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阳城县级组织在抗战时期的岁月沧桑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之际，让我们走进党的历史，见证阳城县县级党组织抗战时期经历的艰辛里程。

铭刻在中华民族心灵的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日的大幕。侵华日军先后四次武装入侵阳城，狂轰滥炸、大肆屠杀，灾难深重，抗日救国生死之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在抗战时期，中共阳城县级组织从1937年诞生到1945年最后定位，几经变迁，度过了风与雨、血与火的岁月沧桑。在此期间，中共阳城县党组织组织带领全县各级党、政、军、民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夺取了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中共阳城县特别小组产生

为全县抗日斗争带来希望

在阳城设立中共组织之前，县内就有王春、赵克宏、茹玉珍、张春发、王永盛、赵树理、李尔俭等中共党员，还有在已成立的牺盟会中掌握领导权的牺盟特派员中共党员。他们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对阳城建立中共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充满期待。

1937年11月下旬，中共地下党员李敏唐由晋城牺盟中心举荐，经阎锡山委任李敏之出任阳城县长。为加强党对阳城地方政权建设和领导，有组织地领导抗日斗争，中共晋城中心县委决定成立中共阳城县特别小组，李敏之为组长，由新到阳城县府任职的公安局长张月川（中共地下党员）、民运工作负责人林贞任组员。中共阳城县特别小组以县政府官员、牺盟会员的公开合法身份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宣传贯彻党的指示，发展扩大牺盟组织，激发群众抗日救国情绪。

中共阳城县工作委员会成立

积极培养组建党的基层组织

中共晋豫特委1938年3月上旬，在横河下寺坪成立后，为加强晋豫边腹地阳城党的工作，便于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后大力建党的指示，决定成立了中共阳城县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阳城县工委），由中共晋豫特委组织部长薛迅（女）兼任工委书记，刘刚任组织委员，魏震五任宣传委员。按特委关于大力发展党员、快速壮大党的队伍指示，县工委派茹玉珍、杨保林到三区，派杨惠文、王春、赵树理到四区，派王永盛、张春发到五区，搞党建活动。在县工委和工作组的精密组织与教育培养下，积极分子成熟一个吸收一个，区、村党组织幼苗破土而出。

1938年3月下旬，阳城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当山坡在颤抖的黑夜呼唤春雨悄悄透青时，杨惠文怀着新的希望来到四区岩山编村索泉岭村，在窑洞开会建立了包括14名党员的全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李春元任支部书记，赵克祥任组织委员，裴鸿泰任宣传委员，党员还有赵益珍、李春元、赵克祥、赵思元、赵书元、李娇娇（女）、燕康喜、燕成栋、张世兴、贺忠元、郭福兴。

县工委组织越来越多党员秘密抪撒春风细雨，党组织犹如雨后春笋。崔松林组建起石臼、东冶、涝泉党支部，杨可箴和张仲芳建起大宁党支部，杨惠文和李春元续建岩山党支部，刘崔明同吉新年发展白桑党支部，浦师毅独创黑龙（西交）党支部。此间，还新建了梁城、尹庄、窑头、北畄、章训、西村、中庄、洪上、河头、台头、相底、狮峰、下寺坪、蒿峪、宜固、汉上、町店、芹池等村党支部。在此基础上，县工委3月起成立区工委，决定中共三区工委由杨保林任书记，中共四区工委由杨惠文任书记。县、区、村党组织的发展，增强了领导和组织抗日救国的核心力量。

县工委改建为中共阳城县委

组建各抗日团体粉碎顽固派破坏

1938年5月，全县党员发展到100多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迅速推进。为了进一步推动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进一步加强党对抗日政权和抗日团体及抗日军民的统一领导，中共晋豫特委决定将中共阳城县工委改建为中共阳城县委，并在石臼村召开成立会议。刘刚任县委书记，胡晓琴任组织部长，魏健任县委秘书兼管宣传工作。为便于以公开身份领导抗日，县委对外称牺盟工人工作委员会。

1938年9月底，刘刚调太行区委党校学习，胡晓琴任县委书记，公开身份为晋南总工会理事、翼城牺盟中心区工人工作委员会委员兼阳城县牺盟工人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同时，上级进一步加强了阳城县委班子的力量，派马纪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任李敏唐、李岫云（女）组织部副部长，任赵明宣传部长。随后又增陆凤祥、杨焦圃任宣传部副部长。

县委着力加强党建、健全抗日组织、扩大统一战线、开展武装斗争。新组建了一、二、五区党组织，将各区工委改建为中共区分委。深入宣传发动，县里建起青救会、农救会、妇救会、工救会等，并逐步在区、村成立相应的组织。县委责成胡正六、王国霖等县总工会中的党员，以县总工会名义成立了阳城县工人抗日游击队。县委分期培训抗日骨干，在非党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中秘密设立党组织加强领导。县委安排县政府、牺盟会出面，抗日团体配合，施行合理负担，试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以调动群众抗日救国积极性。

进入1939年，蒋、阎投日反共真面目暴露，派亲日反共10万余顽军压境阳城，勾结地方反动势力频挑反共摩擦事件。1月间，阳城县委按中共晋豫特委改为中共晋豫地委召开会议上，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随时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破坏统一战线指示精神，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反顽斗争。1月21日，国民党驻阳93军一部顽军纠集33军团地工队以军演为名，支持地方反共顽固派游行示威，捣毁县牺盟会驻地、《奋斗报》社，武装夺取县自卫队领导权。县委、县牺盟会通过合法斗争，粉碎了顽敌阴谋。3月18日，顽军预谋在二郎庙开“民众大会”，再造消灭牺盟会的舆论。县委事先获悉后，组织县牺盟会、各抗日团体、县直机关中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连夜下各区、村组织牺盟会员、自卫队员和广大群众参会，县牺盟会领导按县委书记胡晓琴指示，在大会勇敢据理陈词，获得反顽斗争大胜利。

同年11月，阎锡山增派嫡系孙楚部驻岩山村后，伙同国民党顽军和地方反共势力，以暴力强制在县、区、村遍建各种反动组织；网罗各方各级反共组织在城乡统一行动，围剿、抓捕、屠杀中共党员、牺盟会员、抗日干部和进步人士；以武力砸抄了县牺盟会和《新生报》社；中央军83师李英樵带兵夺取了县政府政权，区、村党组织、抗日组织受到围抄，许多共产党员、抗日干部惨遭杀害。在白色恐怖下，县委紧急部署党组织、党员、抗日团体和干部转移隐蔽，县委、县政府和县直各抗日机关及区、村一些党政领导转移到了郭峪村。

“十二月事变”腥风血雨

县委遭破坏，党员分散转地下

在乌云翻滚、枪刀逼人、生死存亡的关头，县长陈发贵出征五专属长治请调部队。被派来阳的是决死三纵队七团。经调查，晋豫地委书记聂真同阳城县委书记胡晓琴分析，掌握决七团军事权的团长张济、副团长靳福忠及多数营连长，属阎锡山旧军官，只有政工干部是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该团存在着军事叛乱的可能性。

1939年12月25日夜10时，在胡晓琴、魏永生同七团政治部主任郭鸿璜（中共党员）共商对策中，张济、靳福忠率兵围捕了该团政工干部30余人，并强令三连连长戴铮（中共党员）和政治指导员同梦祯（中共党员）带兵围剿阳城县委、县政府机关驻地时，此二位党员抗令率百余兵力掩护抗日机关党员干部冲向郭峪村东寨门突围。枪弹声划破漆黑夜空刺向人群，脚步声踏碎街巷血迹化作冲锋。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搏杀中，胡晓琴奋力指挥大家突围，他自己最后冲出寨门避在煤窑被抓捕受审。脱险的胡晓琴、陈发贵、魏永生及部分党员、干部，分别各自绕道奔章训村，得知晋豫地委由唐支队保护转晋城高会，又各奔高会找到。阳、晋、沁三县十二月事变转移来的党员、干部，分驻高会和相邻的土岭，在此度过了1940年元旦。

元月2日，晋豫地委召开晋、沁、阳三县县委领导会议，针对各县党组织遭破坏，决定成立中共晋沁阳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三县工作。工委由原晋城县委书记史向生任书记，原阳城县委书记胡晓琴和原沁水县委书记王逸飞任委员。

1月3日夜，在晋城县制造十二月事变的顽军，以重炮密弹突袭驻土岭我百余党员、干部，在激战中除部分人员牺牲或突围外，80多党员、干部被敌捕。唐支队出面交涉，执词被抓的全是八路军人员才得获释。接着，唐支队和晋豫地委机关奉命北上太行。至此，阳城县党组织处于瘫痪，党员分散隐蔽地下。

在“十二月事变”前和事变中被敌抓捕了的一大批中共党员、抗日干部，关押到了孙楚在岩山设置的监牢。

再建中共阳城（地下）县委

复燃阳城县抗战星火

1940年1月上旬，中共晋豫地委再次派徐毅到阳城，以经商作掩护与大宁村党员张仲荃联系，在芦苇河一带隐蔽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在地下党员支持下，徐毅在町店八里湾开了个畄人起火店，作为党员联系点开展工作。在徐毅到阳后的同月，晋豫地委为加强阳城党的领导，决定再建中共阳城（地下）县委，由刘锋任县委书记，已在阳城活动的徐毅、崔松林为县委委员。刘锋接任后2月初到达阳南，与临行前有关领导介绍的可靠党员董小元接头。在董小元帮助下，刘锋后又通过地委交通员原树义的联络和董小元的掩护，趁县城南关河滩赶集，同在阳北活动的徐毅以谈买卖秘密会面，交流了情况，议定了南、北两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意见。刘锋又在南部深山寻访到了县委委员崔松林，为领导工作增添了力量。

尽管有个地下县委，而不少隐蔽在地下的党员不知情，更不知到哪去叩开这个门。党员们抱着与党心连心的忠诚，暗地寻查组织。

中共阳城（地下）县委办公在起火店里、货郎担边、党员家中，艰难地考查党员的忠诚度，把联系到的党员一个个连成线扩成片。地下党员以他们爱党爱国爱民的激情热血，开展地下活动，重新点燃抗日救国星火。

4月间，刘锋戴旧草帽遮面再赴八里湾同徐毅研究工作。途经县城突被同乡人阎军独八旅扩兵者刘鸣岗认出，刘锋巧计脱了险。刘锋同徐毅二人议定工作方案后，在返程途中路经白沟村山沟时，被守候的刘鸣岗抓捕。

日军盘踞阳城，阳南阳北

分别建秘密县委有利领导工作

1940年4月22日，日军第四次把战火烧到阳城并盘踞下来。日军以收拢敌伪军作帮凶，用暴力在县城周边、交通要道、关隘险地建起44座炮楼和22个军事据点加紧严密封锁；在县、区、村建立日伪军、特、政等反动组织肆意猖獗；国民党军受日军攻击南撤中残畄的部队伺机掠夺；地方反共势力帮虎吃食，致使阳城大地暗无天日，人民群众寄希望于共产党。

刘锋被捕，徐毅不知畄人起火店也被迫关闭，他隐蔽党员家中，继续做考察党员和恢复党组织工作。为了找到上级党组织，徐毅曾先后三次随带可靠党员北上太行各地寻访，最后在平顺县大山中幸见到晋豫地委领导。徐毅把党中央和地委指示密藏于随身的货郎担箱内颜料桶纸夹层和毛笔竹柄空心中，机智避险过了数道日伪军封锁线，回到阳北传达落实。

同年5月，中共晋豫地委根据阳城县委书记刘锋被敌捕，日伪军疯狂搜捕党员，反动势力 张，南北局势分割，给全县党的领导工作造成极大困难等情况，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在阳南、阳北分别建立秘密县委，有利于保存实力，有利于隐蔽发展，有利于领导抗日斗争。阳南秘密县委由赵子清任书记，崔松林为委员；阳北秘密县委由徐毅负责工作。

阳南、阳北两个秘密县委在日伪军、各种反动势力对共产党员、抗日分子实施大清查、大抓捕、大屠杀的暴风雨中，按党中央关于敌占区保存党的实力开展隐蔽斗争的指示，党员么纷纷表示，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县委的实力生存，组织的实力就是未来的希望。于是，县委保护党员和群众，党员和群众保卫县委，心心相通，尽在不言中。县委秘密引导与组织党员在煤窑、在山洞、在暗室、在林中，相互接头，共听相同的心搏，共表一致的追求，共定抗日的对策。大家以党员名义提着脑袋，握紧拳头，建立联络点，连接交通线，整理恢复党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同时，为迎接八路军南进支队赴阳抗日，在建立根据地、敌情侦探、筹集军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中共阳城县委重新组建

加强统一领导力量

1942年1月底，转战到坪泉村的中共晋豫一地委，分析了八路军17团入阳在南部打开了抗日新局面，为大面积开创根据地开辟了条件的新形势，建立起了阳城县抗日民主政府。

为加强对全县党组织和党员的统一领导，晋豫一地委于2月初召开会议，地委书记王毅之、组织部长马纪民、地委委员陆达、阳城地方党领导赵子清、崔松林、徐毅以及随八路军到阳城的李敏唐、程廷章等到会。王毅之代表地委宣布决定：撤销阳南、阳北两个秘密县委；重新组建中共阳城县委；任命陆达为县委书记，赵子清为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李敏唐为县委组织部长，徐毅、崔松林、程廷章为县委委员；县委对外名称为阳城县政治部。

新县委在坪泉组建后，就地召开全委会，在确定抗日县政府各机构及其职能基础上，研究布署了党的工作重点，县委县政府成员雷厉风行深入下去抓落实。3月，阳城抗日县大队、工合游击队、六区自卫武装等配合八路军17团，在西交一带追剿了在南山大片区域一年多残害百姓、阻碍抗日的蒋系马博民“西县政府”及其顽军。从2月起，县委书记陆达带头，组织县委领导成员，带领骨干党员分赴各地审查恢复党员组织关系，新建起一批村党支部，重新建立了六个中共区分委，抗日区政权组织抗日区公所也先后应势诞生，在开辟根据地、村建抗日村公所的同时，向敌占区延伸秘密抗日村政权组织建设，推行“两面政权”。为开辟敌占区抗日工作，县大队时新会带一个中队深入大峪村，因汉奸告密被上白桑据点日伪军重兵突袭，在激战突围中全队30余战士壮烈牺牲。一次，上白桑据点日伪军在石臼编村及附近抓捕到13名地下党员、抗日骨干，严刑逼查崔松林和地下党组织的下落，13人为保护党组织和抗日干部，宁死不屈，残遭杀害。

县委县政府在坪泉举办两期阳南区近百人村政干部培训，陆达讲授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与实践、武装抗日的必要性等。随之村自卫队、民兵组织相继恢复与组建，大刀、长矛、土枪纷纷在武装组织亮相，自造的炸药、地雷、手榴弹在日伪军炮楼据点怒吼。

5月的阳光给阳城南部高寒山区带来温暖。邓小平视察开拓中条山抗日根据地，从首住暖辶山村起在阳城率八路军南进支队与日伪军迂回作战，从枪杆会议到上河会议指导抗日斗争。邓小平在阳城南部转战一个多月间，阳城县委、县政府和农村党、政、武紧密配合，开辟出大片根据地，为阳城抗战记下闪光一页。

再度分设阳南阳北两县委

两县为解放阳城通力配合

党政组织、抗日力量发展壮大，引起豺狼虎豹心惊肉颤。日伪军封锁道路更严，扫荡规模更大，吞食根据地更狠，县境南北分割实施统一领导举步唯艰。据此，在索泉岭西庄成立不久的晋豫三地委于1942年7月决定，调整原阳城县建制，改设阳南县和阳北县。中共阳南县委由李敏唐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主持县委工作，姚雪涛任宣传部长，崔松林为委员兼民运工作队队长，县委下辖五个区分委，确定了各区分委书记。中共阳北县委由徐毅任副书记，主持县委工作，王安珍任组织部长兼抗日工作队队长，县委下辖三个区分委，各区分委书也都确定。同时，设立阳南抗日县政府，由魏维良任县长；设阳北抗日行政办事处，由任开宪任主任。1943年1月，上级党委为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阳城地方党领导，调区党委妇工委书记王竞成（女）到阳南任县委书记，任已在阳北开辟工作的陆达为阳北县委书记，同时充实了两县县委班子其他成员。由于日军无孔不入的大扫荡、大搜捕、大屠杀，迫使县委机关住无定所。阳南县委先驻坪泉村，后流动于西交、南峪、索泉岭、暖辶山等村；阳北县委辗转于张庄、寺头、黍地等村。

从1943年起，日寇大扫荡不分了春夏秋冬，不论了敌占区或根据地，三光政策灭绝人性，魔爪铁蹄沾满鲜血，给抗战增加了重重压力。日军扫荡李圪瘩返程中听到红花庄娶媳，专奔围杀了几十个办喜事人。在固隆一带轮番扫荡，后乘人不备杀回马枪，抓了几批百姓，扒光几十名妇女惨奸，枪逼父女母子双淫，将110名徒手男女惨杀，捕几十位抗日村干用毒气毒死。乘传统扫坟节扫荡河北等地，40名妇童血染一里山。连次涤荡桑林深山，对数十名同日军搏斗的民兵击散，分别推下悬崖丧命。在析城山扫荡中抓捕20名群众，逼查八路军与党员干部住地，无一人告密，全遭刺杀。魔爪伸进望川村，将诱逼的200多名干群分别推入茅坑淹死烧死。铁蹄踏入町店、寺头边壤，部队掩护群众转移中20余军政人员受捕遭杀……

眼在淌血，心在破碎，口在呐喊，拳在待掷。

两县县委、县政府一脉相通，发起反扫荡斗争。动员各抗日组织、党员、干部、层层宣传教育，以报仇恨、救国难、雪国耻、夺尊严、保民生作为增强反扫荡意志，凝聚反扫荡力量，坚定夺取抗战胜利的政治思想源泉。南、北两县先后健全县大队、独立营、区干队和县、区、村民兵组织等武装力量，成立了民兵联防指挥部、县人民武装指挥部。以自造土制武器和从日伪军手中夺武器装备地方武装，以推动减租减息、互助合作、生产自救，作为物资支撑，把防御性反扫荡转为主动出击，把内心的呼唤转为冲杀的号角。

县委选派了党性强、智谋多的贾甲申、张旭东、韩国琦等共产党员潜伏敌营探情报、搞策反，挖了日伪军心肝；培养树立了“夜明珠”李银保、“爆炸大王”李土生、联防英雄张尔聪等，使日伪军听到名字就尿裤。到1944年底，南、北两县民兵队伍发展到4万多人，在反奸、反特、反维持、反扫荡中英勇顽强、浴血奋战，参加大小战斗1100余次，俘敌270多人，将日伪军1200多人交给了阎王殿，以缴获的轻重机枪12挺、步枪350支、子弹20余万发、汽车12辆，充实了抗日武装队伍；割敌人电线7万多斤，烧毁炮楼16个，将夺回被敌抢走的粮食8万多斤，分给了抗日群众。抗日斗争的战果鼓舞人心。

1945年2月10日，按太岳军区指示，组成阳南、阳北前线指挥部，统一行动，大举反攻，解放阳城。两县县委书记、县长挂帅指挥，组织万人大军，发起第一次军事、政治大围攻，重点扫除了县城周边的日伪据点。4月上旬，两县前线指挥部推进到了解放县城的前沿尹庄和会庆，再次调整部署兵力，攻下县城，以合围合击歼灭装备精良的瓮中之鳖。

黎明前面将来阳光，炮声过后就是欢呼。4月13日黎明前，两县武装力量对敌军固守的县城发起总攻。壁垒城堡易守难攻，搭梯扒墙仰攻，爬坡登高俯射，放开东门诱敌突围出城分散歼灭……经过大小29次战斗，县城于14日上午夺回到人民手中。

1945年4月13日，是个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一天，阳城党和人民夺得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阳城的抗日战争落幕了，全县获得光复！全城一派沸腾！

胜利的欢呼迎来新的

定位的中共阳城县委

全县党、政、军、民万余人在县城集会，参加太岳军区召开的阳城抗日斗争全面胜利庆祝大会。整个县城内外张灯结彩、锣鼓喧天、鞭炮轰鸣，山舞水歌人欢呼，游行队伍中“我们胜利了！”“全县解放了！”“共产党万岁！”呼声回荡山城，戏台、街头文艺宣传数日欢唱，区、村欢庆活动也连日热火朝天。

一个崭新的、不可忘记的日子——1945年5月1日，是中共阳城县委定位的日子。

这天，中共太岳四地委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阳南、阳北两县建制，统一阳城县称，组建阳城党政领导机关并驻县城。新成立中共阳城县委，王竞成任书记，陆达任副书记（王竞成参加区党委整风学习，由陆达主持县委工作）；李敏唐、陶彭、刘裕民、王安珍、崔芳洲、胡锡光、崔松林、秦斌、张镇东、魏玉明为县委委员；李敏唐任组织部长，王安珍任副部长，陶彭任宣传部长，崔芳洲任社会部长。县委下辖六个区分委。同时，成立阳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由太岳第四专署副专员刘裕民兼任县长；县政府设九个科局，下辖六个区政权机构。从此，中共阳城县委登上了新的历史舞台，成了带领全县向美好未来奋斗的先锋队。

这次定位的中共阳城县委一直延续下来，在组织支援全国抗日斗争全面胜利中，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挑动内战的解放战争中，作出过巨大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项工作走在前列；在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带领全县党员、干部和群众，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不断铸造新的辉煌，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正在日益提高。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