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利用地方立法权对社会陈规陋习进行约束和规范

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与我们近在咫尺的豫北平原一个农村家庭，一对新人在洞房花烛之夜，因为彩礼纠纷问题,在一场激烈的争吵后，新郎竟然用锤子砸向新娘的头部致其丧命，给家庭及社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痛，而媒体则直截了当将其称为“不能承受的天价彩礼之痛”。那么男方家究竟给了女方多少彩礼钱呢?  11万。还不包括购房，为新娘买这买那，对媒人的答谢，以及自家的一些花销。为给孩子娶亲，新郎父亲不仅耗尽了家财，还背上了20多万元债务。难怪血案发生后，新郎的父亲连连叹气说：“这个家完了，彻底完了”。

现在的农村比起改革开放之前，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与此相伴的，是一些陈规陋习重又泛起，其名目之繁多，让人不敢想象。在我们晋城地区，这种现象也是屡见不鲜。拿娶亲来说，不少地方又悄然实行起了封建时代的老一套做法，非常繁琐。每走一道程序都要花上一大笔钱。彩礼的数目，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三金”、“十几条腿（指家具）”，扩展到女方向男方要房，要车，要彩礼。缺一样都不行。越来越高的彩礼正成为农村家庭最沉重的负担。不少人反映说，“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不娶媳妇，日子好坏能凑合着过，一娶媳妇，一家都成了穷光蛋，还连累了亲戚朋友。”事情就是这样残酷，高价彩礼，给本应喜庆的婚事，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在一些家庭，几万元都拿不出来，但办下事来，却要花到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无奈之下，只好咬着牙东借西借甚至举债结婚，这已经成为无须隐讳的常事。有的村民说：“现在结婚的彩礼钱是噌噌噌往上涨，一家比一家多，让我们真是欲哭无泪。”。还有的说：“过去重男轻女，生个姑娘还不高兴。现在，特羡慕生姑娘的人家。”

天价彩礼在很多地方存在，一大原因就是农村长期存在重男轻女现象，导致了男多女少，竞争之下，使彩礼价格不断上升。而攀比之风盛行也加剧了彩礼的疯涨。彩礼原本是一种带有点缀性的婚姻习俗，而现在变了味，彩礼高低成为比富斗阔的标准，甚至一些家长也将女儿视为敛财工具。同时，比较高的离婚率使不少女方对婚姻存在不安全感，也促使她们索取较高的彩礼，其逻辑是：“即使哪一天婚姻破裂了，过不下去了，至少也算是一种物质补偿”。

当下的天价彩礼不断疯涨而无所制约，从而使原本淳朴的乡风民俗遭到污染异化，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可以看出，很多人是在不由自主之下被邪风恶俗推着走的,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方，,陷入恶性循环无法自拔。既使别人增加了沉重的的经济负担，自己也没有好到哪儿去。

与娶亲相对照的，是殡葬。殡葬在各地的陋习也不少。古人历来主张“厚养薄葬”。我不知道许多人的亲人生前是否得到了厚养，但他们去世后的葬礼却被后人大肆铺张，极为奢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大肆操办酒席。有的把老人去世当作斗富比财的机会，讲排场，摆阔气。二是封建迷信抬头。有的为了图热闹、表孝心，请来道士做法事，请剧团唱戏，整夜不停，使得四邻不安。一些地方已革除了穿白的陋习，有些地方却依然披麻戴孝，好像回到了古代，看着瘆人。三是有的老人去世后，子女不惜花重金为其买高档骨灰盒、甚至修豪华坟墓。四是有的还乘机收礼敛财。据有人估算，安葬一个人，大体需5—8万元，

农村中的陈规陋泛滥的结果，还使许多人产生了畸形心理。就是说，许多人对于请客送礼，实际上是不情愿的，但既然送出去了，就要想办法再捞回来。还有的家里本来没什么事，但迫于人情，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有红白事情，还是要随大流表示意思。这样，他们辛苦一年，一多半的劳动成果，就要被别人以堂而皇之的理由白白拿去。心理上就产生了不平衡，于是就巧立名目让别人为自己送礼。诸如儿子参军，上大学，搬家，起房盖屋，等，都要张扬铺排一番。甚至还出现孩子好几岁了补满月的奇事、怪事。

此外，封建迷信在农村仍有着很大的市场，许多人为此不惜一掷千金。其目的不外乎“四求”，即求子、求福、求财、求顺”。致使抽签打卦、算命、看风水等封建迷信活动抬头。部分富裕起来的村民对此等迷信活动趋之若鹜。一些所谓算命先生、“风水大师”、“巫婆神汉”，乘机在农村招摇撞骗，愚弄群众，竟能获得不少村民的信任。有些农民对“大师”到了深信不疑、惟命是从的地步。有的甚至“走出去、请进来”，不惜重金跪求大师“指点”发财之道。

可以说，陈规陋习已经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农村表现猖獗。如果到农村走一走，就会听到很多呼声，诸如“结婚结不起”、“小孩养不起”、“生病生不起”、“死人死不起”，等等。很多农民都想改变这一恶俗，但又不知从何做起。有许多人甚至怀念起了文革时期结婚送钢笔、劳动工具或简单穿戴的情景。

我认为，上述问题的产生，有三个原因，一是历史原因，过去封建社会那一套陈规陋习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不易根除。一旦放松管控，就会死灰复燃。。二是经济原因，农民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不知道钱怎么花。由于缺乏正确引导，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土豪”思想和做法。三是教育原因。对农村的宣传教育缺少针对性，精神文明建设脱离具体实际，许多是泛泛而谈，农民们没有树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此外，有关部门管理缺位，一些红白理事机构没有很好尽责，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我认为，这里面可采取的措施和办法有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以立法的方式进行规范。因为法律是硬性的东西。法不容情。有了明确地法律规定，谁违反了，都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天长日久，大家就会慢慢习惯。

晋城市是2015年首批被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地级市。在2016年市“两会”时，就通过了我市首部地方性法规---《晋城市地方立法条例》。从此，晋城市的立法将有法可依。从有关资料得知，晋城市具有地方立法权后，在实践中牢牢把握的一个原则是：凡涉及全局的重要事项、涉及较多群众利益或者较多群众关心的事项，一般都可以认为是特别重大事项。我注意到，两会中不少代表提到将古村落保护纳入法制轨道。也有的提出传统医学非遗申报需立法保护， 还有的提出用立法确保小区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等。这些建议都很好，很重要。但就是没有人提出对移风易俗、革除陋习、树立新风，予以法律层面的规范。而这恰恰关系到最广大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我认为，运用我市具有立法权的优势，组织力量研究制定一部规范我市村规民俗的地方性法规，现在是正当其时。对于农村中的婚嫁、殡葬、摆满月、开锁等大家习以为常的传统习俗，可以允许保留，但应做出一些限制性规定。例如，农村送彩礼，要控制在家庭承受能力之内。富裕地方不能超过4至5万，较贫困地方不能超过2至3万。亲戚朋友、左邻右舍上礼，也应有个指导性标准，大体可在50至100元之间。最高不超200元。超过这些标准，即视为违法。其他事项可逐一提出指导性标准。除法规明确了的事项外，其余的陈规陋习一律取消。同时，还要明确一些法律严禁的事情，如严禁对红白之事大操大办，严禁恶意、过度的闹洞房。严禁搞封建迷信活动，严禁巧立名目借机敛财等等，对违反者，特别是闹出事情，造成重大影响的，要追究法律责任。这就是法律最具威慑性的地方。它不同于红头文件，有弹性，伸缩性，它是刚性的，是铁面无情的，只要违反，就要受到制裁。有了这样一部地方性法规，再把基层红白理事会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加上村、镇机构监督制约，以及各级宣传部门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以及对正反两方面典型的曝光，就一定能使这项移风易俗、革除陋习、弘扬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新习惯的工作，得到健康良性推进、为构建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奠定法律基石。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