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日本浪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读 《日本浪人祸华录》

《日本浪人祸华录》，是由杨桑榆所著的一部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文史著作。该书选取的角度，重在披露日本浪人自甲午战争至二战结束的数十年时间里，与日本政府和军部相勾结，在中国制造种种阴谋及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该书填补了我们对日本侵华的认知缺陷。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在文艺作品中和银幕上、舞台上，看到日本侵华的场面，只是全副武装，穷凶极恶的日本军队，手持三八大盖等武器，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肆意横行，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其他侵华罪恶，则知之甚少。那么，通过阅读这本书，会使我们认识到，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祸害，绝不是只有手拿武器穷凶极恶的军队；对中国人民的野蛮征服，也不是只有烧杀抢掠这样一种罪恶手段。在日本侵华的行列里，还有着一群鲜为人知的噬血帮凶---日本浪人；在日本侵华的无数罪行中，还有着日本浪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比起武装到牙齿的日军，那些身穿和服、脚蹬木屐、腰挂佩刀、留着怪里怪气发型的日本浪人，他们对中国的祸害比起日军正规部队来，不仅毫不逊色，在许多方面甚至为害更烈。

让我们一起走进书中，看一看日本浪人是怎样祸害我中华民族的。

浪人，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产物。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将社会划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统称“四民”。四民中的士，便是武士。在幕府时代，以幕府将军为首的武士阶层执掌着国家的统治大权。武士阶层有着不同的等级，幕府将军是这个阶层的塔尖。将军之下是诸侯，又称之为大名、他们拥兵自重，各霸一方，就像中国20世纪时期的军阀。大名的家臣叫藩士，藩士又蓄养着家臣和士卒，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封建武士阶层。1868年，日本发生“戊辰战争”，德川幕府战败，天皇睦仁即位、改年号为明治，将首都迁到东京，并着手割除封建制度，实施一系列使日本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重大决策，史称“明治维新”。这次改革的重要成果，就是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取消了武士特权，从而使武士阶层迅速瓦解，其中少数皇族、贵族变成了大地主、大资本家和银行家，一批中层武士变成了商人、自由职业者和高利贷主。广大下层武士则破了产，成为靠出卖土地为生的无产者。于是，一个具有新的历史特色的阶层---浪人阶层就产生了。    

日本国土狭小，土地资源贫瘠，要想富国强兵，发展资本主义，便要在疆域上对外扩张。于是，明治政府为了扩大疆域，制定了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其步骤是：第一期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南洋、亚洲乃至全世界。“大陆政策”的确立，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成千上万的日本武士，由此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在幕府时代，平民们为了不受武士欺负，就结成种种联盟以保护自己。明治维新后，破产武士们反过来因袭这些平民的联盟形式，成立了以浪人为主体的新的联盟形式---秘密社团。最先成立的社团叫“玄洋社”，为浪人团体的先驱。此后，大大小小的秘密社团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大日本国粹会、犹存社、大和民老会、建国会、国本社、大日本正义团、血盟团、护皇会，神武会，等等。玄洋社成立10年后，又派生出黑龙会、浪人会、大日本生产党，其中黑龙会成为日本最有势力、在对外扩张中活动最为猖獗的浪人组织。

黑龙会于1901年成立于日本东京，前台首领为内田良平，幕后人物是头山满。因为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等人主张经营黑龙江两岸的东北、蒙古和西伯利亚，将日本的国界扩至黑龙江，故将其社团之名定为“黑龙会”。

与黑龙会相比肩的右翼社团是“大日本国粹会”，以关西浪人西村伊三郎、关东浪人青山广吉等人为主导，实际幕后操纵者为日本内相床次竹二郎。该组织把天皇制度绝对化，极力宣扬对外扩张的侵略思想，在日本具有很大影响。

自从秘密社团如毒菌般在日本国土上出现后，日本国内的恐怖活动便日益频繁。这些恐怖活动并非是杀死一个平民、绑架一个富商、或在公共场所扔一颗炸弹那样简单，秘密社团的枪口所指，是那些元老重臣、内阁首相、大银行家、大企业家等上层人士。这些人不一定是好人，但只要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与秘密社团的宗旨相悖，就要遭到杀戮。外相大隈重信、文部大臣森有礼、大藏相井上准之助、首相滨口、财阀团塚磨等日本军政财界重量级人物，均遭到浪人秘密社团暗杀。此外，秘密社团还一手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东京大暴动”案，刺杀朝鲜最高统治者闵妃案，屠杀旅日华侨案等大量血腥事件，而且不受任何惩处。这说明，浪人秘密社团的势力无处不在，并成了日本恐怖活动的策源地。

日本浪人在国内就像一群螃蟹，横行霸道，无人敢惹。那么，他们对于与日本只有一海之隔、地大物博却又国力衰弱的锦绣中华，就更是觊觎良久。而日本内阁与军部在策划和实施对中国的侵略行动中，有时不便公开出面，就暗中指使浪人冲在前面，让他们充当马前卒、急先锋。浪人组织也乐得以爪牙、帮凶的身份出头露面，从中牟取暴利。在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实施的许多阴谋诡计中，处处可见日本浪人的影子。有以下事例可证：

参与甲午战争，卖力推波助澜。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影响巨大，是腐朽的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开始。日方对此次战争谋划甚早。战争未发之时，日本军部就操纵浪人组织玄洋社（黑龙会的  前身）派出间谍到中国和朝鲜搜集情报，继之，又抽调13名精干人员，组成“天佑侠团”，亲自赴朝鲜策动朝鲜东学党起义，造成朝鲜国内大动乱，诱使大清国出兵朝鲜平叛，成为甲午战争的纵火者。战争爆发后，日本浪人进一步加强谍报活动，使日本陆、海军几乎在每一场战役中获胜。丰岛大海战，浪人间谍石川伍一事先潜入中国，准确地获悉了清军军舰的航行日期与路线，使日本海军有准备、有把握地对清军发动了突然袭击，致使清军首战失利，军舰一艘被毁，一艘被俘，官兵死伤近千人；成欢之战，玄洋社浪人山崎羔三郎装扮成药材商人，以旅日华侨的身份，结识了一些清军下级军官，从而获准自由出入清军军营。结果，清军阵地的地形、军力部署，被他知道的一清二楚。日军根据山崎的情报，抓住战机，对清军发起猛烈进攻，当日即攻占成欢；平壤之战，日军派立下大功的山崎羔三郎带领一个侦察小分队，化装成中国人，了解清军在平壤的部署情况。为防止不会中国话的浪人暴露身份，山崎独自一人潜入平壤，画出了清军阵地及堡垒方位图，致使平壤守军机密泄露，先胜后败，平壤落入日军之手；黄海海战，是甲午战争中中日海军在海上的大决战。为了彻底摧毁中国的海上军力，日本海军部在动用全部精锐战舰的同时，依然按照“谍报先行”的惯例，密令在中国多年的浪人宗方小太郎，潜入有“死地”之称的北洋海军基地威海进行侦查，搜集情报。宗方小太郎领命后，化装成农民，潜入北海，记下了军舰的数目、种类，以及灯塔的位置。接着，他又混入清军的补给船，轻而易举到了比威海守备还要森严的刘公岛，弄清了这一军事要地的地理地形和炮台方位。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混上济远舰，观察了舰上装载的兵器和火力配备，并顺势打听到了清军16艘舰队赴朝的消息。宗方小太郎的周密侦查，为北洋舰队带来了灭顶之灾。在黄海海战中，清军军舰被击沉5艘，击伤7艘，官兵伤亡近千人，损失远远大于日本海军。北洋舰队从此一蹶不振，最后走向覆灭。

策划“满蒙独立”，图谋肢解中国。这本是日本内阁和军部的既定国策，但对此表现最积极最踊跃的，却是日本浪人，其代表人物是极右翼浪人、大阴谋家川岛浪速（即著名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的养父）。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浪人之王头山满、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一致主张援助中国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治，然后解决满蒙问题。但川岛浪速却却主张实行南北两分之策，即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北为清帝国疆界，以南则听任革命党所为，然后利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夺取满蒙。但他的两分策却遭到日本官方的否决，理由是两分策对日本并不一定有利，而改为在清政府之外寻找代理人，通过代理人维护日本已到手的利益，进而夺取满蒙。日本官方选择的代理人是袁世凯。但川岛浪速并未因自己的方案遭到否决而罢手，而是利用多年经营的在华势力和军中盟友开展反袁活动，并组织了对袁世凯的暗杀，被袁侥幸躲过。他又拉拢肃亲王善蓍，王公大臣良弼等遗老成立宗社党，与袁世凯对峙。不久，良弼被袁世凯暗杀，肃亲王在川岛浪速帮助下出逃。此后，川岛浪速以肃亲王为旗帜，并拉拢蒙古王公喀喇沁王等上层人士，策划“满蒙独立运动”，还签订了蒙古独立条约。与此同时，川岛浪速还与握有重兵的东北军阀张作霖取得联系，争取得到他的支持。但是，就在川岛浪速的阴谋成功在望时，局势骤变。由于川岛浪速策动的“满蒙独立”阴谋与日本政府对华外交总方针相抵牾，日本内阁决定，立即停止满蒙独立运动。实力派张作霖也转而表示赞成共和制，拥护袁世凯。川岛浪速只得抑制住不满情绪，表示服从内阁决定。回到日本后，川岛浪速继续同田锅安之助等人秘密活动，伺机卷土重来。在他的宣传鼓动下，日本军部首脑和大陆浪人在满蒙问题上的观点逐步趋于一致。于是，川岛浪人开始策划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为保证这次计划成功，川岛浪速成立了“军事指挥部”，组建了“勤王军，”并亲任“总帅”。与此相同步，他还组织了对张作霖的暗杀。因为川岛浪速要扶持的是肃亲王，而张作霖却拥兵自重，一心要当东北王，致使川岛浪速动了杀心。但是，刺杀没有成功，被张作霖侥幸躲过，他的所谓“勤王军”也被张作霖部下吴俊升一举歼灭。到了1916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一命呜呼，日本政府因形势变化再次改变了对华方针，转而决定支持黎元洪任大总统，由他统一南北，并促使其投靠日本。这就使川岛浪速扶植满清皇室的计划彻底失败。虽然如此，川岛浪速策划的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为日本关东军后来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吞并满蒙，提供了很好的蓝本，起到了开道先驱的作用。

密谋恢复帝制，力推张勋复辟。这是日本浪人祸乱中国的又一“杰作”，其代表人物是黑龙会干将、知名浪人佃信夫。佃信夫看到川岛浪速一手扶植的“宗社党”与“勤王军”虽有日本军部在后面撑腰，可到后来仍落了个失败下场，便决心在中国大陆寻找一个拥有强大武力、有志于搞复辟的人物，而张勋则成为他的理想人选。张勋是清末北洋军的旧派将领，对已经灭亡的清王朝怀有无限忠心,发誓要拥戴溥仪恢复帝制。他的部下一律留着清式发辫，人称“辫子兵”，张勋则被称为“辫帅”。张勋曾被袁世凯授予定武上将之衔，他的军队也被称为“定武军”，总兵力达3万多人。佃信夫认为张勋正是他要寻找的人，1916年3月，佃信夫通过有关人员，想方设法结识了张勋，向他提出了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复辟的要求，得到张勋欣然同意。岂料日本政府对此事中途起了变化。因为他们已经把宝押在亲日派段祺瑞身上，认为张勋势单力薄，难成气候。张勋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他与13省督军达成协议后，于时年6月率领步炮兵10个营3000余人，打着“进京调停、收拾时局”的旗号，由徐州乘火车北上，于7月1日在北京悍然发动复辟。张勋与康有为、王士珍等人换上清朝大臣朝服，在辫子军保驾下来到紫禁城，将12岁的退位小皇帝溥仪扶上太和殿御座，山呼万岁，行三跪九叩之礼，并将“民国六年”改为“宣统九年”，易五色国旗为黄龙旗，恢复清廷旧制，即日通电全国，张勋自封为内阁总理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独揽朝中大权。复辟功臣康有为等人都加官进爵。张勋的倒行逆施，很快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孙中山愤慨地表示：“誓不与天日”，并发表“讨逆宣言”，曾经与张勋共谋推翻黎元洪、复辟帝制的段祺瑞也摇身一变，组织讨逆军，在天津誓师，讨伐张勋。原先赞成复辟的各省督军，也无一人通电支持张勋。段祺瑞于很短的时间纠集数万人马，分两路进攻北京。由于复辟不得人心，刚一开战，张勋所部就有6个营1500人缴械投降。7月12日，讨逆军全线发起进攻，北京城内炮火连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辫子军头领苏锡麟见大势已去，表示如能保证张勋安全，他愿意投降。从中斡旋的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经与荷兰公使交涉，获准让张勋到公使馆避难。但张勋死活不愿意。吴炳湘等连拖带拉，强行把他塞进汽车。那些参与复辟的文武官员、政客书生纷纷作鸟兽散，复辟闹剧仅上演12天就以彻底失败收场。

大耍阴谋诡计，制造“上海事变”。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9•18事变”后，为了转移国际视线，使关东军能够顺利的把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变为现实，就预谋在上海挑起一场战争。这个任务落在了川岛浪速的养女、日本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身上。川岛芳子是肃亲王善蓍的第14位公主，嫁与蒙古王室。她长相俊美，喜穿西服，被称为“男装丽人”。但在美丽外表下，该女子却心狠手辣，诡计多端。日本特务机关头目土肥原贤二亲自向川岛芳子布置任务，要求她利用王室公主的特殊身份，迅速进入上海高层社会，摸清英美对日中关系的态度，猎取国民党在政治、军事及其他方面的准确情报，并在短期内点燃战争的导火线。川岛芳子到了上海，立即大肆活动。她利用自己的美色，首先俘虏了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孙科，做了孙科的秘书，从而能够轻而易举通过孙科猎取国民党政府的机密情报。正在此时，发生了在中国流亡的朝鲜爱国志士尹邦昌前往日本刺杀裕仁天皇的事件。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即1932年1月9日，上海的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便做了报道。记者在报道了整个事件的过程后写了这样一句话：“只是炸毁了随车，实在遗憾”。上海日侨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认为侮辱了天皇和大日本帝国，于是聚众捣毁了几家报馆，并举行了游行示威，表示抗议。虽然上海市长代表政府进行了赔礼道歉，处分了报社负责人，但川岛芳子和他的上级兼情人田中隆吉却认为这是煽风点火、挑起战争的好机会，不愿让骚乱就此平息。二人经过一番策划，决定进一步挑动中国人与日侨的对立情绪，以扩大事态。川岛芳子按照情夫的指示，在缠住孙科的同时，开始了一连串的阴谋活动。1月18日，她策动几个日本僧人先到上海三友毛巾厂投掷石块，挑起事端，然后以重金收买当地流氓集团对日僧动手，再嫁祸于毛巾厂工人。1月19日，她指使日本浪人烧毁了三友毛巾厂，再以此事为借口，血洗了岗亭，工人被打死一名，打伤一名，还刺伤一名巡捕。1月20日，1000多名日本浪人和侨民在田中隆吉指使下，在上海大街上挥舞棍棒，横冲直撞，所过之处，门窗玻璃被打碎，公共汽车被砸毁，维持秩序的巡捕被打伤。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还于当天晚上摆下鸿门宴，用手枪逼着三清物产公司董事长福岛喜三给本国首相和外相写信，强烈要求政府出兵。由于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一环扣一环的周密部署，其挑动的骚乱也不断升级，致使上海的局势极度紧张，已经接近战争的边缘。1月27日，川岛芳子从孙科处得知上海市政府准备接受日方提出的全部要求，已有屈服之意，她对此很不满意，生怕因此而使局势缓和。她谋划的是让骚乱进一步升级，直接导致战争爆发。于是，川岛芳子指使浪人组织“日本青年同志会”，要他们立即开始行动。1月28日，青年同志会一名会员大摇大摆来到法租界，旁若无人掏出炸弹，向日本领事馆扔去，震碎了窗户玻璃。日本领事馆立即抓住这一小小事件大做文章，并提出四项要求。虽然上海市政府被迫接受了日方条件，但已不起任何作用。当日深夜11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奉海军大将盐泽之命，向驻扎上海的19路军发起进攻，震惊中外的上海“1．28事变”就此爆发。日军自此实现了将战火从关外燃向中国内地的阴谋。川岛芳子还拿着孙科的介绍信亲自找到19路军军长蔡廷锴，谎称日军将以重兵从正面进攻，诱使蔡廷锴把部署在其他地区的兵力撤回正面防线，致使日军得以从后方突破防线，对19路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迫使19路军放弃上海，向西南撤退，上海就此陷落（由于川岛芳子作恶多端，日本战败投降后，她被国民党政府以叛国通敌罪判处死刑，在北平执行枪决）。

以上是从政治和军事层面揭露了浪人对中国的染指和破坏。而更为令人痛恨的是，浪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诸方面，也是无孔不入，全面渗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根据书中的大量披露，将其罪行撮其大要，概括为以下方面：

一是挖空心思榨取受难者的膏血。伪满洲国建立以后，日方成立了一个政务机关，并迅速委任了一批“顾问”、“咨议”，其中有不少是在中国从事特务工作的浪人。其目的是利用这些人熟知中国情况，对中国人加强统治。同时，日关东军司令部规定，凡担任顾问、咨议者，必须交上一笔费用，说穿了，就是买官费，而且数额巨大。但愿买的人还是很多。因为只要买一个官位，就可以肆无忌惮搜刮民脂民膏。这些买官的浪人榨取钱财的手段很多。比如，谁家订婚、结婚，浪人就会突然光临，给操办者扣上“超过聚会人数规定”或“擅自开会”的罪名加以拘捕。玩纸牌、打麻将、乃至唱歌跳舞，也会被扣上扰乱治安罪名拘捕。这些人必须缴纳数额很大的罚金才能被释放。浪人还以“户籍调查”为名，每过一个月就让居民更换门牌。一个门牌只值几分钱，却要收一块钱。有的浪人还垄断了河里的冰块，居民们到河里取冰，也要向浪人交钱。一个叫叽田的浪人，甚至申请成立了一个“打扫烟囱专利社”。过去，居民的烟囱都是自己打扫。自从出现了这个烟囱打扫专利社，隔几天就要上门打扫烟囱，每次收两块钱，不打扫也不行，因为后面跟着宪兵。此外，一些浪人还到乡村强迫农民购买日文课本，每本索价50元，不愿买的就扣上反日罪名，抓去坐牢或服苦役。有的浪人连接口都懒得找，直接跑到村里找村长，说自己丢了钱，被村民捡去，要求村长赔偿。

二是对占领区人民进行残酷剥削与血腥镇压。东北的日本移民，大部分屯居在乡村，其中许多人是无法无天的骗子和恶棍。他们对农产品种植毫无经验，却要不劳而获。每到庄稼成熟时，他们就在日本士兵或宪兵支持下，将中国农民辛苦了一年的劳动成果搬到自己家中，还要强行带走年轻的女人，以供他们淫乐。一些浪人买下了大片土地，成了地主，村里的居民就成了他们的佃户，像奴隶一样遭受驱使。有的人不堪忍受，逃往别处，被宪兵抓回来后，就要饱受鞭挞，许多人被打死。有些地方的农民在忍无可忍之下奋起反抗，将浪人杀死，关东军司令部就会派出军队，用炮火、用轰炸机，将那个村子夷为平地。黑龙江大东沟某村农民因不堪压榨，将7个浪人和移民杀死，日本军方立即派出一个小队宪兵将该村包围，并调来炮兵，用大炮向村内猛轰，将该村炸成一片废墟，村民多被炸死。冲出村外的逃生者，被日军以机枪射杀。

三是以绑架为手段，对百姓进行敲诈。在伪“满洲国”，绑架的事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许多老百姓被绑票者勒索得倾家荡产，有的因拿不出钱来而惨遭杀害。这种残酷的敲诈行径，常常是浪人与宪兵勾结起来进行的。浪人或充当眼线，为宪兵物色绑票目标，或直接实施绑架。被绑架的中国人，有前国民党东三省政界要人，有靠经营厂矿或商号起家的富翁，有一般职员，还有俄国侨民。一个叫王魏庆的富翁，用25万元赎出了了他的儿子，用50万元赎买了自己的自由。一个叫张庆和的商人先后被绑架3次，赎金总数达到50万元，从此成了穷人。一个叫梁永昌的小商店老板，被6名浪人绑架，要求他限期拿出3万元赎金。梁永昌拿不出，浪人就叫他卖商店，梁不同意，浪人就用烧红的铁块烙她的手脚和面孔，终致其死亡。浪人以为他是昏厥，继续烙她的皮肤，直到发现其已死亡后才停止。即使如此，浪人仍未停止勒索。他们先将梁永昌尸体砍成4块，扔到臭水沟里，然后继续通知其家人凑款赎票。梁妻好不容易凑齐了2万元，交给绑票者，结果却连丈夫的尸首也未见到。浪人还发明了比绑票更简便的敲诈办法，就是选好敲诈对象后，给他们扣上共产党、亲苏分子的帽子，逼着他们拿钱。拿不出钱来，就威胁要将他们送宪兵队。老百姓都知道进了日本人的监狱就等于进了地狱，所以只好东拼西凑，拿钱消灾。

四是贩卖妇女，牟取暴利。早在1910年，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日本人就在那里成立了贩卖妇女的株式会社，这种株式会社，是纯粹以迫使妇女卖淫而获取利润的。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日本人又将贩卖妇女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在东北各大城市均成立了贩卖妇女的“专利公司”。“专利公司”的大部分“货源”，都是由日本浪人提供的。他们先是从朝鲜和日本本土拐骗和贩卖妇女，后来又与汉奸勾结起来，将大批中国良家妇女投入火坑。参与贩卖妇女的浪人，都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家伙，他们把一些乡镇的少女少妇强奸后，再转给专利公司拍卖。有两个浪人在锦州先后强奸了11个少女，并且为了不向任何人支付买这些少女的钱，而将他们的父母残酷的杀害。被专利公司卖出的女人，如果在期限未满之前逃走，警察便会像对待逃犯一样对她们进行缉捕。如被抓获，仍然交还给买主。那些残酷的妓院老板会对她们使用种种稀奇古怪的刑罚，使她们再不敢动逃走之念。专利公司对从日本贩来的女子同样残酷，她们稍有反抗，就会被多人糟蹋侮辱，或横遭鞭挞，有的人甚至被处死。由于“专利公司”不断向“满洲国”输送女人，东北各地的妓院、茶楼、酒吧、夜总会如雨后春笋。1936年，仅吉林、黑龙江两省领取妓院开业执照的，就有550多家。

五是以毒品戕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对中国实行毒化政策，是日本政府早就制定的侵华政策之一。自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至1945年日本投降，这一毒化政策祸害中国长达50年之久。甲午战败后，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统治台湾后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台湾人民不断以武装斗争方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二是日本设立的台湾总督府经济危机日益深重。如何解决这两个难题？时任日本内务省卫生局长后藤新平支了个招，即以毒养毒，在台湾实行鸦片专卖制度。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从身体和精神上摧垮中国人的抵抗意志，一方面可通过垄断贩毒走出经费不足的困境。此提议得到了日本政府准许。鸦片专卖制度的实行，使毒品销售与吸食均合法化，日本政府也得以从中大牟其利。日本在台湾推行毒化政策成功，就以此为范例，极力向中国大陆扩大毒化网络，并设计了一整套针对东北、华北、乃至全中国的毒化政策。为使这一政策得以实施，日本侵华高层首先在占领区强迫民众停止种植粮食作物，而改为种植鸦片，致使广大沦陷区遍地罂花，处处芙蓉。1939年至1942年，仅蒙疆地区生产的鸦片就够80万人吸一年。在河南占领区，有5个县被划为鸦片种植区。在察哈尔的南部，鸦片种植面积达50万亩。在华北地区，天津是日本毒化政策的大本营，在日本人经营下，这里成为世界最大的海洛因都市之一。另一方面，日本高层在占领区发动大批浪人、朝鲜游民和中国的地痞流氓，开办烟馆，推销毒品，引诱中国人吸食鸦片。日本组织制造的毒品种类主要有海洛因、白面、黄面、甜丸、快上块，黑膏、吗啡、鸦片、高根等数十种。凡日本统治所及的地方，到处都是浪人们开办的烟馆、吗啡馆、白面房等吸毒场所。这些场所均受到当地日本驻军和领事馆保护。日本浪人由于有军方撑腰，因而在贩卖、推销毒品方面肆无忌惮，花样百出。拿贩卖毒品来说，为了逃避中国军警的检查，大批量贩运的毒品，往往在包装箱打上“军用品”或某某药品、某某食品字样。小批量的毒品，有的藏于玩具或鱼腹内，有的借运尸体为由，将毒品藏在棺材里。有的将死人的尸体刨开，掏空后塞入鸦片、白面等毒品，然后再将肚皮封上，运往销售地。一些浪人雇佣男女无业游民，将毒品塞入他们的肛门或阴道内，搞人体贩运，称之为“坐队”。这些人中途不准进食，到目的地后再将毒品“坐”下来。常有“坐者”因带毒致病而暴死。从推销毒品来说，浪人们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为了引诱中国人吸毒，浪人除大肆开办烟馆外，还别出心裁开办“花烟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意义却大不一样。因为花烟馆是吸毒和嫖妓的混合场所，名称也很诱人，如“消愁处”、“ 卧云楼”、“ 神仙世界”、“世外桃源”等。在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招徕烟民的广告。由于花烟馆等于妓院，花样又多于妓院，使得许多人受到吸引，光顾者趋之若鹜。为使不同阶层的人加入吸毒行列，除花烟馆外，浪人还在各地开设了许多条件简陋的次等烟馆，有的只是一间屋子，支着一个床位。光顾这个地方的，多为体力劳动者和无业游民。有的浪人还在烟馆内开设不同层次的烟室，分别称为“雅座”和“散座”。雅座环境优雅舒适，散座就是大排档，一个屋子可容纳数十个甚至上百个人。这些人背对背躺在铺上，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吞云吐雾。这样的烟馆日接客可达1500多人次。除了办馆，浪人还在拉客和诱人吸毒上迭出新招。有的采取奖励办法，凡推荐一人，给推荐者一定赏金，或免费供其吸食一段时间鸦片，以此刺激老顾客拉新顾客，新顾客又去发展新烟民，类似于现在的“商业传销”，使得烟馆的队伍滚雪球般扩大。一些烟馆谎称吸毒能够治病，致使许多人不知不觉染上毒瘾。还有的烟馆实行上门供烟。更有一些浪人采取野蛮推销术，市民走在街上，浪人冷不防隔着衣服给他注射一针吗啡，然后拦住要钱，谁不付钱，就扭送宪兵队。毒品的大肆泛滥，使中国人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原来很健康的人，一经沾上毒品，就与原来有天壤之别。许多人精神颓废，没精打采；许多人骨瘦如柴，三分像人，七分似鬼；许多人全家吸毒，荒废事业，最后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许多人泯灭人性，卖儿卖女，甚至通过抢劫杀人，维持吸毒；还有许多人被榨干血汗，流落街头，冻饿而死。

除上述外，浪人的罪行还有武装走私、充当密探、编织间谍网，在中国各地刺探情报，等等。

读了《日本浪人祸华录》这本书，使人义愤填膺，心潮难平。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就如同我国古语所说：“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在所有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中，日本对中国的祸害最为惨烈，他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最为深重。而在对战争的反省上，日本的态度最为恶劣。时至今日，日本仍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不承认在中国烧杀抢掠，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不承认慰安妇，不承认在中国实行毒化政策，它们把对中国的的侵略，轻描淡写说成是“进入”。国内也有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或打着各种招牌的推墙派，沉船派，砸锅派、改旗派，出于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诋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伟大历史作用，为一边高喊抗日、一边妥协投降的蒋介石国民党歌功颂德，涂脂抹粉。一些号称公知精英的亲日派更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为当年日本的侵华罪行百般开脱辩护，胡说日军对我沦陷区人民“很友善”。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至今仍然亡我之心不死。特别是眼下的安倍内阁，更是以我国为主要假想敌，明目张胆否定二战定论，悍然冲破国际约束，修改和平宪法，将自卫队恢复为正规军队。并抱着美国大腿，大肆扩军备战，妄图使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尤其是当前在南海、东海、钓鱼岛、台湾等问题上，日本与我国针锋相对，不断挑衅，在国际舞台上也小动作不断，专门与中国对着干，幻想着有一天让过去的历史重演。对此，我们一定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始终牢记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和祸害，始终扭住强国强军强民这个大目标不放，不断壮大我们自身的实力，使日本及其走狗针对中国的一切阴谋、挑衅和战争叫嚣，遭到彻底的破产。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