动下，不分昼夜到各边村向土地所有者、高利贷者进行说理清算。那夜晚的灯笼火把像长龙一样在一条条山路盘旋蜿蜒，点燃了受苦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十二月事变”后，反动势力复辟，减租减息被迫停止。太岳支队入阳后，大宁村反掉维持，成为抗日根据地，“双减”斗争得以重新开展。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以抗日村公所名义发布公告，限令封建社团一律减租减息，彻底废除了封建社团的一切债权，并按照党的政策，限令地富退租退息，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使无地少地的贫雇农生存状态得以改善。

但是，减租减息相对于土地改革来说，两者并不完全一样，甚至有着根本区别。减租减息仅仅使地富对农民的剥削程度有所减轻，而没有触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则是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即由减租减息变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给农民，彻底废除封建制、半封建制的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

面对这一项前无古人的深刻变革，究竟怎么搞，谁心里也没底。在村人中，对土改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立场。拥有土地较多的人认为，自己的地是上天恩赐的，是祖宗传下的，凭什么要分给穷鬼？也有的说：“抗日时，共产党让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我们都照着办了。现在把日本人打跑了，就要把我们的地分走，这不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吗？”在农民中，有一部分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受苦的命，就是给人扛活的，把东家的地拿过来变成自己的，连想都不敢想。更多人的则认为，既然共产党提出要剥夺所有者，那就应该把所有的地主老财扫地出门，让他们也尝尝无地少地的滋味。

就在这时，一股“雇贫路线”的邪风凶猛刮起。一些地方片面强调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撇开区村党组织，踢开村政权和农会，提出“雇贫坐天下，说啥就是啥，说错也不怕”的口号。还有的地方走得更远，鼓吹什么“雇贫掌刀把，杀错也不怕”。没多久，“雇贫运动”的邪风迅速刮遍各地，许多村子都成立了“贫农团”、“贫雇团”，许多地主被封门，被抄家、被吊打，甚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打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许多中等农民的田地财产也遭到侵犯。

此时，在大宁村主政的，是刘补魁和王兴邦。刘补魁是何象立外调后接任支部书记的，王兴邦则是在郭维民支援开辟新区后接任村长。二人主政的时间都不长，搞这么大的运动，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尤其是面对来势凶猛的雇贫运动，究竟怎么在村里开展土改，心里很吃不准按照不成文的老规矩，每遇大的运动，在外工作的老革命们，尤其是张健民，总要或亲自或派人将上级指示和信息及时传回，以指导村里的工作。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这次运动这么大的声势，却迟迟不见老革命们的动静。

刘补魁他们并不知道，党的领导层内部，在土改问题上，此时也出现了重大分歧。

张健民率阳城支前大军归来后，即参加了在县城玉皇庙召开的以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会议。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大会。参加会议的是全区各地、县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共五百余人。会议主题是：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对敌斗争，挖透一切阶级敌人，重点是地主。会议要求将此作为四七、四八年冬春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会议开得非常严肃。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对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很不理解，又不敢公开表示异议，所以，会议气氛异常紧张。

会前，县委书记李敏唐向张健民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告诉他，阳城是太岳区的首府，也是推行晋绥经验的示范县，作为一个县级领导，不管心里怎么想，一定要保持头脑冷静，在行动上跟上形势的步伐。张健民虽因支援豫西战役长时间不在家，但对于阳城推行晋绥经验、实行极左的雇贫路线的情况却有所耳闻。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很想不通。因此，他没有听从县委书记的忠告，而是按照自己的看法讲心里话。在分组会上，他坦诚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说：“会议要求每个村揪出一户地主，予以清算斗争，直至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我认为这种做法太残忍，不符合党的土改路线和政策，也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

张健民的话很快传进有关领导的耳朵里。因此，当进入大会发言阶段后，一些领导认为阳城干部认识低，思想右，不让阳城先讲，而是让其他的地、县首先发言。这些地、县的同志在发言中，纷纷表示要紧跟形势，坚决拿下一个村杀一个地主的任务。大会发言持续了两天，会议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张健民也越听越不安。他几次举手，强烈要求发言。

第三天上午，在张健民一再请求下，会议允许阳城代表发言，但要求不许超过规定时间。于是，张健民从大会点名让他发言开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边向主席台走，边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他说：“我的发言很可能要犯上。我认为，大会的报告不符合阳城的具体情况，所以很难执行，任务更无法完成。上级的要求也许在晋南合适，但在阳城不合适。晋南是平原地区，拥有三百至五百亩土地的地主可能很多，而在阳城，拥有一百亩土地的地主虽然有，但很少，大部分的地主没有超过五十亩，少的仅有十数亩，所以，我们阳城最大的地主没有人家晋南最小的地主大，这是第一。第二，我们阳城有些地主虽然拥有一定的土地数量，但家中的男人死了，留下孤儿寡母要雇人种地。按地亩划分，我们把这些人的成分划为地主，但他们没有罪恶，难道这些人也该杀？还有，地主死了，他的孩子杀不杀？地主的女儿嫁给了贫农，贫农的女儿嫁给了地主，还有生下的孩子，这些人杀不杀？大人死了，小孩又该怎么办？如果要杀，那杀的就是一大批，而不是一两个。尤其是孩子，他们没有剥削过人，难道也该杀？中央政策是改造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是把他们杀光。第三，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利于我们党的统战政策。有些地主不仅剥削过人，而且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血债累累，确实该杀，但家里的老婆孩子是无辜的，让我去杀，我下不了手。如果把地主家里的人全都杀掉，和他们有各种亲戚关系的人会怎么想？他们对我们共产党又怎么看？”

张健民越说越激动，根本停不下来。主持会议的领导几次打招呼，让他停止发言，但他不仅不听，反而提高了声调：“同志们，我叫张健民，可能有的认识我，也有的不认识。我是阳城县委副书记，我说的对与不对，先让我把话说完，如果我因此犯了错误，我听从组织处理。”

说到此时，台上台下便乱了起来。有的跳起来反对张健民的发言，指责他犯上作乱，干扰大会。张健民没有理会这些，继续慷慨陈词：“真正的地主恶霸，他们恶贯满盈，你把赶出去，饿死冻死都可以。但地主家的小孩，你把他赶出去冻死，于心何忍？让我去把地主家的小孩踩死，我的腿可以说软的不得了，下不了这个狠心。我再说一遍，这个任务阳城执行不了，也无法完成。”

当天下午，李敏唐把张健民召回县委，语重心长地说：“健民同志，你的观点没有错，这也是咱们县委共同讨论过的，但你在会上发言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火气太大，也不要说完不成这个任务，保持沉默就行了。”

张健民说：“李书记，我这是实事求是呀，难道不对吗？连一句实话都不敢讲，这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李敏唐是个温和的人，他劝说道：“也许你是对的，但时下的风向你不是看不到。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忍耐，保持沉默。”

张健民勉强点了点头，李敏唐才放心而去。

李敏唐走后，张健民久久难以入睡。他想了好多好多。辗转反侧之际，他忽然想到，村里的工作是怎么进行的？在这么大的风头面前，刘补魁他们能顶住吗？他越想越不放心，于是披衣而起，点亮油灯，铺纸握笔，奋笔疾书，顷刻之间，一封书信就形成了。他把信折叠起来，装入一个信封，然后朝外喊了一声：“杨佳，你来一下。”被叫做杨佳的人是一个青年小伙，是张健民的通讯员。听到喊声，杨佳揉着眼跑进屋里问道：“张书记，深更半夜的，有事吗？”张健民说：“你现在立即骑马，把这封信送给大宁村的刘补魁，回来后，我放你半天假，让你睡个够。”杨佳高兴地答道：“是。”转身出门而去，窗外很快响起一串清脆的马蹄声。

这天，在村公所开完议事会，王兴邦正要随众人散去，刘补魁说：“兴邦，你留一下。”

“怎么了补魁，还有事么？”王兴邦问。

刘补魁说：“咱们议一下土改的事。这几天，有几个人一直叫嚷着要成立贫雇团，要对村里的事说了算，我觉得这事有些不对头。咱们俩作为村里的主事人，应该有个一致的意见。”

王兴邦说：“你当了一年多的支部书记，懂得的比我多，我刚上任没几天，凡事都听你的。”

刘补魁说：“话不能这么讲，咱们一个书记，一个村长，遇事要商量着来。尤其是土改这么大的事，谁也没有搞过，更需要咱们同心合力，才能把村里的局面稳住。”

王兴邦说：“全县各村雇贫运动闹得很邪乎。咱村有几个人也跟着风头拼命起哄，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怕不好办。”

刘补魁说：“这股风听说是从上头刮下来的，叫什么晋绥经验。咱要不支持成立贫农团，怕犯错误。要支持吧，肯定会把村里搞乱。”

“那你说怎么办？”

刘补魁说：“前几天，咱村的老革命，现在担任县委副书记的张健民同志，从县里给我捎过信来，提醒我说，党的土改政策是伟大而英明的，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等于中国革命的所有文章都没有做好，必须按照中央的五四指示和土地法大纲，把我们村的土改开展起来，他还说，要把土改搞好，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必须保证运动在党支部和村政权的领导下进行，不能让个别头脑发昏的人任意胡来。”

王兴邦说：“这么复杂的事，太头疼，真不如拿起枪到前线打仗痛快。”

刘补魁说：“张健民就是怕我们这些新手把不好舵，才特意捎话的。他正在玉皇庙参加县委土改工作会议，听说会上的斗争很激烈，对土改如何进行分歧很大。他一再强调，土改政策性很强，对地主阶级，除了要剥夺他们的土地财产外，还要给他们出路，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乱抓乱打乱杀，封门抄家净产，并不符合党的政策，只能算一种单纯的阶级复仇。我仔细琢磨，张书记的话，实际上是给咱划了一条杠杠，土改既要搞，又不能搞偏，更不能搞乱。”

“张仲荃也给我捎过同样的话。他是咱村的老书记，现在又是县农会常委，正好管着土改的事。他在时，咱村哪件事都没拉过后。要是这次搞砸了，他非把我骂死不可。”王兴邦补充道。

“这都是为了咱村好，所以咱们就不敢含糊。这段时间，我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好，做梦都在琢磨这码事。”

“那你琢磨出个道道没有？”

刘补魁：“我寻思着，要不辜负老革命的期望，又能交得了上级的帐，恐怕还得做些技术性处理。”

王兴邦：“技术性处理？什么意思？”

刘补魁笑笑：“你看这样行吗？一方面，咱在村里多多的张贴些标语传单，让村剧团多上街演节目，搞宣传，再连着开几次批斗会，必要时把那些大户人家集中管理，让他们写悔过书，交代问题，把声势造得大大的，红红火火的。另一方面，咱俩挨着个过过各家的情况，把大户人家的情况摸清楚，哪家的田地房产有多少，该退多少，都要心中有数。摸清了以后，咱再研究怎么办。”

王兴邦：“那贫农团的事怎么办？不让他们成立，肯定说不过去。”

刘补魁：“先别管他。那几个起哄的人实际上是些街头混混，游手好闲之徒，真正的贫雇农没有几个。他们要提出来再说。”

根据刘补魁和王兴邦商定的办法，大宁村的土改运动既热火朝天，又在党支部和村政权的掌握下稳步开展。村里到处贴满了“坚决贯彻土地法大纲”，“斗地主、分田地”，“打倒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所有制”等红红绿绿的标语。村剧团每天在街头上演自编自演的小剧，揭露地主罪恶，号召农民们起来和地富开展斗争。主附边村的大小富户一个接一个的被押到群众大会上接受批斗，批斗后集中关押在大庙里，由武装民兵看押。国民党时期的村长何象福，瞪眼富农王春生，破落地主孙法恩，日伪时期的合作社盐店会计王虎成，以及边村富户白德本等人，还在民兵监视下，每天到十五里外的蒿峪煤窑，为村公所和贫雇农担煤送炭。

没过多久，那几个闹腾着要“坐天下”的所谓“贫雇农”，很快回过味来。他们看到，刘补魁、王兴邦在村里搞过这一套，和晋绥经验根本不是一回事。那些大大小小的有地有产者，没有一个人被扫地出门，更没有一个人被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感到自己被刘补魁、王兴邦的障眼法欺骗了。于是，在这些人的串连和鼓动下，一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结伙来到村公所大庙，要求面见村里的主事人讨个说法。

“刘补魁、王兴邦，你们出来，答复贫雇农的问题。”

刘补魁、王兴邦闻声从权作村公所会议室的偏殿走出来。刘补魁故作诧异地问：“老少爷们，你们有什么事么？”

领头一人高声喊道：“我们来问你，别的村都在翻天覆地的搞土改，大宁村为什么按兵不动？”

刘补魁说：“谁说我们按兵不动？这一段时间，村里贴了那么多标语，演了那么多的小剧，开了那么多的批斗会，这还不够么？”

领头之人说：“你们搞的那一套，都是假斗争，真包庇。”

刘补魁说：“老叔，你这个帽子有些扣大了吧。我家祖祖辈辈，受地主老财欺压，我怎么可能包庇他们呢？”

领头之人说：“那我问你，别的村都成立了贫雇团，咱村为什么不成立？”

刘补魁说：“土改运动应该由党支部、村政权来领导，要成立贫雇团，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领头之人说：“你这是对抗晋绥经验，我们今天坚决要求成立大宁村雇贫团，不答应我们就不走。不答应我们就到上面告你们的状。”

刘补魁说：“你们非要成立贫雇团也可以，你们报个名单，我和兴邦议一下，都是一个村的人，咱商量着来，还不好办吗？”

领头之人又说：“既然你们答应成立贫雇团，那我告诉你，村里的土改必须由贫雇团说了算，你们这些人必须靠边站，不得再插手。”

刘补魁毫不退让：“即使成立了贫雇团，也必须在党支部和村政权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大宁村从有党以来，还没听说哪一件事不要党的领导。”

领头之人问：“那你说，咱村的土改怎么进行？”

刘补魁说：“我们这几天每天都在开会，就是议这个事。我们认为，土改必须按照土地法大纲，把地主的大部分土地和房产没收分配给贫苦农民。但也要给他们留下少量的田地房产，让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领头之人转身向众人喊道：“老少爷们，你们听清楚了吧？你们看到了吧？刘补魁、王兴邦这些人，哪里是在为我们贫雇农着想，他们当了官，屁股就坐到了财主们一边。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为大伙办事吗？”

“不能，不能！刘补魁、王兴邦，滚出村公所”。“搬掉红石头，贫雇要当家。”下面响起一片喊声。

“那你说，咱村的土改应该怎么搞？”王兴邦问道。

领头之人说：“凡是有田十亩以上，房三间以上者，统统应视为剥削者、吸血鬼，统统应扫地出门。态度不好的，应该交给群众惩罚，打死了，是他罪有应得。”

刘补魁说：“乡亲们，老少爷们，我觉得，大宁村和别的村不一样，不能这样来。怎么不一样呢？我请大家注意这样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大宁村的有田有产者，虽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曾经有过欺压贫苦村民的罪恶行为。但是，自从咱们这里成了抗日根据地后，这些人并没有出现对抗，而且他们也老老实实的执行了抗日政府法令，实行了退租退息，还按照区村的要求，捐献了钱粮。土改开始后，还有人主动提出献田献产。即使是敌人，只要放下枪，举手投降，我们就应该优待俘虏。何况这些人已经在抗日统一战线内，履行了他们的义务，大多数人的认罪态度也比较好，我们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将他们赶尽杀绝呢？”

“第二，我们村的有田有产者，有些在过去曾经以各种方式和手段，欺负良善，敛集财富，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但是，他们中不少人的后代，现在却成为我党我军的重要骨干。我举几个例子：琚清，人送外号小阎王，为人十分凶狠霸道。但是，他的儿子琚景云，却是我党的抗日村长，七•二八事件中，为保护村民，被日寇抓到风圪堆据点，饱受酷刑，宁死不屈，在越狱时壮烈牺牲。至今只留下一个幼女。

“王春生，有名的瞪眼富农，穷人借了他的债还不起，哪怕家中只有一条破被也要背走。但他的儿子王永泉，却是抗战时到沁水端氏上了抗大，出来后参加了八路军。我记得当时全村老少是用八音会把他送走的。在场的人，怕有许多都参加过欢送王永泉吧？

“王保，人送外号笑里刀。经常用大斗进，小斗出，剥削穷人。但是，王保的儿子王书润、王林书则是我党干部。特别是王书润劝其干弟张书铭弃暗投明，村人谁不知道？土改开始后，他就回来向村里表示，要让父亲把土地全部退出来。

“琚景玉，虽然家中田地房产都不少，但与其他有田有产者相比，他为人温和，生性恬淡，宽以待人，没有民愤。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十二月事变以后，面对白色恐怖，老先生挺身而出，不怕风险，掩护了地下党领导人徐毅同志，对革命是有功的。他的三个儿子，除小儿子琚补瑞外，琚懋、琚天贵均为我党干部。”

说到这里，刘补魁问道：“面对这样的情况，请乡亲们想一想，我们能够不顾一切，不加区别，将所有的有田有产者一律扫地出门，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吗？那他们的子女后代，还会和共产党一条心吗？还会心甘情愿再为老百姓做事么？”

听了刘补魁细致入微的剖析，许多人感到无话可说，场上出现沉默。

领头的人不甘心，说：“刘补魁，即使你讲的这些都是事实，但儿子的功劳不能赎掉老子的罪孽，他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儿子成了革命干部，或者为革命做过一点事情，现在就可以不再退地退产吧？”

刘补魁道：“我什么时候说过，他们的后代有功劳，就不对他们进行清算了？我的意思是，对这些人既要清算，又要慎重。要坚决按土改政策办事，该退多少，就让他们退多少，但不能完全剥夺。要给他们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和出路。对于一些不理解党的土改政策，有抵触情绪的人，群众可以和他们进行说理斗争，但不能对他们进行人身伤害。”

领头之人不甘心就此罢休，想了想又道：“也还有一些人，像王璧、郭尚志、刘润等，他们对革命总没有什么功劳吧？如果这些人的田产都不能动，土改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刘补魁说：“对这些人的情况，我们同样要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在研究退地退产时，党支部和村委会一定会充分考虑这些人的具体情况，并在广泛征求村民的意见后，做出公正决定。如果我们做的不好，偏向了地富，没有满足村民要求，大家可以再来问我的罪，并建议上级撤我的职，罢我的官。我和王兴邦作为书记村长，一定亲自到每家每户，向乡亲们登门谢罪。”

看到刘补魁头脑这样清晰，态度也非常诚恳，前来兴师问罪的许多人觉得受了蒙蔽。党支部和村政权不象是个别人说的那样，是包庇财主的“红石头”，而是确实在公平理事，于是都一哄而散。领头之人也不敢再提成立贫雇团之事，默然无语出门而去。

转眼，到了一九四七年底。这时，王兴邦已外调，村长一职改为何像乾担任，土改也已进入到尾声。大年前，村里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村长何像乾当众宣布土改结论：

王璧，全家三口人，有地四十七亩六分，房十六间，窑洞六孔，牛四头，厕所四个。根据其人口和经济情况，经村土改委员会研究，并报县里批准，定为经营地主成分，给其留地五亩二分，房两间。窑洞两孔，厕所一个。

郭尚志，全家九口人，有地四十七亩四分，房十六间，窑洞六孔，厕所两个，牛两头，驴一头。根据其人口和经济状况，经村土改委员会研究，并报县里批准，定为富农成分。给其留地十八亩八分，房五间，窑洞三孔，厕所一个，其余全部没收，重新分配。

王春生，全家五口人，有地二十二亩，房九间，窑洞三孔，牛两头，厕所三个。根据其人口和经济状况，经村土改委员会研究，并报县里批准，定为富农成分，给其留地八亩九分，留牛、驴各一头。房子、窑洞和厕所不动，其余全部收回分配。

琚清，全家五口人，有地二十二亩，一座小院，厕所三个，牛、驴各一头。经村土改委员会研究，并报县里批准，定为富农成分。鉴于琚清在土改前已死，琚景云牺牲前，已将十八亩地留给堂兄琚有仓，自己只留三亩。所以，村土改委员会决定，琚景云的三亩地不再收回，留给其女耕种。有仓的十八亩地给其留五亩，收回十五亩另行分配。一座小院，分给刘申四楼上三间，楼下两间留给琚景云的闺女琚书赛居住。

刘润，全家五口人，有地二十亩三分，房十间，窑洞五孔，牛、驴各一头。根据其人口和经济状况，村土改委员会研究并报县里批准，定为富农成分，给其留出土地七亩三分，窑洞两孔，其余全部没收 ，重新分配。

王保，全家八口人，有地四十六亩五分，房十四间，窑洞六孔，厕所三个，牛一头，驴五头。根据其人口和经济状况，经村土改委员会研究，并报县里批准，定为富农成分，给其留土地七亩三分，房十间，窑洞三孔，厕所两个，牛一头，其余全部没收，重新分配。

王华，全家七口人，有地五十八亩，房七间，窑洞九孔，厕所六个，牛一头，驴九头。根据其人口和经济状况，经村土改委员会研究，并报县里批准，定为富农成分，给其留地十四亩七分，窑洞五孔，厕所两个，牛五头，其余没收，重新分配。

何美玉，全家五口人，有地二十九亩四分，房二十一间，窑洞四孔，厕所三个，牛两头。根据其人口和经济状况，经村土改委员会研究，并报县里批准，定为富农成分，给其留地九亩三分，房十三间，窑洞两孔，厕所和牲畜不动，其余全部收回分配。

……

村民们听了村里和上级的这些决定，认为既民主又人道，既合情又合理，于是都举双手拥护。村民大会刚结束，村干部就领着人们，在河畔、山野逐块丈量土地，掩埋界石。还有一部分则深入到地富家中，清查房屋，登记牲畜、农具和浮财，然后统一向贫苦村民分配。那段时间，一向受人欺压的穷人，一个个扬眉吐气，喜气洋洋，脸上溢满幸福的笑容。

经过积极而稳妥的土地改革，统治农民三千余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大宁村贫苦农民共取得土地四百七十八亩，房屋一百七十五间，牲口七十二头，粮食五百一十二石，农具一千六百七十五件。分得果实的农民由贫农上升到中农的一百一十七户。

1948年3月，阳城县委召开三干会议，部署纠偏，决定全县雇贫团或贫农团立即解散，由贫农团领导农村工作的地方必须归权于党，还权于村政权和农会组织。会后，县委派出纠偏工作组，深入各区村检查土改工作，纠正出现的偏差。

但是，当纠偏工作组来到大宁村检查时，发现这里既没有什么贫雇团，又没有乱打乱斗，更没有死一个人。除由于界限不清使少数中农利益受到侵害，整个土改工作可以说是步子稳妥，没有太过分、太极端的行为。

工作组负责人惊讶的问刘补魁：“你们村为什么能做得这样稳妥，把分寸把握的这样好？”

刘补魁说：“杀猪杀屁股，一个人一个杀法。”

工作组负责人问：“你们是什么杀法，能讲具体些么？”

刘补魁说：“我们只是做了一些技术性处理。”

工作组负责人问：“什么叫技术性处理？”

刘补魁笑笑：“这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

工作组负责人想了想，说道：“我明白了，农民式的狡猾。”

刘补魁道：“狡猾吗？不妥吧！应该是农民式的智慧。”

工作组负责人道：“哦，是我表述不当。不过我认为，大宁村确实非常了不起，在那样大的政治高压下，许多区村都实行了贫雇路线，虽然也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但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有些代价是需要几代人承受和消化的。而你们村却顶住了雇贫路线的邪风，以温和、稳妥的方式进行了土改，同样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在坚持政策和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的最为妥当的，灵活的工作方式，可以称之为大宁经验。”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