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晋城抗日根据地的重新开辟与巩固扩大

一、太岳支队南下与晋城抗日根据地的重新开辟

　　（一）各级党组织对重新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准备

　　1941年5月7日至27日，日军集中约5万兵力发动中条战役，向同蒲线以东、临屯路以南、黄河北岸中条山区的国民党守军大举进攻。驻守在这一区域的国民党军约20余万人大部退至黄河南岸，中条山区的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均被日军占领。日军在此建立了100多个据点，并在各县建立了伪军和各种伪组织。一些国民党溃军和土匪也乘机占立山头，各自为王。一时间，晋城境内，日军据点林立，伪军伪组织蜂起，各种政权丛生；散兵游勇自推首领，自竖旗帜，利用会道门，建立各种武装组织，司令多如牛毛，各据一方；土豪劣绅横行霸道，为非作歹，鱼肉乡里，欺压百姓。致使社会秩序极度混乱，苛捐杂税十分繁重，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驻在平顺的晋豫区党委，十分关注全区的形势，针对中条战役后的局势，于1941年5月23日发出了《新形势下本区的任务与政策》，提出加强内部团结、粉碎日伪新进攻、发展游击战争的总任务，但没有提出建立根据地问题。6月初，中共中央作出“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发展”，八路军129师作出开辟岳南、中条山区的指示。之后，晋豫区党委又于6月22日发出了《关于目前时局、策略与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是对5月23日决定的补充和完善，明确提出了坚持晋豫区、创造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和策略，即：稳扎稳打、灵活地、隐蔽地步步走上创造根据地的轨道；工作中心是建立抗日武装，发展游击战争；策略是与一切抗日友军、绅士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报复主义；注意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基本上长期埋伏，部分可走向公开。晋豫区党委的这一指示，进一步阐明了重新开辟晋豫区的指导思想和工作任务。

　　1941年7月，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从平顺赴八路军总部，向彭德怀详细地汇报了晋豫区各地下县委工作情况，陈述了重新开辟晋豫区的有利条件。彭德怀指出：南下重新开辟晋豫根据地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求晋豫区党委立即作好南下的各项准备。

　　随后，晋豫区党委认真地开展了南下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对区党委机关、所属各地委、县委进行整顿。整顿过程中，组织各级干部进行了认真学习。学习内容包括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区党委的决定、指示。通过学习，提高了各级干部执行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水平。其次，对各级机关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形势和工作任务教育，使各级干部对即将遇到的各种困难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第三，组织准备。把从各县撤退至平顺的各级干部进行整编，登记造册，并结合以前所从事的工作及担任的职务，重新确定了各地各机构的负责人。第四，派出部分党政负责人先期南下，与在各地坚持地下斗争的党员取得联系，秘密发展党的组织，为大军南下作好各种准备。

　　与此同时，在各地坚持地下工作的各级党组织为根据地的重新开辟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6月，阳南地下县委先后组织成立了阳城县抗日工作队（亦称樊岗工作队。系由晋城县牺盟干部樊岗在阳城隐蔽期间，联络地下党员张志德、武雷等60余人而成立）、阳城县工合（工业联合会）游击队（队长鞠抗捷，指导员王昆一），在阳城西、南部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各种抗日活动，打击土匪，保护群众生命财产。8月，阳南、阳北地下县委共同研究决定为太岳南进支队进入阳城主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大力宣传晋豫区党委和太岳南进支队即将进入阳城的消息，将这一消息立刻通知到地下党组织、党员和广大群众中，为大军南下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群众基础；二是广泛发动群众为南进支队筹集粮食；三是派人打入日伪县政府、区公所搜集情报，为太岳南进支队提供准确的消息。阳北县委还建立了从阳城到岳南的地下情报站和地下交通线；四是由抗日游击队出面同国民党驻军宋聚亮大队进行谈判，达成了共同抗日的4条协议，为晋豫区党委和太岳南进支队开展工作消除了隐患。此外，在阳城次营一带组建了析城山青年营，在驾岭成立了阳城青年抗日游击队，高平、沁（水）南、沁（水）西、沁（水）东等县相继成立了武装工作队（武工队）。这些抗日武装的建立，为太岳南进支队开辟晋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1年8月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重新开辟晋豫边区工作的指示信，指出：开辟晋豫地区的任务，在于创建根据地；基本方针是隐蔽的、踏实的，反对大吹大擂和过分过早刺激日伪，有计划有步骤地巩固与依托已有阵地，灵活机动地再求开辟进展；党的工作基本方针仍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要区分基本地区与前进地区，运用不同的方式，逐渐走上普遍的发展，要防止工作中的各种错误及不良影响。指示信还对广泛发展群众游击战争，争取与瓦解伪军，加强争取土匪的工作，以及统一战线工作、政权工作、群众工作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中共中央关于重新开辟晋豫根据地的指示信，为晋城抗日根据地重新开辟与巩固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二）太岳南进支队和晋豫区党委向晋城各地挺进

　　1941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八路军总部命令386旅之17、18团和决57团组成太岳南进支队，周希汉任司令员，聂真任政委，执行重新开辟晋豫边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中共晋豫区党委随太岳南进支队同时出发。

　　南进支队组成后，从平顺出发，迅速越过临屯公路，于8月间进入岳南的冀氏、沁水等地，并开辟了沁河以西的沁（水）西抗日根据地。此时，正值日军对岳南（临屯路以南、同蒲路以东、白晋路以西、黄河以北）地区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太岳南进支队参加了粉碎日军秋季大“扫荡”的战斗。

　　9月22日，日军第41、36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6、第4、第9旅团各一部约2万余人，向岳南地区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23日，日军对太岳南进支队和212旅驻地实施压迫包围。太岳南进支队和212旅以小部队与敌周旋，疲惫、消耗敌人，主力部队则东渡沁河，占领了沁水东、西峪一带的大山，挫败了日军在沁河以西合击太岳部队的阴谋。日军随后调动12架飞机和数十门大炮向东西峪一带发起猛烈轰击，太岳南进支队和国民党98军武士敏将军并肩奋战，英勇还击，激战中双方伤亡很大。24日，太岳南进支队为分散日军兵力，以57团向西又渡过沁河，不断袭击敌人。主力部队继续在沁河以东与98军一起连续给日军以打击。27日，日军复由安泽马壁、沁水郑庄、端氏等地再次合击东西峪西南之古堆、沙庄、马头山一带。太岳南进支队判明了日军的企图，连夜急速转移，于28日拂晓安全撤出日军合击圈，至沁河以西的唐村附近与57团会合。同时，太岳南进支队政委聂真写信给武士敏将军，劝其迅速向沁源方向转移。29日，日军纠集冀氏、南北孔滩、马壁、王壁、郑庄、端氏、高平关、马村、高平城、寺庄、张店、长子、鲍店、良马等地约1万余兵力，分14路第三次合击东西峪地区，企图一举歼灭太岳南进支队和国民党第98军。由于没有及时转移，国民党98军被日军重重包围。武士敏军长亲临马头山前线指挥，与敌展开激战，阵地几易其手，伤亡极为惨重。在突围时，武士敏将军不幸颔部中弹，壮烈殉国。之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通令追认武士敏为烈士，并将其牺牲地沁东县改为士敏县。

　　10月2日，日军对岳南的“扫荡”结束。此次反“扫荡”作战，太岳南进支队虽然组建时间不长，且处于横宽不到30公里的岳南新区，群众尚未发动，政权属于草创，条件极其困难，但在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进行大小战斗10余次，毙伤日、伪军500余人，彻底粉碎了日军聚歼太岳南进支队的阴谋，极大地鼓舞了岳南新区人民对敌斗争的信心，在群众中扩大了太岳南进支队的政治影响。

　　粉碎“日军”扫荡后，太岳南进支队、晋豫区党委机关进入沁水县东西峪地区，接管并改造了原国民党98军建立的县、区、村政权，在维持社会秩序，肃清汉奸特务，建立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10月3日，八路军总部指示太岳南进支队主力“应在长子以西、浮山以东，巩固地向南发展，以一部深入阳城及济（源）、晋（城）间发动游击战争”。根据这一指示，太岳南进支队所到之处，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对敌斗争的策略，依靠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斗争，继开辟沁（水）西根据地后，又分别在沁河以东的端氏一带和白晋公路以西高平县境内开辟了根据地，分别组建了沁（水）西、沁（水）东（12月改称士敏）、高平县抗日政府。这是自十二月事变以后，在晋城境内最早建立的抗日民主县政府。

　　太岳南进支队重新开辟晋城根据地的消息传来后，各县党组织和群众欢欣鼓舞。在陵川开展隐蔽工作的县工委书记武人文、阳南秘密县委负责人崔松林、阳北秘密县委负责人徐毅等人分别到安泽、沁水东西峪找到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希望部队早日南下，救民于水火。根据各地的情况反映及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1942年1月中旬，八路军总部决定由王新亭代替周希汉任太岳南进支队司令，率领部队迅速南下，进入中条山区，开辟晋豫根据地。同时，确定开辟晋豫根据地的总方针是：发动广大群众，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坚决打击日军、汉奸；尽量避免大的战斗，不过分刺激敌人和消耗自己，主要采取分散方式，发展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随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也向晋豫区党委发出开辟中条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1月30日，太岳南进支队和晋豫区党委机关干部，共2600余人，在东西峪召开南下动员大会，对南进行军路线进行了详细部署，决定分三个梯队出发：57团为第一梯队，当日出发；17团为第二梯队，2月1日出发；18团、支队直属队和晋豫区党委机关为第三梯队，2月2日出发；772团于沁河西岸做侧翼掩护。

　　太岳南进支队在向南开进的过程中，多次遭到敌人的阻击。2月1日，57团一营在沁水西南的白花岭击退张马镇敌人的袭击；6日、7日，18团分别在阳城东南的神坪和独泉村，连续击退日伪军两次阻击，毙其40余人；19日，57团在阳城西南的桥腰一带，击退了国民党地方武装的阻击。20日，南进支队直属队与晋豫区党委机关到达阳城横河镇一带，其余各部队也先后到达指定位置。随后，57团在绛县以东、垣曲的皋落镇、同善镇以北地区展开；17团主力在曲高公路以南之沁水、翼城地区展开；18团及17团一部在济源以北地区展开。各部队在晋豫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开展活动，打击日伪，发动群众，帮助地方组建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很快打开了晋城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三）各县党、政、军、群组织的建立与抗日根据地的重新开辟

　　1941年8月，太岳部队212旅54团在团长王墉率领下，到沁水县沁河以西的郑庄、王必、苏庄、樊村河、富店（今国华）、里必、洺水一带，开辟了沁（水）西抗日根据地，成立沁西县抗日政府，下辖3个区公所、14个行政村。同年10月，岳南地委（即太岳第四地委）为了加强这一带党的工作，成立中共沁西县工委（后改称县委），下设3个区分委，领导44个党支部（小组）。

　　10月，太岳南进支队进入沁水东西峪地区，在沁河以东的端氏一带开辟了抗日根据地，接管了原国民党98军建立的沁水县政府，成立沁（水）东县抗日政府。12月，为纪念在岳南反“扫荡”中牺牲的武士敏将军，沁东县改称士敏县，成立中共士敏县委，下属4个区分委。

　　在成立沁东县抗日政府的同时，太岳南进支队为开辟高平抗日根据地，于沁东境内组建了高平县抗日政府，随后成立中共高平县委，以沁东抗日根据地为依托，逐步向东发展。1942年初，高平县委、县抗日政府进入高平县境，并迅速建立了3个区分委和区公所。

　　1942年1月30日，先期抵达阳城的晋豫一地委书记王毅之，在阳城南部桑林辉泉村主持召开各界联席会议，宣布成立了阳城县抗日政府。同时，将阳南、阳北两个秘密县委合并，成立中共阳城县委，下设2个区分委。太岳南进支队和晋豫区党委进入阳城后，经过一系列的斗争，迅速扩大了阳城抗日根据地，使阳城县委和县政府下属区分委、区公所增至6个，并成立了阳北办事处。所辖区域基本涵盖了除县城和少数集镇外的广大乡村。7月，根据日军不断“扫荡”，将阳城以晋（城）韩（城）公路为界分割为南北两部分，联系不便的实际，晋豫区党委决定将阳城县正式分为阳南、阳北两个县，并分别组成了2个县委和县抗日政府（阳北县称办事处，1943年7月改称阳北县政府）。

　　1942年2月，太岳南进支队57团进入沁水西南部的张沟、南阳、圪塔、玉景山、沃泉、土沃一带，开辟了沁（水）南抗日根据地，成立沁南县抗日政府，下辖3个区公所。同时，成立中共沁南县委，下设3个区分委、53个党支部。

　　3月，太岳南进支队18团进入晋城土河、衙道等地，打垮了盘踞在这一带的国民党杂牌军李正德部和阎锡山43军残部，开辟了晋（城）南抗日根据地，成立中共晋南县委和晋南县抗日政府，下设3个区分委、区公所。同年7月，晋南县与河南沁阳县合并为晋（城）沁（阳）县，随之成立中共晋沁县委和晋沁县抗日政府，下设区分委、区公所增至7个。

　　同月，太岳南进支队进入晋城川底、东沟、下村一带，成立晋（城）北办事处。8月，晋豫一地委副书记席国光与阎一洪、董化伍等率队到晋城北部的司家山、瓮山、马头山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中共晋北县委和晋北县抗日政府。

　　至此，晋城辖区内计设置9个县，分别是：沁西县、士敏县、高平县、沁南县、阳南县、阳北县、晋沁县、晋北县和陵川县。除陵川县外，共建立了8个抗日县政府（包括办事处）。其分布状况为：沁西、士敏、高平、晋北4县为太岳区，4个县委属中共太岳第四地委（即岳南地委）领导，4个县抗日政府属太岳第四专署（即岳南专办，亦称晋冀鲁豫第二十三专署）领导；其余各县为晋豫区。其中，阳南、阳北、沁南3县县委和政府分别归中共晋豫第三地委、晋豫第三专署领导；晋沁县党政机构上属晋豫第一地委、晋豫一专署领导（阳城县委、县政府在1942年7月未分之前亦属其领导）；陵川县未建立抗日政权，但陵川县工委归晋豫区党委下属的中共修（武）博（爱）地委领导。

　　各县县委、县抗日政府成立后，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迅速建立健全县委、县政府职能机构，尽快选派得力干部充实到各机构中，促进各项工作正常开展。二是大力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打击日、伪、顽政权的斗争，联合一切抗日、进步的力量，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顽伪武装投入到抗日行列中来。三是加快基层党组织的恢复和建立，在斗争中发展优秀分子入党。四是加紧组建区、村政权，选拔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分子担任区、村长，推进维持区的“两面政权”。五是建立地方抗日武装，恢复自卫队、游击队，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在这几方面的工作中，重点抓了打击日、伪、顽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建立地方抗日武装。阳城县委、县抗日政府所在的阳城南部，山大林深，中条战役后，许多国民党军和阎锡山军的散兵游勇在此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时常袭扰百姓。太岳南进支队进入阳城时，分别受到国民党军李正德部和阎锡山第43军靳福忠团的阻截。晋豫区党委要在此站稳脚根，进而开辟抗日根据地，必须首先剿灭各种土匪武装，稳定社会秩序。2月初，太岳南进支队17团在团长陈康指挥下，由阳城县武工队配合，向盘踞在阳城南部的顽军发起攻击，毙伤其70余人，靳福忠在逃窜中也被击毙，俘李正德以下200余人，此役极大地振奋了人心。李正德、靳福忠部被消灭后，依附其活动的阳城县阎系政府县长张从龙急忙率公安局武装和保安大队逃往天麻山一带，企图依靠公安局长时德元、保安大队长时新会二支武装东山再起。阳城县委乘胜追击，派鞠抗捷、李敏堂赴蟒河争取时德元和时新会投诚，通过多次艰苦细微的说服，终使时德元、时新会脱离了张从龙，于2月14日率部在西冶宣布起义，归顺抗日政府。阳城县抗日县政府在西冶召开欢迎大会，任命时德元为公安局长，将二时的武装同樊岗工作队、县武工队合并，组建为阳城县大队，大队长由县长魏维良兼任，时新会任副大队长，下辖两个中队，共有队员240人。

　　阎系张从龙政府被瓦解后，太岳南进支队17团在阳城县大队和六区自卫队配合下，乘势攻打蒋系阳城县长马博民（称马府）。马博民纠集李仲春、杜复兴等土匪武装，自恃兵多势大，武器精良，在西交负隅顽抗。3月18日，17团向马部发起进攻，将其打得四零八散。马博民率残部逃往横河，17团跟踪追击，在水头、劝头将其击溃，残部300余人逃往鳌背山。后于1943年3月，这股土匪武装被全歼。

　　阳城有一个反动民团组织叫天仙妙道反共救国仁义社，道徒众多，该组织被日军收买后，成为无恶不作的汉奸组织，先后杀害抗日干部1名，抓捕、殴打多人。太岳南进支队在阳城游击队配合下，首先对阳城台底观一带的反动民团发动攻击，一举歼灭其道徒百余人，活捉道首张发英，召开群众大会，进行了公判，将张发英枪决。接着，县大队、三区游击队、沁河游击队二大队、工合游击队和17团一个连，三次围歼阳城台头黄龙庙的天仙妙道反共救国仁义社，并将其全歼。随后，17团又在沁（水）南县冯村歼灭该民团残余100余人，生俘民团头目李夺元。至此，该汉奸组织被彻底歼灭了。

　　晋城各地对日伪顽势力的打击，为开辟抗日根据地扫清了障碍。1942年4月初，为了加强对晋豫边区内各级抗日武装统一指挥，在晋豫区党委机关驻地成立了豫晋边区人民抗日联防区（简称豫晋联防区），刘忠任司令员，聂真任政委。4月17日，在横河镇举行豫晋边区人民抗日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豫晋联办）成立大会，到会各方代表和士绅30人。大会通过了组织章程，选举了行政委员会，推选郭清文、聂真、王唐文、席松涛、酒同伦、达慎斋等7人为办事处委员，郭清文为办事处主任（后增补刘裕民、刘北斗为副主任）。豫晋联办成立后，逐步设立了3个专区，并相应成立了3个地委、3个专署和3个军分区。至此，晋豫区有了统一的党政军领导机关。

　　晋豫区党委、太岳南进支队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正确领导下，从1942年1月至4月，仅用短短4个月时间，就开辟了以阳城为中心，东连晋城、沁阳，南连济源、王屋，西达沁水、翼城、夏县，南北100余里、东西300余里的大片根据地。太岳南进支队在重新开辟晋豫区过程中，共对日、伪、顽、匪作战56次，粉碎了日伪的5月“扫荡”，在军事上取得一连串的胜利，控制区人口达20余万。至7月底，相继建立了晋沁、沁南、阳南、阳北、翼城、绛县、垣曲、济源等8个抗日民主县政府、17个区公所、97个村公所。抗日游击队发展到27个，共1270人。在阳城、济源等基本区还成立了民兵、自卫团，并先后争取贺恩民、杨洪年、马统三、张宏德、酒同伦等部队编为抗日游击队（张、酒等部队后来又叛变投敌），收集了部分资材，计有子弹7万发，炮弹2千发，大炮2门，造枪机1部，弹壳10万发，军用地图一部。自此，十二月事变后丧失的晋城各根据地重新开辟，且使岳北、岳南、中条连成一片，为而后形成统一的太岳战略区及开辟豫西创造了条件。

　　二、邓小平视察岳南、中条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

　　正当晋城各界人民为建立抗日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关键时刻，1942年3月至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太行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来到晋城，先后对岳南、中条地区新开辟的根据地进行了为期3个多月的视察，对开辟、坚持抗日根据地作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并亲自领导了浮翼战役、打击红枪会、粉碎日军对中条地区的五月“扫荡”等战斗，使晋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3月19日，邓小平由武乡八路军总部来到岳南地区。当时，岳南根据地一方面在中共太岳四地委和太岳四专署的领导下，正在积极进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其所属的沁西、士敏、高平、晋北4县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工作、武装统战工作与敌占区工作均取得了一定进展。另一方面，日军加紧了对根据地的“蚕食”、“扫荡”，加之国民党在全国制造第二次反共磨擦，使根据地面临十分严重的困难。3月31日，阎锡山令其61军以所谓“收复失地”为名，向岳南地区发动进攻。在再三忍让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对阎军实施自卫反击。4月15日，邓小平亲自指挥了385旅、386旅、决一旅、212旅共10个团的兵力发起浮（山）翼（城）战役，经过一天一夜激战，16日拂晓浮翼战役结束，共俘顽军665人，毙伤392人，阎军退出岳南，反击作战取得胜利。

　　4月26日，邓小平在冀氏县石槽村召集岳南地区党政军干部举行会议，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等参加了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岳南地处太岳区前沿，是联结太岳区与中条区的要道，要尽快把这块“宝地”巩固起来，为在晋豫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创造条件。巩固和建设岳南根据地，要依靠军队打开局面，迅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发展民兵、游击队，把打击的目标集中对向日、伪。在听取了沁西县、士敏县关于红枪会问题的汇报后，邓小平指示要坚决消灭这股由日伪操纵的反动武装，捉拿会首，打击反动的上层分子，争取广大会众，迅速稳定沁西、士敏两县的局势，建立抗日的社会秩序。

　　石槽会议后，邓小平来到太岳四地委（即岳南地委）驻地沁水县杏岭村，主持召集沁西、士敏、高平等县县委书记、县长、县大队长，商讨打击红枪会的具体步骤。决定首先通缉捉拿会首任板同、潘元盛，然后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揭穿红枪会的反动本质，争取下层基本群众。具体分工是：以士敏县公安大队为主，负责打击蒲泓一带的红枪会；太岳部队则重点围剿红枪会的老巢孔壁、郎壁等地。为了向广大群众宣传八路军打击红枪会的政策，彻底揭露红枪会勾结日伪残害八路军和老百姓的种种罪行，劝说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退出红枪会，各县分别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

　　红枪会本来是一种封建迷信组织，1937年由豫北发展到阳城一带。在抗日战争初期，一些地区的红枪会曾掩护过抗日进步力量。1941年8月，当国民党98军退出沁水东部之后，沁西、士敏、高平三个县的边沿地区，土匪武装十分猖獗。日伪便以“保安除匪”为名，由秘密到公开，到处组织红枪会，自此，红枪会成为日伪控制下的一支反动武装，到处破坏抗日斗争。1942年3月，红枪会在沁西、士敏一带，以郎壁为中心，发展会众1300余人。从3月到4月间，红枪会首领任板同，纠集其会众，肆意残害抗日干部，先后杀害了太岳四专署财粮科长张震宇、212旅游击队长令狐丁石及多名八路军游击队战士。并于4月20日公然进攻沁西抗日县政府，打死了正在值勤的公安队长和房东王松林，抢走了看守所关押的重要人犯。5月4日，任板同、潘元盛纠集红枪会众1000余人，在关爷岭将正执行公务的八路军772团2营包围，残害连指导员1名和战士多人，制造了“关爷岭事件”。针对红枪会日益嚣张的气焰，八路军386旅772团主力由士敏县东西峪出发，首先驱散了包围2营的红枪会众，接着，对孔壁、端氏地区的红枪会实施围歼，采取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迅速分化瓦解了红枪会组织。10日，沁西县抗日政府将制造关爷岭事件的反动分子45人逮捕。11日，召开群众大会，揭露红枪会首领的反动罪行，并将反动分子张友兰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同时，释放了一批认罪较好的协从分子，从而平息了这场叛乱。

　　关爷岭事件平息之后，岳南党政机关组织了40余人参加的临时工作队，到士敏、沁西配合八路军进行宣传，争取多数群众，孤立、打击少数反动分子。在郎壁一带，工作队和区、村干部分头向群众宣传关爷岭事件的真相，动员逃走的群众返回家园，并发放春耕贷款和救济粮食，帮助群众恢复生产，安定群众的情绪。经过1个多月的工作，士敏、沁西县的红枪会组织被彻底瓦解，区、村政权得到重建，沁河东岸地区的社会秩序逐渐安定。为了进一步巩固沁西、士敏、高平等新开辟的根据地，邓小平确定386旅一个团于端氏附近展开，分散为武工队形式配合各县大队活动，作为岳南与中条区联系的桥头堡。

　　解决沁西、士敏县的红枪会后，邓小平在太岳军区政治部主任王新亭陪同下，从东、西峪出发，由岳南进入中条山区，开始对晋豫区的视察。5月5日，邓小平到达晋豫区党委所在地阳城县西南部的暖廴山  村。此时，正值日军对中条山区发动了5月“扫荡”，邓小平从容指挥晋豫区党委、豫晋联防区、豫晋联办及阳城县的党政军干部展开了反“扫荡”作战，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一次次化险为夷，充分展示了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临危不惧的伟大革命家风范和智勇。

　　邓小平抵达阳城当夜，日伪军便向晋豫区党委驻地偷袭而来。获悉情况后，邓小平分析了敌人的情况，认为日军此次行动，目标是针对晋豫区党、政、军机关，其行动缓慢，尤怕夜间行军，所以不必慌忙撤退。他镇定自若，安然入睡。6日凌晨，日伪军由索泉岭而下，直逼暖廴山  。邓小平一面令豫晋联防区主力阻击进犯之敌，一面亲率晋豫区党政机关向析城山巅圣王坪转移，使敌人偷袭暖廴山  、攻击中条山区首脑机关的计划落空。日伪军撤走后，邓小平出其不意，派豫晋联防区一部向青龙、黑龙一带迂回，迷惑敌人，而自己亲率晋豫区党委机关又返回原地，驻进吉德村。在此听取了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关于重新开辟晋豫根据地，开展建党建政，进行武装斗争，加强民运工作等方面的汇报，并详细了解了晋豫区各县的工作开展情况，指示晋豫区今后的工作重点是继续巩固扩大根据地，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发展地方武装，安定群众生活。在吉德村，“扫荡”的日军从三面向晋豫区党政军机关实施包抄，邓小平指挥部队以巨石作掩护，对敌猛烈还击，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率部转移至柴李圪塔，后西进至沁水与翼城交界的大鹤山，5月中旬，返抵阳城黑龙、青龙山区。

　　5月13日，邓小平率晋豫区党委、豫晋联办、豫晋联防区来到阳城县南部的枪杆村，在此召开了晋豫区党政军机关全体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正式宣布豫晋联防区成立，刘忠任司令员，聂真兼政委，下属17、18、57三个团。邓小平参加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晋豫区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是太行根据地西部的屏障，是开辟豫北和进入豫西的前哨阵地，也是向西开辟中条地区的立足点。目前该地区群众生活极其艰苦，迫切要求解放。这一地区在十二月事变前曾是抗日根据地之一，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当地许多地下党组织一直坚持着地下斗争，为我党我军开辟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基础。邓小平指出，我们进入该区之初虽不可能建立大块的根据地，只是斑斑点点一、两个县、几个区或者是若干村，但经过艰苦努力，将其连成一片，局面就相当可观了。邓小平指示：要打若干次有把握的小规模的漂亮仗，不要贪大求多，只要每战必胜，必然会鼓舞士气，提高干部、群众对建立根据地的信心和决心。但不要过早、过分地刺激敌人，以减少创建根据地的困难。邓小平还指出，目前部队和地方干部生活都很艰苦，体质普遍下降，非战斗人员增多，长此下去是不利于创建根据地的，为此，除应保持必要的机动部队外，还将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深入敌占区，以解决粮食供应困难，缩小目标，减少敌人的偷袭，增加情报、消息来源，掌握敌人动态。邓小平提出，要抽调有作战经验、有一定政策水平的连、排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以打击小股敌人和汉奸的活动，宣传动员群众，建立抗日民主地方政权，搜集国民党中央军遗弃下来的作战物资，建立情报机构，配合地方党和地方政权开展工作。邓小平的讲话既指明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大政方针，又提出了建立抗日根据地具体的斗争策略，为晋城各地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指明了方向。邓小平还对晋豫区1942年的中心工作及政权建设、武装工作、党政民与军队的关系、领导问题、敌占区工作等，做了主要指示。

　　枪杆会议后，邓小平继续指挥部队反击日伪的“扫荡”。5月27日，率晋豫区党委转移至阳城西部的上河村。在上河村，晋豫区党委召开了县、营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上河会议是一次研究决定晋豫区大政方针的重要会议，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条区过去四个月工作的检讨》的报告。报告回顾总结了太岳南进支队开辟岳南、中条地区以来的工作，指出，经过4个月的艰苦努力，打开了中条地区的局面，肃清了土匪和顽伪武装，占领了有20余万人口的区域，建立了豫晋联合办事处及阳城、垣曲、绛县、沁水、晋城、翼城等6县抗日政权与联防一、二分区的基础，扩大了部分武装，争取了1000余人的地方武装，收集了部分资材，执行了中央的方针与政策，扩大了晋豫区部队的影响，恢复与建立了一些党组织。今后的工作方针是：争取一切时间，从各方面发展力量，主要是扩大武装，把晋豫地区变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报告还详细阐述了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建立和改造村政权、实施团结宽大政策、恢复党的工作、对敌斗争、收集物质资材等项工作的意义和措施。

　　邓小平参加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分析了中条区的形势，认为：“今天中条根据地的性质是游击性很大，如维持会之存在，我们的政权还不巩固”。现在我们仅掌握阳城、沁水南部及翼（城）、绛（县）、曲（沃）、晋（城）、济（源）一小部分，而基本区只有5万人口。因此，邓小平指出：“我们要采取切实的办法，力争中条地区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邓小平接着指出，完成这一任务，第一，“基本的环节，是要从各方面大量地发展组织，积蓄力量”。发展力量是各方面的，包括党、政权、统战的力量，但决定的因素是武装力量。要采取精干隐蔽政策积蓄力量，敌占区党组织应打入日伪军内部去工作，这对将来形势的变化，是有决定意义的。第二，要运用各种形式建立武装，组织各种各样的游击队、保安队。由军队本身组织游击队，或由地方上有威信的人士以及已公开的共产党员组织游击队，联办、县、区、编村亦可组织游击队，由政权负责人兼游击队长，甚至争取会道门武装及组织脱产的国民兵团。发展武装，不能以百分之几来限制，“愈多愈好”。第三，有武装必须有政权，这样才能便于进行各种工作。各地应首先建立政权，“愈快愈好”。政权的基本职务必须掌握在进步分子或共产党员手中。第四，要扩大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派。对根据地内的维持会，以马虎的态度暂允许其存在，但不能给敌人送钱送粮。等我们的工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不允许其存在。在接敌区、敌占区要开展政治攻势，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减轻人民的负担。军事上不过分刺激敌人的原则下，多打一些小埋伏战斗，截击敌人运输的资材、粮食。邓小平最后强调，“发展力量取决于正确的政策及一套办法”（以上括号内引文均见邓小平《在中条区高干会议上的发言》1942年5月）。要把大刀阔斧与一点一滴的作风恰当地结合起来，党政军民有机地配合起来，抓住中心环节，研究具体实施步骤，保证每一任务的实现。要提高现有干部的质量，并大量吸收积极分子，在群众运动中培养干部。

　　邓小平对中条区工作明确的指示与具体的指导，把中共中央的方针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与中条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大大推动了包括晋城在内的晋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当上河会议正进行时，日军纠集济源、阳城、沁水、垣曲、翼城各县驻军，分六路向上河村扑来，会议被迫提前结束。邓小平与聂真、王新亭等率参加会议的中条区各级干部，经黑虎、白龛转移到沁水的东川。这时从垣曲、翼城合击东川的日伪军已占领西川，堵住了去路，东川与西川只隔一岭，相距七八里路，不时地能听到敌人的枪声，连前去侦察敌情的侦察员也被日军打伤，而后面还有敌人的追兵，情况十分紧急。邓小平冷静地分析了敌情，认为日伪此次“扫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消灭八路军及中条区首脑机关和首脑人物，当即决定女同志全换成便装，随老百姓进历山，向敌人来的垣曲方向转移，其余大部队和党政机关改进历山的路线为出东峡，过东哄哄河，再返阳城境内，向析城山转移。为了摆脱部队被围追堵截的险境，邓小平判断，日伪指挥官都认为八路军首脑机关和干部行军时肯定要骑马，为此，对马匹尤其注视，见到马跑必然会穷追不舍。依此判断，邓小平大胆做出决定，将部队分成两路：干部战士一律轻装步行，由东峡突出重围；以一小部分人赶着马匹沿着横水到垣曲的公路行进，如遇敌情，立向公路两侧的森林里疏散，以作疑兵。安排好后，邓小平亲率晋豫区党政机关干部和八路军战士从容进入东峡。此时，日伪军已占领了东峡的西岸山崖，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同时日军的飞机也在上空盘旋，企图等骑马的八路军首脑出现后一举消灭。日军指挥官望着在峡谷中有条不紊行进的士兵，心中不禁起疑，同时，又接到在公路两侧的山林里有大批马匹奔跑的情报，立即派兵前去追赶。而此时，邓小平已率全部人员突出了十里峡谷。日军这时才如梦初醒，连呼上当，急忙开枪追赶，但晋豫区首脑机关和八路军战士在邓小平指挥下，早已智出东峡，向析城山转移。

　　日伪合击扑空后，分散在阳城煤坪、李圪塔一带继续“清剿”。邓小平指挥豫晋联防区外线部队配合腹地反“扫荡”，先后在垣曲县同善镇至阳城县李圪塔间伏击敌人，并袭击进入沁（水）南县阳泉村之敌，共毙伤日伪军38人，俘伪军24人。到6月15日，日军退回原据点，晋豫区反“扫荡”胜利结束。6月17日，邓小平根据视察中了解到的情况及亲自体验到的实际，又对晋豫区的工作进一步作了重要指示。6月下旬，邓小平结束了对岳南、中条山的视察，经沁源返回八路军总部。

　　6月3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邓小平的报告及意见，对晋豫区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指出，晋豫区的任务是创建巩固的敌后根据地，基本的方法是：首先，依靠中条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其次，正确地运用统战政策和大胆地发动群众，并从群众性的抗日斗争中发展我们的力量，采取各种方式大力发展地方武装。第三，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第四，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对政治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的秘密组织原则，积极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第五，采取有效的办法加强财经工作，发展生产，力争达到自给有余。

　　晋城境内的各县县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北方局和邓小平的指示精神，根据北方局黎城会议确定的巩固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建设方针，分别在太岳区党委和晋豫党委的领导下，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建党方面，重点对基层党组织进行恢复和整顿。整顿的方式，是由区分委、县委以及地委的干部深入下层，一个党支部一个党支部地进行整理和恢复，在整理中，首先对基层组织的状况，特别是秘密活动的干部，进行缜密的调查研究，向最忠实的党员进行询问，从党员及群众中彻底了解党内外情况，然后慎重地决定需要清理的党员，并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清洗或让其自动退出。对被清理出去的党员，指定党员和其发生关系，抓紧进行教育，争取其团结在党的周围，不使破坏党的组织。对经过审查的党员，进行个别谈话，抓紧教育。整理后的党支部，立即抓紧工作，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团结各阶层群众，使党支部逐渐走向巩固。在整顿的同时，各级党组织狠抓了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尤其注意在各项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大量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同时，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经过整顿，到1942年10月，晋城境内计有9个县委、22个区分委、208个党支部、党员达4249人。数量基本上恢复到十二月事变前的水平，质量却较之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建政方面，除陵川外，其余8个县均建立了抗日民主县政府，按照三三制要求，召开选举会议，进行了民主选举，使共产党员、抗日的各民主党派和士绅以及各地群众代表，在抗日政府各占三分之一，完全摆脱和消除了旧政权遗留下的各种因素，推进了政权民主化。与此同时，区、村政权建设也取得较大进展，在根据地的腹心地区，进行了党领导下的民选，也按照三三制的要求，选举组成了区、村政权。在游击区和敌占区，则建立了革命的两面政权，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调动了各方面的抗日积极性。

　　在建军方面，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参战，为八路军输送了大批兵员，同时，大力加强地方武装建设。驻晋城八路军分别组成若干支武工队，帮助各县成立了县大队，所辖各区建立区基干队，村成立了民兵组织，初步形成主力部队、县大队、广大民兵三位一体、互相配合的作战体系。为了统一领导各地的地方武装，各县还分别成立了武装委员会，负责筹集经费，进行战争动员和训练。除此之外，一些地方还根据抗日的形势和需要，组建了形式不同的游击队，如鞠抗捷在阳城组织成立了工合游击队，发展队员100余人，多次配合主力部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以后这支游击队正式编入八路军。

　　邓小平对岳南、中条区的视察，以及各县根据邓小平及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开展的建党、建军、建政等建设，使晋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三、战胜严重困难，扩大抗日根据地

　　（一）根据地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

　　1941年至1943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极端困难时期。日军为加紧向太平洋扩展势力，急于在巩固其侵华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结束侵华战争，便以其在华兵力的75%和全部伪军对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展开更为残酷的进攻。国民党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又唆使大批军政要员，玩弄所谓“曲线救国”的伎俩，投降日军。十二月事变后对日军一直动摇不定的阎锡山也乘机向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企图“收复失地”。在此形势下，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也减少到30多万，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极端拮据。

　　晋城抗日根据地同其它根据地一样，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1941年8月，太岳南下支队重新开辟晋城抗日根据地时，正遇到日军在华北连续进行“治安强化运动”。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中心内容就是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压力战”和“囚笼政策”。日军依据其占领统治程度将晋城划分为三类：即“治安区”（日军占领区）、“准治安区”（游击区）和“非治安区”（抗日根据地）。在所谓“治安区”，日军以清乡为主，实行保甲制度，促使民众“组织化”。其办法是施行大编村制，并村筑寨，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实行五家联保制，村民“连坐法”，加强对居民的控制；对伪组织采取“清政”措施，肃清内部“不稳分子”，扶植汉奸，以达到其“以华治华”的目的；推行农村“武装自卫”，组织伪自卫团，配合日伪军打击抗日武装，破坏抗日组织，残害抗日人员。在经济上，加强垄断，统制粮食，强迫种植罂栗（鸦片）、棉花，强行收购，对日用生活必需品，实行配合制，对煤炭、生铁等原材料实行野蛮地掠夺。如日军为掠夺晋城的钢铁资源，建立了垄断钢铁贸易机构－－泽行，强迫全县40余个炉户炼出的一亿多公斤铁砖全部交给泽行，并强令晋城、阳城等县的群众，人挑驴驮运往长治，途中饿死冻死者不计其数。除此之外，日军还将群众日常使用的铁农具、铁家具，甚至箱柜上的铜片、寺庙里的大钟等，统统搜缴。同时，以反共为中心内容，在各县成立新民会，以宣传“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为名，煽布“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等言论，并强令学校使用其操纵编写的课本，大力进行奴化教育。

　　对游击区和边沿区，日军主要实行封锁、分割和“蚕食”的政策，以特务活动和武装袭击结合、恐吓与怀柔兼施的办法，强迫群众“维持”，建立伪政权，企图把游击区变为敌占区。1941年以后，日军在晋城游击区各村建立的维持会数量不断增加。沁水县除桃川、王壁两个村外，其余村都建立了维持会。高平县所有编村均普遍建立了维持会，连根据地的腹心阳城县除3个村外也都建立了维持会。日军还在沿白晋、晋（城）韩（城）、曲高等公路两侧修筑了100多个据点、碉堡，将晋城根据地分割成了“格子网”，企图以此加强对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封锁。同时，派出大批汉奸，与国民党特务、反动会道门等相勾结，强化其殖民统治。

　　对根据地，日军主要实行频繁的“扫荡”和疯狂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摧毁根据地的生存条件。1941年10月至1943年底，日军对晋城根据地仅每次出动兵力在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4次，其余数百人的小规模“扫荡”不计其数。其手段一次比一次残忍，危害一次比一次大。如晋城县的坚水村，日军“扫荡”之前，共有510口人，日军“扫荡”时，共杀死56人，烧死12人，炸死14人，饿死73人，毒死99人，逃亡60人，全村仅剩196人。原有房屋1299间，被烧毁1197间，只留下102间。李寨村的房屋被烧毁达2/3。张涧河村原有耕地284亩，由于日军不断抢劫牲畜，全村仅剩下一头驴和一头牛，加之连年天灾，日军不断抓丁抓差，致使其中有140亩土地荒芜，粮食亩产只有一斗，每人年均不足120斤。东土河村被日军多次“扫荡”，不仅粮食、牲口被抢走，房屋炉灶被毁，而且兽性大发的日军肆意奸淫妇女，虽老幼亦难幸免。这个村原有210户，800余口人，日军烧杀后，只剩100多户，500余口人。为了恐吓根据地的广大群众，日军往往对“扫荡”时抓捕的人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制鞋匠张庾如被抓获后，日军怀疑他为八路军的探子，割去了他的鼻子、耳朵、舌头，最后又剜去眼睛而使其毙命。一个小商贩被日军抓住，肚子里被灌上凉水，剥去皮肤，受尽百般折磨而死。八路军侦察员田小才被抓后，日军多次审讯一无所获，竟将其活活喂了狼狗。据统计，1941年至1943年间，日军在晋城一次杀害群众上百人的惨案就有数十起。

　　在日军加紧对敌占区“清乡”、对游击区“蚕食”、对根据地“扫荡”的同时，国民党和阎锡山不断进行破坏和捣乱，使根据地处于日、伪、顽的夹击之中。太岳南下支队重新开辟晋城根据地时，不断遭到国民党和阎锡山溃兵的武装阻击。1942年3、4月间，阎锡山武装大举进攻岳南地区，虽然在八路军发起的浮翼战役中败退，但此后仍然不断继续向根据地进犯，使开辟根据地的工作受到极大限制。晋城根据地重新开辟后，一些国民党、阎锡山的县政权以及留驻在晋城境内的小股武装，不但不抗日，反而勾结地方顽固分子、土匪、反动会道门组织，处处与抗日政府作对，争夺地盘，竞相向群众摊粮派款抽丁。高平的姬镇魁武装在国民党的唆使下，长期活动在全县各地，破坏抗日组织，杀害抗日干部，使高平县抗日政府一直活动在西部山区或沁水县境内，一时难以开展工作。陵川县由于国民党、阎锡山和各种土匪武装十分猖獗，直到1943年10月才成立了抗日县政府。即使根据地腹心的阳城、沁水县，也一直存在着国民党县政府、阎锡山县政府以及日伪县政府，具体到一个村，就有国民党村长、阎锡山村长、日伪村长，甚至还有少数土匪武装任命的村长。如此混乱的局面，加重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负担。

　　此外，晋城根据地从1941年至1943年，连续遭遇空前未有的自然灾害，粮食连年大幅度减产，军民缺食少穿，更加重了根据地的困难。

　　1941年，晋城各根据地普遍雨雪稀少，粮食比往年减少大约一半。进入1942年后，旱情持续蔓延，加之日军的野蛮掠夺和摧残，晋城各地的经济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此时，由于豫北也发生大面积荒灾，道清路沿线1.5万灾民流入太岳区，更加重了晋城根据地的经济压力。1943年春夏之交，晋城再次遭遇百年罕见的大旱，绝大部分地区久旱无雨，致使水井干涸，河道断流，禾苗枯死，多数县秋收只有二、三成，有的县秋收无望，军需民食濒临枯竭。阳城、士敏等县又逢国民党预8师洗劫，大部分小麦被抢走。天灾人祸，使饥饿现象日趋严重。士敏、晋北、高平3个县的受灾人口占到了人口总数的25%以上。受灾最严重的士敏县，灾民每天吃的是榆树皮、柳叶、杨叶、谷糠、蚕蛹。因为天旱，野草吃光了，就不得不以洋岗石（磨成细粉，掺以树皮）、观音土、花生皮来裹腹。老年人恐惧地说：“这年景比光绪三年还要坏”。仅士敏一县就饿死2647人，逃亡1.1万人，卖掉牲口3099头。该县霍家山村219户人家中，有39户人家外出逃荒，饿死在途中的群众有几十口。阳城县饿死、病死的人口约占全县人口的25%以上，外出逃荒的占30%以上，其中北留、润城一带约有半数以上的群众，背井离乡外出逃荒。晋城县巴公村3200口人中，饿死者900余人，全县饿死逃亡的人数就有10余万人之多，几乎占全县人数的一半。

　　1943年8月，旱灾未减，晋城又发生了严重的虫灾，飞蝗铺天盖地而来，遮光蔽日，伴随着沙沙的恐怖声，倾刻间大片田禾被一扫而光。直到1944年春，旱灾、虫灾仍很严重，晋城全境受灾面积达3/5。许多地方因树皮草根被食尽，甚至出现了吃人肉的惨象。伴随着诸灾而来的是疾病蔓延，疥疮、伤寒、霍乱、虐疾、天花等病流行，人民群众的生命极其危险。至今许多老年人一提起“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大灾荒”仍心有余惧。

　　总之，由于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日伪加紧渗透，不断进行“蚕食”、“扫荡”，且到处修筑炮楼、据点，我根据地面积日渐缩小。沁西县曾一度缩小为14个行政村；高平县抗日政府困难时仅在模凹等三、四个村活动，全县80%以上被日军占领；连根据地的腹心阳城县，也于1942年7月分成阳南、阳北两部分，活动范围大大缩小。根据地的经济受到极大破坏，财政和军民生活陷入极端困难。

　　（二）党组织为战胜严重困难的对策与措施

　　面对抗日根据地严重困难的局面，晋城各级党组织认真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其原因，积极采取了对策。首先，针对日伪频繁的“蚕食”和“扫荡”，以及国民党、阎锡山和各种反动武装的破坏，一方面组织县大队、区干队、民兵配合八路军给敌人以坚决反击，一方面在敌占区成立工作站，派人打入敌人内部，瓦解敌人的猖狂进攻。如豫晋联防区在阳城大宁村成立了敌伪工作站，配备了侦察员、交通员，带着“良民证”，出入敌占区，为豫晋联防区搜集情报。阳南、阳北县委、县抗日政府，挑选了一批共产党员或游击队员，利用日军招收警备队员的机会，打入县城日伪警备队，进行地下斗争。他们还利用伪人员亲属的关系，进行瓦解伪军、伪人员的工作，争取其中有爱国心的人转向抗日，为抗日政府提供情报、文件，为八路军购买一些禁运物资，协助营救被日伪抓捕人员。阳北县委先后派李凤歧、贾甲申打入敌伪内部，长期埋伏，作为内应。这些人在日伪警备队中成立了秘密的地下党支部，开展了争取伪军反正工作。阳城日伪警备队中队长崔永法，出生于河南临汝一个农民家庭，原为国民党第14军陈铁部一名炮兵，被日军俘虏后，被迫参加了伪军，并当上班长，后又担任小队长、中队长等职务，有一定的爱国心。贾甲申摸到这个情况后，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指示其重点做崔的工作。贾甲申以结拜把兄弟的形式，争取了崔永法，并通过崔团结了一批伪军，摸清了全县各个日伪据点的人数、装备、工事等情况，以及敌人活动的规律等，为后来解放阳城奠定了基础。共产党员郭进金，通过在刘村伪区公所当差的亲戚关系，将年仅12岁的胞弟郭佑民送到刘村日伪据点当勤务，郭佑民利用这个条件，及时将日伪“扫荡”的情报告知郭进金，再由郭进金通知党组织及抗日政府，致使日伪每次出动“扫荡”都无功而返。阳南县委派共产党员冯德明、田茂到五区日伪区公所任职，采取敷衍、欺骗、拖延等办法，尽量减少日军对农民的摊派，还有意将支差的民夫和毛驴放走，设法限制区维持会的活动，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伪政权。白桑区维持会长、顽固分子郭联登为建立反动组织，向群众摊派粮款，引起民愤，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张旭东向日军告发他贪污粮款，使百姓怨声四起，驻阳城日军头子岛田将郭联登捆绑在木桩上痛打一顿，不仅使其建立反动组织的企图破产，也让维持会的其他汉奸有所收敛。1942年1月23日，日军得知太岳南进支队要进入阳城，惶恐不安，将各据点日军集中于白桑据点，准备在太岳南下支队立足未稳之时，突然袭击，企图一举消灭南进支队。打入白桑据点的情报员获悉日军这一阴谋后，报告了石臼村党支部，该支部立即派人通知了南进支队，使日军的企图破产。

　　其次，对于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渡过难关。从1941年起，太岳、晋豫区党委、地委、晋城各县县委多次发出通知，并派各级机关干部深入到乡村，帮助群众开展生产自救。1943年7月24日和3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北方局连续发出指示，号召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8月1日，八路军129师也发布了《关于生产节食，渡过灾荒，迎接胜利的命令》。8月13日，太岳区党委机关报《太岳日报》发表了《紧急生产救灾的社论》，太岳行署向所属各县作出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的紧急指示，号召各级政府把生产救灾作为中心工作，动员群众，抓紧雨后时机，抢种荞麦、蔬菜，大量储备野菜、树叶，准备渡过灾荒。同时，要求各级机关、部队自己动手，突击种菜，保证冬春蔬菜自给，并规定自8月16日起，每人每日再减口粮4两到5两，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行署副主任裴丽生先后两次到灾情严重的士敏、阳南、阳北、晋北、高平等县，亲自查看灾情，慰问灾民，并与灾区县领导共同研究生产救灾的办法。

　　为了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扎扎实实地开展生产自救，驻沁水、高平的太岳二地委和驻阳城的太岳四地委相继召开党政军机关干部动员大会，制定出生产自救的紧急措施。第一，开展节约救灾运动，消灭浪费现象，各单位拿出节约的粮食交救灾委员会，以赈济难民。共产党要发扬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第二，各机关驻地要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第三，发扬平等互爱、互相帮助的精神，互帮互爱渡过灾荒；第四，时刻体验群众的困苦，节约使用民力。同时，太岳二专署和太岳四专署也相应实施了生产自救的具体办法：成立运输队，由工商局负责到岳北或其它受灾较轻的地区组织运粮；动员广大妇女开展纺织运动，增加收入；迅速向受灾较重的地区，如士敏等县拨出救济粮；及时发放春耕贷款，解决群众在春耕生产中的具体困难。

　　在上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晋城各县为战胜自然灾害，进行了广泛的动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第一，成立县、区、村救灾委员会，组织群众采集野菜和代食品，抢种补种晚秋作物和蔬菜。同时，组织县、区、村三级灭蝗指挥部，党政军民一齐出动，开展群众性的灭蝗斗争。太岳四军分军司令员唐天际，亲自组织并参加了阳城县军民的灭蝗斗争，采取人打和利用夜间灯光诱捕等办法消灭蝗虫。士敏县第二区，组织群众3万余人次，捕杀蝗虫11万斤，该区嘉丰村村长潘永福，为解决粮食困难，带动群众炒吃蝗虫，救活了许多饥民，被太岳区树为灭蝗英雄。晋沁县李寨村群众李保成试用硫磺熏杀蝗虫，效果很好，县抗日政府就立即在全县进行推广，使全县的蝗虫得到有效控制。李保成被太岳区树为灭蝗能手。第二，广泛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各县县委、县抗日政府积极响应上级“不荒一亩地，不闲一个人，不歇一头牛”的号召，把生产自救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要求各级干部以90%的精力，用于抓好生产。士敏县组织3720名妇女参加纺织，赢利625万元；建立了不少运输队，赢利11.1万元，赚粮10万公斤；建立合作社50多个，极大地减轻了灾民的损失。该县李庄合作社成立后，经营项目从调剂本村粮食，运输煤炭，买卖食盐，到发展纺织，短短几个月，赢利6万元，解决了190余户的吃饭问题。临过春节的时候，合作社又抽出一半红利分给社员，调剂小米、玉米、豆子、白面和食盐、火柴，改善了群众的生活。 有219户的霍家山村，灾荒中曾有39户人家外出逃荒。1943年4月成立了有3人参加的运输队，经过4个月的时间，赢利3500多元。许多人看到组织起来有饭吃，能赚钱，纷纷报名入股，有钱的出钱，当场集资3万元；没有钱的就拿出花生、干草等物入股；有的妇女拿不出东西就做双新鞋来顶股。9月初合作社正式成立以后，建立了13个运输小组，并且组织养蚕、榨油、织布、织袜，赚钱换粮食，群众称李庄和霍家山的合作社是“救命合作社”。太行区的晋东县，及时将上级调拨的种子发到农民手中，并帮助群众组织互助组，解决了许多困难户无劳力缺牲畜等问题，很快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不少外出逃荒的群众纷纷返回家园。晋沁县委、县抗日政府动员大量劳力搞副业生产，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做买卖，由于男劳力缺乏，便动员广大妇女走出家庭，从事农业生产和纺棉织布，把老人集中起来，照看儿童，调动了所有人生产自救的积极性。第三，想方设法筹集粮食和款项，救济灾民。太岳行署鉴于士敏、晋北、高平等县灾荒严重，秋禾收成无望的情况，决定减轻上述各县全年公粮、公款负担，共减轻公粮负担1万石，减轻公款15万元。太岳二专署向受灾最严重的士敏县发放春耕贷款70万元，商业贷款10万元，帮助该县恢复生产。高平县抗日政府向农民发放救济粮73石，糠11922斤，种子粮27石，并通过合作社从外地购回10万元的粮食，以解燃眉之急。即使士敏县也克服重重困难，向灾民发放救济粮437石。第四，大力提倡勤俭节约。各县党政军群机关以身作则，提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的口号，以实际行动救济灾民。

　　各级党政军干部与广大群众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在与各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绩，如士敏县委、县政府先后组织灾民从岳北等地运回小米629.8石、糠1113.97石，在开展的借粮斗争和减租减息运动中，共借粮113.97石，退减租息843.9石，组织运输粮食6000石，赚运费380000元（冀钞，下同），发放农业、纺织等贷款共142700元，收购蚕丝使群众共得利150000元，开展反贪污斗争，群众得到粮食367石。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共开荒2200亩。此外，驻晋城的八路军也纷纷派干部战士深入各区村，帮助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太岳军区第二分区、第四分区的主要领导，带领机关干部和直属队到各县开荒种地，帮助群众春种秋收，共节约粮食119.5公斤，款2.3万元，救济了受灾的群众。群众说：“八路军就是好，真是咱群众的队伍”。

　　在各级党组织、抗日政府和驻晋城八路军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晋城各根据地终于战胜了各种天灾人祸，顺利地渡过难关，并日益得到巩固。

　　（三）晋城抗日根据地的扩大

　　自1941年8月太岳支队南下到1942年10月，经过一年多浴血奋战和艰苦斗争，晋城抗日根据地不仅重新开辟，而且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逐步坚持和发展。从1942年10月开始，晋城各级党组织坚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上级党委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指示，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积极深入地开展各项斗争和建设，使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

　　10月21日，鉴于岳南、中条各地已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将太岳区与晋豫区联成一片的形势，经中共中央批准，太岳区党委与晋豫区党委合并，合并后仍称中共太岳区党委，薄一波任书记，聂真任副书记。同时，豫晋联办与豫晋联防区也分别与太岳行署、太岳军区合并，牛佩琮任太岳行署主任，裴丽生任副主任，陈庚任太岳军区司令员，薄一波兼政委。至此，除陵川属晋冀豫区外，晋城境内其余各县均统一归属太岳区。

　　1943年3月，新组建的太岳区对原有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设4个专区（后增为5个专区）。这时，晋城境内共有高平、士敏、沁西、晋北、晋沁、阳南、阳北、沁南、陵川9个县，其中，高平、士敏、沁西、晋北、晋沁5个县归太岳二专区，阳南、阳北、沁南3个县归太岳四专区，陵川县归晋冀豫区四专区。太岳二专区、太岳四专区的党、政、军、群领导机关分别驻在士敏县和阳城县境内。同年7月，撤销沁西县，其辖区并入士敏县，曾一度于高平、陵川、长子、长治4县交界处设立建宁县，并成了中共建宁县委、建宁县抗日政府，上属太岳第二地委、太岳二专署领导。10月，撤销建宁县建制。

　　8月，陵川县抗日政府成立，标志着晋城境内全部建立了抗日根据地。10月，太行区将陵川县划归太行第八专区，同时，在陵川境内成立中共太行第八地委、太行第八专署和太行第八军分区。太行八专区党、政、军、群机构成立后，迅速向东、南方向发展，并于11月先后在陵川西部、高平东部和晋城东部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分别设立陵（川）高（平）县、晋（城）东县，成立陵高县委、县抗日政府和晋东县委、县抗日政府。至此，晋城抗日根据地扩大到10个县，即高平、士敏、晋北、晋沁、阳南、阳北、沁南、陵川、陵高、晋东县。其中，陵川、陵高、晋东3个县归太行区，其党、政、军、群上属太行八专区相应的组织领导；其余7个县归太岳区，其党、政、军、群组织分别上属太岳二专区和太岳四专区相应的组织领导。

　　截止1943年底，晋城境内计有3个地级组织、10个县级组织、46个区级组织，所辖范围扩大到除5个县城和公路沿线少数集镇外的广大农村地区。

                                               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