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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阳城军民的锄奸反特斗争
2017-05-15 20:24来源:晋城党史网作者:吴军雄浏览数:5513 

每当一个国家或民族遭逢外敌入侵之时,便会出现一批卖国贼,这几乎成为普遍规律。这种卖国贼,在中国一般被称为汉奸。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就有大大小小的汉奸、卖国贼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有关资料披露,中国在抗战期间的汉奸总数,累计达到200多万。这里面,既有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这样的头号大汉奸,也有为数众多的中小汉奸。汉奸的共同本质是“有奶便是娘”,心甘情愿接受日本人的驱使。他们数典忘祖,认贼作父,助纣为虐,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成为日本侵略者忠实的爪牙、走狗、帮凶,干了许多为人不齿、遭人唾弃的坏事。由于汉奸多是本乡本土,对当地情况极为熟悉,能够起到日本人所起不到的作用,所以备受日军重视和依赖。这种特定时期的汉奸现象,在当时的阳城县同样大量存在。在日军飞机轰炸县城时,就有城内汉奸用反光镜为日机指引方向。日军占领阳城后,在阳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除个别洁身自好者外,其余者均甘心事敌,集体投入日寇怀抱,摇身一变当了日伪政权中的办事人员,成为日本人统治阳城的重要支柱。还有一些铁杆汉奸在日军指使下,组织起“天仙妙道反共救国仁义社”、“ 西岭枪会”、“黄龙庙民团”等反动武装,专门与共产党、八路军对着干,成为破坏抗日根据地、阻碍抗日斗争的毒瘤。更为危险的是,日军还收买汉奸,将他们训练成特务,然后派他们到根据地刺探

情报,策反我方人员,并伺机进行破坏。面对这些复杂情况,阳城军民在我党的领导下,在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的同时,还不间断地开展了锄奸反特斗和剿灭汉奸武装的斗争。这类行动没有轻重之分,主次之分,先后之分,但为了行文方便,我还是要把它列为三个方面依次叙述。

一、锄奸

为了打击汉奸的破坏活动,我党领导高度重视锄奸工作,县、区均设有锄奸队,各行政村设有锄奸小组。县公安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防范和惩处汉奸。形成了全党重视,领导挂帅、专门机构负责、全民配合的锄奸工作格局。在日常期间,则实行有奸必肃,肃奸必大张旗鼓的方式,以此震慑其他汉奸和动摇分子。从抗战开始到1945年阳城解放,阳城军民的锄奸行动有以下实例:

1、处决芦石庵。1938年 3月21日,两架日军飞机飞临县城上空,在城东、城北一带投掷炸弹24枚,炸死民众270余人,炸毁民房1000多间。事后县公安局查明,县城芦石庵在日军轰炸前活动异常,且货资来路不明。还有群众反映,芦用反光镜向日机偷发信号,指示目标。据此,公安局将其抓捕,于22日以汉奸罪公开枪毙。

2、处决温茂林。1938年4月,县城“裕通典当铺”掌柜温茂林手执太阳旗,携礼到东关保定桥将路过的日军迎接进城,并成立维持会,发展维持会推进员,还在其当铺周围贴满了媚日降日标语。这部分日军在城外时曾受到国民党军队袭击。被温茂林迎接进城后则大开杀戒,屠杀县城内居民700多人。日军撤走后,县公安局将温茂林逮捕归案,召开公审大会,历数其罪恶。县政府宣布没收其汉奸财产,判处死刑,当众执行枪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汉奸卫忠民。

3、处决悍匪贺子裕。1939年2月27日,阳城县机关团体、抗日驻军、县区锄奸队以及城周群众万余人在县城南河滩举行声势浩大的锄奸大会,将在豫西为害四方、被唐支队抓获的土匪头子贺子裕当众处决。会上,唐支队为表明锄奸抗日决心,将战场上率部临阵脱逃的中队长杨小坚处以死刑,由方升普副司令员亲自用飞镖斩杀,同时将将贪赃枉法放走鸦片毒贩的支队侦察员刘三同当众处死,使全体与会者受到极大震动。

4、处决樊次枫。樊次枫是阳城上庄人。出身富豪之家,曾在省政府任职,很受阎锡山青睐。日军进攻阳城时,樊曾指使温茂林、杨子干等人策划降日、维持活动,温茂林被捕后,樊的汉奸行径暴露,畏罪潜往阎系旧军官续继川处藏身,被阳城公安局跟踪,终于在浮山县将其捉拿归案。1939年9月,阳城抗日县政府召开“9.18”国耻纪念大会。大会控诉了日军侵我国土、杀我同胞、掠我财物的累累罪行,对以汉奸樊次枫为首的汉奸分子卖国投敌罪行进行了揭露与声讨。虽然阎锡山急电阳城,下令释放樊次枫,但因其罪孽深重,阳城抗日政府顶着压力,果断将其公审后予以处决。

5、铲除吴荣廷。1940年1月,中共晋沁阳三县工委、联办组织锄奸工作队,由胡正六为队长,赴阳城铲除奸细,保护隐蔽的共产党员、牺盟骨干和抗日干部。工作队接受任务后,立即赶赴阳城,在当地地下工作者配合下,首先将铁心反共、杀害抗日干部的三青团骨干分子吴荣廷抓获,并解往晋城高会处死。

6,制裁郭双群。1940年4月占领阳城县城,并逐步向周边蚕食扩张。为应对时局变化,阳北地下党领导人徐毅首先在自己立足的大宁村建立两面政权。党支部根据徐毅指示,挑选了两名年长且有名望的乡贤出面维持敌人,但因太过刚直,不懂策略,不几天就被鬼子打得卧床不起,从此甩手不干。于是起用刘嘉铭当维持会主事。刘嘉铭能说会道,但私心太重,经常打着日军旗号勒索村民,被支部发现后撤职。旋又挑选与伪区长有关系的郭双群担任伪村长。开初一段,郭双群表现还不错。但当他得到日本人的赏识后,很快就打起小算盘。为了向日本人邀功,他对村人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由和颜悦色变为疾言厉色,动辄呵斥。他经常私自提高向群众收取钱粮的标准,既向日本人邀功请赏,本人也趁机贪污肥私。他还对以货郎名义隐藏在此的阳北地下党领导人徐毅产生怀疑,暗地里调查其真实身份。种种迹象表明,郭双群已成为一个危险人物。徐毅和大宁党支部通过周密研究,设计出一条借刀杀人之计。即派人向阎系“东政府”汇报,说郭双群仗凭抱着日本人的粗腿,不把东政府放在眼里,经常截留克扣东政府的摊派,激起了阎系对郭双群愤恨,很快派人于半夜将郭双群抓获,并押到大山里用乱石砸死。

7、棒杀张引启。1942年秋,阳南三区东凡村抗日村长刘秉政带领民兵执行任务时,将汉奸张引启抓获。张引启是伪警备小队长,作恶多端,民愤极大。饱受张引启欺凌、对其恨之入骨的窑圪坨村群众闻讯后,手持棍棒蜂拥而出,将张引启乱棍打死,为当地除了一害。

8、枪毙王鸿儒。王鸿儒是阳北芹池村的恶霸地主。作恶多端,1938年遭到群众斗争,心怀仇恨,投奔了阎系83师。1939年,五区牺盟会将王秘藏的粮食挖出来救济贫民,王闻讯后,怀疑是刘村闾长王小栓告密。于是勾引阎军势力,将王小栓一家五口人杀死四口。1942年开展减租减息,王鸿儒对抗运动,受到群众批斗。王拒不认罪,反而逃到夫妻岭日伪据点当了汉奸,阳北公安局对其进行追捕,最终将其抓获。阳北抗日办事处当即在寺头村召开公审大会,将其判处死刑,当众枪决。

7、镇压张里保、王兴财。此二人均为阳城西沟村人,其中,张里保是日伪情报员,经常探听我方情报向日军告密,致使我方多名抗日干部遭到日军突袭和暗杀,王兴财是西沟村伪村长,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效劳当走狗,对本村群众凶狠无比,致使一些村民被逼死,一些人无法生存,被迫在外流浪。1943年初,阳北武工队奉命铲除这两个民愤很大的汉奸恶霸。在群众配合下,终于将二人先后逮捕处死。

8、惩处郭招兴。郭招兴是阳邑编村日伪维持会长,他仗着日本人的势力,出卖抗日干部,抓捕无辜群众,勒索贫苦农民,拦路抢劫过往客商和牲畜财物,成为十恶不赦、人见人恨的恶霸汉奸。最令人气愤的是,他指使地痞流氓,将沁水郎壁、郑庄、阳北安上、大乐等地群众驮煤的30多头牲口全部抢走,将敢于抗争的群众诬指为八路便衣,绑送日军红部关押,使这些无辜者受到毒刑拷打,最后全部被鬼子枪杀。广大群众强烈要求抗日政府为民除害。根据群众呼声,阳北公安局负责人张旭东奉命捉拿郭招兴归案,张旭东亲自率领两名公安员深入虎穴,在西沟村地下党组织配合下,准备密捕郭招兴。狡猾的郭招兴知道自己作恶多端,所以行踪诡秘,轻易不露面。后来,他接到密报,说最近村里经常出现一些身份不明之人,马上意识到是八路军盯上了他,于是就准备往县城逃跑。张旭东得知消息后,化装成收粮贩子,独自深入西沟,在郭招兴逃跑的路上将他抓获,并在当地群众配合下,将其押回阳北。经司法科审讯后,县政府判处其死刑,由公安队将其押解至西沟村附近枪决,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9、处死刘嘉铭。刘嘉铭在抗战初期,曾由大宁村地下党支部推荐担任维持会主事,但他辜负支部期望,仗势欺压勒索村民,于是被撤职,此后,刘嘉铭改变手法,伪装进步,骗得支部信任,当了村里的武委会主任。但此人本质太坏,一当了官就得意忘形,胡作非为。他在一天晚上查岗时,路遇一名过往客商,就向其勒索财物,客商不从,刘嘉铭就掏出手枪威逼,最终将客商钱财全部抢走。客商气不过,找到村里告状。支部书记张仲荃核实情况后,果断将刘嘉铭撤职。刘嘉铭自此对共产党产生仇恨。他原来结交的日伪便衣队长寇聚世知道消息后,就上门拉拢刘嘉铭下水。刘嘉铭被寇聚世说动,答应为日军做事,从此充当了日伪坐探。在深夜送寇聚世返县城时,他顺手牵羊盗走了民兵一支步枪,送给日本人请赏。他通过寇聚世,三次向日伪密报阳北公安局干部张旭东回村的消息,招致日伪军三次夜袭大宁村。只是由于张旭东机警过人,才未落入敌手。他还与寇聚世在深山接头,密谋摧毁阳北县委和大宁村抗日堡垒。在他的出卖下,日军于1944年阴历7月28日,对大宁村实行远程奔袭,造成了血腥 的“7.28事件”,两名区村干部被捕(其中一人壮烈牺牲,一人刑场脱险),9名无辜群众被杀,40余名无辜群众被抓,60余头大牲畜被抢。事件发生后,阳北公安局经过缜密侦查,最终将刘嘉铭这个隐藏极深的汉奸和内鬼揪出,然后在寺头村召开了公审大会,刘嘉铭被愤怒的群众用铁锹铲死。

以上9个事例,都发生在日军统治阳城期间。从这些事例中能够看出,我方对汉奸做到了露头就打,决不手软。但由于汉奸本身具有奸诈性,有的极力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一时未被识破,有的躲在日军的卵翼下,使我方暂时奈何不了他们,以致有部分汉奸在当时没有受到制裁。但当日寇失败投降后,这些人也就无处逃遁,只好乖乖地接受人民的惩罚。阳城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以下汉奸依法进行了惩处:

1、公审、镇压了马尚俭等汉奸。马尚俭是日伪统治时期的剿共先锋队队长。他死心塌地充当日军爪牙,绞尽脑汁破坏抗日根据地,协助日本宪兵抓捕残害了多名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他凭借先锋队的特殊地位,经常私自向各维持村要粮要款,群众在完成日伪下达的指标后,还要承担先锋队的额外摊派,不少人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马尚俭还经常欺侮、强奸妇女,并给日军指挥官岛田等人寻找良家妇女,供他们糟蹋。马尚俭还经常以种种理由敲诈勒索县城经商业者。谁敢不从,即抓进大牢施以毒刑。阳城解放后,马尚俭落入法网。县人民政府于1946年2月在一区驻地水村召开公审大会,将马尚俭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与马尚俭一同被押往刑场处死的还有伪合作社常务理事兼经理常九皋和伪自卫团团长杨国枢两名汉奸。  

2、镇压了杨双喜等汉奸。1946年2月,阳城三区党政群数千人在台头村举行集会,欢度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新春佳节。喜庆之余,群众想起日军占领阳城时,汉奸走狗认贼作父、仗势欺人的种种罪恶,不由得怒火中烧,纷纷涌向汉奸恶霸家中,将其押至会场,要求政府严惩。在群众强烈要求下,县、区政府批准将杨双喜、郭凤举、郭志学三名汉奸交给群众处死。

3、公审、镇压了杨让等汉奸。1946年,县政府在南河滩召开公审大会,对日伪时期充当伪阳城县维持会长的杨让、伪阳城县情报室主任赵元林、伪阳城县警察所所长赵辑五三名汉奸进行公审判决。此三人在日本盘踞县城期间,甘心认贼作父,为敌效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他们刺探抗日情报,抓捕杀害抗日干部,残害抗日军民,勒索群众财物,霸占田产,奸淫妇女,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其中,仅杨让就贪污勒索民财近百万元,赵元林残杀抗日干部27人。县政府在历数三犯罪行后,宣布判处三犯死刑,即行押赴刑场处决。

二、反特

日军占领阳城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的统治,他们一方面采取残酷的“三光政策”,用武力对人民群众进行野蛮征服,一方面千方百计拉拢意志不坚定的中国人为自己所用,从而产生了汉奸这一特殊现象。与此同时,他们还四处派出特务,或者在一些地方安置坐探,让这些人在抗日根据地进行刺探、窃取情报、暗杀绑架、造谣生事、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为了保卫根据地安全,我方在严厉惩处汉奸的同时,还不间断地开展了反特斗争。

1943年秋,阳南县抗日政府和太岳四专署公安处破获了一宗潜伏特务系列案,该案的案情让人惊心动魄。案件的主要人物是曾任国民党阳城党部书记长的孟光恒。此人是个极端仇共、反共分子,在“12月事变”中,就积极充当了进攻八路军、牺盟会的急先锋,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的鲜血。阳城沦陷后,孟光恒带着他的一干人马,集体投降了日本人,旋即被日军委以重任,专门负责对抗日根据地的渗透和破坏。他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派遣特务潜入各级抗日机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特务活动。更使人触目惊心的是,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地下交通网络,这个网络以垣曲黄河渡口为起点,经阳城柴圪瘩、董封、次营、苏村、固隆、一直通到太岳北部。即使在懂行的人看来,都认为堪称一项大手笔,说明此人确实有些鬼才。太岳支队入阳后,首先在阳南地区立足和活动,县城日军也随之将阳南作为打击的重点。在日军红部指令下,孟光恒在县城东关召开秘密会议,布置特务工作。并把重点放在在阳南,活动非常频繁,逐步引起了我方的警觉。当年9月间,县委派驻岩山村工作组的工作人员王煌、栗西木在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中 ,觉察到该村有一个叫上官五云的人非常可疑。该人以自己是个瘸子、不能下地劳动为幌子,暗中监视抗日干部。同时,上官五云还与一张姓村民潜入工作组住处偷窃文件,被发现后丢弃文件逃走。不久,王煌、栗西木又发现三青团骨干分子张永恒到岩山村活动,王煌当机立断,将张永恒叫至室内讯问。张永恒做贼心虚,王煌刚呵斥了几句,他就吓得面无人色,赶紧交代问题。他供认:岩山村抗日村长上官雪魁已被特务策反,叛变投敌,是潜伏于抗日阵营里的内奸。王、栗二人随即将上官雪魁扣押审问,上官雪魁不得不交代了他执行国民党党部布置的配合日军扫荡、杀害抗日干部的阴谋计划,还供出了一批特务名单。王、栗二同志深感事态严重,迅速将情况向县委做了汇报,并将上官雪魁、张永恒押送县公安机关进一步审讯,其他各区也先后发现了国民党特务的蛛丝马迹。阳南县迅速与专署公安处取得联系,经过对上官雪魁和张永恒的突击审讯,掌握了以孟光恒、茹南、黄丽生、常思敬、李春景、高其庸、刘墨林、田九州为骨干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罪证,地、县公安机关当天晚上突击行动,分路抓捕,在宜固、南次营、下交、窑圪坨等地,将这帮特务一举抓获归案。经审讯进一步证实,以孟光恒、黄丽生、常思敬、李春景、高其庸、刘墨林、田九州等人为骨干的特务分子,在阳城沦陷后认贼作父、接受日寇指令,潜伏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的罪行确凿无疑。但其中一些人的经历也很令人惋惜,比如,茹南原系国民党团级军官,参加过中条山战役,论说也是个抗日战士,但他在战役失败后,灰心丧气,加之与共产党分属两个阵营,因而被孟光恒策反。他接受孟的指令,隐身南次营的佛陀庙,披着“老和尚”的外衣,建立秘密联络站,成为日寇埋在我根据地的暗桩。上官雪魁在“12月事变”前曾任八路军排长,事变后回乡隐蔽,利用我方对他的信任担任了抗日村长。但他对抗日的信念并不坚定,被特务乘机拉拢利诱,最后背叛革命,沦为人民的罪人。阳南抗日政府认为,这些特务骨干分子对我根据地及其进行的抗日斗争危害极大,必须予以严厉制裁。因此决定将这些罪犯判处死刑,并在日军即将进行大扫荡之前,将孟光恒等9 名罪犯押至西交等地秘密处决,

1944年秋冬间,阳南公安局在苏村八路军粮库附近抓获了一名女子,经审问,该女与特务组织有关,于是立即上报四分区公安处,分区公安处指示阳南将该女交与阳北公安局, 指示阳南公安局与阳北公安局一并侦察,同时向阳北公安局发出特级密令。阳北公安局接令后,立即对阳南转过来的女子进行审问。审讯查明,该女姓薛,年仅14岁,原籍河头村人,家境贫寒,但长相俊美,被南上村日伪双料特务薛子焕看中。薛子焕为讨好日军,以一斗小米连买带骗,将薛女收为干女儿,然后送到日军红部“花姑娘队”。日本人给她打了发育针,任意摧残蹂躏,后又训练其参加了特务组织。阳北公安局立即通过内线配合,将薛子焕抓获。薛子焕认为我方没有掌握他的罪证,拒不老实交代。企图蒙混过关。公安人员通过多方做工作,,最终攻破了薛子焕的心理防线,但其仍不愿痛快交代问题。公安局长雪地(崔芳洲)再审薛子焕,故意让其看到薛姓女子。薛子焕知道隐瞒不住了,不得不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以及自己知道的整个阳城的特务组织情况,从而使我公安机关了解了特务的隶属关系和活动方式。大体有这样几点:(1)日军红部的特务组织由红部直接指挥,派往全县的特务、便衣队,由红部直接领导。(2)以国民党阳城县党部为中心的国民党特务系统,归属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不归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3)按照军统局规定,国民党县党部、区分部委员以上的国民党员都必须加入军统。国民党县党部设党务督导专员,名为整理党务,实为整理特务。阳北公安局将薛子焕供出的特务组织情况分别向县委、政府和分区公安局做了报告。上级指示阳南、阳北公安机关迅速对阳城地区的日伪特务与国民党特务进行排查、摸底,以彻底捣毁地下特务组织。并指示将薛子焕和其干女儿薛姓女子移送阳北司法科依法审讯。阳北县司法科经审理认为,薛女年幼无知,在遭受迫害后参加特务组织,并非本人自愿,且无重大罪行,于是对她做出赦免判决。薛子焕虽逼良为娼,充当双料特务,但能坦白交代出所有特务组织,亦无重大破坏活动,愿意立功赎罪,,据此给以宽大处理。此后,阳南、阳北两地公安紧密配合,加紧侦破,使一批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先后落入法网。

三、剿灭反动武装

1、晋豫边游击纵队围剿“天下第一军”

1938年4月,以张仁杰为司令的国民党杂牌部队2000余众,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不在前方抗日,反而从晋南窜入阳城南部山区驾岭、东峪、石臼、南坡一带驻扎下来,司令部扎在二里腰。这伙名为兵实为匪、自称“天下第一军”的土匪武装四处出动,骚扰百姓,抢劫财物,奸污妇女,恶名远播。为争取该部改恶向善,归顺抗日,中共晋豫边特委书记聂真、晋豫边游击纵队司令员李敏之、党代表王佐共同决定,派出阳城四区工委书记杨敬民以八路军代表身份,前往二里腰与张部谈判,劝其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危害老百姓,而应拿起枪杆打日本。但张仁杰自恃兵多势大,不仅拒绝规劝,而且以武力相威胁,并将杨敬民扣押起来。在忍无可忍之下,聂真、李敏之等领导果断下令并亲自指挥晋豫边游击纵队一部,围攻这股祸国殃民的土匪武装。经过周密部署,游击纵队和当地人民武装自卫队向张部驻扎的二里腰一带发起突然进攻。其余分散驻扎的所属各部也被当地民团包围。在我方猛烈攻击下,所谓的“天下第一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不长时间,大部被歼,余众四散逃奔。游击队乘胜追击,张仁杰看到大势已去,不得不放回所抓的群众与抢掠的物资,然后仓促率领残部狼狈逃出阳城,沿途又遭到各地抗日武装的截击。最后逃到晋城、陵川交界处,被当地人民武装彻底消灭。

2、太岳支队消灭作恶多端的蒋阎残余政权“东政府”和“西政府”

1940年4月日军占领阳城后,阳城国民党政权随之垮台,国民党中央军和阎军随之败退南山,8月,阎顽势力扶植张从龙在东南山独泉村建立起阎系“阳城县政府”,因驻地偏东,县长姓张,亦称“东府” 或“张府”,组织控制了部分区村政权。 次年初,国民党中央军扶植马博民,在西南山的黑龙(今西交)建立起蒋系“阳城县政府” ,因驻地偏西,县长姓马,亦称“西府”或“马府”,在大部分区村建立了地方政权。自此,阳城出现了日、蒋、阎三个政权并存的奇特局面。这两个残余政权虽已处于穷途末路,但仗着在深山老林,仍然架子十足,继续称王称霸,不断向群众进行摊派勒索,群众既要向日寇交粮纳款,又要完成东、西府的摊派,以致负担沉重,苦不堪言。1942年,我党重新开辟阳城,八路军太岳南进支队在打开沁水局面后,于1月组成先遣队,由17团团长陈康率领,挥师南下阳城,执行开辟晋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主力部队从洪上急行军接近阳南独泉村时,接到地下党报告,阎军43军靳福忠团和河北民军李支队(李正德)300余人 已进驻独泉村。先遣队队首长当即派人前去联系,规劝靳、李为八路军让路,共同团结抗日,但阎顽方面不仅拒绝合作,反而命令其部对八路军进行阻截。为扫清南进障碍,陈康果断下令剿灭靳、李顽敌。战斗仅进行了4个小时,就将靳、李所部一举全歼,靳福忠及团副在落荒逃窜中被击毙,李支队队长李正德以下200余人被生俘,张府保安势力亦遭重创,张从龙带其残部逃往天麻山。

鉴于东、西二府不思抗日,反而割据一方,祸害百姓,民愤极大,17团首长陈康同地委书记王毅之以及新组建的阳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魏维良共同研究,决定采取瓦解东府、消灭西府的斗争策略,以迅速扫除东府残余和西府武装。东府张从龙经独泉一战实力受挫,逃到天麻山后,企图依靠该府公安局长时德元、保安第一大队长时新会兄弟二人东山再起。党组织决定派鞠抗捷、李敏唐二同志前往争取二时。鞠、李二人受命后,不顾个人安危,在原工合干部、后任张府保安队队副蔡荆山协助配合下,多次赴二时的家乡蟒河村,对其晓以大义,指明前途利弊,终使二时转变立场,于当年2月14日在西冶村率部起义,归顺抗日阵营。二时举义后,张从龙带其保安二大队仓皇东逃,途中在郭峪中庄被八路军彻底消灭,张从龙只身逃往晋城。

“东府”瓦解以后,17团随即在县大队和六区抗日自卫武装配合下,对西府展开军事围剿。2月18日凌晨,剿灭西府巢穴西交的战斗正式打响,固守对桥之敌很快被歼,余敌西窜杏树圪堆继续顽抗,17团追歼不舍,三营教导员刘显明喊话劝降,敌不仅拒绝投降,而且开枪射击,致使刘显明中弹牺牲。这更激起了我军指战员的义愤,大家一鼓作气夺取了山头,将敌打得七零八落,四处逃窜。战士们紧追不舍,在西交、柏底头将其全部包围聚歼。驻东交的土匪缑冠文部,见西交的同伙被八路军端掉,立即同马博民一起,逃到横河大山中的水头、下寺坪一带,与驻扎在此地区的李春坤部及缑大队另一部纠合起来,继续顽抗。17团副团长尤太忠率部对分散在山中的顽匪分兵夹击,一路围攻下寺坪之敌,一路在民兵配合下,突袭水头、曲头等地。在强大的军事进攻下,马府和各路土匪溃不成军,马博民左腿被击伤,40多名顽匪投降,其余残部向南逃窜。马博民深知难以支撑残局,只身逃往河南。行前,他委任一科科长曹道良代理县长职务。马逃走后,曹道良收拢残兵,窜上鳌背山,纠合先后逃上山的李支队数十人、缑大队百余人共300多名残兵败将凭险据守。

鳌背山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方圆几十里只有几条小道可行。团首长决定先以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对其进行围困,封其关隘,断其粮草,迫其不战自溃。3月下旬,17团与地方武装向鳌背山发起最后攻击,在熟悉地形的当地向导带领下,部队、民兵仿佛从天儿降,突然出现在斗顶山,敌人措手不及,被歼70余名,外围据点被拔除。次日夜,我军攻克灵官庙,夺取猪坨腰,进兵鳌背山下,第三天,部队和民兵分四路向山顶发起进攻,连克桃花栈、梳妆楼、城墙跟、鬼门关等关隘。敌腹背受击,无路可逃,被迫退至跑马岭,固守驴头坝,用机枪封锁隘口。我军一面由大部队正面强攻,吸引敌人火力,一面派小分队从敌侧后攀上顶峰,出其不意夺得制高点,并将手榴弹投向敌掩体,敌人顿时乱作一团。我方趁势猛攻,敌有的中弹毙命,有的摔死深沟,侥幸之徒沿铡刀缝向蚂蚁圪洞逃生,又遭到王屋县地方武装堵击,敌除少数逃走外,余皆缴械投降。曹道良受伤后化装潜逃,为害数年的“西府”至此彻底覆灭。

3、阳南军民剿灭台底观和黄龙庙反动民团

日军占领阳城后,阳城各地枪会组织复又兴起。日军为达到以华制华之目的,收买枪会的一些反动头目,于1940年4月中旬,将各地枪会组织统一改造为“天仙妙道反共救国仁义社”(当地习惯称为民团)。1942年春,阳南台底观道首张英发聚集数百名道徒,杀害了八路军干部张小仓,抓打了游击队员原四和与抗日村干部李兴春,并企图抓捕四区区长吴从龙向日寇邀功。4月中旬,八路军17团一部在吴从龙、黄飞、张志德带领的四区基干队和民兵配合下,对盘踞在台底观的反动民团进行剿灭,一举消灭了该反动武装,道首张英发逃回四候村藏匿。吴从龙根据群众举报,带领基干队将张英发抓捕归案,县政府当即在四候村召开群众大会,将张英发当众处决,对受骗道徒进行了教育、警告后,将其遣散。

黄龙庙反动民团是日伪收编当地枪会而组织起来的又一支反动武装,其主要头目由日军任命,北窑村地主王维贞(原国民党县政府财粮科长)任社长,东峪反动分子李盘铭(原国民党二区警长)任副社长兼民团总团长,河北村地痞恶棍原鸿禧为副总团长,马沟村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崔小贤任执行秘书,郭家沟郭凤举任军师,台头村董吉成任执法官。该反动组织以黄龙庙为据点,招兵买马,聚集300之众,组成受日军控制的汉奸队伍,压榨百姓,勒索民财,刺探情报,暗杀抗日志士,宣扬曲线救国的汉奸论调,还暗杀了东轩村抗日村长陈法土、区游击队员张国华、柳泉村公安员原培纯等多名抗日骨干,对我抗日根据地构成极大威胁。为此,阳南县委、政府组织县大队、三区游击队并联合崔松林领导的沁河游击队二大队、鞠抗捷领导的工合自卫队,配合17团主力,对盘踞在台头黄龙庙的“天仙妙道反共救国仁义社”反动民团武装进行了三次围歼。

三、四月间,县长魏维良直接指挥,17团一部在县大队、工合游击队、沁河游击队配合下,于一天深夜分路包围攻打黄龙庙。战斗仅进行了两个小时,这股匪徒就死伤大半,数十人被生俘,执行秘书崔小贤落网,王维贞、李盘铭、原鸿禧丧魂失魄,夺路而逃。县政府当即在独泉村召开了群众大会,将崔小贤当众处决,被俘团丁经教育后遣散。

王维贞等三名反动头目逃脱后,搜罗残部,又在石臼、台头、东冶、西冶、孔池等地卷土重来,他们威胁、恐吓抗日干部和家属,扬言誓与抗日政府决战到底。他们凭借日伪势力,公然在抗日政府活动地区四出骚扰百姓,绑架、暗杀干部群众、向抗日政府示威。面对这股亡命之徒的嚣张气焰,阳南抗日政府于5月初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再打黄龙庙。但在即将发起战斗之时,由于县城日伪军出动扫荡,17团奉命撤往黑龙,只好暂时放弃。反动头目王维贞等自以为“天不灭曹”,“八路军不敢攻打黄龙庙”,因而更加肆无忌惮地勒索民财,驱使百姓构筑工事,妄图顽抗到底。得知这些情况后,阳南县政府派精干人员配合17团侦察员突袭北窑,将王维贞抓获,并押至坪泉村处死。

日军扫荡南山结束后,阳南县委、政府决定对黄龙庙发起第三次攻击战,县长魏维良与17团团长尤太忠周密部署了作战行动。夏秋间,阳南县大队、崔松林沁河游击队,鞠抗捷工合游击队、还有三区游击队,配合17团两个营,兵分五路发起进攻。战斗从晚9时打响后,经过一夜激战,将敌一举全歼,俘敌200余人,反动头目原鸿禧、董吉成乱中逃匿。凌晨,部队撤出战斗,愤怒的当地群众将黄龙庙放火烧毁。稍后,县政府在后圪坨将躲于情妇家中的原鸿禧抓获,押往独泉村处决。在台头将董吉成捉拿,押至西冶村处决。黄龙庙反动民团至此被彻底铲除。

4、阳北军民剿灭“西岭枪会”

“西岭枪会”与阳南台底观、黄龙庙的反动民团一样,原初都是封建迷信会道门。姬德锁、蔡天成等主要头目利用利用群众的愚昧心理,设坛焚香,收徒聚众,鼓吹刀枪不入的鬼话,将大批群众蒙骗入会。1940年,该枪会被日军收买利用,归属于“天仙妙道反共救国仁义社”, 并不断扩张实力,形成以西岭为中心、联络各村和各路枪会的一支反动武装。这股恶势力仗凭抱着日本人的粗腿,在当地飞扬跋扈,作威作福,任意欺凌和盘剥群众,对抗我抗日政府。1940年秋,阳北地下党为了瓦解枪会势力,争取他们站到抗日阵线一边,曾派共产党员王固臣到枪会做说服教育争取工作,后又派地下党员李天成担任阳高泉民团团长,以尽可能节制枪会头目,争取受骗群众醒悟。这一努力曾取得一定成效。后来,姬德锁等极端反动分子经日军训练担任道首后,自恃有日本人撑腰,根本不把我方规劝放在眼里。为了掌握枪会情况,阳北秘密县委派地下党员李三元打进枪会作卧底,不幸被敌发觉。凶残的敌人将李三元剜眼刨心,开膛破肚,让其饱受酷刑而死。

1943年1月,西岭枪会出动300余众,包围袭击了正在下伏活动的阳北县大队,战士们虽奋力突围,但终因寡不敌众,还是有13人落入枪会之手。他们将我被俘战士押送到县城日军红部,让日本人处理。阳北县委通过内线和各种渠道多方营救,有8人被保释出狱,其余5人却被日军杀害于南关荒野。

尽管西岭枪会为害一方,并对共产党和抗日政府始终抱着敌视态度,但中共阳北县委对枪会仍本着教育争取的方针,尝试把工作做到仁至义尽。当时,姬德锁,蔡天成两名主要头目因枪杀县大队一事,已跑到县城日军红部邀功请赏,被日军留在县城寻欢作乐。在家主事的是三头领候玉屏,据说此人还有一定正义感。得知这一情况,阳北县党政领导派政府秘书王固臣、武装科长栗顺兴、县大队副大队长张安荣前往说服争取,促其调转枪口,共同抗日。为使其尽快转变,在枪会小头目刘成成被沁水县区干队抓获、枪会恳求我方予以保释的情况下,王、栗、张三人通过在沁水工作的阳城籍干部贾庸从中协调,解救了刘成成,从而使侯

玉屏等头目有所感动。我方代表趁热打铁,与枪会头目个别谈话,集中教育,栗顺兴甚至和侯玉屏举行了结拜仪式。通过以多种方式感化争取,使枪会暂时停止了敌对活动。姬德锁、蔡天成闻听侯玉屏和八路军武装科长拜把结义,不由大吃一惊。他们火速从县城返回。把候玉屏叫去大骂一顿。侯玉屏因手上有血债(将李三元大卸八块就是他干的),被姬、蔡一吓唬,马上又转了向。为了向姬、蔡表忠心,侯玉屏亲自召集各地小头目开会,决定抓捕一批抗日干部,然后聚众袭击阳北县委县政府。我内线人员刘福清火速将这一情报传递出来。为彻底粉碎枪会的破坏活动,铲除这一伙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民族败类,阳北县委政府一面紧急集中县大队、区干队,进行反击部署,一面派人赶往晋豫联办报告,以求主力部队驰援。是年3月16日,西岭枪会分两路包抄阳北县委县政府所在地寺头老板圪堆。一路由东进、汉上枪会组成,自大宁村经峪沟河而来,一路由西岭和沁水文山枪会组成,从方山头、刘家腰进逼。但两路进攻均遭到阳北县大队、区干队和赶来助战的八路军主力一部的沉重打击,当场击毙40余人,生俘200余人,并擒获侯玉屏以下13名反动骨干。战斗打响后,栗顺兴带领阳北民兵分别向西岭枪会盘踞的西岭庙等巢穴发起进攻。并由大宁民兵队担任主攻任务。栗顺兴亲自向道众喊话,劝他们放下武器,但敌人自以为人多势众,置之不理。栗顺兴即令村武委会主任王书正指挥民兵用抬枪对准庙门猛轰。只一下,就轰开了大门。参战民兵和群众潮水般攻进大庙,将躲避在大庙正殿里负隅顽抗的道众悉数歼灭。在民兵和群众的合力围攻下,东岭庙、岭口庙、土地庙、佛庙、东进庙等枪会据点也很快陷落,愤怒的群众放火烧掉了这些枪会巢穴,捣毁了天仙妙道的老窝“朝廷府”,擒获了“朝廷”、“皇后”、“诸侯”等一干道首。西岭枪会被消灭后,阳北县政府随即召开了群众大会,对侯玉屏等13名罪大恶极的反动头目进行了公审,全部处以死刑。稍后,枪会反动总头目姬德锁、蔡天成也被相继抓捕归案,经公开审判后当众处决。作恶多端的西岭枪会就此土崩瓦解。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70多年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鬼子斗,同汉奸走狗斗,同卖国投降的反共顽固势力斗,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自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以来,竟出现了不少为汉奸卖国贼鸣冤叫屈,翻案招魂的咄咄怪事,而始作俑者竟然大都是体制内的专家学者,即所谓的“公知”。我们不能说整个知识精英阶层都有问题,但是,确实有相当一些人,沦为西方反华势力的马前卒,成为被人民唾弃的推墙派、砸锅派。有人明目张胆地污蔑攻击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等革命先烈,反过来却大肆鼓吹已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汉奸汪精卫是“曲线救国的英雄”。有人混淆历史真相,胡说“七七事变”是共产党为了摆脱蒋介石围剿而炮制的阴谋。一个所谓的知日派教授信口开河说;“日本人本来对中国人挺友好,是中国人的反抗惹恼了日本人,日军才对中国人大开杀戒。”并且公然把反对日本侵犯我钓鱼岛的人民群众污蔑为“爱国贼”。有的教授甚至无中生有造谣说:“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人的欺负,是中国首先欺负西方人的结果。”这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极大的蛊惑了人心,使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产生了混乱。正因如此,人民大众直斥他们为当代汉奸。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这些年来,在国家机关、政府部门、乃至军队系统,都有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被敌对势力收买拉拢,出卖国家利益和重大机密,成为可耻的叛徒、间谍、卖国贼。事实说明,在中国,无论时代怎样发展,历史怎样演变,汉奸、卖国贼永远无法根绝,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同汉奸、卖国贼的斗争,也永远不会停止,我们一定要始终保持这样的思想警惕和精神准备。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