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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2017-07-10 09:59来源:晋城党史网浏览数:584 

一、牺盟会工作的开展与党组织活动的恢复


  (一)各地牺盟会的建立及活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向守卫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军队团结起来,构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以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115、120、129三个师。从8月22日起,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同国民党军队配合作战。


  由于日军的节节进逼,山西处在了抗日的最前线。山西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利用牺盟会的名义进行紧急动员。1937年5月到7月,省牺盟总会派遣牺盟特派员到各县,广泛发动群众,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全民抗战路线,开展全民抗战的动员工作。到晋城县任牺盟特派员的是邓辰西、李进奋;到高平县任牺盟特派员的是王静波、孟松涛;到阳城县任牺盟特派员的是武士俊、韩毓琦;到陵川县任牺盟特派员的是卫逢祺、要崇德(后又调往阳城县);到沁水县任牺盟特派员的是师小帆。这些人大都是共产党员,名义上是牺盟特派员,实际上接受党的领导。他们利用各县牺盟分会这个官办组织,一方面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发动,一方面秘密发展共产党员,恢复和建立晋城党的组织,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在晋城地区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杨尚昆指出,抗战爆发时,“整个山西党的基础并不强,以后发展各县的党组织,是牺盟会的特派员去做的,他们名义上是牺盟会的特派员,实际上是共产党的特派员”(《中共党史研究》,1991.2)。


  牺盟特派员到达各县后,按照省公开工委的要求,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县、区、编村牺盟组织,大力发展牺盟会员。特派员一到各县,立即深入到群众中,宣传牺盟宗旨,发展牺盟会员,发动群众守土抗战,短短1个月时间,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县都相继建立起了牺盟会,入会人数达2万余人。如阳城县5个行政区、73个编村、105个行政村以及学校、机关、厂矿全部建立了牺盟组织,并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女工部和工人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对原来的牺盟会员进行重新登记,对其中一些反共分子、反动地主、劣绅一律不予承认。二是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宣传活动中,主要以各学校为基地,以学生教师为骨干,组成宣传队,分别到各村进行宣传,采用办墙报、写标语、发传单等形式,宣传牺盟会“铲除汉奸,武装抗敌,牺牲救国”、“守土抗战”的宗旨,呼吁“不愿做奴隶,不愿做汉奸的人都联合起来,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通过宣传牺盟会的宣言、纲领,来贯彻党中央的全面抗战路线,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忱。三是组织群众进行战争动员,提出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男女老幼,都有守土抗战之责。号召社会各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支援抗日战争。还动员青壮年随时准备参军参战,提出:“好人要当兵,当兵要当八路军”的口号。


  1937年8月,为了加紧应战和实战动员,加强边境地区的工作,省牺盟总会决定在大同、平定、晋城和运城成立四个牺盟中心区。晋城牺盟中心区应时成立,地址在晋城城内文庙,领导晋东南各县的牺盟会工作,王耿人任秘书,邓辰西任组织部长,李敏之任宣传部长。省牺盟总会派来韩子珍、徐明、夏涛、刘湘萍(女)等一批干部,充实了晋城中心区的力量。中心区的主要任务是:一、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二、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三、大力发展牺盟会员,扩大区、编村的牺盟组织;四、积极贯彻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抗日为友,降日为敌的原则;五、号召全中心区人民,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积极投入到全民族抗战的斗争中来。晋城牺盟中心区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晋城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从城镇到农村,从学校到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群众都动员起来加入到抗日战线的洪流中,掀起了抗日救亡新高潮。到日军侵占晋城前,晋城牺盟会员已发展到近8万人,各区、村、机关、工厂、学校普遍建立了基层牺盟会组织,各种民革室、救亡室、剧团、说唱队等抗日宣传机构也纷纷建立。


  1937年9月,山西省牺盟总会召开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晋城牺盟中心区及各县牺盟会都派代表参加了大会,亲耳聆听了周恩来的讲话。会后晋城牺盟中心区和各县牺盟会及时进行了传达贯彻,使牺盟宗旨更加深入人心,抗日救国工作更加活跃。


  1937年10月,为了适应战争需要,省牺盟总会决定在全省建立10个牺盟中心区,晋城牺盟中心区随之撤销,晋城五县牺盟会划归长治牺盟中心区领导。同时,阎锡山为在战争条件下控制各县政权,将全省划为7个行政区,设政治主任公署(后为督查专员公署)代行省政府职权,晋城各县归驻长治的第五行政区管辖。政治主任先是续济川,后因晋东南各县人民的抵制和斗争,改由共产党员戎伍胜担任,这就为改造旧政权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此间,在牺盟会的积极宣传发动下,晋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上层到下层,从城镇到农村都有了一定的基础,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战,建立晋城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二)晋城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党的独立性,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抗战的核心。这次会议还作出在山西开辟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决策。为了直接领导和部署山西抗战,党中央组成了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同时派周恩来亲自到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在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促成了山西特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后,把恢复和建立地方党组织作为工作之首,指出:“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已成为政权与武装的主要领导者,因此,我党应立即公开,建立公开的党的领导机关,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部,增加领导机关的人员,扩大党内的民主,加强我党在政权、武装及群众运动中一切方面的领导作用。”在此形势下,晋城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建立起来。


  自大革命失败后,晋城党组织屡次遭到破坏,虽然缺乏统一的组织与领导,但许多分散的党员仍在坚持革命斗争。抗战爆发后,他们一方面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想方设法与牺盟特派员中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着手恢复和建立各级党的组织。


  1937年9月,中共山西工委决定成立晋城中心县委,领导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五县的抗日斗争,派刘尚之(祟善)到晋城负责组建工作。在这之前,晋城牺盟特派员邓辰西、李进奋已同张茂甫、张月川、陈学文等老党员接上关系,并积极联络失散的共产党员。刘尚之到晋城后,在邓辰西、李进奋的协助下,经过艰苦的努力,联系了大部分隐蔽下来的老党员,作好了组建中心县委的一切准备工作。10月初,在牺盟会驻地城内文庙召开会议,正式宣布中共晋城中心县委成立。刘尚之任书记,邓辰西任组织委员,李进奋任宣传委员。


  晋城中心县委成立后,按照省工委的要求,为把中心县委建设成领导晋城人民进行抗战的核心,加强了对党员的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建设。首先对原有的党员进行联络和审查,对没有变节自首行为党员立即恢复其组织关系;其次是积极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组织的力量,为建立基层组织作准备。当时主要在牺盟会员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共产党员。如在沁源参加全省牺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邓辰西、徐一贵发展了阳城代表茹玉珍入党。同时注意在抗日斗争的实践中发展党员。当时,晋城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中心县委就在抗战动员的实际斗争中发现积极分子,然后经过培养教育,根据他们的抗日觉悟和实际表现,吸收为新党员。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党员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党组织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并逐步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


  1937年11月,中共冀豫晋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长治特委(后改称中共晋豫特委),晋城中心县委书记刘尚之调任长治特委组织部长,晋城中心县委随之撤销。12月,长治特委派裴孟飞、赖若愚到晋城西大阳,重新成立中共晋城中心县工委(后改称中心县委),赖若愚任书记,徐一贵任组织部长(后王子如),赵培心任宣传部长,领导晋城、阳城、沁水和高平公路以西地区的党组织。


  在中共晋城中心县工委成立的同时,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工作与组织应适合于战时形势,加强地方党独立工作的能力”,“成为地区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者与组织者”的指示精神,各县党组织亦迅速成立。


  1937年10月,成立中共沁水县工委。此前,省牺盟会派共产党员吴殿甲任沁水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副队长,临行时中共山西工委指示吴到沁水做抗日工作的同时,开展党的活动,建立党的组织。吴殿甲到达沁水后,为建立沁水县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到晋城向中心县委请示建立沁水县工委有关事宜。10月25日,时任晋城中心县委书记的刘尚之到达沁水,在沁水县人民武装自卫队驻地城隍庙召开秘密会议,宣布中共沁水县工委成立,吴殿甲任书记。沁水县工委成立后,主要以沁水县人民武装自卫队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11月,中共阳城特别小组建立。由于日军步步进逼,阳城县县长缺额,省政府任命晋城牺盟中心区特派员、共产党员李敏之任阳城县县长。随同李敏之一同到阳城的有张月川、林贞(女)、赵鼎三等人。晋城中心县委指示他们着手建立中共阳城县特别小组,负责人李敏之,成员有任公安局长的张月川和任民政科长的林贞。中共阳城特别小组主要依托县政府开展党的工作。同时,牺盟特派员要祟德和桂承志也为阳城党组织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先发展王春重新入党(王春是1927年在长治省立四师入党的,因党组织遭到破坏而失掉组织关系)。接着,又发展了王永胜、曹戎、李尔俭、赵树理(为重新入党)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人后来都为晋城党组织及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月,中共高平县小组成立。晋城中心县委成立后派孟松涛(女)到高平建立党的组织。她以牺盟特派员身份,一方面协助王静波做牺盟会工作,一方面在牺盟会员中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准备建立党的组织。孟松涛在长治请示了冀豫晋省委组织部长徐子荣,徐认为高平现在党员数量少,成立县委条件尚不成熟,可先成立党小组。孟松涛返回高平后,在县牺盟会内部建立了中共高平县小组,负责人孟松涛,成员有王静波、张子廉。12月,孟松涛调离高平,党的工作由王静波负责。王根据中共晋豫特委(长治特委改称)的指示,在高平县城城隍庙组建了中共高平县临时工作委员会,王静波为负责人,张子廉、高化儒(后增加刘文山、李致远)等为委员,对外称八路军民运工作团。


  12月,中共陵川县临时工委成立。长治特委派夏涛到陵川开展建党工作,夏涛同牺盟特派员李希曾接上头后,于12月下旬,在县牺盟会驻地成立了中共陵川县临时工委。李希曾任书记,孟宪德任组织委员,夏涛任宣传委员。对外称牺盟会政治部,工作人员公开身份为牺盟会协助员。陵川县工委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牺盟会员中发展共产党员,筹备建立基层组织,并规定县工委发展的党员不得与其它军队、团体中的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严格保守党的秘密。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城党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依托牺盟会开展工作,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建立,原来不曾有党组织的阳城、沁水、陵川等县,也都不仅成立了县委,还建立了区、村基层党组织。党组织建立后,加强了对抗日根据地工作的领导,在晋城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战动员高潮,同时,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自卫队、游击队和农救会、工救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为创建晋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二、抗战动员高潮的掀起与建立抗日武装


  (一)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早在抗战初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基于华北抗战形势,就提出要在山西“布置全省的游击战争”。要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就要有抗日根据地作为依托,就必须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为此,晋城党组织一成立,就紧紧围绕“抗战总动员”这个中心,通过牺盟会组成工作队,深入到农村、工厂、学校,大刀阔斧地开展群众运动。主要做法:


  一是通过宣传山西当局颁布的抗日政策、法令,带着“山西的帽子”,来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9月,山西当局公布了抗战紧急动员意见书,主要内容为:颁布优待抗战军人家属条例;颁布战时工厂法;改革政府机构;下令普遍减租减息,废除一切省地方税,实行合理负担;实行军队政治化等 ,后来又颁布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党组织就利用这些进步的主张,合理合法地宣传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极大地推动了抗战动员工作的开展。二是采取多种办法进行宣传动员工作。阳城县牺盟会创办了《新中国报》,由赵树理任主编。沁水牺盟会办有《挺进小报》、陵川有《抗战日报》、高平有《抗战导报》等。这些报刊主要刊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政策、法令、前线战事及本地区抗日动员的英模事迹。为了更广泛地组织发动广大民众,各县牺盟会组织起剧团,排演抗日剧目,下乡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抗日,深受群众欢迎。此外,还在墙壁上书写抗日标语,将党中央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山西省政府颁布的进步政策、法令,印成传单向城镇、农村、工厂、学校广为散发。省牺盟总会在全省发起一百万人一大枚(即一人一大枚铜元)捐款签名运动后,晋城各县牺盟会积极参与,组织各学校学生在城乡进行宣传发动,动员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为抗日前线捐款。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各县均圆满完成了捐款任务。这次全省范围的捐款运动,实质上是一次从城市到乡村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运动。三是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晋城牺盟中心区和各县牺盟会成立后,按照省牺盟会“更进一步地动员群众,参加前后方的抗战工作,真正把最大多数的群众组织到战争中来”的要求,积极组织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到1938年,晋城各县普遍成立了农民、工人、青年、妇女等抗日救国会。具体情况如下表:


晋城各县群众抗日救亡团体情况表


  晋城各县群众抗日救亡团体情况表

  各县群众团体都设有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和除奸部等机构,并在区、村成立了相应的组织。


县 别团体名称团体名称团体名称


晋城县

工人救国会1938.3全山、李觉民
农民救国会1938.3李树山
青年救国会1938.3宋国英、白琳
妇女救国会1938.3聂元梓、陈钧、任秀兰


高平县

工人救国会1938.8张守业
农民救国会1938.8陈福兴
青年救国会1938.8郭绍堂
妇女救国会1938.8李淑仪
儿 童 团1938.8邵步苍


阳城县

工人救国会1938.5董振帮、李应朝
农民救国会1938.5苗士英、尹树萱、崔松林
青年救国会1938.5袁克勤、朝国琦
妇女救国会1938.5李 熙
陵川县工人救国会1938.5类和贵、韩太山
农民救国会1938.5牛德修、冯海蛟
青年救国会1938.5任义汉、赵清泉
妇女救国会1938.5赵 漪

沁水县

工人救国会1938.4景宝祥 关凤鸣
农民救国会1938.4赵道深 刘庆云
青年救国会1938.4刘广新
妇女救国会1938.4李枫、姚俊忠、步时迅、卢桂英


  阳城县宗教界人士在牺盟会的宣传推动下,一改“不问世事”之俗,组织成立了阳城县佛教、道教联合救国会,还发表了《告同胞书》,号召全县宗教界人士团结起来,不分民族,不分僧道,不分门派,尽其所能,竭其所力,为抗日救国献策献力。该救国会组织各宗教界人士,举行超渡抗战阵亡烈士和死难同胞仪式,并祈祷抗战胜利。同时,由阳城县抗战军人家属田永祥、白乾元发起,成立了阳城县抗战军人家属救国会,号召全体抗属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用实际行动,鼓励抗日前线的亲人杀敌立功。据《新华时报》报道,阳城县19万人口中,已有3万人参加了农救会,7千人参加了青救会,2万人参加了工救会,3千人参加了妇救会,并成立了阳城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司令部和17个村的农民自卫队及游击小组。


  针对广大群众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组织起来的形势,中共晋豫特委在阳城县东冶村召开了有唐支队、各区、村自卫队和群众参加的万人抗日紧急动员大会,特委书记聂真和晋豫边游击支队司令员唐天际在会上讲了话,号召晋豫边根据地军民精诚团结,同心同德,为建设好晋豫边抗日根据地而努力。


  在进行政治斗争的同时,晋城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旨在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斗争。


  首先是推行合理负担政策。废除抗战前的苛捐杂税,按照“有钱出钱,有粮出粮,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打破过去按人口、按地亩不合理的摊派办法,规定地主、富农多出,中农和贫农少出或不出。共产党员李敏之担任阳城县县长后,以编村为单位,以每个家庭的土地、财产、收入为依据,合理编制负担。具体办法是:将全县农村约30%的富户编为10个等级,其中地主富农编为1至5等,其它富裕户编为6至10等,大地主豪绅编为特等。规定1至10等的富户,由编村负责按等级比例筹粮筹款;特等富户,由县政府直接分配粮款数额。这样,抗日粮款大部分由有钱富户负担,赤贫农民则以劳力支差充抵捐赋。


  合理负担的推行,受到贫苦农民和各界进步人士的欢迎,也遭到少数顽固分子的抵制和反对。王鸿儒是阳城芹池大富户之一,把持村政权多年,采取高利盘剥等不法手段,霸占土地300多亩,长年雇工10多个,随意砍树木而不付分文,私办的商店随意抬高物价,盘剥群众,甚至将农民崔江水之妻卖到他乡。牺盟会推行合理负担时,王串通富户百般抵制。李敏之根据这一情况,决定在芹池村进行合理负担试点工作。县牺盟会派出工作组来到芹池,发动群众同王鸿儒进行说理斗争。五区区长共产党员王永盛、五区牺盟特派员张春发,组织斗争大会,发动群众向王鸿儒诉苦算帐,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一致要求政府法办王鸿儒。鉴于王民愤极大,经县政府批准,没收了王的全部家产。此举在阳城县引起震动,不少村组织群众大会斗地主,为全县推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起到了示范作用。但是,由于斗争过火,违反了统一战线政策,致使一些地主畏惧潜逃,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其它工作。后来中共晋豫特委组织部长、阳城县工委书记薛迅亲自领导纠正了某些“左”的错误。


  推行合理负担政策始终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阳城县南次营村地主、顽固村长在驻该村国民党14军怂恿下,拒交合理负担的粮款。岩山村地主在国民33军团地方工作队和三青团骨干分子上官凌云的指使下到阳城县政府上诉,要求豁免负担。对此,阳城四区牺盟会均给予坚决拒绝,并以合理负担是阎长官制定的为由,要求必须不折不扣执行,否则严加追究。东凡村地主为抵制合理负担,诬告村长贪污粮款,要求罢免该村村长职务。县牺盟会立即派人调查,发现地主纯属诬告。于是牺盟会在该村召开群众说理斗争大会,严惩了不法地主。通过这些措施,既打击了顽固分子的肆意抵制,又保护了贫苦农民的利益,调动了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受到群众的普遍拥护和支持。


  其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晋城农村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农民头上三把刀,赋多租重利息高。要发动群众起来抗日,就要打碎农民身上的锁链,进行减租减息,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按上级要求,晋城党组织认真推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法令,组织农、工、青、妇各群众团体的干部,到农村挨家挨户做工作,找地主、富农一个一个地谈话,然后召开佃户与富户的商讨会,讨论减租数目与方法。晋城县马街村地主不同意减租减息,晋城中心县委、牺盟会发动贫苦农民,召开群众大会,同他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终于使其按比例减少了租息。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各级党组织和牺盟会发挥了组织领导作用,凡是党支部、牺盟会力量较强的地方,大都搞得较好,贫苦农民承受的租息有所减轻,但也有一些地方没有发动群众,而是自上而下用行政命令推行,效果较差。


  1937年10月初,晋城牺盟中心区组织各界群众数千人在晋城南教场召开庆祝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大会,中心区秘书王耿人在会上讲了话。王耿人指出,平型关一役,八路军大获全胜,这是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这一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这一胜利说明共产党八路军是有能力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不仅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增强了抗战的信心,还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誉;这一胜利打击了汉奸、亲日派散布的“抗战必亡”、“战不如和”的谬论,给唯武器论者和恐日病者以当头一棒;这一胜利迟滞了日军向太原的进攻,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友军的作战。王耿人号召晋城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行守土抗战之责,拥护八路军,支援八路军,当兵要当八路军,只有军民精诚团结,支援军队抗战,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大会还请八路军驻晋城代表作了报告,介绍了平型关战役的经过。这次会议在晋城地区影响很大,是一次抗日救亡运动的再动员。在大会当场就有一批农民、学生、工人报名参加了八路军,还有一大批群众报名参加了牺盟会。


  由于党组织、牺盟会的广泛宣传发动,加之合理负担政策的实行,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兴起。


  1937年12月,修筑曲(沃)高(平)公路的筑路工人举行罢工。曲高公路1936年由省政府拨资兴建,其中高平路段由高平县长刘涵森将工程转手承包给李筱天等。日军向山西进犯时,总包工头携款逃跑。刘涵森以工程未完工不能结算为由,拖欠工人工资,引起筑路工人的不满。筑路工人在中共高平县工委的支持及共产党员姬德明、张宋业的领导下举行罢工,提出“不给钱,不上工;没饭吃,不干活”的口号。姬、张第一次带领150余名工人向县政府请愿,要求补发工资,遭到刘涵森的拒绝。第二次带领400多名筑路工人向县政府请愿,刘涵森仍不接见工人代表。刘涵森的行径引起广大工人的强烈义愤,他们第三次组织了1000多名工人将县政府围了个水泄不通。县工委负责人王静波以牺盟特派员身份,要求刘涵森无条件答复工人要求。迫于工人请愿团的威慑,刘涵森不得不答应同工人代表谈判,并答应给工人足额发放工资,同意牺盟会派人帮助工人算帐,并监督政府给工人发放工资。在牺盟会的监督下,刘涵森、李筱天发放了拖欠工人的工资,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县工委及时对这次罢工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进行了考察,并陆续吸收他们加入党组织。


  同时,高平县工委还通过牺盟会发动全县农民开展分仓谷运动,同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进行斗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农救会还发动群众清查旧村长的帐目,追查他们私吞的公款,清算他们的罪行,罢免旧村长,重新选举了新村长。


  1938年3月,陵川县工委组织群众开展了开仓借粮、赈灾济贫活动。由于上年粮食欠收,农民无粮下锅、无种春播。为帮助农民渡过春荒,县工委书记李希曾以牺盟特派员身份到平川村,通过村牺盟会、农救会,组织开仓借粮斗争。以李希仁为首的富户不肯借粮给灾民,在群众中进行反借粮宣传,并勾结国民党晋南工作团进行破坏,对群众进行恐吓。李希曾组织全村群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发展为烧掉借粮文书,变借粮为分粮,将社仓的粮食分给群众。李希仁不甘心失败,勾结晋南工作团,组织了200人的武装袭击了平川村,企图从群众手中夺回被分的粮食。平川村自卫队在全村群众的配合下,用长矛、棍棒将其打败,并缴获步枪10多支。平川村的开仓借粮、赈灾济贫活动推动了全县群众运动的开展。


  各地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使群众看到了自身力量的所在,更加广泛地动员起来,加快了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二)各县人民抗日武装自卫队的成立


  建立抗日武装,是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前提。晋城党组织恢复和建立后,把建立和扩大抗日武装作为中心任务,注意抓人民武装自卫队的建立工作。晋城牺盟中心区规定所有18岁以上、59岁以下的群众都有参加自卫队的权利义务,都要拿起武器,和敌人作殊死斗争,同时要求各县尽快组建人民武装自卫队或牺盟游击队。自卫队的主要任务是平时站岗放哨,侦缉汉奸、特务;战时组织群众转移,实行坚壁清野,支援部队作战,开展游击战争。


  为了保证各地自卫队的战斗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根据省牺盟总会关于以极快速度把全省各县人民武装起来的指示,抽调优秀队员和干部进行培训,然后派到各县帮助组建人民武装自卫队。


  1937年7月,晋城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成立,牺盟特派员李进奋任队长,邓辰西任指导员,张德馨任副队长。10月,中共晋城中心县委成立后,晋城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归中心县委领导。这支武装成立之初,人员少,武器装备差,只有一些土枪土炮、长茅、大刀。晋城牺盟中心区为了改善自卫队的装备,以适应实战需要,组成以关金海、祁苏风为队长的牺盟工作队,分赴各区、村,一方面动员青年农民参加自卫队,一方面收购民间散落的枪支、子弹。工作队在区、村牺盟会的支持帮助下,用不长时间,动员了一大批青年加入了人民武装自卫队,收购到部分枪支,使自卫队的装备得到改善,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十二月事变后,这支武装与晋豫边游击支队一起编入八路军新一旅。


  1937年9月,高平县牺盟会在城内城隍庙组建了高平县牺盟游击队,起初有队员10余人,队长由张子廉担任,王静波任政治教员和军事教员。10月,晋冀游击队总部派高化儒(高体乾)到高平任牺盟游击队队长,张子廉任指导员,这时游击队发展到60余人。1938年初,在牺盟游击队内部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刘文山(申祖佑)任支部书记,加强了党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此时,游击队发展到200余人,下设三个排。同年10月,省牺盟总会派白晨曦、陈曼迪来高平,组建高平县人民武装自卫总队。白晨曦任总队长,陈曼迪任副总队长。自卫总队接管了由主张公道团组织的各区、编村的人民武装自卫队,共有300余人枪。12月,根据上级关于扩大武装,以适应战争形势的指示,高平县人民武装自卫总队和县牺盟游击队在箭头村营盘合并,仍称高平县人民武装自卫总队,总队长白晨曦,副总队长陈曼迪,政治指导员张述正。下辖四个中队,一中队长王舒冰(王溶吉),二中队长邸香林,三中队长仝克中,四中队长高化儒。通过整训,自卫总队的政治、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成为高平县脱产的人民抗日武装。1938年4月,王溶吉根据上级指示,另外又在高平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华北自卫军,受到了决死纵队负责人张文昂、韩钧等的支持,后改编为决死二纵队高平游击支队。


  1937年9月,阳城县在原防共保卫团的基础上建立了阳城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共有200多人枪,队长朱生荣,副队长武士瑗。为了建设好这支人民武装,通过县牺盟会联系,由八路军派来红军干部桂承志,对自卫队进行军政训练。通过训练,这支武装的战斗力有了迅速提高。到1938年初,阳城人民武装自卫队发展到500多人。自卫队成立后,将全县5个区、73个编村的防共保卫团均改造为区、村自卫队。区自卫队由区牺盟特派员任政治教官,村自卫队由牺盟会任命政治教官。另外,中共阳城县委在县总工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人游击队。这支队伍主要由思想进步、积极抗日的青年工会会员组成,组建时有队员30多人,很快发展到近百人,编为一个连三个排,由雷正明任队长,胡正六任政治主任,王国霖任指导员。各排设排长,政治工作员。装备有一挺机枪,三支冲锋枪和十几支步枪。活动经费由县政府供给一部分,其余部分由工会会费、生产自给和没收汉奸财产等途径解决。这支工人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县委、县政府、县牺盟会机关安全,及时向区、村传送上级的指示文件和敌情通报等。这支武装在打击日寇、保护群众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1937年9月,陵川县组建了牺盟游击队。该县牺盟特派员卫逢祺曾向县政府提出组建抗日武装的建议,遭到顽固县长李郁文和公道团长解守珍的拒绝。后来,卫逢祺直接从省牺盟总会要来30支步枪,成立了陵川县牺盟游击队,卫逢祺任队长。11月,八路军工作团到达陵川,工作团团长郑虎畅以驻军代表身份参加了总动员实施委员会,任委员。郑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在陵川牺盟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陵川县人民武装自卫队,设三个中队,共有300多人。卫逢祺任队长,张顺理(决死队派来)任副大队长。1938年2月,根据长治特委指示,王耿人把陵川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公安武装以及陈冰之从河南带来的13军游击队改编为第二战区行营游击队第一支队,王耿人任支队长,公安局长李谊暄任副支队长,桂涛声任政治代表,陈冰之任政治部主任,卫逢祺任副主任,队伍发展至1000多人。此外,1938年3月,在华北军政干校的基础上,成立了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刘子超任司令员,顾大川任工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庄林任参谋长,孟正夫任秘书长,杨叙九任供给部长,司令部设在陵川县庙凹村,活动范围为陵川至道清路以北地区。


  1937年10月,决死队派鲍熙珩、吴殿甲到沁水建立人民武装自卫队。沁水县牺盟会在县城文庙召开会议,宣布沁水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成立,鲍熙珩任队长,吴殿甲任副队长。接着县牺盟会又在各区、编村建立起人民武装自卫队。各级自卫队成立后,为适应作战需要,进行了正规的军政训练,全县训练自卫队员近万人。


  1938年6月,根据上级党组织关于扩大八路军的指示,晋城各级党组织和牺盟会配合八路军工作团,在全区掀起群众性参军热潮,一大批爱国青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陵川县一次参军人数就达410名,阳城县144名青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各县人民武装自卫队的建立,使战争动员工作进一步深入,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三、党领导下的改造旧政权的斗争


  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建立晋城敌后根据地的根本问题。只有建立起抗日的政权,才能运用政权的力量,贯彻执行抗战的政策法令,广泛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筹集财力物力支援抗战。当日军向山西大举进攻之时,晋城各县政权同全省一样处于极度混乱状态,各县的旧县长不但不思进取,仍然站在顽固立场,继续执行右的政策,且处处给抗日工作设置障碍,根本不能担负起领导抗日的重任。面对这种情况,改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由抗日民主县长代替顽固县长,成了坚持抗日斗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所以,晋城党组织一成立,就把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作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环节来抓。


  晋城各县改造旧政权的斗争,是从1937年末开始的,主要方法是运用统一战线形式,逐步掌握和改造旧政权。一是通过晋城牺盟中心区推荐了一批牺盟特派员担任县长。如王耿人、李敏之参加县长训练班后,分别任陵川、阳城等县县长。二是经过发动群众斗争,由第五行政区政治公署委派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担任新县长。陵川县顽固县长李郁文阻止和压制群众抗日,不允许建立抗日组织和抗日武装,打击群众抗日积极性;还同退到陵川的河北民军头子张荫梧相勾结,联合起来打击牺盟会,并把陵川县常平仓的粮食由张荫梧走私倒卖,从中获利。而对八路军的粮食供应,他则百般刁难。这些引起了陵川群众的极度不满。于是,在县牺盟会和八路军工作团领导下,陵川群众组织起来,向公署控告李郁文拒不执行抗战法令、破坏抗战、贪污粮款的罪行。行政公署通过调查,撤换了李郁文,委任共产党员、晋城牺盟中心区秘书王耿人任县长。这是陵川县历史上第一个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县长。后来,长治牺盟中心区派牺盟会干部李希曾、孟宪德、牛亮天、李兆清等同王耿人一起到陵川工作,使陵川县的抗日局面出现了转机。1937年11月下旬,共产党员、晋城牺盟中心区宣传部长李敏之经阎锡山同意,由第五行政区政治主任公署委派出任阳城县长。牺盟中心区派共产党员张月川、林贞(女)、赵鼎三等同时到阳城工作,很快打开了阳城县抗日局面。三是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由牺盟会建议、经阎锡山同意颁布的《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的精神,对旧的政权机构,包括政府各科室、公安局进行改造。阳城县长李敏之在对旧县政府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在暂时维持政权机构设置不变的情况下,采取了“掺沙子”的办法。政府各科室都派共产党员进入,对旧政权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整,规定愿意抗日的就继续留任,对消极抗日的顽固分子,坚决予以清理。通过逐步改造,政府各科室科长都换上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来担任。如公安局长由共产党员张月川担任,民政科长由共产党员林贞担任,一科科长由赵鼎三担任。为了改变旧县政府吏治腐败的问题,还将群众反映较大的贪官污吏清除出县政府。在对区、村政权改造中,首先通过牺盟会清查区、村帐目,将一些贪污腐化的区、村长撤职查办。5个区的区长分别选派共产党员崔元戎、王春、茹玉珍、王世清、王永胜担任。其次,县政府在驻地吉德村召开县、区、村三级干部会议,部署村级政权的改造工作,通过民选村长方式整顿和改造村政权,撤换了一批思想顽固的村干部,把村政权牢牢控制在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手中。同时,县工委还把军政干部学校培养出来的干部,分派到各区村担任军政教官,大力训练区、村自卫队,协助新村长开展抗日工作。张月川担任公安局长后,对原公安武装进行了整顿,改造成为名义上由牺盟会领导,实际上由共产党掌握的武装,担当起维持社会治安、打击土匪武装、保卫抗日政权的重大责任。


  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新县长后,一改过去的官僚作风,深入群众,以解决关键问题为突破口,开创抗日新局面。王耿人担任陵川县长后,首先抓住粮食这个战略物资。他到陵川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主张公道团团长解守珍手中夺回了掌管全县粮食的权利,改变了总动员实施委员会的内部分工,解除了解守珍利用粮食问题,制造国民党驻军同县政府之间矛盾的隐患。其次是对旧县政府内设机构进行改组,将原来的五科,改为三科一室,即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和秘书室,任命牺盟会干部担任科室负责人。同时,对公安武装进行改造,任命牺盟会协助员李谊暄任局长,使公安武装牢牢地掌握在抗日县政府手里。


  薄怀奇担任高平县长后,对旧县政权改造主要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对县政府各部门中进步分子采取团结、教育的办法,把其中的优秀分子发展为中共党员;二是坚决换掉各科的顽固分子,将省牺盟总会派来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安排到重要岗位上,使抗日进步力量占绝对优势。


  阳城县长李敏之到任后,为发动群众抗日,开放义仓,赈济难民,释放被旧县长曹海参关押的所谓政治犯。同时,大刀阔斧地对区、村政权进行改造,主要采取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推行民主政治,采取合法斗争形式。先由牺盟会组织群众进行反贪污、反勒索、反摊派不公的游行,接着开始清算区、村帐目,深刻揭露旧区、村长利用职权进行贪污、勒索、剥削的事实,控告乡绅对抗抗日法令的行为。通过检举揭发,撤换那些鱼肉乡里、欺压群众、不思抗日的顽固区、村长及土豪劣绅,换上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任区、村长,结束了由土豪劣绅把持区、村政权的历史,使基层政权真正回到劳动人民手中,既得到劳动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又为县抗日政权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各地政权经过改造,新的政权着重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恢复抗战秩序,维持金融稳定,赈济难民;二是建立民意机关,实行政治领导和集体领导,裁员减薪,财政公开,开创新政权的新风气;三是加紧动员民众,组织自卫队、游击队配合正规军作战,并组织侦察、向导、慰军等工作;四是开展打击汉奸活动,反对维持;五是执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推行合理负担,统制贸易,禁止粮食棉花等军需品输入敌区;六是坚持原则斗争,维护统一战线。


  经过改造后的新政权工作人员,一改过去旧衙门作威作福的恶习,大都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秉公执法,博得了人民群众的赞扬,很快就把各阶层群众团结在新政府周围,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斗争呈现出一片生机。


  在对旧政权的改造过程中,充满着艰难而曲折的斗争。高平顽固县长刘涵森,终日不思抗日,还处处与抗日进步力量作对。1937年11月,刘涵森利用县牺盟游击队与人民武装自卫队合编的机会,企图篡夺党领导下的这支武装的领导权。其阴谋不能得逞时,又与阎锡山当局上下勾结,将白晨曦、高化儒、王溶吉等共产党员排挤出高平,由反动分子王揖任高平人民武装自卫总队队长,造成人民武装队伍内部分裂。1938年1月,薄一波到高平视察工作时,听取了白晨曦、高化儒、王溶吉的情况汇报,决定将白晨曦、王溶吉调回决死一纵队分配工作。并同高平县工委负责人、牺盟会秘书王静波、张子廉谈了话,指示他们要加强党对这支武装的领导。


  1938年3月,中共高平县工委为了打击汉奸,筹集抗日经费,决定没收大汉奸裴保堂在建宁开设的盐店。当牺盟游击队奉命查封盐店时,顽固县长刘涵森却指使自卫总队队长王揖带领两个中队,突然包围了盐店,将正在执行县工委命令的牺盟游击队缴械,是谓“建宁事件”。事件发生后,带领牺盟游击队前去执行任务的县工委领导申祖佑、李致远趁机逃脱,向县工委负责人王静波汇报了情况,王静波当即决定反击,组织游击队夜袭王揖,在被窝里将王揖抓获,解救了被其扣留的人员。此后,刘涵森被迫同意牺盟游击队在县城东部活动,自卫总队在西部活动,彼此互不干扰。


  1938年4月26日,刘涵森一手制造了震惊全省的“高平事件”。王揖担任自卫总队队长后,在刘涵森包庇纵容下,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自卫队内部矛盾加剧,冲突时有发生。4月22日,部分自卫队员在吴庄欲扣压王揖,王揖挣脱后带着数百人枪向白晋路西逃窜。县工委书记王静波得知情况后,为了保住这支武装,同陈曼迪二人骑马追赶。在乔家沟追上被王揖拉走的部队后,当即找几个分队长做工作,让他们以抗日大局为重,把部队带回总队。这时,刘涵森指使县公安武装也赶到乔家沟,诬蔑王静波、陈曼迪图谋“叛乱”,将他俩抓捕,同时,还抓捕了县工委成员张子廉。26日晚,刘涵森将王静波、张子廉两人秘密杀害,将陈曼迪投入监狱。这就是“高平事件”。之后,刘又指使公安武装和王揖带领的自卫队进攻牺盟游击队和牺盟会驻地南村,牺盟游击队党支部书记申祖佑和牺盟干部孙铁峰、胡俊生被抓。其余队员在陵川县牺盟武装的接应下,撤至陵川县礼义镇休整。休整期间,队长宋惠钧在政治上发生动摇,经不起驻陵川的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的利诱,准备伺机带队投靠张荫梧。这一情况被重新归队的游击队支部书记申祖佑、牺盟秘书李致远发现,立即召开支部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三个排长要做好每个队员的工作,掌握好部队,立即开往八路军太南军分区驻地——平城镇。游击队这次遇险,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只有宋惠钧一人离队,后这支游击队编入八路军赵(基梅)涂(锡道)支队。


  “高平事件”发生后,薄一波就此事立即发表谈话,遣责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要求省政府查办凶手,杜绝此类事件发生。长治牺盟中心区秘书廖鲁言获悉王静波、张子廉被害后,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揭露刘涵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一方面指派高久鹏任高平县特派员立即赴高平开展工作,后又派刘湘屏(女)任牺盟特派员,并抽调7名干部一同到高平,加强高平牺盟会的力量。与此同时,中共太南特委鉴于高平工委被破坏的情况,决定成立中共高平县委,任命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姬德明为县委书记,夏涛为组织部长(后为许可林),任云为宣传部长,并从牺盟游击队中抽调多名党员充实到县委工作。


  高平县委成立后,以八路军民运工作团的名义返回高平,决定为王静波、张子廉召开追悼大会。借此大张旗鼓地揭露刘涵森等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罪恶行径。追悼大会由高平县牺盟会出面组织,在王静波、张子廉遇害地吴庄举行。县委发动吴庄及附近几个村的群众和各区、编村、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共3000余人参加了大会。会场上赫然横陈着用棺木厚敛的王、张二位烈士遗体。长治牺盟中心区代表刘湘屏和高平县牺盟特派员高久鹏在追悼大会上分别讲了话,介绍了两位烈士的生平和抗日功绩,通报了“高平事件”发生的经过,强烈遣责了刘涵森等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杀害抗日志士的罪行,号召全县牺盟会员和广大群众继承烈士遗志,坚决与破坏抗日的顽固派进行斗争。会场群情激愤,不断高呼:“为王、张二烈士报仇!”“严厉惩办杀人凶手!”“抗日无罪!”等口号。大会还通过了发给阎锡山和第五公署政治主任续济川要求严惩杀人凶手的电文。当追悼会议正在进行时,刘涵森悍然出动公安武装包围会场,企图以武力胁迫追悼会解散。参加追悼会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同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强大正义力量的威慑下,顽固派未敢开枪。追悼会后,举行了隆重的安葬烈士仪式。


  追悼会后,县委决定立即发动群众,在全县开展驱逐刘涵森的斗争。县委书记姬德明亲自带领群众代表1000余人,5次到县政府、3次到长治第五公署请愿,要求捉拿杀害王静波、张子廉的凶手,迫使当局不得不将刘涵森调离高平,“驱刘”斗争取得胜利。


  1939年1月,阎锡山迫于晋东南广大群众的压力,改由共产党员戎伍胜接任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戎伍胜上任后,立即委派共产党员薄怀奇出任高平县县长。这是高平县第一位由中共党员担任的县长。薄怀奇大力推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行民主政治,高平的抗日救亡工作很快出现了新局面。首先,相继组织成立高平县工救会、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各区、编村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其次,对5个区和编村的政权进行改造,换上共产党员及抗日进步分子担任区长和编村村长。第三,大力发展共产党员,由于党员人数的增加,分别在各区建立了区分委。第四,扩大抗日武装,解散了原来的公安武装,组建了高平县独立营,由共产党员王毓淮任营长,牺盟特派员、 共产党员张文进兼独立营指导员。经过薄怀奇半年努力,高平县各级政权逐步为 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分子所掌握,加之省牺盟总会从外地调来10多个 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担任了县政府各科的科长,使高平县的抗日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势头。


  薄怀奇对旧政权大刀阔斧的改造,引起顽固派及少数被罢免职务的旧职人员的不满。这些人多次联名写状子向阎锡山诬告薄怀奇。阎锡山不问青红皂白便发出电令,撤职查办薄怀奇。高平群众闻讯后,愤怒声讨顽固派的卑劣手段,坚决支持薄怀奇继续担任高平县长。县委书记姬德明鼓励薄怀奇说,他撤他的,你干你的,不要理他。群众听说要撤换薄县长,纷纷到县政府给薄怀奇送锦旗,还立了碑,要求薄怀奇留任。县委组织群众到五专署请愿,要求省政府收回撤职查办薄怀奇的成命。专员戎伍胜就此事件会见《黄河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使阎锡山无可奈何,对撤职查办之事不再追究。11月,省政府通知高平县长参加全省县长集训,高平县委为保护薄怀奇的安全,决定不让薄怀奇参加会议,并电请五专署派来新县长,随即五专署任命刘湘屏为高平县长,赴太原参加县长集训。


  共产党员王耿人任陵川县长后,对旧的县、区、编村政权进行改造时,清洗了其中的顽固分子,引起了陵川顽固派及反动势力的不满。当时,担任阎锡山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高级参谋的杨垕,多次同旧县政权中撤换下来的旧职员和陵川地方反动绅士密谋,企图排挤王耿人。他们组织了70多人在县城银号召开会议,推选杨垕、秦殿英为代表,向河北民军头子张荫梧请愿,要求王耿人下台。 共产党员、公安局长李谊暄将杨垕扣押。顽固派不甘心失败,又同张荫梧相勾结,借口陵川县行营游击队在鲁村没收汉奸盐店时,为制止群众哄抢食盐,一战士在开枪示警时,急中出乱,将一名群众打死的事件,编造王耿人在陵川草菅人命、随便逮捕省府官员、陵川已被 共产党员赤化等罪行,联名向阎锡山告状。


  1938年4月29日,张荫梧将李谊暄骗到平城镇扣押,随即勾结驻陵川的国民党53军万福麟部,计划于次日包围陵川县政府,逮捕王耿人。这一消息被河北民军中的地下党组织获悉,报告了中共太南特委(即原晋豫特委改称),特委立即通知王耿人、李希曾、路宪文连夜转移至夺火村。30日,张荫梧带领部队包围了县政府,颠覆了陵川县抗日政权。与此同时,中共陵川县工委也遭破坏。为了不使抗日工作遭受更大损失,太南特委决定成立中共陵川县委,李希曾任书记,刘文山任组织部长,路宪文任宣传部长,侯景域任巡视组长。县委机关隐蔽在平城镇《新华日报》分销处,县委成员的公开身份为牺盟特派员。


  陵川事变发生后,第五行政区政治主任续济川委任师人凤为陵川县长。师人凤原为屯留县县长,日军进攻屯留时向西逃跑,新的屯留抗日县政府成立后,又返回企图重新掌权,被屯留群众赶跑。这次到陵川后,他投靠河北民军张荫梧,同国民党晋南工作团和地方劣绅杨垕相勾结,撤换了县、区、村政权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扶植顽固势力;公开支持地主豪绅抵制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并指使人诬告牺盟会干部。


  陵川县委分析了全县的形势,鉴于师人凤的道行逆施,决定在全县发动驱逐师人凤的斗争。这次斗争以县牺盟会出面组织,由县委宣传部长路宪文和赵俭歧起草《告全县农民书》,揭露师人凤破坏抗战法令等八大罪状。当时驻陵川的太南特委对反师斗争进行了及时的指导和支持,并于12月4日向太南各县发出了《为声援陵川斗争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县要打破县界,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反师斗争浪潮,给陵川群众的斗争以有力的声援。太南特委将陵川的情况及反师斗争准备向晋冀豫区党委进行了汇报。晋冀豫区党委根据当时统一战线的形势,对这场斗争作出了具体指示。太南特委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对这场斗争的口号、方法、步骤作了新的调整。主要是:通知各县不再对陵川进行声援,并将已拟好的反师宣言烧掉;陵川请愿团已到长治,请愿活动已无法阻止,但要改变请愿方式,将要求撤换师人凤改为要求师人凤立即执行抗日法令,解除民众疾苦,推进抗日运动的发展。并将调整后的方案向薄一波作了汇报。同时,派人到长治向请愿团做说服工作。陵川请愿群众代表列举了师人凤破坏抗战的种种行径,陈述了请愿理由,第五专署最后表态,立即派人到陵川调查师人凤的问题,确保请愿代表回到陵川后的人身安全。请愿团返回陵川。


  12月6日,在陵川县委领导下,牺盟会组织发动1000余名群众,走上街头进行反师大游行。群众高呼“打倒坏官师人凤”、“驱逐师人凤出陵川”、“将抗战进行到底”等口号,县委发布了《告全县农民书》,坚决要求撤换师人凤的县长职务。此时,师人凤在晋南工作团和河北民军支持下,唆使部分顽固分子召开“拥师大会”,组织“挽师请愿团”,迫使群众在挽留书上签字,结果遭拒绝。群众冲进“拥师”会场,高呼“反对坏官师人凤”的口号,将会议冲散,使“拥师大会”变成了反师大会。师人凤在人民群众面前又一次遭到失败。1939年1月1日,戎伍胜任第五专署专员后,撤掉了师人凤县长职务,任命决死三纵队一团政委、共产党员张维汉为陵川县县长。全县群众闻讯到县城聚会,庆祝反师斗争最终取得胜利。


  晋城县顽固县长陈树华,不执行抗战法令,破坏抗战,处处与牺盟会作对。他直接指挥的保安团,纪律涣散,欺压百姓,随便抓人打人,被群众称为“火柱队”。1938年夏,晋城中心县委决定发动群众驱逐陈树华出晋城。中心县委以牺盟会的名义,将陈树华破坏抗日、欺压百姓的事实向五专署控告,同时向国民党17师师长赵寿山请愿,五专署专员戎伍胜撤换了陈树华的县长职务,任命共产党员张韵波为晋城县县长。晋城倒陈斗争取得胜利。


  接着,沁水县顽固县长被解职。沁水县顽固县长阎世英,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不执行省政府颁布的抗战法令,专给牺盟会出难题,破坏沁水的抗日工作。在沁水县工委领导下,县牺盟会组织发动群众,向五专署控告阎世英破坏抗日的罪行,五专署专员戎伍胜撤销了阎世英的职务,委任共产党员宋钧为沁水县县长。


  在改造旧政权的同时,晋城各县还对主张公道团进行了改造。主张公道团是1935年阎锡山为实行“民众防共”,在全省各县设立的官办团体,又称好人团,在区、村都设有基层组织。负责人大都是反共的顽固分子。王耿人担任陵川县长后,公道团团长、顽固分子解守珍坚持其反动立场,不积极抗日,利用粮食挑起驻军与县政府之间的磨擦。王耿人撤了解守珍的职务,长治牺盟中心区调来共产党员张茂甫任陵川县公道团团长。晋城县公道团团长,坚持顽固立场,处处与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作对,中心县委发动群众将其赶下台,换上共产党员王春任团长。同时,阳城县换上共产党员赵树理任团长。通过改造,公道团负责人都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到1938年9月,根据上级通知,各县公道团与牺盟会合并,改称牺公联合会,会长都由牺盟特派员担任,实权由共产党员掌握,主张公道团在组织上瓦解。


  抗战初期,阎锡山旧政权虽然不能担负起领导抗日的重任,但还不可能马上推翻它,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也不现实。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只有对旧政权进行逐步改造,使之成为能领导各种派别抗战、顺应广大人民群众政治、经济要求的新政权,是非常必要的。晋城各级党组织通过对旧政权的改造,使5个县的县长均为共产党员担任,各区、村政权也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所掌握。虽说这些政权仍然带着“山西的帽子”,属于阎锡山政权系统,但通过改造,废除了旧制度,建立了新制度,使各级政权逐步变成贯彻执行抗日的政策法令,并能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保护人民利益、为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抗日民主政权。


  四、晋豫特委成立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一)八路军、决死队开赴晋城创建根据地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如毛泽东指出:“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斗争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将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111页。)为此,党中央要求八路军115师立即于吕梁山脉,129师于晋东南,120师于晋西北展开,决死一纵队开赴太岳山脉,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并指出:“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脉之晋西南虽然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96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1月13日,129师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决定派工作团赴晋东南各县开展工作,主力部队随后分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临行前,刘伯承师长再三指示:“晋东南是毛主席选定的‘眼’位,我们一定要把‘眼’做起来”。


  1938年2月,八路军115师344旅和第5支队在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率领下,从正太路南下驻守高平,转归129师指挥。3月,129师386旅补充团(后改编为17团)进驻阳城。随后,决死三纵队从翼城、浮山开进到沁水一带活动。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晋东南地区建立了冀豫晋省委,领导晋城各县党的工作。八路军、决死队进入晋城后,与地方党组织、牺盟会一道,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在县、区、村普遍成立了农、工、青、妇救国会,并组建了人民武装自卫队,逐步改造了县、区、村三级政权,有的编村还有领导地进行了公选村长。


  1938年1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赴八路军总部途中,路过阳城。他在阳城召集县政府、牺盟会及各党派团体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彭总向大家介绍了全国和山西抗日形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大家要以全民族利益和抗战大局为重,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各党派、团体要团结一致,坚持华北抗战,共御外侮。彭总的讲话在阳城各界引起很大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分党派、不分男女老幼,都有守土抗战之责。2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在阳城平头、晋城东沟、高平宰李、陵川平城建立兵站,共有干部战士100多人。兵站的主要任务是:①为前线输送兵员、输送弹药、物资;②接送从延安到山西抗日前线的来往干部;③掩护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这样,到1938年初,晋城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决死队和牺盟会的密切配合下基本开辟。


  (二)中共晋豫特委成立并展开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8年2月,焦作、新乡相继被日军占领。在这里活动的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八路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主任朱瑞,副主任唐天际,以及直鲁豫边省工委书记王卓如、组织部长聂真、青年妇女部长薛讯、军事部长高锦民等人向晋城转移,并在晋城成立华北军政干部学校(简称华干)。校长刘子超,教务长杜毓云,秘书长孟夫唐,大队长庄林。华干招收各地的青年学生,培训抗日军政干部。后华干迁往陵川,改为八路军晋南干校(又称小华干),办成了抗大式的学校,校长由朱瑞担任。华干共培训了2000多名学员。这批骨干力量,分别充实到军队和政权中,为开辟太南、晋豫和豫北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3月初,朱瑞一行从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挑选了20多名学员,又由晋城向阳城进发。


  阳城县地处晋豫两省结合部,居太岳、中条、王屋山之间,境内祟山峻岭,尤以南部山区最为险峻,层峦叠嶂,是通往中原和陕西的一条险道,在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以此为中心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是可以依托深山老林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抗击日军的一个支点;二是可以同太行和豫北的部队相互策应,保持八路军在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三是可以支援中条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阳城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历史上多次发生革命斗争,群众基础好。中共阳城县组织成立之后,开展了大量的活动,虽然多次遭到失败,但是在群众中已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同时,阳城县还有一支党领导下的训练有素的500多人抗日人民武装自卫队。这一切,具备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条件。


  朱瑞一行到达阳城后,由于县城随时面临日军进攻,当即带领阳城县政府、牺盟会及各救亡团体、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向西南部大山中转移,并决定以此为中心,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晋豫边抗日根据地。3月5日,朱瑞致电中共中央张闻天、毛泽东及中共北方局刘少奇、杨尚昆等,将晋豫边的形势及建立根据地的部署作了汇报。次日,毛泽东复电:“部署甚妥”,指示,“晋豫边甚重要,望有计划地布置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地区之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之行动”,并指出,为了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应令阳城李县长(即李敏之)将布置七县游击战争及自任晋豫边游击司令计划,派人绕送至吉县报告阎主任(指阎锡山),求其委任,并接济枪支、子弹、经费”。


  3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朱瑞在阳城县横河镇下寺坪村召开了有直鲁豫边省工委负责人以及唐天际、李敏之等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撤销直鲁豫边省工委以及曲沃特委、河东特委、豫北特委,成立中共晋豫特委。4月,经中共冀豫晋省委批准,中共晋豫特委正式成立,聂真任书记,薛迅(女)任组织部长,李哲人(原曲沃特委书记)任宣传部长,高锦民任军事部长,嘉康杰、阎子祥、温建平(原河北特委负责人)、方升普(原豫北特委委员)和唐天际等为委员。晋豫特委受冀豫晋省委领导,原属长治特委领导的晋城中心县委及其下属组织改由晋豫特委领导。从此,晋豫地区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正式建立,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其活动范围为临(汾)屯(留)公路以南,黄河以北,同蒲铁路以东,白(圭)晋(城)公路以西地区。特委机关驻阳城横河镇下寺坪村,创办有机关刊物《大众报》。


  晋豫特委成立后,主要抓了三大项工作:


  首先认真抓了恢复、整理与接受各地党组织的工作。4月,恢复了由于日军进攻而中断了的豫北地区党的关系,接着,聂真亲自视察了晋城、绛县、曲沃、夏县等县党的工作。到6月底,先后接通和建立了4个中心县委,即:夏县中心县委,领导夏县、闻喜、平陆、芮城、虞乡、安邑、永济等7个县党的工作,书记由特委委员温建平兼任;翼城中心县委,领导翼城、曲沃、绛县等3个县党的工作,书记吴云夫;沁阳中心县委,领导沁阳、孟县、济源等3个县党的工作,书记王新波(后王毅之);晋城中心县委,领导晋城、沁水2个县党的工作,书记赖若愚;阳城、垣曲县委为特委的直属县,书记分别为刘刚(后胡晓琴)、王唐文。至此,晋豫特委领导山西省的晋城、阳城、沁水、垣曲、夏县、平陆、翼城、绛县、闻喜、安邑、芮城、解县、永济、曲沃和河南省的沁阳、济源、孟县等17个县的党组织。同时,晋豫特委为加强腹心地区党的工作,在横河镇下寺坪村成立了直属特委领导的中共阳城县工作委员会(简称阳城县工委),特委组织部长薛迅任书记,刘刚(刘祖璋)任组织委员,魏健(魏震五)任宣传委员。之后,阳城县工委先后又在润城、西峪、索泉岭、刘村等地建立了4个区工委,并在索泉岭村成立了该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支部书记李春元。此时,全县党员已发展到100多人。1938年5月,晋豫特委决定将中共阳城县工委改为中共阳城县委(对外称牺盟工人工作委员会),归中共晋城中心县委领导。刘刚任书记,胡晓琴任组织部长,魏健任秘书兼管宣传部工作,茹玉珍任委员。6月,阳城县委在石臼村举行第一次全委会议,确定了今后的中心工作:一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壮大党的力量。二是要求党员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工作,深入宣传、发动、武装群众,依靠抗日积极分子,把广大群众充分动员起来。三是共产党员要以牺盟会员合法身份,对旧政权进行改造,逐步掌握区、村政权。四是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和抗日团体,并加强党对这些武装和抗日团体的领导。五是严惩汉奸、特务,大力推行合理负担。在县委的大力领导下,阳城县各级党组织发展迅猛,党员增加到400多人,是1938年初的5倍多。同时,大多数区、村政权经过改造,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了区、村长。成立了阳城县各县群众救国会。同年9月,阳城县委仍改由晋豫特委直接领导,胡晓琴任书记。1939年1月,晋豫特委更名为地委后,为加强对地委驻地的领导和管理,又将阳城直属县委改称阳城实验县委,并建立了5个区分委。这样,就使晋豫区的腹心地区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


  其次,迅速建立抗日武装,巩固和扩大晋豫边抗日根据地。1938年3月,中共晋豫特委成立后,以阳城人民武装自卫队和县公安武装的300人枪为基础,组建了晋豫边游击纵队,李敏之任司令,张月川任副司令、王兴让(王佐)任政治代表。下设三个支队,第一支队长张月川,第二支队长朱生荣,第三支队为豫北地方武装。这支武装成立后,统一佩带“敏”字臂章。游击区域为沁水、翼城、垣曲、济源、博爱和晋城之间地带。不久,游击纵队发展到1000多人,成为晋豫边一支抗日的主要力量。1938年3月24日,毛泽东、刘少奇向各根据地发出指示:“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八路军主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有转移地区作战的必要。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它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地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晋豫特委决定在晋豫边根据地建立一支以八路军名义活动的游击队。通过同李敏之协商,决定在游击纵队中抽调300人枪为基础,成立晋豫边游击队。4月初,晋豫特委在下寺坪村千峰寺召开军民大会,宣布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成立。司令员唐天际,副司令员李敏之(兼),参谋长方升普(后为副司令员),政治部主任高锦民(后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4月28日,游击队在阳城与济源交界的黄楝树村召开誓师大会,宣告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正式成立,并确定这一天为晋豫边游击队成立纪念日。半年后,晋豫边游击队发展到2000人,编为7个大队。同年9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凡地委管辖的部队都称支队,并设立政治委员。依此,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改为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亦称唐支队)。唐支队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晋豫边各县党组织的大力支援,各县地方武装成建制地编入唐支队,比如阳城县的人民武装自卫队、晋城县的南公八路游击队、候马的铁路工人自卫队等等,使这支武装很快发展到3000多人,成为开辟晋豫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骨干武装。


  再次,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改造和恢复政权工作。晋豫特委及游击队成立后,时任山西省政府秘书处副处长的樊次枫,向阎锡山报告阳城县长李敏之系共党分子,在阳城搞赤化,把公安局300人的武装和最好的武器私自调拨给八路军。阎锡山发出通缉令,逮捕李敏之。党组织决定李敏之迅速离开阳城,经当时在沁水的朱德总司令介绍,李敏之到延安学习。李敏之离开阳城后,经长治牺盟中心区推荐,共产党员王宝三(山西襄垣人)接任阳城县长。王宝三一到任,首先改组了总动员实施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王任主任,牺盟特派员要祟德任副主任,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秘书主任邢真、国民党中央军八十三师政训处主任李英樵任副主任。紧接着根据晋豫特委的指示,将破坏抗日的汉奸樊次枫抓获。樊次枫系阳城润城镇人,出身富豪之家。太原失守后,阎锡山派其到晋东南监视牺盟会活动。他在润城等地派人四处活动,发展“维持会推进员”,秘谋降日。樊的汉奸行径暴露后,畏罪潜逃在阎锡山的亲信续济川部下。为尽快捉拿樊次枫,县公安局派人秘密跟踪,终于在浮山县三教河将其抓捕归案。阎锡山获悉樊次枫被抓后,于9月17日电告阳城县政府,下令释放樊次枫。王宝三在中共阳城县委、县牺盟会的支持下,决定先斩后奏。9月18日,县政府召开“九•一八”国耻纪念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达数千人。王宝三主持大会并讲了话,牺盟会、抗日团体、驻军代表也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大会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土、杀我同胞、掠我财物的累累罪行;对以樊次枫为首的汉奸分子卖国投敌的罪行进行揭露与声讨,号召全体抗日军民不忘“九•一八”国耻,认清形势,团结一致,誓死抗战到底。会场群情激愤,一致要求严惩汉奸樊次枫。县政府根据樊次枫所犯罪行和省政府颁布的严惩汉奸的法令,将其判处死刑,当即押往东关小桥下执行枪决,并将其汉奸财产没收充公。随后给阎复电,称:“接到电报时,已将樊枪毙。”阎锡山接电后,十分恼火,即派五专署督察专员戎伍胜到阳城查办王宝三。戎伍胜及时通知了阳城县委,并为保护王宝三的安全,决定调走王宝三和公安局长张月川,委派陈发贵接任阳城县长。


  (三)军民协力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


  正当晋城人民在晋豫特委、晋豫边游击支队及各县党组织、牺盟会的领导下积极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时候,1938年2月,日军派飞机对晋城、阳城、高平、沁水、陵川县城及一些交通重镇进行了疯狂轰炸,共炸死炸伤群众300余人,炸毁房屋1000余间。随后,日军石黑支队由河南北犯,27日,占领晋城。28日,占领了阳城县城。3月3日,侵占沁水县城。4月3日,侵占高平县城。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虏掠,无恶不作,许多无辜群众被杀戳。


  日军的野蛮侵略不但没有吓倒组织起来的晋城军民,反而更加点燃了抗日的汹汹烈火。抗日根据地在这烈火中越烧越旺、越烧越大。1938年4月,日军纠集10余个联队3万余兵力,分九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大举围攻,企图以分进合击的战术,消灭八路军和抗日军队,摧毁抗日根据地。晋城军民配合八路军、决死纵队投入了保卫根据地的战斗。


  4月初,日军疚田部从沁水沿曲高公路向高平进犯,决死三纵队配合国民党17师在曲高公路沿线不断袭扰敌人,并利用高平关一带的有利地形,阻击来犯之敌。经8个多小时的激战,打死日军120人,打伤200余人,缴获钢炮3门,轻重机枪15挺,步枪130余支。此后,该部又分别在高平丹朱岭、寺庄、晋城界牌岭、宋家山等地阻击日军,毙伤敌100余人。


  4月16日,八路军在武乡县长乐村取得大捷后,盘踞长治日军向临汾撤退。27日,在高平丹朱岭受到八路军115师687团、688团、决死一纵队游击二团的阻击,经过一天激战,毙伤敌600余人,击毁汽车、马车200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被服、军用器材等。此后,抗日军民乘胜追击,相继收复被日军占领的高平、晋城、阳城、沁水等县城。至此,日军对晋东南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


  在反九路围攻中,盘踞沁水县城日军企图偷袭转移至上沃泉村的沁水县委、县政府和各救亡团体,决死三纵队第七总队第一大队与日军在将军腰展开激战。七总队政治部主任、一大队教导员刘焱等7位指战员牺牲。此时,驻沁水柿园村的决死三纵队第九总队乘机分两路夜袭沁水城内日军。当九总队接近城墙时,被敌人发觉,攻城部队在柿园村群众配合下,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一中队攻破北城门,奋勇登上城墙,与敌展开搏斗。日军从东西两面向登城部队迂回合击,包围了登城战士,英勇的战士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全部负伤,7人被俘。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攻城部队撤出战斗。这次攻城战斗,第九总队61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日军对被俘的7名战士进行劝降,在敌人的淫威面前,被俘战士坚贞不屈,拒不投降,被日军枪杀。7勇士在就义前,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做亡国奴”等口号,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高尚民族气节。敌酋在沁水县城东北山脚下掘墓将7勇士礼葬,并在墓前树立木牌,上写“支那勇士之墓”。


  晋城各县自卫队、游击队参加了反日军九路围攻,主要负责拆城破路、空室清野、疏散群众、惩除汉奸等工作。陵川县游击队在牺盟特派员卫逢祺和陈冰之带领下,破坏邯长公路,截断了日军这条重要的运输线。日军进攻阳城时,遭到了我地方武装的袭击。日军占领阳城后,进行报复性大屠杀,有700多名无辜群众惨遭杀戳,大街小巷尸体横陈,血流成河。惨案发生后,转战横河镇一带的中共晋豫特委、阳城县委派晋豫边游击纵队副司令张月川、二区区长王春等人带领游击队回县城安抚遇难群众,维持社会秩序。王春一方面发布告示,表明县政府与人民同在,生死与共,坚决抗战到底;一方面组织群众掩埋同胞尸体,清理街区血污。并给遇难群众亲属拨发粮食、物资,帮助群众渡过难关。同时,游击队逮捕了汉奸温茂林。温系阳城城内人,裕通典当铺掌柜,在日军占领阳城时手执太阳旗,到东关保定桥迎接日军进城,并成立维持会,自任维持会长。他还在其当铺周围张贴“中日友善”、“大东亚共荣”等传单,散布汉奸言论。5月5日,县政府在驻地吉德村召开公审汉奸温茂林大会,县长李敏之主持大会,各区干部和周围群众参加大会,公安局长张月川在公审大会上历数温茂林罪行,县政府宣布没收其财产,判处温茂林死刑,立即枪决。陵川县以段虎卿为首的反动势力,组建了一支民团武装,同日军特务机关进行秘密联系,并在附城组织起了地下维持会,以附城当铺、盐店为联络点进行反动活动。他们制造谣言,盅惑人心,挑拨群众与八路军的关系,宣扬日军的“大东亚共荣”等谬论,还计划组织武装暴动,配合日军的围攻。得知这一情况后,八路军385旅广昌团派人对段虎卿的反动活动进行侦察,掌握了段虎卿等人的卖国投敌罪证,在区牺盟会的协助下,将汉奸头子段虎卿、盐店掌柜胡福卿、当铺掌柜李克忠逮捕,段虎卿在押解途中畏罪吞金自杀。4月20日,陵川县抗日政府和县牺盟会在附城村召开宣判大会,对段虎卿三人进行公判,判处三人死刑,将胡、李执行枪决。解散了他们组织的东王庄民团,收缴了附城盐店和当铺的财产。


  此次反围攻作战,历时近一个月,共歼灭日军4000余人,先后收复了包括高平、晋城、阳城、沁水在内的18座县城,把日军全部赶出了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斗,意义十分重大。一是挫败了日军歼灭八路军主力,以巩固其后方安全的企图,歼灭了日军有生力量,大刹了其骄横凶恶、不可一世的气焰;二是为包括晋城根据地在内的整个晋冀豫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是打乱了日军的部署,牵制了大量兵力,造成了日军不能全力西进南下的形势,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除此之外,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对晋城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它使晋城广大城乡连为一片,标志着晋城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了。从而实现了毛泽东在太原失守后提出的“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同时,晋城军民通过粉碎敌人的九路围攻,积累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为以后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从此,晋城根据地开始进入了全面巩固和发展的新时期。


                                    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