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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两国关系演变始末
2017-04-04 15:40来源:晋城党史网作者:吴军雄浏览数:400 

——读《山鹰之国亲历》


《山鹰之国亲历》,是新华社驻阿尔巴尼亚地拉那首席记者王洪起同志,根据自己在该国工作22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写成的一部纪实之作。全书25万字,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作者根据所占有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直面现实,秉笔直书,真实记述了半个世纪以来 ,这个号称“山鹰之国”的巴尔干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故。尤其是细致的揭示了中阿两国从亲密无间到关系恶化、从志同道合到分道扬镳的真实内幕。通过这本书,可以使我们了解许多以往不知道的历史真相,填补我们的认知盲区。我本人通过仔细研读,深感大开眼界,获益匪浅。现在,让我们循着该书的踪迹,从作者客观全面的叙述中,共同感受那一段波诡云谲的外交风云。


阿尔巴尼亚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东岸,国土面积2.8万余平方公里,海岸线472公里,当时人口230余万(现在达到280多万),国家面积排名在世界为第139位,是典型的弹丸之国。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屡遭外敌入侵。1912年获得独立。一战时被匈、意、奥军队占领,1920年再度独立。二战时又被德、意法西斯占领。1944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后更名为劳动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夺取政权,旋即举行全国选举,阿共领导人恩维尔·霍查获胜,成为政府首脑,并于1946年成立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1976年修改宪法,改称为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


从《山鹰之国亲历》一书中可以看出,中阿两国关系源远流长。阿尔巴尼亚历史学家考证,中国与欧洲及阿国的祖先伊利尔人早就建立了联系。该国早在2000年前就有关于中国的记载。当时的文献把中国称为“塞莱斯”,在希腊语中就是“丝绸之国”的意思。早在公元6世纪中叶,伊利尔籍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就派一个正式的代表团到中国,要求将“丝绸之路”协议正式化。这一事件发生于公元552年,比马可波罗东方之行要早7个世纪。所以,查士丁尼的这个命令通常被认为是“欧洲对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法案”。阿尔巴尼亚学者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对中国感兴趣。1675年,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曾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写了4本书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时期(19世纪30—40年代到下半叶)的代表人物都很了解中国。20世纪初,阿国出版了中国神话《中国公主》。国际共运人士、阿国革命活动家利扎·策洛瓦在国外流亡期间,还经季米特洛夫派遣,到上海执行任务。


1949年11月23日,即新中国成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阿尔巴尼亚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体现对中阿关系的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挑选经过长征的老干部徐以新为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受到阿国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阿尔巴尼亚与中国的亲密关系始于1960年。这年6月,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散发了苏共中央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宣称列宁主义若干原则已经过时,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从而拉开了围攻中共的序幕。会议期间,惟独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阿党内第三把手希斯尼·卡博态度坚决,他力排众议,发言表示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的做法,指出不能只凭一方的材料来判断苏共和中共的分歧,还必须听取中国同志的意见。


正是因为卡博代表阿尔巴尼亚说了公道话,维护了中国,赫鲁晓夫便对阿打击报复: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停止一切援助,并于1961年12月同阿断交。也正因为阿尔巴尼亚没有屈服苏联的压力,中阿两党才在反修斗争中走到了一起。随着外交形势的发展,中阿两国对一系列国际问题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和相似点,双边关系不断加强和发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我方对阿方的礼遇规格和舆论宣传突出拔高,来访的重要代表团都要安排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在与阿尔巴尼亚打交道的中国领导人中,周恩来总理无疑是最多的。上世纪60年代,他曾三访地拉那。至于接见阿方客人的次数,数以十计,接见的人数,则数以百计。    


今天,橄榄油正作为我们中国人最为推崇的时尚绿色食品,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最早引进的橄榄树苗是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赠送的,而亲手种下第一株橄榄树的,则是周总理。1964年3月,周总理在云南省昆明市海口林场亲手载下第一颗橄榄树,掀开了我国大规模引进油橄榄的历史篇章,人们将橄榄树称为“中阿友谊树”。


中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后,阿劳动党是世界上表示支持的唯一执政党。当时毛主席每次接见阿代表团,都离不开文革话题,并由此变成了最高指示在国内各单位下达,广大群众纷纷敲锣打鼓,以示庆贺。而阿使馆的外交人员也上街游行,表示欢迎。半年后,霍查发表了《破除落后习俗和封建迷信》的讲话,吹响了阿国“思想文化革命”的号角,实际上是呼应中国的文革。阿全国掀起了拆毁教堂和清真寺的运动,神职人员遭到迫害,学校教室的墙壁上开始出现“闪电报”,即中国式的大字报,用来批评一些歪风恶习。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青年受到抨击。大学生都必须参加“阿克西奥”(即义务劳动),修建铁路和梯田。各个饭店还摆着阿文版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同时还出版了白皮的“霍查语录”,被称为“小白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阿两党两国交往最多、双边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阿党最高层(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全部都访问过中国,有的甚至多次。这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在阿国对外关系中,都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毛主席亲自签署的中共中央致阿劳动党“五大”的贺电,把中阿关系推向新的高潮。


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康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11月2日,康生向大会宣读了由毛泽东签署并署名的致阿党“五大”的贺电。


贺电说:“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贺电强调:“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是耸人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贺电满怀激情地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一边。全世界90%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不怕孤立,也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一小撮反华、反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虫,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份电文是在康生主持下,由笔杆子王力等人起草的,全文只有千字左右,但褒贬分明,分量重,影响广,烙痕深。有专家认为,贺电充满着文革时期的革命外交思维和情绪化语言,对世界形势、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和全局战略多有误判。但就当时来说,贺电的作用是很大的。康生在大会上宣读后,霍查立即敞开手臂,同他热烈拥抱、亲吻,并拿起贺电,让与会者观看,会场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泽东一恩维尔(霍查)”的口号声不绝于耳。事后,阿方还以贺电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为主题谱成歌曲,广为传唱。阿党领导人霍查把两国关系比喻为“坚如刚铢,纯若水晶”。“中阿两国人民是战斗在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成为最时髦的口号。从此,“世界上两只雄狮,一只在欧洲,一只在亚洲。恩维尔一毛泽东,哥俩同根生”的歌声响遍“山鹰之国”的四面八方。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新中国成立后努力的目标之一,阿尔巴尼亚在帮助中国解决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出了大力。当时,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敌视,一直拒绝中国的正当要求,而让逃亡到台湾的蒋介石残余政权霸占着席位。联大为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约20年的讨论。阿尔巴尼亚则是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列入大会议程的倡议国,并担负起在联大就此问题进行辩论的特殊责任。1971年10月23日,期待已久方联合国大会对各项提案的表决终于来临,阿尔巴尼亚代表马利列在发言中再次阐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得到了多国呼应。美国多次阻挠未果,便改变策略,同意中国进入联合国,但又提出让台湾留在联合国,妄图制造“两个中国”。美国还采取卑劣手段,暗中散布中国已接受美国提案的假消息。阿代表马利列当场宣读了中国政府的声明,揭穿了美国的阴谋。最后,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共同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获得通过,会场顿时沸腾起来。一些同中国保持密切友好关系的非洲代表团跳起了欢乐的非洲舞蹈。有的人甚至跳到桌子上载歌载舞。蒋介石代表在看到他们无望留在联合国后,黯然退出了会场。表决后不几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达纽约,并立即坐到了自己在联合国大会及其有关委员会、安理会和联合国所属机构中的席位上。


除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双方情投意合,互相支持外,中国也竭尽全力,从各方面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了援助。两国建交后的第五年,即1954年,我国就就开始向阿提供援助。当时主要是以贷款形式向阿提供一些物资。而大批援助则是在1961年阿苏关系破裂后提供的。中国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实现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解决了阿的燃眉之急。1966年,阿党政领导人在对我国“文革”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加赞扬的同时,还频繁地派高级代表团访华,一再要求我国增加援助。中国虽然本身有着许多困难,但仍然尽最大力量支援阿的“革命”和建设,从经济到军事,从物资到现汇,给予了全面的、大量的援助,并使这一援助达到顶峰。这期间,阿政府经济代表团两次来华商签了两笔巨额贷款协定(协议金额共16.5亿多元外汇人民币,承担成套项目49个),帮助阿进行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66—1970)和第五个五年计划(197l一1975)的建设。


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共提供援助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军事物资占43%,成套项目占25%,现汇占2%),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大量援助,是在本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有的援阿项目超过了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负担能力,上马显得颇为吃力。为了完成阿的复杂项目,中国在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不得不先在国内进行大量试验和试制工作,甚至动员了全国26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参加,并建立了专门的实验工厂,甚至有数名中国同胞为此献出了生命。


而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中国包销。从六七十年代走过来的的人们应该还记得,一毛二一盒的“钻石”牌香烟,就是阿尔巴尼亚生产的。价格虽然便宜,但人们并不喜欢,就连他们自己的最高领导人霍查也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霍查称“天安门”香烟)。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在援助问题上逐渐发生龃龉。特别让中国领导人难以接受的是,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却一点也不知珍惜,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这样严重糟蹋,心疼得直掉眼泪。有些援阿专家(在援阿年代里,先后有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尔巴尼亚工作,并有张宝玉等同志在施工中壮烈牺牲)对当时给阿的大规模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当我方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竞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阿的胃口越来越大,什么都想要,数额一次比一次加码,几亿几十亿的要,填不满的无底洞。阿以小欺大,强我所难,把向我索要援助看做是理所当然,认为援助是中国天经地义的责任。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极度困难时期。为了缓解饥饿,中国挤出极其宝贵的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粮食。但只要阿尔巴尼亚说需要,中国就把进口的粮食转手送给他们。1962年,阿驻中国大使雷兹·马利列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李强也束手无策,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多余的粮食来送人。李强只好找到国家主席刘少奇。恰巧当时同样缺粮食的我国向加拿大进口了一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出于大局考虑,刘少奇命令这些船只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本来是中国老百姓的救命粮,眨眼之间,却跑到了异国他乡的餐桌上。


阿国还把许多物资用来修建一项毫无用处的工程——碉堡。六七十年代时,我国领导人将国际形势看得很严重,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随时都会发动针对我国的战争,因此提出“深挖洞、广积粮”、“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打仗”的响亮口号。受我国影响,面对“共同的敌人”,霍查也提出“提高警惕、严阵以待”、“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御敌于国门之外”,全国上下实行总动员,政府不惜财力、物力,斥巨资在全国各地修建碉堡。所需的钢筋和高标号水泥大部分是中国的援建产品。据说每个碉堡平均造价250美元,当地人说,一座碉堡的耗资,足可修建一套标准的两居室住房。但修了碉堡后,阿国人民不得不长期忍受恶劣的居住环境。在那些年里,阿国人民勒紧裤带,在全国各地修建了75万个钢筋水泥碉堡。多数碉堡直径3至4米,主要部分在地下,地面上只露出一个圆顶,像一个倒扣的锅。这些碉堡从来没有使用过。到了90年代,阿国奉行“融入欧洲”的政策,这些碉堡就成了障碍,于是请北约驻科索沃部队清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清除了几百个。剩下的,一部分进行了改造,变成了“碉堡酒店”、“碉堡饭店”,“碉堡旅馆”,“碉堡仓库”。但这些庞然大物的大多数现在还静静地躺在山坡高地、海滨滩涂上。


针对阿方在要求我国援助方面“狮子大张口”的情况,周总理曾经特意安排并亲自陪同来访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到“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大寨和“万里千担一亩田”的沙石峪参观。1965年5月,阿国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列加、工矿部长蒂奥多西一行,由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陪同,来到山西大寨。一下飞机,周总理就向山西省长卫恒、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交代,他陪阿尔巴尼亚同志是来接受艰苦奋斗教育的,要给客人准备可口实惠的“大寨饭”,不要铺张浪费。于是,由太原拉来的东西,没卸车便撤走了。大寨人为客人准备的主食是玉米窝头、小米稀饭,羊肉饺子和油糕,还有四菜一汤。科列加、蒂奥多西一行30余人和我中央领导人喝着大寨的高粱白,吃着土豆、腌咸菜,谈笑风生。周总理以“大寨精神”为话题,介绍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历程,以启发阿党走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道路。并几次讲到,我们过去长期和敌人作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是靠“小米加步枪”,要求阿方“艰苦奋斗不能丢”、“不能忘记人民”。科列加亲眼目睹了大寨人改天换地的壮丽业绩后,也情不自禁称赞“大寨精神好”,“大寨人好”,表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定要学习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国家的宝贵经验。”谢胡总理访华时、周总理又陪他们乘直升机参观了沙石峪,用“穷棒子精神”启发客人。随后又责成李富春副总理陪同客人到大庆参观,让他们感受“铁人精神”。至于这种苦心孤诣能否真正为客人所理解,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969年5月,老资格的外交家耿飚任中国驻阿大使。耿飚通过与阿领导人的接触和实地调研,发现不少“异常”情况,他察觉阿方领导人对有些国际问题的观点同我们中央的观点之间,并非如原来所认为的那样一致,而是隐含着深刻的分歧。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对阿援助上,也存在着严重问题。


多年后,耿飚在《回忆录》中讲到中阿关系时这样说道:“特别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的国防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们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飚同时指出:“阿还存在一种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我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事实证明耿飚的判断是正确的。阿尔巴尼亚与我国的关系,确实存在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两面态度。中阿即使在关系最好的时候,双方也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存在分歧。霍查晚年“要么一起皆好,要么一起皆坏”绝对化思维方式、骂遍全球、反遍全球的极左幼稚综合症、一条道走到黑的山民性格、超量索取援助的蛮横无理,逐渐显露出来。他标榜阿尔巴尼亚是“唯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典范”,地拉那是“国际马列主义运动的中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橱窗”。他对各国各党肆意诋毁谩骂,攻击他们是“独裁者”、“法西斯分子”、“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匪帮”、“疯子”、“小丑”、“饶舌者”等等。对我国也是如此,他白天对我方人员大谈中阿如何友好,夜里写日记时却发泄不满,甚至大骂中国。在重大问题上,更是与中国格格不入。


1964年,赫鲁晓晓夫下台,毛主席和党中央果断抓住机会,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毛主席提议并经党中央讨论决定,由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赴苏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以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动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阿尔巴尼亚不同意中国的做法,他们决定:决不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决不和解!


1969年9月,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逝世,阿尔巴尼亚应邀派代表团参加葬礼。霍查任命政治局委员马尔科为团长。马尔科抵达河内后即同率领中国代表团的李先念副总理联系。李先念告诉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将前来参加胡志明的葬礼。马尔科当即问李先念:“如果您和柯西金打照面怎么办?” 李先念回答说:“如果他向我伸手,我也向他伸手,因为我们两国有外交关系,尽管我们两党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分歧。我们已经邀请柯西金在从河内返回莫斯科时在北京停留,他已经接受了邀请。”马尔科听后神色茫然。他在琢磨:是不是要和柯西金握手?虽然他事先知道该怎么回敬柯西金,但为了不出事,他还是用密电向霍查请示:如果遇上苏联总理怎么办?


霍查命令:不!


马尔科还转达了李先念的问题:恩维尔同志是否愿意于l0月份参加中国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


地拉那又发出一个大字:不!


这是霍查对我国邀请柯西金去北京的激烈反应。


柯西金在北京逗留期间发生了什么?霍查命令阿尔巴尼亚所有媒体绝对不予报道,就好像没有那么回事,事实上霍查却掌握每一个细节。通过阿通社发给他的内参告诉他,周恩来总理用双手握着柯西金的手,霍查感到十分不快。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阿同中国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全球战略等方面,产生的严重分歧和碰撞越来越多。1971年7月到8月,霍查异乎寻常地在亚得里亚海滨的都拉斯避暑胜地呆了很长时间。他在准备定于当年11月召开的阿党“六大”报告。回到地拉那后,他继续写报告,几乎不公开露面。但是,三条机密消息从秋天起就扰乱了他的平静。这些消息使他十分不安,尤其是这些消息都是通过阿尔巴尼亚信使从北京紧急送来的。


第一条消息:阿尔巴尼亚驻北京大使罗博被告知,中国共产党由于国内原因,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


第二条消息:林彪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中国压根儿不再提他的名字,就好像他已不存在。罗博大使说,所有这些消息是从他的同行——其他国家驻华大使那里听到的。据他们说,林彪谋害毛泽东和企图发动政变未能得逞,乘军用飞机逃跑,飞机起火,坠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无疑,他的飞行方向是苏联。


霍查很不高兴,因为他没有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关于这一极其重要事件的消息。他一直等到1972年7月,才从中国领导那里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事件的真情。


第三条消息:在美国总统特使、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7月密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霍查气炸了,他惊讶得无法相信,也无法沉默。


当人们在北京证实关于“毛泽东与尼克松会晤”的突如其来的消息后,霍查于8月上旬,以阿党中央名义致中国共产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封上万言的长信,全面阐述了阿的立场,指责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事先不同阿商量?霍查在当时属于绝密的信件中说:“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也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因为中国的做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


从此,中阿之间政治分歧日益严重。起初,阿主要领导人对我方先进行内部指责,继则公开影射,进而阿媒体发表不点名批判文章。阿方不仅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中美关系的改善,说中国共产党搞机会主义,而且公然批判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1977年7月7日阿党报根据霍查“七大”报告的论调撰写了长篇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文章虽未点名,但目的很明显,就是试图公开挑起中阿论战。它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是国际共运中的“机会主义变种”,旨在熄灭阶级斗争,否认当代基本矛盾;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说不结盟国家的理论主张是“中庸”路线,是“调和矛盾的路线”,“不结盟国家的理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帝国主义的两头怪物”,说“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


自那以后,阿尔巴尼亚不顾后果地日益恶化两国关系,反华调子日高,两国关系愈益紧张。国内有的同志认为,对阿宁可忍耐一些,不要太急,不要像苏修那样,造成我对阿报复的印象。并认为这在政治上对我有利。时隔不久,复出后执掌党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


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与外经部的有关同志起草了关于停止对阿援助的报告和照会。1978年7月7日,即阿发表批判“三个世界”理论的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一周年之际,我方公布了外交部照会,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阿领导集团出于内外需要,对我由影射攻击发展到公开反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以怨报德,对我援阿工作不断刁难,设置障碍,明明是阿方不负责任造成的过错,反诬我“怀有损害阿经济的蓄意图谋”。阿采用各种手段,妄图压我多给东西,快给东西。由于阿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双方的合作基础已被阿方破坏殆尽,迫使我再也无法履行协议。针对上述情况,我应抓紧时机,撤回专家,停止对阿成套项目、一般物资、军事装备和现汇的全部援助。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外交部协同各援阿职能部门,对停援和撤回工程技术人员的实施办法进行了周密安排。同时,对我撤援后阿的走向也做了估计,并制订了应对方案。


作为对中国外交部1978年7月7日致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照会的答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于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即公开信)。该信标志着中阿关系的公开破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带病的身躯,亲自披挂上阵,对我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攻击,说“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中国从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想当超级大国”。说邓小平1978年访日,“是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联系服务的,邓对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提出了友谊的保证”;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是为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战线服务的”。诬蔑我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拉夫发展关系是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指责我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


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民发表讲话,竟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他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


霍查对中国的攻击面之广,就连我驻阿大使及其他人员都不放过,胡说什么中国武官和新华社记者都是“中国间谍”,居然诬蔑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至于许多对华友好的人士,那就更没说了,统统“定性”为“中国间谍”, 轻则被解职后下放劳动,重则被投入监狱。


对于霍查疯狂反华,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指示说“大人不见小人怪。”随之,我国对其采取了“四不”方针,即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关系,赢得阿国百姓的同情。


1978年7月7日,中国政府照会阿政府,停止经济、军事援助,接回援建工程的技术人员。1978年9月,阿宣布废除中阿轮船股份公司的协定,解散该公司,中断了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邓小平则针锋相对、斩钉截铁地提出三个字:断、撤、停,即:断援助、撤专家、停项目。


长期以来,我国对阿援助太多太多,这个大包袱越背越重。据说我国高层当时还有人主张对阿尔巴尼亚减少援助,而不是全撤。幸好没有这样做!要是真的只是减少援助,他们还会拖住我国,还会不断地边要边骂,使我国陷入被动。


断援后,阿方也不再找我国“抗议”了,中国多年提供的贷款,阿方当然不会还,就只能爬在账上了。


自那以后,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已经没有什么“亲密”关系了。1985年4月,霍查逝世,阿利雅上台,他表示愿意同中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经双方共同努力,中阿签署了双边关系恶化后的第一个较有分量的协议——中方向阿方出售年产10万吨尿素的成套设备。这也是中阿经贸关系史上第一个真正体现互利的项目。阿方称这是两国关系的“破冰船”项目。90年代,阿尔巴尼亚尾随其他东欧国家,发生了政体剧变,中国政府表示,中国尊重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选择,愿同阿发展正常的双边关系,两国关系通过一冷一热的经历,正在步入友好互利的平稳发展阶段。近年来,双方实了高层互访,国家关系发展较快,各领域的交往与合作也在增多。


对阿尔巴尼亚大多数人来说,虽然两国关系中间出现了波折,但很多人仍然存在着割舍不掉的中国情结。六七十年代,阿尔巴尼亚到处都是中国生产的东西,公路上跑的是解放牌汽车,人们骑的是永久牌自行车,手上戴的是上海牌手表,听的是熊猫牌收音机。可以说每个人的衣食住行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大多数群众仍然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关系紧张时,虽然在政府的高压下,他们也在口头上骂中国人“猴子”,内心里却对中国抱有好感,有的见了中国人先高声骂几句,然后小声叫“绍库(同志)”,并骂霍查“不是好东西”。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大家没有顾虑了,敢于公开表达自己对中国的好感了,有许多人甚至多次往返中国。一些在中国留过学,或受过培训的,自愿组成了“阿中友好协会”。有不少号称中国通的人干脆长期驻扎到中国打拼创业,有的做生意,有的开公司,当老板。


许多中国人也把眼睛盯向阿尔巴尼亚,漂洋过海到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淘金,有的还和阿族人组成家庭,生儿育女。经过20多年苦心经营,具有中国特色的大红灯笼已常年悬挂在地拉那街头,甚至出现了拉街基奈宅(中国街)。华人经营的商品有服装、电器、玩具、工艺品、日用品等,已占据了阿尔巴尼亚市场的半壁江山。“中国制造”正在包围着阿尔巴尼亚人的生活,特别是农民兄弟和城市工薪阶层。


以上是《山鹰之国亲历》一书关于中阿关系的大体情况,也是本人欲同读者朋友分享的中心所在。从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的演变情况来看,我觉得在我国外交工作中,确实有不少值得我们记取和接受的教训。比如,我们过于看重一些国家的战略作用,因而不惜血本刻意笼络,希冀它们为我所用,其结果是得不偿失。同时,我们在对外援助时,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宅心仁慈。敦厚善良,处处秉承与人为善,不会拒绝人,对受援国提出的过高要求不好意思说做不到,因而明知不可而强为之,放弃了凡事量力而行的原则,最后是“要了面子,丢了里子”,既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困难,而且出了钱出了力还不落好。更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封堵和孤立的情况下寻找能够帮助自己的盟友的,带有急病乱投医的盲目成分,这种合作必定受到各自价值观的制约,因而出现从友好合作到反目成仇,是一种必然。这样的例子,阿尔巴尼亚是一个,越南、朝鲜何尝不是如此?有人在网上就公开发文,说我国花了几千亿,买来三个仇人。虽然偏激,但也不无道理。因此,我们对过去的一些做法进行回顾总结,从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国的对外交往避免失误,少走弯路。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