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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陵川暴动及晋城县工委成立
2017-07-10 09:49来源:晋城党史网浏览数:257 

一、驻晋城军阀部队中的地下党组织活动


  1930年10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结束,阎冯以失败告终。溃退到山西的阎、冯败军达75万人左右,其中,国民党41军孙殿英部驻晋城长达3年,粮秣军饷全靠就地筹集,给晋城人民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和政治压力。当时,晋城各县都成立了支应过兵的差务局,为军阀部队征收钱粮,派遗差务。群众负担加重,差徭繁重,杂税奇多。不仅如此,孙军还在晋城大量制造海洛因等毒品,日产百余斤,派往各村各户出售,强行限期交款。此外,军阀部队大肆盗挖古墓,毁坏庙宇,损毁和盗走各县很多珍贵的文物。兵痞无恶不作,肆意搔拢百姓,经常发生绑票、奸淫、虏掠等事件。


  孙殿英部队中隐藏着许多共产党员,并建立有地下党组织,活动十分频繁。孙军进驻晋城后,这些党组织和党员随之来到晋城。他们除在部队内部开展活动外,还想方设法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晋城的革命力量。家住晋城城内的热血青年张月川,在太原省立一中上学期间,结识了北京弘德学院学生、共产党员秦文川,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向往革命,信仰共产主义。他不顾自己的安危,经常带着食品到山西第一监狱看望被关押的晋城特委领导时逸之、张茂甫、翟玉山、田运财等人。后来,张月川因家庭经济困难被迫辍学回家,并由李广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仍同秦文川不断书信来往。秦给他寄来《红旗》、《转变》、《国际周刊》等革命书刊。这些邮件被孙军政治处处长、共产党员张幼群和共产党员吴鏡清、王文波发现,他们三人秘密找到张月川,向他打听晋城地方党组织的情况。从此,军地地下党组织和党员接上了关系,共同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孙殿英部队开办了一所政治学校,校址设在晋城城内文庙,该校建立了一个中共秘密党支部,经常开展党的活动。共产党员张兆丰任校长,谭松霆为副校长,在聘请的学校教官中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政治学校的任务是训练本部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党支部充分利用政治学校这个讲台,在下级军官和士兵学员中宣传革命思想,开展士兵运动。校长张兆丰经常亲自给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共产主义知识,还秘密联络下层军官,等待时机,随时准备举义。部队党组织还组织士兵办起读书夜校,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同时还编印刊物《革新月刊》,宣传进步思想,在孙军中广为流传。


  二、陵川暴动及其失败


  1930年10月,中共北方局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确定山西为北方革命的重点地区,要求山西尽快“组织红军,创建苏区,将山西变为江西第二”。中共山西临时省委按照北方局的指示,把开展工农武装斗争列为省委的中心任务。12月,山西临时省委派人到驻晋城军阀孙殿英的部队中,与该部秘密党组织建立联系,着重做下层军官和士兵的工作,以便随时组织暴动。


  1931年3月,孙军中的秘密党组织根据中共山西特委(临时省委改为特委,归河北省委领导)的指示,与晋城地下党员张月川等一起到陵川等地考察,根据陵川境内山大沟深的地理条件和社会政治状况,决定在陵川建立革命根据地。部队党组织负责做通下层军官的工作,争取将部队拉到陵川,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创建陵川苏区。张月川到长治负责说服驻长治的晋军杨效欧第六师第十五团丁梦林部起义响应。在此之前,张月川同陵川县政府李锡久进行了联系,摸清了陵川县城的防卫情况,研究了起义部队到达陵川后的安排部署。


  3月21日晚上,张月川带领丁梦林部的先头部队骑兵20余人,长途奔袭陵川县城。次日晨到达陵川后,起义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占领了三个城门,生擒保安队全部人马,缴获了公安局和保安队的全部枪支弹药,占领了公安局的装备仓库,把县长王锡禹、公安局长郭金海看管起来。接着丁梦林于当天率领全团兵变部队800余人开进陵川县城,进行整编。丁梦林历数阎锡山当局的罪状,宣布起义部队组成华北农工自卫军。同时在城镇和交通要道张贴布告,宣传华北农工自卫军是人民的军队,号召工农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穷人当家作主。起义军打开富豪粮仓,赈济无粮挨饿的农民,还打开监狱,释放了所有政治犯。起义军的壮举,博得了陵川人民的极大欢迎和拥护,当即有30多名群众参加了农工自卫军。


  丁梦林起义的消息使山西统治者惊恐万分,阎锡山当即派晋军第六师围剿华北农工自卫军。驻晋城的孙殿英听说后,立刻加强了警戒,严密监视部队内部的各种活动,致使原定孙部中党组织与丁梦林同时暴动的计划落空,丁梦林陷入孤军奋战。农工自卫军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离开陵川,向晋城撤退。


  陵川暴动是晋城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标志着党组织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枪声,使晋城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暴动中建立的山西第一支华北农工自卫军,是晋城党组织掌握武装的一个成功尝试。武装暴动对人民群众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开始了走武装割据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其意义不可低估。但是,由于兵变准备不充分,特别是孙军中的秘密党组织只有对基层士兵的发动,缺乏对上层军官的争取,无形中造成兵变力量单薄,兵变未果。加之兵变中没有明确的政纲,其它方面的工作未能相应地配合,导致了单纯军事行动。由于时间短暂,立足未稳,仅在陵川9天时间,就遭到强大敌人的围攻,致使陵川暴动以失败告终。


  三、昙花一现的晋城县工委


  晋城特委被破坏后,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或被捕或出走或隐蔽,党的工作基本停顿,虽然有些党员进行了一定的工作,但处于无组织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31年5月,山西特委派马子敬(河北人)到晋城重建党的组织。马子敬一方面在孙殿英41军中进行兵运工作,一方面设法与隐蔽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他先同地下党员张月川接上关系,后发展王毓芝(祥符)、郭实甫(春华)等人加入党组织。同年7月,晋城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正式成立,王毓芝为书记,张月川为组织委员,郭实甫为宣传委员。工委成立后,首先着手寻找1927年和1928年党组织两次遭大破坏后的失散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对原有组织进行清理和整顿,并发展了一批党员。其次,配合孙殿英部的秘密党组织发动兵变,开展武装斗争。马子敬将工委成立两个多月来的工作情况向山西特委写了报告,派郭实甫送往太原。此时,中共山西特委已遭到破坏,不知实情的郭实甫被守候在那里的敌人当场逮捕,所送报告也落入敌手。马子敬、王毓芝、张月川闻讯立刻出走,晋城工委就此昙花一现,晋城党的活动再次中断。


  此后,上级党组织不断派人到晋城,试图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1932年5月间,中共河北省委派人到驻晋城的孙殿英部开展党的工作,因走了“长官路线”,恢复党组织的计划落空。6月,河北省委再次指示孙殿英部的共产党员高云程,要求其吸取教训,“今后的任务是在赤色群众的基础上发展党员”,创建党的组织,在部队和学校中建立支部,由各支部产生晋城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高云程为书记,并决定“你们的党部暂受河北省委领导”。同月,中共山西特委派阎子祥到晋城,进行整顿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阎子祥先找到孙军地下党员付振民、杨毅之等,继而与政治学校的党支部负责人邓延年、梁华清以及晋城的地下党员张月川等人接上关系,决定首先严密党的组织关系,反对军官路线,深入下层开展士兵工作,从而建立晋城党组织。由于高云程、阎子祥分别受派于不同的上级组织,之间产生了种种矛盾,结果被人告密,孙殿英于8月30日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晋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晋城党组织始终未得到恢复。


  四、晋城被捕共产党员在狱中的斗争


  自大革命失败以来,晋城党组织屡次遭到破坏,党组织领导人和共产党员周玉麟、时逸之、常文郁、翟玉山、田运财、袁致和、袁凤鸣、刘光弟、郭实甫以及赵树理、霍启高等遭到敌人逮捕,大都被关押在山西第一监狱。他们在狱中坚持真理,把监狱当学校,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恶劣的环境下,同国民党顽固派和阎锡山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山西第一监狱是阎锡山主要用来关押所谓“政治犯”的地方,犯人在狱中不仅经常受到打骂和污辱,还被迫从事强度的体力劳动,加之吃的经常是霉米烂菜,因而患病的很多,死亡率很高。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被关押的政治犯仍然用尽各种方法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经过串联,建立了狱中党支部,原高平特支书记袁致和任支部委员。晋城籍党员周玉麟、时逸之、常文郁等积极参与党支部的活动。1929年3月,在狱中地下党支部领导下,被押政治犯向监狱当局提出三项条件:一是改善伙食;二是能同探监的亲朋好友会面;三是要看社会上公开出版发行的书刊报纸,并为此开展了绝食斗争。为了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时逸之做通了看守的工作,将监狱政治犯绝食情况写成稿件,向各报馆投稿。绝食第五天,《大公报》刊登了政治犯绝食的消息,迫使监狱当局做出让步,绝食斗争取得胜利。在斗争中,晋城籍党员表现得非常坚决。常文郁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刑罚好受,饥饿难忍。但我们决不屈膝低头,望你照料好老人和孩子,引导孩子走向进步,继承父业。”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品质。周玉麟、时逸之等共产党员在狱中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的书籍和进步刊物。周玉麟对送书的人说:“坐牢正是看书学习的好机会,以后多送来一些。”时逸之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狱中生活好比住大学一样,我们正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提高自己。”著名作家赵树理后来也对人说:“我真正学了点知识、弄得懂马列主义,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常文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写成一部揭露当时黑暗社会的《道德经》手稿,还征求过时逸之的意见,可惜这部手稿已散失。


  非人的待遇加上恶劣的环境,夺去了许多共产党员的生命。团省委书记周玉麟被关押后,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苗培成、省自新院院长韩甲三企图以同乡和故交的身份诱他叛降,遭到周玉麟的严辞拒绝。后又对他施以各种酷刑,周玉麟没有丝毫的屈服。但终因身体倍受摧残,他于1930年病逝于监狱,年仅24岁。常文郁、刘光弟也因得不到医治,相继在狱中病逝。牺牲时常文郁只有26岁,刘光弟27岁。


1930年6月,赵树理、霍启高被释放出狱。他们拖着病体,返回沁水家乡,霍启高行至晋城县东沟时,由于病旧复发,在东沟辞世。


  时逸之后来被转到自新院,仍然坚持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剖析中国社会的现实,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谈谈青年读书问题》、《太平洋问题与中国》、《对国联调查报告的检讨》等。1933年,时逸之出自新院时,把在监狱里所写的文章,辑录起来,编成《太平洋问题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小册子出版发行。这部9万多字的著作,是他在监狱和自新院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结晶。


  晋城党组织被破坏后,绝大多数党组织的领导人和共产党员,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可贵品质。他们在狱中矢志不渝,坚持斗争,宁可死在狱中,也不向敌人屈膝投降,永保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们不畏困境、坚持学习、追求真理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学习和发扬。


                                 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