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中战役结束后到宿北战役，即一九四六年九月到十二月中旬的三个半月，是华中战事由前部转向纵深，我军进一步集中兵力，调整布局，把运动战、歼灭战推向更大规模的重要时期。
华中野战军主力由苏中北移
从一九四六年七月中旬起，华中野战军在苏中解放区前部机动作战的一个半月里，主动放弃了如皋、海安两城，取得了七战七捷。但是，敌人继续增加进攻我华中的兵力，为了进一步大量歼灭敌人，战局必然向华中纵深转移，这是可以预见到的。然而，转移的时机和方向的选择以及转移后的战略布局，则是带全局性的问题。当时并没有预案，我们必须很好地去体会中央的意图和结合战争的实际来解决。
苏中战役即将结束时，我和谭震林同志商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考虑军委八月十五日来电指出的：“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一个月”的要求。照此推算，我军在苏中作战的时间应延续到九月中旬。促是，经过四十多天的激战，部队急需休整和补充。实际上，我们已经几次推迟了休整时间。早在七月二十日，我曾拟电请示军委：为“保持与巩固已得胜利，争取部队休整。争取主动，暴露敌人的弱点，制造敌人错误，拟即乘胜收兵”。中央复电“同意粟电乘胜收兵，休整两星期再战”。后因敌人的弱点很快暴露，再出现战机，我们当然应该不顾疲劳，连续作战。现在战役目的即将完成，部队实在需要抓紧作一短暂的休整。因此，我们于八月二十七日报告中央、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我军必须休整才能再战，故决定以包围如皋、海安形势，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八十五军一六○师。”八月二十九日我们又建议，以第五旅攻占黄桥，第一、第六师部署于如皋、海安之西部，一面休整，一而对海安采取进攻姿态，暂时围而不攻。如果敌人不能在十天之内向海安增援，我则攻占海安，以争取补充近万参军战士和解决部队的冬衣；如敌人在十日内增援海安，我则打援。我们的这一部署是过渡性的，我们预期只要实现其中一个设想，均有利于下一步转兵他去；即使军委仍命令我们在原地作战，也比较主动。八月三十一日军委复电指示：“粟谭二十九日电悉，所见甚是。不管敌情变化如何，一、六师至少休整十天，加以补充，五旅攻占黄桥后，亦须休整，养精蓄锐，以备再战”。陈毅同志也批准了我们的部署。
这时，华中战场的改我态势是：苏中之敌被我阻于海安、如皋以南，海安、如皋已成孤点；淮北之敌与我对峙在泗阳、众兴之线。八月底，驻守于徐州之敌有逐步向东打通陇海线，并有威胁我淮阴、临沂的模样。其企图当是切断我华中与山东的联系，进而围歼我华中的主力。这个变化，引起军委的关注。八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电示陈毅同志：在津捕线上，在陇海线上，或在两线之间，或在他处，寻机歼敌，以改变战局。并于八月二十九日发电询问我们，在东线作战一时期后，“西调攻击泰州、宜陵、仙女庙、扬州之线，有攻克把握否？假如攻击该线得手后，第二步开往淮南作战，以期恢复第三、第四两分区并相机切断蚌浦线，其便利与困难条件各如何?”我们上报了有关情况。八月三十一日第五旅攻克黄桥，苏中战役结束。九月四日军委指示：“希望能于九月上半月完成东面作战任务；下半月休整。十月上旬攻取扬泰线，中旬休整，下旬进入淮南作战”。可以看出，军委的设想是，山东野战军主力先给徐州东犯之敌以相当的打击，然后集中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从淮北、淮南两面夹击敌人。陈毅同志十分关注华中与山东的联系，在军委八月二十七日电示后，于九月四日提出了山东野战军主力的三个作战方案，并权衡其利弊：“第一案，北移沭阳，迎击东进之七十四师、六十九师，可保持鲁南的联系，但只能留九纵守泗阳、众兴，力量是不够的；第二案，就地出击攻洋河，估计要打桂系两个师，必拼消耗，不合算；第三案，留现地待机”。
我和震林同志接到华中分局转来的陈毅同志的电报后，反复研究，认为两淮(淮阴、淮安)是苏皖边区的首府，又是苏中前线的后方，苏中战役之能够顺利实施，得助于陈毅同志率数万大军作战于淮北，使我们的翼侧与后方有所保障。如山东野战军不先给对峙于泗阳、众兴之敌以打击即转至沭阳作战，有使该敌迅速乘隙占领两淮和运河线，迫使我军放弃华中的危险。因此我们于九月七日和八日连电建议山野主力先在泗阳寻机歼敌；如必须北移作战，则苏中主力撤围海安，争取十天左右的休整后北移泗阳地区，以保障两淮的安全。九月九日五时，军委复示：“同意放弃(攻取)海安，休整十天，准备向北机动”。这是华中主力作战方向的一次重要调整，即：由原定向西机动，调整为向北机动。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九月八日，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定陶获得大捷，全国振奋。军委于当日发电指示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我刘邓已大胜，对你们必有帮助。同意八师暂不北调，俟秋高水落，集中兵力在淮海歼敌，并与粟潭南北配合，巩固两淮开展局面”。我们接获此电很受鼓舞。为了使华中野战军主力在向北机动之前得到兵员及冬衣的补充，我便于九日发电给中央和陈毅同志，建议在打下海安后再北移。电报发出后，就接到陈毅同志于同日来电：“淮北敌情正在变化中，如蒋军由宿迁东进，我军即时出击，或在宿迁、沭阳、新安之间歼敌，或西进攻睢宿地区，保证可以改变战局。如是沭阳、两淮、鲁南均不致引起突变”。要我们“仍以打下海安，争取休整，相机转移为好”。华中分局的鼎丞、子恢同志也发电主张先攻占海安，“以免功亏一签”。这几个电报几乎同时发出，可谓所见略同。
但是，军委综观全局，于九日亥时来电指示：“粟谭部连战疲劳，亟待休整，目前各方敌情正在改变，无论将来向何方作战，似以放弃(攻取)海安，即时休整”。这时震林同志已赴华中分局，这一指示引起我的高度重视。虽然中央在十日又复电：“九日电悉。如你们以为攻占海安于大局有利，则可决心攻取海安”。但我体会到这是中央对战区指挥员意见的尊重，我们更应该认真领会军委九日亥电指示的精神，研究战局可能发生的变化。这时我们获悉敌汤恩伯将接替李默庵指挥苏北军事，并限于九月底完成一切准备，十月初开始第二期进攻。随即军委也向我们通报了这一情况。我分析攻占海安固然对坚持苏中和动员参军以及解决冬衣有所帮助，但预计要付出一千五百人左右的伤亡代价。从今后战局的发展来看，似须诱敌更深入一些，以便于大量歼敌，我如攻下海安，亦仍须放弃。不如放弃攻占海安的计划，将攻取海安所付代价，留作以后在运动中歼敌之用更为有利。我立即于九月十日将上述意见报告军委、陈毅同志和张鼎承、邓子恢、谭震林同志。
此时，淮北敌情在急剧变化。敌第七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二十八军向泗阳和两淮发起了进攻。陈毅同志电称拟率第二、第七、第八师及九纵坚决歼灭进攻之敌。军委赞同这一建议，并根据这一情况，于十一日八时指示我们：“主力即开两淮机动”。于是我们立即收拢队伍，兼程北上。
以上说明，华中主力北移的行动，是军委、毛泽东同志依据淮北和苏中两个战场的敌我形势的急剧变化，经过同战区指挥员的商讨后定下来的。从九月九日复示我们：“准备向北机动”，到十一日指示我们：“即开两淮”。前后仅三天时间，其中还有若干反复变化。有一种说法：军委早就确定了华中主力北移作战，由于华中战区指挥员有不同意见给延误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主动放弃两淮
针对敌军的动向，军委的意图是调动山野、华野两大主力，歼灭进犯两淮之敌。毛泽东同志于十一日亲自拟电指示陈毅同志和我们：“1．敌六个旅南下，两淮危急，粟率苏中主力(一、六师)立即开两淮，准备配合陈宋主力彻底歼灭该敌。但陈宋现应独立作战，务于粟谭到达前，歼灭南下之敌一至两个旅，顿挫敌之前进，争取时间以待苏中主力到达，协力歼灭全部；2．同时张邓要注意邵伯、高邮、洪泽湖诸防务，严防敌偷渡进袭；3．两淮工厂资材速迁安全地带”。
海安距两淮约二百五十公里，一路水网，既少陆路，又少船只，且值天雨不断，预计先头部队于九月十八日才能到达，大部队要二十五日才能到达。而两淮战局的发展不如人意，敌人的攻势未能受到顿挫。谭震林同志于九月十一日由淮安向中央陈述：“华中主力最快要到二十日才能赶到两淮，恐到达高(邮)、宝(应)时，两淮已失”(高、宝分别距淮阴一百五十公里和七十五公里)。陈毅同志也于九月十五日致电中央：“苏中主力已北调，要二十五日才能到达两淮地区，已来不及参战。”
九月十九日十八时，我军在给敌人以一定杀伤后，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撤出两淮。
两淮是华中的首府，放弃两淮是件大事，当时正值伪国大召开前夕，敌人大吹大大擂自不待言，即在我们内部也引起种种议论，有的同志认为是打了败仗。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华东战局的发展呢？现在作些探讨是有益的。
首先，研究这个问题不能脱离我们的战略方针。经过七八两个月的初期作战，我军分别在几个方向上迎击敌人，以暂时撤出部分土地和城市为代价，换取了歼灭敌十余万人的重大胜利。两淮并无死守之必要，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撤出两淮是符合我军战略方针的。若因两淮是华中首府，便以保守这个城市为目标，同敌人进行战役决战，则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