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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与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2017-07-10 10:31来源:晋城党史网浏览数:354 

一、保卫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1941年至1943年底,日军乘晋城根据地重新开辟之机,大肆进行频繁地“扫荡”。他们采取“扫荡”与“蚕食”相结合的办法,以“蚕食”根据地的边沿区,建立“维持会”,作为向根据地“扫荡”的依托;以“扫荡”根据地来扩大与巩固敌占区,企图以此摧毁立足未稳的抗日根据地。根据这种形势,晋城各级党组织在上级党委及八路军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用极大力量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了广泛的对敌斗争。其中,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在军事上主动出击,组织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八路军主力开展反“扫荡”、反“蚕食”作战。


  (一)岳南地区的反“扫荡”斗争


  自1941年9月日军对岳南地区的“铁壁合围扫荡”被粉碎后,八路军太岳纵队先后开辟了沁西、士敏、高平等多块抗日根据地。1942年春,日军乘各县抗日政府刚刚成立之机,再次对岳南发动“扫荡”。4月,驻沁水日军为扩大其占领区,在沁南县石槽岭修筑据点,企图切断岳南与中条根据地的联系,进而对两块根据地各个击破。石槽岭距晋豫区党委驻地较近,为确保区党委的安全,豫晋联防区司令员刘忠令部队坚决阻止敌人修筑据点。联防区17团在沁南县大队和曲高游击队配合下,向日伪发动袭击,一举歼灭盘踞在沁水中观据点的日伪军10余人,余敌退回张马据点,粉碎了敌人修筑石槽岭据点的企图。这是晋城根据地军民携手拔除的第一个日伪据点。紧接着,高平县武工队在太岳纵队16团配合下,对日伪的西珏山据点实施包围,经过几昼夜奋战,据点内日伪军被全歼,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铲除了西珏山日伪据点。这次战斗将高平抗日根据地向东扩大到模凹、常庄等地。


  1942年5月,日军集中兵力同时向岳南、中条根据地发动夏季“扫荡”。“扫荡”岳南之敌69师团一部在沁水集结,36师团一部在高平关和晋城东沟镇集结。14日,各路日伪军在5架飞机的配合下,向八路军太岳纵队386旅驻地士敏县东西峪实施奔袭。386旅以小分队进行阻击,主力部队则掩护党政机关和干部群众向外围转移。敌人袭击八路军主力扑空后,留在东西峪地区继续“清剿”。由于各级党组织发动广大群众早已进行空室清野,敌人一无所获,不得不于18日暂时退回原据点。386旅首长判断敌人是在玩诱主力回转后再突然“扫荡”消灭我主力的把戏,于是将计就计,于19日公开返回东西峪,给敌人造成太岳主力部队在东西峪的假象,然后秘密撤离至指定位置。24日,沁水府城、长子鲍店之敌共3000余人,果然大肆向东、西峪合围,由于判断准确,措施得当,敌消灭386旅主力的阴谋未能得逞。27日夜,386旅之16团乘敌不备,突然回袭东西峪,给敌以沉重打击。28日,日伪军在丢下148具尸体,多人负伤后窜回各自据点,岳南军民反“扫荡”胜利结束。在此次反“扫荡”战斗中,各县地方武装积极配合主力作战,战绩不凡。士敏县地方武装获悉高平关据点日伪军准备出动百余人,夜袭蒲泓村,妄图一举消灭士敏三区抗日政权的消息后,由县大队、公安武装配合太岳部队18团一个排在蒲泓村附近设下埋伏,伏击前来“扫荡”的日伪军。敌见我军早有防备,狼狈逃窜,伪军班长王殿喜被伏击部队活捉。


  (二)晋豫区的反“扫荡”斗争


  1942年5月初至6月15日,正当晋豫区党委和太岳南进支队重新开辟晋豫抗日根据地之时,日军从晋南、豫北等地调集大批兵力,向晋豫根据地发动了一个多月的“清剿”、“扫荡”。此时,正在中条山区各地视察工作的太行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亲自领导太岳南进支队和阳城县地方武装,展开了反“扫荡”作战,多次击溃了敌人的包围、突袭,共毙伤日伪军数百人,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腹心的“清剿”、“扫荡”。阳城县大队组织精干小分队,深入到敌人据点周围开展游击活动,从外围不断袭扰敌人。县大队副大队长时新会率领的小分队在香台村袭击“扫荡”的日伪军时,击毙日军小队长左腾。


  除在根据地腹心“扫荡”外,日军还纠集大批兵力合击晋南县抗日政府所在地土河村,企图歼灭刚诞生的抗日政权。太岳南进支队18团主力在东土河、王庄一线阻击“扫荡”的日伪军,晋南县大队及附近民兵协同作战。为疲惫日军,各村民兵在沿途不断进行骚扰、袭击,使敌人行进缓慢,当行至东土河时,已精疲力尽。18团团长闵学圣指挥部队以逸待劳,向进犯之敌猛烈发起攻击,“扫荡”的日伪军狼狈逃窜。这次战斗共毙敌10余人,缴获步枪10余支。战斗结束后,晋南县政府在东土河大庙召开庆功大会,表彰了作战有功人员,提出了壮大野战部队,发展地方武装,巩固晋南根据地的任务。会上,18团将缴获的枪支、弹药赠送给当地民兵组织,当场有好多民兵报名参加了18团。


  (三)对日伪的政治攻势


  针对日军在其占领区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晋城各县党组织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对日伪军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主要内容是以“两年胜利”为中心口号,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好形势进行广泛宣传,通过揭穿法西斯分子在世界各地制造阴谋及其遭到失败的事实,从政治上瓦解日伪军的斗志。方式主要是通过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和漫画、召开群众大会、座谈会,以及向日伪据点喊话等,一方面使敌占区、游击区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进一步深入了解,扩大根据地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使部分伪军受到极大震慑,逐步改变其反动立场,促进敌人的内部分化。1942年8月,八路军16团武工队在曲高公路沿线与士敏县政府配合向敌人开展了政治攻势,分别召开抗属、伪属和士绅等座谈会,动员群众对死心塌地的汉奸进行声讨。同时,还发动群众将宣传品一直贴到敌人的炮楼、据点周围。经过政治攻势,许多伪军纷纷改邪归正,连一些长期反共的红枪会员也自动交出大刀、长矛,主动向群众报告悔悟经过,揭发红枪会的黑暗内幕。


  在对敌的政治攻势中,各县的工救会、农救会、妇救会和青救会等抗日群众团体起了巨大作用。这些团体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向各县群众大力宣传“抗日必胜”的道理,特别是在敌占区格子网里,建立了一些秘密联络点和联络关系,为联系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外,各县在对敌政治攻势中,特别注意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于士绅名流、旧政权当权人物和行政人员、其他知识分子等,通过访问、交谈,交换意见,建立必要的联系,并从中吸收开明士绅参加抗日民主的三三制政权,安排学者、教师从教,商人经商,动员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参军和参加地方工作。如陵高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成立咨议室,聘请一些国民党员、开明绅士、上层知识分子担任县政府咨议员,并每月发给他们三斗小米的工资,经常召开咨议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在敌伪政府工作或外逃的敌伪人员,纷纷向陵高县政府登记,表示悔过自新。日伪晋城县公安局长带领10余人,向陵高县政府投诚。通过这些措施,团结了大多数群众,争取了社会上层人物,孤立了日伪政权和反共顽固派。


  对于伪军和伪组织,则贯彻执行争取、瓦解、宽大与惩办相结合的方针政策。一方面,通过说服教育,争取伪军、伪组织中的动摇分子与抗日政府建立一定的联系,为抗日政府提供情报、保护抗日干部、营救被抓人员。1943年7月,建宁县抗日政府成立后,为巩固新政权,派人深夜闯入日伪大山办事处,将该办事处主任赵立生抓获。建宁县抗日政府县长李建标亲自对赵立生进行耐心教育,向他提出3条要求,一是不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干事,二是从今以后要身在曹营心在汉,日军有什么情况和行动及时向抗日县政府报告,三是要想方设法保护抗日人员的安全。经过启发教育,赵表示今后一定要悔过自新,主动赎罪。通过一段时间的政治瓦解,赵立生果然不再作恶,且动员了许多伪人员明为日本人办事,暗地里为共产党出力。有的给抗日政府送粮食、通消息,有的动员本村青年参加抗日活动,为八路军提供情报,有的为抗日队伍当向导、安排住宿等。建宁县通过对敌政治攻势,很快打开了抗日工作局面。另一方面,对个别死心塌地投靠日军、与人民为敌的汉奸、特务和伪军中罪恶累累、人人痛恨的敌对分子,坚决予以惩处,直至枪决。国民党阳城县党部书记长孟光恒、汉奸田九洲等人在日军“铁滚扫荡”中,向日军提供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情报,并协助其制定“扫荡”计划。阳南县抗日政府依法在西交村召开群众大会,判处7名汉奸死刑,立即枪决。阳城县大队副队长时新会带领30余名队员在大峪村活动时,由于该村伪村长王珍告密,日军包围了该村,30余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时新会被俘后被日军将全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事件发生后,阳城县长魏维良立即令县大队将王珍和石柱峰伪村长蒋永盛缉拿处死。日军在晋北“扫荡”时,由于汉奸告密,抓捕了晋北抗日行政办事处主任司壁瑾。日伪警备队将司壁瑾捆绑在刘村南阁前进行审问,司壁瑾当众警告伪警备队员当汉奸没有好下场。气极败坏的敌人竟惨忍地将司壁瑾的头颅砸碎。后来,出卖司壁瑾的汉奸被晋北县抗日政府查明正法。阳北县镇压了极端反动的大汉奸3人。陵高县共逮捕汉奸和维持会长379人,其中,镇压的10人,其余大部分经教育后释放,使其帮助抗日政府办事。通过教育与打击并举,宽大与惩办结合,动摇了伪军、伪组织的基础。通过对游击区的维持会采取坚决摧毁和建立两面政权的政策,使日军的维持会有名无实。


  为了使对敌的政治攻势达到预期效果,各地还在军事上主动出击,主要是派武工队进入游击区,配合游击队进行袭扰、爆破、伏击等,威慑和打击日伪军,消灭、瓦解极端反动顽固的土匪武装。如高平县委、县抗日政府虽然于1941年10月就宣告成立,但却长期在士敏县境内或高平西部少数几个村庄活动,一直无法打开全县抗日工作局面。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日军频繁的“清乡”、“蚕食”、“扫荡”,另一方面,主要是极端巩固反动的姬镇魁土匪武装为虎作伥。姬镇魁,字梅轩,高平晁山村人,早年伪装进步,投机革命,曾任区牺盟特派员。后秘密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高平县党部书记长,在高平大力发展国民党员。十二月事变后,其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组建特工团、政工团、战地工作队等反动武装,以白晋路东的石末、拥万、团池等地为据点,猖狂向共产党、八路军进攻。还在白晋路西的马村设立西区办事处,对根据地时常进行袭扰。姬镇魁被国民党第27军委派为高平县长后,又兼任晋东南自治委员会主任,管辖晋城、沁水、长子、长治、高平5个县的伪政府,势力更为扩张,到处挑衅寻事,与日伪狼狈为奸,助纣为虐,造谣惑众,抢劫民财,终于沦为政治土匪。据不完全统计,姬镇魁武装采用绑架、暗杀、推进煤窑等多种残忍手段,残杀八路军战士、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无辜百姓达1000余人。


1940年至1942年3年间,在高平共杀害抗日区、村干部33人,仅在侯庄一个村就杀害共产党员20余人。给抗日工作构成严重威胁。1942年秋,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由冀中经高平、沁水赴延安时,听取了高平县委书记姬德明的汇报,指示八路军和高平地方武装:姬镇魁是地地道道的地方土匪,要坚决打掉。之后,八路军772团在野川、唐王山一带对姬镇魁的常备二中队和自卫一中队进行了打击,击毙其二中队队长以下36人,生俘姬镇魁路西办事处主任赵昞智和特务长贾树荣,并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逮捕了与姬镇魁狼狈为奸、作恶多端的高良村伪村长杨义才,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审判,判处死刑,当场执行。与此同时,高平县大队也多次对姬镇魁土匪武装进行围剿,迫使其反动气焰有所收敛。在重创姬镇魁武装后,高平县委、县抗日政府乘势扩大抗日根据地,向日伪发动了一系列进攻。1943年4月,高平县大队在沟南山伏击日伪军,毙敌10多人,活捉日军1名。8月,772团一部在高平县大队配合下,袭击日伪寺庄区公所,经一个多小时战斗,攻克寺庄炮楼,毙伤日伪10余人,俘虏多人,并救出40余名民夫。紧接着,又乘势袭击了日伪马村据点,据点内敌人闻风而逃,马村炮楼被摧毁。同年12月间,高平县大队在康营村伏击日伪军,毙伤敌3人,俘6人,缴获步枪8支。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很快打开了高平抗日斗争的局面。1944年初,太岳二专署鉴于高平县新的形势,由原来的游击县,改为乙等县(有根据地及各级政权机构)。士敏县县大队和公安武装为拔掉高平关日伪据点,对其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派人做警备队的工作,伪班长王殿喜等人经过说服教育,表示要弃暗投明,为人民立功。1942年10月18日夜,士敏县公安队、游击队、高平县县大队向高平关日伪据点发动进攻,在经过教育后反正的伪军的配合下,我军顺利地占领了敌据点,并乘机摧毁了周围村庄的日伪维持会。这次战斗毙伤敌10余人,生俘10余人,20余名伪军反正,缴获步枪20余支,救出群众10余人,而我军无一伤亡。


  对敌开展的政治攻势,既动摇了侵华日军的意志,激发了其反战情绪,又极大地争取了伪军和伪组织,同时,也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经过不断的政治攻势,日军气焰有所收敛,情绪低落,许多伪军和伪组织为了自身利益,主动与八路军或游击队联系,并帮助办一些其力所能及的事情,扩大了情报来源,使我抗日军民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增强了咬紧牙关,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信心。


  (四)各地的反抢粮斗争


  日军侵占晋城期间,为保证其“驻军粮食绝对自给”,每年都制定抢粮计划,并派出大批日军,由各县伪政权、维持会、新民会以及临时组成的经济保卫队配合,在各地到处抢掠粮食。针对敌人的抢粮行动,晋城各县在八路军的配合下,组织县大队、游击队、自卫队同抢粮的日伪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组织广大群众实行快收、快打、快藏,运用各村的两面政权,软磨硬泡,抵制给日军缴粮,或借故少缴。另一方面,对于强行抢劫的日伪军,则组织部队予以坚决的打击。像这样的抢粮与反抢粮斗争,每年夏、秋两季都要发生多次。1943年7月,盘踞沁水县城的日伪军为解决其粮食供应,出动200余人到里必、郎壁村一带抢粮,被太岳军区772团打退,毙伤日伪军40余人。盘踞在晋城县东沟、太阳、周村一带的日伪军,制定了详细的抢粮计划和任务,但由于受到八路军772团和士敏县大队的围困与打击,始终未敢外出抢粮。各地民兵在反抢粮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沁南县南阳、泓蒲等村的民兵,配合太岳四分区警卫部队,向前来抢粮的日伪军发动袭击,解放民夫300余人,夺回粮食60余石。阳南县民兵英雄“夜明珠”李银保,为打击抢粮敌人,组织周围几个村庄的民兵实行情报联防、打击联防的办法,多次粉碎了日伪军的抢粮图谋,仅一次就组织了400余民兵,夺回敌人强征的两万余斤小麦。日伪军到阳北县油房头村抢粮时,该村民兵用土枪、土炮、拳术、棍棒与敌搏斗,打退了日伪军的抢粮部队,毙敌2名,活捉4名。阳南县独立营在树掌村将抢粮的伪军30多人包围缴械。高平县各村民兵自动组织起来,实行联防,不断袭击、骚扰抢粮的敌人。


  (五)日军的“铁滚扫荡”及其被粉碎


  1943年10月,日军为实施其“山岳剿共实验区”计划,对包括晋城各县在内的太岳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铁滚扫荡”。这次“扫荡”由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布置和指挥,组织日伪军2万余人,运用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即参加“扫荡”的日伪军分为三个梯队,从同蒲路到白晋路,由岳北向岳南、中条地区滚压“清剿”,然后再由南向北反复清剿,企图利用这一新战术,消灭八路军主力,把太岳根据地彻底摧垮。为达到这一目标,日军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制造了多起惨案。在士敏县和沟村,日军包围了太岳二分区医院,30多名伤病员和5名医护人员除有7人突围外,其余被日军抓获,全部刺死于马村日伪据点。仅在士敏一县,日军便制造了龙渠、槐庄、和沟、铁炉、白华、中乡、殷庄、嘉峰、尉迟等10多起惨案,杀害无辜群众300余人,烧毁房屋数百间。“扫荡”阳城的日军在红庙、元凹、匠礼、固隆、滑石坡、少角、绿化顶、周壁、谭村、望川、上黄、西峪、柴腰、古堆底等村也制造了10余起惨案,屠杀无辜群众近1000人。


  10月29日,阳北县抗日政府代县长樊岗、司法科长崔佑等,深入到敌占区县城附近各村部署反“扫荡”工作,返回时因汉奸告密,日军出动200余人,突然包围了阳北县抗日政府驻地白岩寺。樊岗在组织县政府机关干部突围时受重伤,6名干部战士牺牲,另有3人被俘,连看寺的3名和尚也被抓捕。日军释放了被阳北县抗日政府关押的犯人,掳去寺内所有的粮食、耕牛,并放火烧毁了白岩寺。当阳北县独立营、公安武装闻讯赶来救援时,敌人已向县城撤退。救援部队奋力追奸,夺回了被日军掠夺的粮食、耕牛,但没有营救出被俘人员。后来这些被捕人员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针对日军的“铁滚扫荡”,晋城各县采取主力部队、县大队和区干队、广大民兵三结合的办法,除留少数部队配合广大民兵在根据地腹地坚持游击战争外,主力部队冲破敌人封锁线,转至外线,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线,攻取日伪据点,内外配合反击敌人的“扫荡”。


  1943年11月初,太岳四分区第17团、第18团,与沁南县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分头作战,一度袭入沁水县城,使日军的“扫荡”计划屡屡落空;11月6日,18团突袭阳南县桑林石圈河之敌,毙伤日伪军40余人;11日,18团与阳南县游击队和民兵配合,在灵官庙至横河之间,连续伏击日军运输队,毙伤日伪军50余人,解救民夫100余人;13日,阳南县五区联防民兵在盘道山伏击日伪军,敌死伤20余人;同日,阳南县独立营在阳城至济源的公路上,一边转移一边埋设地雷,炸死尾随而来的日伪军10余人;14日,17团、18团在阳南烧犁铺伏击敌人,经数小时激战,毙伤敌70余人;中旬,日伪军“扫荡”赤洪沟,阳南县独立营和五区民兵为保护掩藏在赤洪沟的大量粮食,与敌人展开阵地战,连续击退敌人的6次进攻,使日军始终未能向赤洪沟前进一步。


  晋城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组织的宣传发动下,积极投入到反“扫荡”的抗战洪流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阳城县一个农民名叫武日清,他看到一名日军持枪威逼数名妇女,不顾个人安危,奋力与敌搏杀,终于刺死了日军,救出了受难同胞。北次营村年过花甲的李有德老人,与“扫荡”的日军扭住撕打,最后同日军一齐坠井身亡。在日军进剿杨柏、孔才一带时,孔才村村长自动组织村民掩护隐蔽在这里的太岳区干部转移,并利用熟悉有利地形,毙敌数人。日军滚压至索泉岭时,该村青年妇女李妥荣怀抱婴儿隐蔽在山上,一日军发现她孤身无援,上前欲泄兽欲。李妥荣一手抱着小孩,一手使尽全身力气将敌推下悬崖摔死。太岳四分区17团一营营长谢光才率一个排掩护群众和阳北县委、县政府机关转移时,在阳北县峪沟被敌人包围。谢光才指挥部队与数倍于自己的日伪展开浴血奋战,坚守阵地不使敌人跨越一步,子弹打光了,用石头和木棒作兵器与敌内搏,最终谢光才等20余名战士用生命保卫了阳北县委、县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阳南县石臼村村民崔吉元被敌日军抓去,日军要他供出藏粮地点,他坚决不说。日军用刺刀刺他,用石块打他,他大骂不止,始终没说出藏粮地点。谭村19岁妇女干部上官小珍,在带领乡亲掩埋了被“扫荡”日军残杀的17具尸体后,被伪军抓捕。敌人要她说出抗日县政府的去向和藏粮地点,上官小珍坚贞不屈,后被敌人活活打死。太岳四分区司令员唐天际亲笔题写“妇女之光”四个大字以缅怀烈士,鼓舞群众。像这样的事例在晋城各县比比皆是,数不胜数。侵略者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八路军、地方武装、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力打击下,11月22日,日军被迫全部退回据点,“铁滚扫荡”以失败告终。至此以后,日军再也无力向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晋城各根据地进入了对敌局部反攻,直至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时期。


  二、民兵组织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对敌斗争中的作用


  晋城根据地在重新开辟过程中,由于各种天灾人祸,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扭转抗日根据地不断缩小的局面,以便为将来的战略反攻积蓄力量,晋城各级党组织狠抓了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的建设。


  首先,加强对民兵组织建设的领导。各县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视察中条区时对建立武装工作的指示精神,把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特别是群众武装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要求全县党政军民一致,大力发展群众武装,组织民兵营、连、排、班,实行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平时训练、生产,战时拿枪参战。


  其次,建立健全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的领导机构。各县在成立脱产的县大队、区干队基础上,相继建立了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委会),负责群众武装的组织、训练和领导工作,各区、村也分别成立了武委会。


  第三,将民兵工作列入各级抗日政权重要的议事日程,颁布条例,加强政治、军事训练,提高其军政素质和作战能力。1942年冬,晋城各县对民兵进行了严格的整顿,对在抗日斗争中立场不坚定及有投敌嫌疑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的,战斗能力不强的,不积极参加武装斗争的,不服从命令、不遵守纪律的等5种情形之一者实行清理。通过严格审查,符合条件的民兵重新登记造册。整顿后,各地民后组织向规范化、正规化迈进。如,经过整顿,阳南全县民兵共有1397人,步枪58支,土枪645支,小土炮11门,自制榆木炮27门,子弹5000发,手榴弹150枚。多数民兵配齐了长矛、大刀,人手一种武器,并按营、连、排、班进行组织编制。为改善民兵武器弹药短缺的情况,阳南、阳北各县采取一些措施:一是动员群众自动上交收藏的武器;二是收集旧式武器,如大刀、长矛、土枪、榆木炮等;三是建立修械所,制造和维修武器装备;四是党员干部带头捐粮、捐款,购买枪支;五是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通过这些办法,各村民兵的武器装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战斗力不断加强。据1944年底统计,仅阳南、阳北民兵共参加大小战斗1100余次,毙伤日伪军1200余人,俘270余人,缴获飞机一架,轻重机枪12挺,步枪350支,手枪74支,子弹70余万发,汽车12辆,战马15匹,自行车47辆,文件100余份,伪钞5万余元,皮鞋190余双,破毁公路100余里,炸毁桥梁2座,割电线7万余斤,摧毁维持会17个,攻克日伪碉堡16个,夺回被抢粮食8万余斤,马、牛、羊、猪370余头(只)。


  由于加强了对民兵组织建设的领导,晋城各县的民兵得到迅猛发展。1942年初,晋城根据地刚开辟时,境内仅有民兵1800余人,到1942年底,发展到11000余人,1943年增加到2万余人,成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重要助手和主要后备兵源。这些民兵本身都来自于群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既是兵,又是民,是一支重要的群众性的抗日武装力量。他们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坚持劳动与武装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在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民兵凭借其群众熟、地形熟、情况熟等特点,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创造出许多新鲜战法。比如伏击战、麻雀战、推磨战、袭扰战、地雷战等许多有效的歼敌方法,都是由民兵发明并首先使用的。他们运用形式多样的战术,到处打击敌人,使日军完全陷入被动挨打、防不胜防的地步。尤其是地雷战,更是民兵经常使用的战术。晋城各县的民兵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利用石头、废铁、坛坛罐罐等制造出五花八门的地雷,人自为战,村自为战,与敌人斗智斗勇。1943年7月,日军“扫荡”士敏县东西峪地区时,团里村民兵在马发芝带领下,组织群众进行空室清野,在村里村外,房前屋后,到处埋设地雷,摆下地雷阵,并以小分队袭击日军,引诱其进入雷区。“扫荡”的敌人一进入团里村,就有两名日军踩响了民兵埋设的地雷被炸死。他们在空空如也的村子见不到人影,想抢东西,一开门就被炸死;想喝水,踏上井台就踩响了地雷。当整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的日军准备向黄陵村撤退时,又发现路上用石灰画了许多圆圈,里面压有纸条,上写“地雷的有”,更吓得失魂落魄,狼狈逃窜。这次团里村民兵反“扫荡”用地雷炸死日军5人,伤2人。士敏县武委会授予团里村“模范战斗村”锦旗一面,民兵队长马发芝被命名为士敏县“杀敌英雄”。日军“扫荡”阳城县西峪村时,进村发现村边大路旁立着一个草人,手持“此处有地雷,炸死日本鬼子”的牌子,日军中队长大怒,命人立即拔掉,结果草人落地地雷爆炸,4名日军、1匹军马当场被炸死。日军气急败坏,绕道进村,而村中的“守门雷”、“开门大吉雷”、“三角雷”、“葡萄雷”、“观音雷”等四处开花,炸得敌人仓皇撤退。


  第二,民兵以小股活动为主,作战灵活机动,机智勇敢,使敌人疲于奔命。1943年,阳城县反“蚕食”、反“维持”斗争开展力度较大,使敌占区、游击区逐渐缩小,县城及各据点的粮食供应短缺,日伪军不时出动部队到各村抢粮。在反抢粮斗争中,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峪北、大宁、町店、固隆、苏村、周壁等村的民兵,在反“蚕食”斗争中机智灵活,用地雷、石雷、手榴弹、榆木炮、鞭炮(模拟机枪)巧妙地杀伤敌人和迷惑敌人。峪北民兵连选择有利地形,伏击由600余日伪军组成的抢粮部队,一名日军和一名伪军班长被击毙。队长焦小罗一个人声东击西,打退了小股抢粮部队。苏村民兵在日伪军抢粮返回的路上进行伏击,走在后面的伪军见先行的日军走远,慌忙丢掉抢来的2000余斤粮食,30余头耕牛以及被子、土布物品夺路而逃。周壁村3个民兵来回穿插,大造声势,将30余个抢粮的伪军吓跑。峪北、町店等村民兵还组织起来到敌占区汉上村反抢粮,在“两面村长”配合下,以给日伪军征粮为名,将所征粮食全部运往根据地。各地民兵还组织割电话线小组,常常潜入县城周围各据点之间,昼伏夜出,声东击西,钳、锯、钩齐用,杆、线、瓶并毁。割断敌人的电话线,使敌通讯中断。敌人白天接通,民兵夜间割走,弄得敌人焦头烂额。阳南二区民兵乘1943年除夕之夜,袭击了日伪军在安阳的铁业社,把风箱、模板等凡能搬走的物品全部搬走,并将10多头毛驴,300多只羊拉回根据地。阳南县得知日伪白桑据点所抢的3万余斤粮食未及时运走的情报,组织了1000余民兵,在县大队配合下,趁夜将所抢粮食和资材全部运走。


  第三,成立民兵联防区,主动出击日伪军。为了使分散的民兵形成合力,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敌人,晋城各县根据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将邻近的三、五个村的民兵组成一个联防区,并设立指挥部,以利各村民兵作战时相互支持配合,达到庄庄有联防民兵,村村有联防站,区区有联防队,一处有战事,各方齐支援。联防区在各山头、关隘、要道等重点地方布岗设哨,夜间巡逻。各岗哨以鸡毛信、消息树、点柴火、打铜锣等方式为信号,及时向周围联防区民兵传递敌情,形成了联防情报网,使联防民兵达到“击尾头应,击头尾应,击腰头尾同应”的要求,一方有敌情,八方来支援。1943年4月,一架日军战斗机因故迫降于阳城县董封河滩。在山头上放哨的民兵迅速向联防区报告,联防区组织董封、次营的民兵,将一日军大佐和飞行员抓获,受到军分区的表彰。1945年3月,一架盟国(美军)侦察机在沁水县樊村河上空发生故障,迫降于吴村附近,翟家桥武委会主任带领2个民兵赶到现场,将受伤的飞行员以及机上文件、物资迅速转移。此时,驻隆化的日伪军也闻迅向吴村袭来,遭到3位民兵抗击,其中马怀珍为此受重伤,太岳军区772团及时赶到,打退了日伪军。太岳军区武委总会通报表彰了马怀珍等3位民兵。沁南县崔玉凤民兵连,多次袭击日伪据点,在袭击杨家窑据点时,活捉伪军6人,缴获步枪3支,子弹40发;袭击马家岭据点时,活捉伪军16人,缴获步枪10支,子弹1500发,使敌胆颤心惊。高平县民兵自动组织起来与敌人进行反抢粮斗争,半个月时间,出击敌人41次,毙日伪军1人,伤4人,俘伪军22人,抓汉奸4人,缴枪4支,割电线414斤,夺回小麦2000余斤,牲畜5头。在粉碎1943年10月日军对太岳区发动的“铁滚扫荡”中,各地民兵在掩护群众转移、实行空室清野、保护群众安全、打击小股敌人、配合主力作战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仅太岳四分区民兵就作战50余次,毙伤日军212人。


  各地民兵在对敌斗争中出生入死,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如沁南县崔玉凤民兵连、阳南县“夜明珠”李银保、神枪手时新仁、女爆炸能手茹桂香、阳北县民兵英雄张尔聪等等,都多次受到上级的嘉奖,令敌人望而生畏。尤其是匠礼村民兵队长“夜明珠”李银保的英雄事迹曾在太岳区广泛流传。他带领民兵常常夜入敌区,摸岗哨、捉汉奸、打特务、救同胞,甚至抢夺日伪哨兵手中的武器,冲入敌人前沿阵地抢夺机枪,搞得日伪军昼夜不宁,胆颤心惊。驻阳城敌酋曾派出汉奸、叛徒,并悬赏缉拿李银保,均未得逞。晋城县“格子网里的战斗英雄”王启首的英雄事迹在《新华日报》(太岳版)进行了详细报导。1944年3至4月,阳南县东冶民兵尖刀队在保卫群众春耕生产的两个月时间里,同日伪军作战211次,打死、打伤日伪军40余人,活捉40余人。被太岳军区授予“民兵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在太岳区召开的二次群英会上,沁南、阳北、阳南、晋沁、高平等县的民兵都受到了区党委的通报表彰。正是由于广大民兵的英勇善战,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才使得晋城根据地战胜了严重的困难,得到坚持和发展。如果没有民兵与游击队和主力相配合,要对付敌人灭绝人性的“扫荡”会增加很多困难,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时间也要延缓一些。


  在长期的对敌作战中,晋城根据地的民兵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如阳南县二区民兵一个班7名战士及1名区干部,由于汉奸告密,被日伪军包围于东冶村红庙,在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晋沁县龙窝村民兵在队长李乾孩和指导员李福棠指挥下,为掩护全村群众转移与日军展开激战,由于寡不敌众,李乾孩、李福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太岳区党委为了表彰他们的英勇事迹,授予牺牲民兵“抗日民族英雄”的称号。晋沁县抗日政府为纪念两位烈士,将龙窝村改为乾棠村,并为他们立碑纪念。这些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烈士,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三、减租减息群众运动的开展


  (一)减租减息政策的初步贯彻执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虽然晋城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却没有改变。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土地集中在极少数地主、富农手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雇农、贫农、中农,只占有少量的土地。由于他们受到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整个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影响和阻碍。据太岳区对阳城、晋城、沁水等县123个村庄的调查,占总人口4.49% 的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9.87%;占总人口6.95%的富农,占有全部土地的10.37%;而占总人口39.63%的贫雇农,只占有全部土地的26.11%。而且地主、富农所占有的土地,多是水地、平地,贫雇农、中农所占有的土地,多是山地、荒地。地主、富农们凭借掌握大量的土地和充裕的畜力等生产资料,过着不劳而食的腐朽生活,而广大贫雇农却是“放下镰刀就无米,终年劳动饿肚皮”。


  当时,地主、富农对贫、雇农剥削的形式主要是通过收取地租进行剥削。地租分为定租和活租,定租即土地出租后不论年成丰歉,一律按照定额收租;活租即随年成丰歉、收获多少来交地租。地租的形式有粮租、钱租、劳役租、畜租等。租额的情况,各县不尽相同,一般在50%左右,最高的达70%以上。其次是高利贷剥削。这比地租剥削更为严重。在晋城地区,借债的利息大致分为月利、年利两种。月利最低是1分5厘,通常是3分至5分;借粮利率一般是加二、加三的利,即春借1斗,秋还1斗二三升,利息的计算,大多是复利,即“利滚利”,也叫“驴打滚”。如到期还不清,就得利上加利。在高利贷的剥削下,许多还不起本息的农民不得不以土地作抵押,造成大量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户、雇农,土地畸形集中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除了地租、高利贷盘剥之外,还有地方政府的苛捐杂税。田赋年年增加,税收一年比一年高,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加之兵痞土匪肆意征抢,造成了农民极度贫困和农村经济崩溃,大多数家户是“半年糠菜半年粮”,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债台高筑,有的甚至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土地高度集中和封建剥削加重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农村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广大农民不但在经济上受到剥削,而且在政治上受到封建地主的残酷压迫。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后,要动员千千万万农民起来抗日,就必须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迫切需要实行减租减息,把农民从封建剥削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因此,在暂时保留封建制度下,调整阶级关系,实行减租减息,不但是农民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我党动员千百万农民起来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持久抗战的历史必然。


  “十二月事变”之前,晋城根据地各县就在党组织、牺盟会、群众团体的领导下,进行了减租减息工作,主要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法,召集一些地主、富农,宣布减租减息的数目,方法简单,包办代替,没有充分发挥群众开展说理斗争。由于存在不彻底、不普遍、无计划、无组织现象,致使在多数农村出现了“明减暗不减”的情况。一些农民受到地主的恐吓,怕将来“变天”,不敢理直气壮地要求减租减息;还有一些农民悄悄将减退回的租息又给地主送回去。而在少数一些地方却出现了不交租不交息或少交租息的“左”的倾向,影响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执行。


  晋城根据地在重新开辟过程中,面临着发动群众和开展对敌斗争两项主要任务。而发动群众是中心环节。发动群众的关键在于开展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2月4日,又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决定》和《指示》提出了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基本原则:一是承认农民(包括雇农)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二是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革命的,党的政策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革命的开明绅士,实行减租减息之后,要求交租交息,保证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三是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当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当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份与政治力量;富户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与富农经济,而是在适当改善工人、农民生活的条件下,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同时,《决定》和《指示》还对关于地租及保障佃权问题,关于债务问题,关于若干特殊土地的处理问题,作了具体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减租减息政策。


  减租减息政策是中共中央从发展农村统一战线,克服严重困难,坚持对敌斗争的目标出发,在认真总结抗战以来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党中央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下达后,晋豫、太岳区党委分别召集所属地委、县委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及时传达贯彻。1942年7月5日,晋豫区党委在阳城吉德村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各地委、县委书记参加了会议。区党委书记聂真在会上作了《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的工作报告,对全区减租减息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对全区在阳城县柴圪塔村进行减租减息试点进行了总结,认为在巩固根据地过程中,发动群众是中心环节。检验群众是否发动起来的标准,要看是否减租减息在每一个村开展起来,是否建立起农会、妇会等群众组织,农民是否积极投身抗日。这就为根据地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提出了新要求,新标准。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改变过去那种开大会、作报告、喊口号、刷标语的形式主义工作方式,沉下心来,集中力量解决减租减息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把这项工作有声有色的开展起来。


  与此同时,太岳行署、豫晋联办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结合本区实际,在总结过去减租减息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分别颁布了《土地斗争纲领》、《减租减息问答》和《晋豫根据地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作为全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出租土地之租额,不论租佃、半种及其它不同名称之同类收益,一律按照原租额减少25%。债权人之利益收入,年利率不得超过15%。这就是人们习惯上称之的“二五”减租,分半减息。


  为了克服过去包办代替造成明减暗不减的错误,晋豫、太岳区党委对全区的地委、县委的减租减息委员会成员进行了集中培训,着重学习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以及各区的减租减息法规、条例,强调这次减租减息,关键要在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启发农民的阶级意识上下功夫,激发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极大热情,鼓舞农民自觉与地主斗争的勇气,防止地主以抽地转佃等手段威胁农民,巩固农民的斗争成果。


  晋城各县党组织把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发动群众作为重新开辟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扎实认真地对中共中央及上级关于减租减息的政策,进行了贯彻落实。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成立机构,加强领导,迅速打开减租减息工作局面。各县均成立减租减息委员会,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政府、县武委会(或县大队)、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委员会下设减租减息工作队,抽调强有力的领导骨干充实到工作队中。各区、村成立相应的机构,农会主席和减租减息委员会负责人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负责本地的减租减息工作。各级减租减息工作队成立后,立即深入到群众中开展工作,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迅速打开工作局面。太岳区士敏县减租减息工作队根据本县的特点,首先集中工作队员到基本点开展工作,等打开局面、取得一些经验后,迅速向周围村铺开,一些等待观望的地主见减租减息势不可挡,逐渐放弃顽固的立场,主动“开明”减租减息,推动了全县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


  其次,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县、区、村减租减息委员会、工作队的主要职责是在群众中大力宣传党的土地及各项方针、政策,深入广大贫、雇农中进行发动串联,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贫苦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积极性,从中发现和培养一批减租减息积极分子,通过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起来减租减息。各地工作队在 宣传发动群众中了解到不少具体思想问题:一是认为贫苦农民祖祖辈辈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是穷人的命苦,因而思想不积极;二是怕地主日后反攻倒算,工作队走了倒霉的还是穷人,因此不敢起来斗争;三是认为自己种了东家的地,是东家有情于自己,搞减租减息是对东家无情无义。针对这些错误的认识,工作队从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让他们在群众会上进行诉苦,并组织农民开展“谁养活谁”的大讨论,克服“命运”、“良心”等精神枷锁的束缚,减少和消除对工作队的依赖,工作队也尽量避免过去在减租减息工作中的包办代替、命令主义等做法,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通过这些积极分子串联一批贫苦农民,组成骨干力量,向周围的群众宣传党中央的政策和上级的有关法令法规。晋豫区阳城县柴圪塔村佃农王贵春,祖祖辈辈受地主剥削,因借地主20元银洋,三年还不起利滚利,无奈将自己家的地抵押给了地主,然后再租回来耕种,致使全家滚过碌碡没米吃。阳城县减租减息工作队了解到情况后,启发他在群众大会上诉苦,同地主开展面对面说理斗争。通过算帐,大多数佃户逐渐认识到,不是地主养活了佃户,而是佃户养活了地主,穷人穷,地主富是封建剥削制度造成的。只有佃户组织起来,同地主进行斗争,才能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通过这次说理斗争,许多佃户纷纷诉说受压迫、受剥削之苦,迫使地主依法减了租息,提高了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


  第三,引导农民群众正确执行中共中央和上级关于减租减息的政策、法令。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各县工作队和各级农会、减租减息委员会按照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规定,减去农民的租息。即:地方出租土地之租额均按照抗战前原租额减掉25%,并重新换约;利息率按一分半计算;对农民积欠多年的重租给予免缴;凡债主收息超过原本一倍的,停息还本,达到两倍的,本息停还,超过两倍以上而又还不起的欠债,将房屋、土地作抵押的,由地主、债主将房屋、土地无条件归还给原主。在减租减息的同时,各县工作队正确引导农民群众,按照减掉后的租息,向地主、债主交租交息,以稳定其情绪,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外,各地工作队还成立了清债组,发动群众向地主、债主清理旧债,退还旧约,退回抵押的土地房产,与地主签订有永佃权的新约,以巩固减租减息的成果,消除广大农民的后顾之忧。


  第四,确立重点,以点带面,推动减租减息运动深入开展。晋城各县在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初,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阻力,为使减租减息政策迅速在群众中贯彻实施,各县确立了一些重点村,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阳北县委将芹池村作为全县减租减息的重点。芹池村地主王鸿儒早在抗战初期的减租减息工作中就因对抗政府的法令而被斗争,王鸿儒对此极端不满。十二月事变时,他勾结顽固派进行报复,竟将斗争过他的王小栓一家5口杀了4人,还伙同国民党顽军枪杀牺盟会员和抗日干部。这次减租减息运动开始后,王鸿儒又对村民进行威胁恐吓,影响极坏。阳北县减租减息工作队决定以王鸿儒为突破点开展工作。经过广泛的动员,工作队在芹池村召开群众大会,对王鸿儒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斗争,历数其罪状,没收了其全部财产,烧毁旧帐租佃文书,按减租减息后的新租息建立了新约。王鸿儒不但拒绝实行减租减息,反而逃到沁水夫妻岭日伪据点,充当汉奸。阳北县委决定将王鸿儒迅速缉拿归案,派王鸿儒的外甥、抗日干部马志勤带领公安武装将王抓获,在寺头村召开有数千群众参加的公审大会,阳北县委书记陆达亲自到会讲话,阳北县政府判处汉奸王鸿儒死刑,立即执行枪决。处决王鸿儒,大快人心,既震慑了当地的土豪劣绅,也鼓舞了群众斗志,推动了阳北县减租减息运动深入开展。


  (二)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


  晋城各县从1942年初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减租不彻底的村庄还不少。如士敏县100个行政村中,减租减息搞得彻底的只有10个行政村,有30个行政村搞得一般,其余村尚未大规模开展这项运动。不合法令的租佃形式还相当普遍地存在,农村中种种额外剥削依然严重。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减租减息中多采取的是和平方式,忽视了群众斗争,既没对地主形成压力,农民也存在顾虑,致使出现了“夹生饭”和减后复增的现象。


  1942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赴延安途经太岳区时听取了太岳区党委的工作汇报后,击中要害地批评太岳区工作忽视了发动群众这一中心环节,减租减息运动没有深入开展。晋豫区同样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晋豫、太岳区合并后,新的太岳区党委先后于1942年12月、1943年1月,分别在安泽县桑曲村和阳城县柴圪塔村召开群众工作会议。会议在总结回顾并肯定过去减租减息工作取得重要成效的同时,尖锐地指出:“我们如果不能把90%以上的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就不能坚持这样一个民族解放战争”(薄一波在太岳区群众工作会议上作的《太岳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报告》)。会议制定了各地群众完全发动起来的标准是:第一,每个农村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而且是根据党的政策,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进行的。第二,普遍地组织起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第三,农民有一定的阶级觉悟与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会议还对今后全区如何深入开展减租减息群众斗争的问题作了部署。指出:已经实行了减租减息但群众并未发动起来的地方,应当想办法补救,继续深入群众斗争;没有减租减息的地方,要考虑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分别确定不同的斗争重点,不能机械地以减租减息为中心。如在游击根据地,宜以群众的对敌政治斗争、武装斗争、思想教育等方式继续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至于游击区、敌占区,则不能以减租减息为中心。会议还研究讨论了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中的几个策略问题,明确提出:第一,必须正确处理党政军民的关系问题。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它应该领导其它组织。农会是农民阶级的组织,军队、政府派下去的人,应与农会密切配合,不能包办代替。第二,必须善于掌握群众运动的规律。在发动群众的时候,要首先抓一个县、一个区,有基点地去搞;到农村工作,先找农民谈话,发现积极分子,成立农民斗争的领导机关。在开展斗争的时候,要从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入手,然后从局部的日常斗争提高到减租减息斗争;同时要在群众运动的过程中,改造党与政权,培养从群众中产生的领袖。大小斗争之后,都要对农民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爱国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使农民提高觉悟,自觉地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与地主阶级进行联合,实现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三,必须正确执行群众斗争的策略方针,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要进行舆论动员,争取社会同情;斗争时要坚持“斗理、斗力、斗法”,区别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斗争后要注意争取团结地主,研究在实行“三三制”政权的情况下与地主阶级进行合法斗争的经验;对于斗争中发生的“左”倾现象,要让群众自己起来纠正,不能给群众泼冷水。第四,必须采取恰当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与口号。农民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农会,农会是减租减息斗争的领导机关。斗争形式和斗争口号尽可能灵活多样,适合农村习惯与农民的口味,不能拘泥于固有的一套。


  太岳区在桑曲和柴圪塔召开的群众工作会议,是太岳抗日根据地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后,晋城各县委从指导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了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是巩固根据地的中心环节,摆脱了过去不右则“左”的倾向,坚持了切合实际的策略方针。从此,各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在正确的轨道上深入开展起来。其中阳南县以斗争千峰寺、铁盆嶂寺恶僧为突破口,推动了全县减租减息运动深入开展,在晋城地区,乃至整个太岳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千峰寺、铁盆嶂寺位于阳城南部的横河镇境内,占有横河镇以南、云蒙山以北约3000余亩土地以及40里山场,有佃户200余家。相传自唐朝以来,二寺就兼营土地,残酷剥削压榨当地农民,并利用封建迷信愚弄群众,更可恨的是千峰寺恶僧享有佃户儿女婚嫁的初夜权。二寺“僧道兼营土地,坐获巨利,遂至鱼肉民众,欺凌善良,霸占田产,肆无忌惮,且时以解租相要挟预收地租;时以供佛为名义,榨取财物。只抵押租钱一项,自乾隆至今,本利即达20余万元。”“历年来,民众因不堪其虐,屡经诉讼,终因该二寺钱广势大,真理未申,而每经争执之后,其压迫剥削益发变本加厉。今日谈及,辄涔涔泪下。”(1943年2月21日豫晋联办执文)如果对于两寺的恶僧不予打击,减租减息运动很难开展。


  为了推动全县减租减息群众斗争迅速开展,中共阳南县委决定先难后易,首先从解决千峰寺、铁盆嶂寺问题入手。1942年冬到1943年春,阳南县委组成减租减息工作队进驻横河,以千峰寺所在的下寺坪村为重点,深入宣传发动,向群众讲解减租减息政策,培训积极分子,做好了与二寺僧人进行面对面斗争的准备。为了扩大影响,工作队还组织寺坪、横河、水头、劝头等村群众组成联合斗争呼吁团,到附近柴李圪塔、索泉岭、岩山、临涧、暖廴山  、西交等村,邀请代表支援对两寺减租减息斗争。


  1943年1月18日,阳南县寺坪、横河、水头、劝头等村3355名群众在豫晋联办驻地柴李圪塔村召开联合斗争千峰寺、铁盆嶂寺僧人大会。豫晋联办主任郭清文、副主任刘裕民亲自参加了大会,为群众撑腰壮胆。斗争大会上,苦大仇深的佃户纷纷控诉寺院僧人剥削、压迫的罪行,两寺的小和尚也在会上揭发恶僧利用封建迷信愚弄群众,搜刮民财的罪行。会上群众情绪高涨,不断高呼口号,一些妇女甚至拿着剪刀、锤子要痛打恶僧。在大量事实面前,二寺恶僧不得不低头认罪,退出许多粮食给佃户。与会群众强烈要求政府对恶僧予以严惩,没收其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豫晋联办根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土地政策和群众的要求,宣布除二寺僧人每人留给其土地5亩外,其余土地无偿分配给下寺坪、横河一带的农民。


  阳南县联合斗争千峰寺、铁盆嶂寺僧人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全县乃至晋城各地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参加大会的群众回村后,自觉组织起来同地主做斗争,不仅要求减去当年租息,而且和地主清算旧租息,要求退租退息,抽回抵押出的土地、房屋。许多中、小地主慑于群众运动的威力,按政策法令实行了减租减息。晋城县西土河债主王作钰,因债务纠纷,曾与债户关系紧张,依法清债后,双方重归于好。一些开明士绅在抗日政府的政策感召下,主动按规定减租减息,退租退息,受到群众的欢迎和赞扬。豫晋联办行政委员王应鼎及其弟王应钟,主动给佃户减去租息,农民备加赞扬。受其影响,阳城西交村地主李秀仙、沁南县汤村地主吉怀德等争相效仿,均纷纷给佃户自动减去租息。据不完全统计,经过减租减息,仅千峰寺、铁盆嶂寺周围的几个村庄就减去粮食1401石,抽回押地1503亩,房屋229间,典地507亩,地主退回土地3561亩、贪污款6200元。


  柴圪塔群众工作会议,特别是斗争千峰寺、铁盆嶂寺僧人之后,晋城各县乘势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大力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斗争,使全区的群众运动走上迅速、猛烈、大规模发展的新阶段。此后的减租减息运动与1942年以前相比较,具有明显的特点。首先是有步骤地深入进行。一般是先搞基点村,然后抓住典型,创造经验,全面推广。各县委、区委的领导人先深入基点村,把干部集中起来在基点村开展工作,打开斗争局面后,让周围群众效仿。之后,集中在基点村的干部分散到各村,领导各村的群众斗争。从集中在基点村发动群众到分散各村发动群众,使集中发动群众时创造的经验,在更大的范围发挥作用。豫晋联办经过半年时间,共进行大小斗争1530次,参加斗争的群众达到10.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35.1%。其次是克服了干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和外来“英雄”当救世主的偏向。真正充分发动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同地主作斗争,改变了租佃双方自行调解矛盾,由政府来出面裁决的办法。在斗争中,晋城各地共建立117个村农会,发展会员1.1万人,培养提拔减租减息积极分子干部105人,解决土地纠纷案2131起。佃户先背靠背召开诉苦会,然后面对面进行说理斗争,控诉地主剥削压迫农民的罪行,提出解决租息问题的要求。如果地主答应减租减息,予以欢迎;如果地主抗拒,就再次召开群众大会进行说理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总之,自始至终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推动减租减息,使群众在斗争中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提高了胜利的信心。第三是减租减息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强。如士敏县7个区、100个行政村,普遍进行了减租减息,有3313人参加了斗争。地主退租退息占应退总数的78%,农民得到土地6976亩,窑118孔,房161间,粮食4509.9石。地主李雅堂、韩凤鸣、王元、常九如等共有土地5579亩,经过减租后只剩下869亩,比原有土地减少了80%。


  经过半年多群众斗争,晋城各地的减租减息取得重大成绩。1943年8月,太岳四地委在驻地阳南县千峰寺召开群众工作会议,对全区半年的减租减息运动进行了总结,指出:第一,在群众斗争的规模上,全区共进行大小斗争1530次(包括减租减息、反贪污、反恶霸、反顽等斗争),参加斗争的群众达105300人,占全区人口(30万)的35%;第二,群众的组织程度提高,据不完全统计,在群众发动比较充分的116个行政村中,共有农会会员10995人,连同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的人数,全区有组织的群众共17833人;第三,从减租减息执行程度及群众获得实利上看,全区减退租共2443石,收回押租法币66万元,减去利息486750元,收回房屋678间,收回土地25705亩。在救济春荒中,共供粮8861石,政府募粮40300斤,募糠98700斤,募法币44300元,连同全区反贪污、反维持等得到的退款14000元,一起投入救灾工作,共救活饥民6000余人(包括本区和外来的);第四,群众的生产热情高涨,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全区共开荒10600亩(实际数在2万亩以上),阳南、阳北、沁南等县组织互助组3529个,全区还建立了10余个群众性的合作社;第五,在策略运用上,据阳南县统计,在斗争中,41个地主争取了22个,19个富农争取了9个,打击了较顽固的地主19个、富农10个。此外,打击了恶霸9个、特务分子7个,枪决了特务5个。


  这次会议还制定了群众运动的新方针,即:保护群众既得利益,争取群众运动朝着巩固、深入、平衡、全面的方向发展,以群众运动推动根据地其它各项工作的开展,并以基本群众的优势,自觉地、主动地、有计划地广泛发展农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制止内战,增进团结,创造模范的、统一的、巩固的晋豫抗日根据地。根据这个方针,会议决定,今后群众运动的重点,一是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和健全农会组织,加强农村社会统一战线,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二是开展合作运动,建立产销合作社,发展公私副业及手工业,改善人民生活;三是大力开展边沿地区的群众工作,特别要加强根据地妇女、青年工作,强化民兵组织,开展民主运动,加强农村政权的改造;四是在群众运动中改造党、发展党。


  会议还根据根据地的特点,分别制定了对地主、富农斗争的策略,对根据地、游击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等不同地区群众运动的斗争策略,对国民党和封建团体斗争的策略,并确定了对土地债务问题的处理办法。这次会议对推动晋城各地群众运动向巩固、深入、平衡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经过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晋城广大农民的生活逐步改善,阶级状况和农村各方面工作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阳城县下寺坪为例,原有176户人家,贫农占17%,中农占40%,富裕中农占29.5%,富农占9%,地主占4.5%;经过减租减息,贫苦农民生活水平普遍上升,达到中农水平的占到45.4%,达到富裕中农水平的占到33.8%,而贫农则下降为9.8%。横河镇实行减租减息带来农村新变化,大批农民纷纷要求加入农救会,多数地主自动退租退息换约;农村成立了农救会,健全了民兵组织,改造了村政权,加强了村政权建设;民兵组织迅速活跃起来,安定了社会秩序。总之,通过减租减息,加强了民主建设,团结了各阶层力量,开展了对敌斗争,动摇了封建土地制度的根基,同时也锻炼和加强了农村党支部。大部分党支部在斗争中和斗争后进行了及时整顿,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健全了组织生活制度,并在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中慎重地发展了一批党员,从而克服了一些农村党支部工作落后的现象。


  (三)查减运动的开展与减租减息斗争对晋城社会的影响


  在减租减息斗争深入开展过程中,由于晋城各地连年发生旱灾,粮食供给严重困难,部分群众已无下锅之米,饿死者日有所闻。为了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晋城各县一方面积极开展了借粮斗争,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对减租减息运动进行全面的认真检查,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


  在领导群众开展借粮斗争方面,各县县委、县民主政府要求减租减息工作队,在做好减租减息工作的基础上,组织群众开展借粮斗争。在灾荒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一些地主、富农置群众的生死于不顾,有粮不借,有的还把粮食藏起来,抵制借粮。各级工作队轮番做地主、富农的工作,用政策引导他们争当开明士绅,还有些工作队利用召开群众大会之机,请地主、富农在主席台上就座,宣布抗日民主政府提出的“互助互济,团结抗日,有借有还,政府担保,自报数目,欺瞒必究”的借粮政策。阳北县组织群众开展借粮斗争,壁上村地主吕子元等,响应政府号召,争当开明士绅,开仓济贫,受到抗日政府和群众的称赞。韩孟忠瞒报屯粮,工作队组织农会在韩家搜查出大批存粮。按照政府规定除给韩家留够自用粮外,其余500余吨粮食全部供给群众。通过借粮斗争,解决了群众燃眉之急,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同时也促进了减租减息工作更深入开展。


  1944年冬至1945年春,晋城各地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开始对减租减息运动进行全面检查。查减工作主要针对地主非法夺地,强收土地,不让佃户租种,以及减租后地主擅自增加地租的行为,并解决过去减租减息过程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查减运动中,凡未认真进行减租减息的地方,重新补课;凡减租减息不彻底的,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使双减运动全面深入地开展起来。


  1944年10月25日,太岳二专署组织士敏、晋北、晋沁、高平、长子等县的农会干部召开查减工作会议,并组成若干小组,分别到各县调查租佃关系以及减租减息运动的经过、经验和教训,为查减工作做准备。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各县采取了相应的办法:第一,为保护农民的佃权,规定佃地时间不少于三年或五年。地主故意夺地的,佃户所受损失应由地主赔偿;地主夺去好地又租出坏地使原佃户生活受到影响的,收回好地交由原佃户继续耕种。对地主不执行减租减息法令,私自加租加息的,令其退给农民。第二,对1943年减租后遗留的问题,采取的办法是:交出减租后的原租约,重立新约。旧租约丢失的,另立新约。减租运动后,地主应退出的土地、粮食,未退出的,必须退出;农民抽回的土地,未立新约的要正式建立新约。士敏县在查减运动中,首先从基点村开始,而后推向全面,逐步深入,以利巩固。从1944年12月中旬到1945年3月底,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士敏县发动1万多群众参加查减运动,解决了租佃、债务问题8000余件,地主与债主退出夺取的粮食60万公斤及一部分土地。常九如是窦庄的大地主,有土地1300多亩,分布在大小24个村庄,有佃户64家,每年收租3万公斤。1944年减租减息的时候,曾经算过他的帐,应该退租2.25万公斤。当时佃户照顾他,让了1.125万公斤,但他还是“哭穷”,结果只拿出225公斤,其余的都打了欠条,答应以后顶新地租。但是运动过后,他的欠条不但不能顶新地租,而且还以夺地威胁佃户。查减运动开始后,士敏一区农会在回头沟发动佃户和常九如算帐。常九如以老约老帐遗失为由,进行抵赖,农会组织全体佃户拥到常家进行说理斗争。经过斗争,常九如应该退租4.73万公斤。60余家佃户分别得到了一部分粮食和土地。之后,十几个村的农民在郎壁村召开大会,亲眼目睹了常九如家的老约老帐被烧毁。这一斗争胜利使群众查减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减租减息法令得到了贯彻执行。


  在新解放区,着重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抵制地主散布的“变天”思想,启发农民的斗争信心。1945年1、2月间,太岳四专署在阳城县18个老区村开展查减工作的同时,又在另外18个新解放村开展了减租减息工作,在40多天里,共进行反贪污、反恶霸、反维持及减租减息大小斗争116次,参加人数达2.31万人,共减租3.56万公斤,抽回累债地1583亩,房屋443间,反贪污斗争收回粮食3.92万公斤,银元525元。受其影响,周围不少村庄的佃户自发起来搞减租减息,推动了全县这项工作的开展。


  在游击区,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措施开展减租减息。晋北县地主赵成英,自光绪30年起,即以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过日子,用大租大利盘剥农民,不管荒旱灾祸,租利分文不让。群众数十来年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晋北工作队根据游击区的特点,联合晋北、阳北、士敏3个县的佃农600余人,找赵成英开展面对面斗争。同时,组织各村民兵及当地游击队给佃户们站岗、放哨,为参加斗争的佃户提供保护。赵成英感到群众的力量大,不敢当面拒绝,便以帐目遗失为借口进行拖延,并且造谣惑众,挑拨离间,企图瓦解佃户的斗志。为取得斗争的胜利,3个县的群众采取一致行动,达成3点共识:第一,大家亲密团结,斗争到底;第二,组织武装自卫,防止日军进攻和汉奸、特务捣乱;第三,正确执行减租减息法令,对游击区地主采取必要让步。由于斗争有理有节,措施得力,争取了社会的同情,经过3天的说理斗争,赵成英不得不答应减租,交出帐目。


  晋城根据地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不仅有利于动员一切力量克服当时的困难,而且 ,影响深远。首先,使农村的阶级关系得到调整,农民和地主的人权、地权、政权、财权都得到有效的保障,从而缓和了农村的阶级矛盾,稳定了地主阶级,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其次,激发了广大农民抗日的积极性。减租减息使农民减轻了负担,增加了收入,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随之,抗日积极性也大大提高。广大民兵积极为八路军担任警戒任务,昼夜放哨,传递情报,不断骚扰打击敌人,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第三,使农村土地所有制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封建经济在逐步削弱中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化,农村中土地集中的现象得到定向分散,中农经济在壮大,开始出现中农化趋势。如阳南县西交村经过减租减息,农民的收入增加,有2户雇农上升为贫农,77户贫农上升为中农,有3户上升为富裕中农,有2户上升为新富农。第四,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减租减息削弱了晋城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克服灾荒,晋城各县农村组织起劳动互助,建立了互助组、变工队和运输合作社,使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总之,减租减息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它对晋城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是一次大冲击,对调动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加强对敌斗争和推动大生产运动都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四、晋城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事业的发展


  (一)政权建设的稳步推进与精兵简政工作的开展


  晋城根据地在重新开辟过程中,吸取了以往仅是对旧政权进行改造,保留了大量旧政权的残余,无法保证令行政通,更担当不起抗日重任的教训,特别重视抓好政权建设,用以实现各地政策、法令和指导的统一。当时,由于晋城根据地处于草创阶段,一边打仗一边建设,各地情况不尽相同,因而建立政权的方式也不一样,大致可以分三种类型。一种如阳城县抗日政府,是由上级党组织邀请阳城县各界抗日爱国人士,经过共同酝酿协商,推选出德高望重的人士担任县长,然后再确立政府组成人士,颁布施政方针,宣布抗日政府成立;一种如士敏县抗日政府,是由党组织和太岳南进支队,在原国民党98军建立的沁水县政府基础上,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造,充实了大量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担任要职,逐步建立起抗日民主政府;另一种如晋沁、高平等县,则主要是由太岳南进支队和上级党组织先行成立抗日民主县政府,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巩固,再逐步实行民选。无论哪种形式建立的抗日民主县政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依照“三三制”的原则组建,吸收了开明绅士、社会名流、知识分子参加,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正如国民党党员、豫晋行政联合办事处委员达慎斋撰词赞颂的那样,是“各阶层团体之旗帜”。同时,各县所辖的区、村政权中,也按照三三制原则,吸收国民党员及各阶层人士参加,进一步团结了各党派各阶层共同抗日。


  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为了领导全县人民迅速投入到建设、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各项事业中,粉碎日军对根据地疯狂的“蚕食”、“扫荡”,进而准备对日伪实施反攻,相继颁布了施政纲领。各县的施政纲领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大致包括以下一些主要内容:团结全县各抗日阶层、抗日党派、抗日部队;坚决镇压敌探汉奸;密切军民关系;普遍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建立司法制度;反对贪污浪费;废除苛捐杂税;发展工商农业;推行冀钞;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普及免费国民教育;实行男女平等和民族平等等。此外,各县还根据上级颁发的各项法律、法令、条例等,制定了实施细则,加强了民主法制建设。从上述施政纲领的主要内容以及一系列实施细则可以看出,晋城根据地在重新开辟阶段建立起来的政权组织,既完全不同于过去旧的政权,也与后来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特殊历史阶段,为了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抵御外侮,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共同目标而建立的特殊的政权组织形式。事实证明,这一特殊的政治组织,完全符合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使根据地内部达到了统一政令、统一法律、统一财政经济政策。按三三制原则建立的县政府、区公所和村政权,是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组成新形式。这对于进一步实施民主政治,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阶层的团结,统一各方面的政策,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1943年冬开始,晋城各县虽然仍面临日军不断的“扫荡”、“蚕食”、“清剿”,但抗日根据地已日渐巩固。为了推进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各县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其中,最主要的是结合各自的实际,按照太岳专署颁布的《太岳区村政选举暂行条例》、《太岳区各级选举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和《村政选举进行细则》进行民选村长。这次选举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方法,从选民登记到张榜公布,从候选人的提名到正式投票,都充分反映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意志。民选村长过程中,首先进行宣传发动,向农民讲清自己当家作主人的道理,而后调查户口,公民登记,划分选民小组,实行民主选举。为了搞好这次选举,各县县委还拟定了村干部侯选人的基本标准,包括政治上坚决跟共产党走,积极执行党的政策;对敌斗争勇敢、坚强,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办事公道,不谋私利,能勤勤恳恳为老百姓办事;有生产技术,能组织群众互助劳动;办事认真,不马虎,说到做到。依据这些标准,经过群众讨论,最后推举出若干名侯选人,再召开全村群众大会,进行直接选举。由于当时许多农民不识字不能书写,各县分别采取向侯选人名字下的碗中投豆子,或在候选人的名字上划圈圈、烧窟窿等办法,最后选出各级村干部,得票最多的当选为村长。如阳南、阳北等县就是采取向候选人身后的碗中投豆子的办法进行选举,很受群众欢迎,他们说:“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丢在碗里头,一颗豆子一颗心,要选咱们自己的人。”农民通过参加村长选举,进一步懂得了民主政治,提高了参政积极性,投票人数平均达到80%以上,最高的达到95%。经过这次选举,晋城根据地农村普遍建立了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其中,大多数村长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为建立和健全各级民主政权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在开展村选的同时,晋城根据地的多数县还进行了民选参议员的工作,并召开了临时参议会,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产生了各地的抗日民主政府,使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得到完善。


  晋城根据地腹心阳南县临时参议会召开的时间较早。1942年冬,该县经过宣传动员、竞选、代表推选等阶段,在暖 廴山      村召开各区、村代表选举参议员大会,县委书记王竞成作了讲话,县长刘裕民向大会作了县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出男女参议员100多人,成立了阳南县参议会。


  1943年2月17日,阳南县第二次参议会在暖廴山  村召开,到会代表280人,会议民主选举太岳区党委书记聂真、太岳四专署专员郭清文、阳南县农救会主席崔松林、开明地主孙甲三、殿腰高小校长卢诚等5人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参议员。与此同时,阳北县也在仙游村召开参议会成立大会,县委书记陆达在会上讲了话,杨杰代表县政府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会议经过民主选举,产生出100余名各界代表为参议员,组成阳北县参议会,并一致推选模范村长王源、劳动英雄邢建忠为出席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参议会参议员。阳南、阳北县参议会还通过了共同提案,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改组国民党政府和统帅部。两县选举出的7名出席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于3月参加了晋冀鲁豫边区在太岳区召开的第一届参议会。


  同月,高平县也召开了参议会,民主选举姬德明、陈子如、袁致和等人为出席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的代表。并向大会提交了“请求太岳军区围剿高平日伪军,彻底解放高平”的提案。


  1945年3月,太岳区临时参议会在士敏县郑庄召开。应出席会议代表116名,实到98名。太岳区党委代理书记聂真、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太岳军区代表谢富治、日本解放同盟太岳支部负责人渡边三郎等先后在会上讲了话。牛佩琮代表太岳行署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太岳、晋豫合并后两年来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目标任务和方针措施。出席会议的参议员对上述报告进行了认真审议,并作出了相应决议。


  在太岳区临参会召开之前,晋城境内属太岳区的各县均先后不同召开了参议会,选举产生了出席太岳区临参会的代表。各县的参议会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出席会议的参议员都能认真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提出质询,充分发挥参议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二是各县政府负责人对参议员的质询进行当会解答或事后限期督办答复,充分发挥了民主监督作用;三是经过反复讨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各地的最高权力机构,并严格实行三三制的原则,共产党员不超过1/3,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四是通过了各县县委建议的政府施政纲领和有关法令、条例,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纲领。


  为了战胜各抗日根据地连续出现的严重困难,党中央于1941年12月就提出了一条极其重要的政策,即“精兵简政”政策。由于晋城根据地1942年初重新开辟,所以,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的时间要稍迟些。1943年3月,晋豫、太岳区合并,太岳区对所辖专区进行调整后,晋城各县在新的地委、专署领导下,开始全面实行精兵简政,重点是整顿各级组织机构,精减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


  在精兵方面,主要是撤并县大队、区基干队过于庞大的机关机构,尽量减少非战斗人员,同时,大力发展不脱产的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为了使精兵工作不影响对敌斗争,各地贯彻执行中央的《九一决定》,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县委、区分委的书记,兼任县大队(或独立营)、区基干队的政委或指导员,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同级党委的领导工作。县、区两级由县长兼游击大队长,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区长兼游击分队长,区委书记兼游击指导员。同时,县大队和区分队都另设副大队长(副队长)、副政委,主持日常工作。精简下来的军队机关人员,一律充实到连队,加强基层。


  在简政方面,实行紧缩行政机构、健全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减轻人民负担的方针,首先,按规定精减县级机关人员,撤并县政府的职能机构,将县政府精减下来的人员充实到区政府,以此类推。如将民政、教育两科合并为民教科,财政、粮食两科合并为财粮等。县以下的区、村两级,采取并区、并村、县政府兼管一个区政府、建立中心村制等措施,缩小领导机构,精减不必要的人员,充实基层,加强对区、村的领导。


  晋城各地的精兵简政工作到1943年底基本结束。经过精简,各个县军政民脱产干部共有约1.4万人,较精简前减少近5000人,占全区101万人口的1.4%,大大低于上级规定的3%的要求,且机关与部队的比例由1:6.8变为1:9。从此,机关精干了,基层充实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大为减轻。据统计,1943年虽然旱蝗灾严重,但各县的负担较上年减轻10.8%,一些过去负担较重的县减轻20%以上,有力地提高了人民群众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政权建设的稳步推进,既坚固了根据地的根本,又促进了民主政治的进程,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精兵简政工作的开展,既节约了经费开支,有利于渡过难关,又减少了层次,充实了下层,提高了工作效率,推动了廉政建设,使各级政府机构更好地为群众办事,体现了抗日民主政治的优越性。这些都为克服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和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二)对财政经济工作领导的加强与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发展


  坚持并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根本的在于不断恢复发展工农业等各项生产,促进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因此,党在对根据地各项事业领导时,特别重视加强对财政经济建设的领导。一方面,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党组织关于财政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结合各地的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措施;另一方面,成立各级财经工作领导机构,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进行农业、工业、商业等各项建设,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


  在财经方针政策方面,晋城各县主要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以及太岳区、太行区(晋冀豫区)关于财政经济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指示,并充分考虑到了各县的具体特点:一是晋城根据地处于日、伪、顽夹击的状况,在经济上既被分割、被封锁,又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具有某种独立发展的可能性;二是日军占领了重要交通干线和县城,根据地则处于农村和山区,敌我双方都需要进行物资交换和经济交流;三是根据地经济落后的面貌急需改变,既要摆脱封建主义经济的束缚,又不能急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需要建立一种适合根据地实际的特殊的经济体制。基于这些特点,各县党组织结合实际,制定了符合本地实情的财经工作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是:第一,在生产建设上,依靠广大群众,充分发扬民力,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为主,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第二,在商业贸易上,实行对外统制、对内自由的贸易政策,对货币和粮食实行保护主义政策,设卡查禁粮食、棉花等生活必需品出口资敌,严禁粮棉走私和哄抬物价,打击投机倒把的奸商,努力保证人民群众的粮食供给,保护根据地经济的发展;第三,在财政上,实行统筹统支,开源节流,反对贪污浪费,保证战争的供给;第四,在整个经济发展上,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既解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又使地主阶级的利益受到保护,从而促进生产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吸收私人资本,允许在城镇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发展富农经济,以提高各阶层人民的生产热情。在这些基本政策的基础上,各县还制定了土地使用政策、农业生产政策、工业建设政策、合理负担政策、节约民力政策、对外对内贸易政策、税收政策、保护货币(冀钞)政策、粮食政策等等。如阳城县为贯彻落实“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制定了活跃根据地商业贸易的4条措施:一是建立专门机构,配备得力干部。县政府设立了工商行政管理局,各交通要道设立工商所,成立缉私队,打击粮食、棉花、食盐走私;二是组织货物流通,促进生产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用阳城当地所产蚕丝、药材等产品换取棉花、黄麻等紧缺物资。群众可以以自己织出的土布,交与商店抵交原料价款,通过流通,解决了部队和群众的生活困难,促进了生产发展;三是开展对敌经济斗争,保护本币,打击伪钞;四是支持根据地发展实业。阳城县政府积极支持公、私开办工厂,建立合作社,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使阳城的财政经济有了好转。士敏县为加强财政经济建设,建立了40多个合作社,培养了一批经济管理干部。这些财经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制定,成为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有力武器和推动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事业的强大动力。


  为了保证上级党组织财经建设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各县成立了财经工作委员会,县、区政府设立了财粮科、贸易局或生产科等职能科室,培训、调配了大批懂经营、善管理的专业干部,帮助群众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每到春耕,各级党组织都派出春耕生产检查团帮助农民进行春耕生产,解决农民在春耕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帮助群众贷粮贷款购买农具。每年收获季节,及时派出部队武装保卫群众夏收和秋收。各县还鼓励农民发展畜牧业和家庭副业,支持农民养鸡、养猪、养羊,鼓励农民种植麻、烟叶、油料、蔬菜等经济作物,保证军需民用。高平、晋沁、晋北等县抗日政府帮助农民引进玉米、小麦等作物优良品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由于各级党组织对财政经济工作领导的加强和各项财政经济政策的逐步合理与完善,晋城各县的经济逐步恢复并发展起来。特别是经过1942年至1943年的生产救灾和1944年至1945年的大生产运动,各县的农业生产迅猛发展,粮食产量在连续几年下滑之后,1944年至1945年终于获得丰收,总产量达2.1亿公斤,超过了战前水平,基本做到了自给有余。棉花、油料、蚕茧、蔬菜、肉类的产量也大幅度增长,农业总产值近2亿元。


  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副业、手工业和工业的发展。当时,晋城各县的工业主要以煤炭、炼铁为主, 经营手段以私营为主,公营为辅。为了适应抗日战争需要,太岳区在晋城县韦町村开办炸药厂,在大阳开办修械所,在回军村开办被服厂。其它各县也纷纷办起修械所,修理枪支、生产手榴弹、地雷等,源源不断送往前线,促进了当地小煤矿、小铁矿、小硫磺矿等业的发展。手工业主要以纺织业为主,各县政府举办纺织培训班,为各村培训纺织技术人员,织布机从几十张猛增至数千张。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集资兴办的织布厂,每月可产布几十匹。高平县抗日政府采取扶持和鼓励发展工副业政策,使陈土区的小铁业、城关的纺织业、丝织业、永录的造纸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组织各编村群众,集资兴办供销合作社,购买新式农具,改进耕作技术,使全县人民生产劲头足,到处在唱“努力生产多打五谷杂粮,支持八路军打胜仗”的歌曲。1939年7月,宋庆龄和国际友人斯诺、艾黎等创建的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部分人员到达阳城县,在阳城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晋南事务所,主任马方田(后鞠抗捷)。1940年,又在晋城县成立了事务所。其宗旨是恢复和发展民族工业,开展对敌经济斗争。据不完全统计,该事务所共发放贷款20余万元, 培训技术工人500余名,成立工业生产合作社44个,其中煤窑合作社、造纸生产合作社6个、军服厂2个、肥皂厂2个、制鞋厂4个、运输组1个、缫丝厂2个、面粉厂4个、食品厂3个,为恢复和发展晋城根据地工业生产注入了活力。


  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带来了商业繁荣,物价稳定,促进了财政状况好转。1945年初,晋城根据地内的一元钱,大致可以买到200个鸡蛋,三毛钱可以买到1斗小米,2元钱可以买到50斤面粉,人民生活稳中有升。为了保证征收任务的完成,各县实行统筹统支,扶持生产,开源节流,反对贪污浪费 ,保证战争供应的合理负担政策。主要办法是成立评议会,对土地大户确定合理的标准产量,并且从雇主收入中扣除雇工工资;对于小工商业者考虑其实际收入,合理负担。评议会实行三三制,负担评议比较公道。这样既做到了县与县、村与村、户与户负担合理,又使贫困户的负担减轻了1/10,负担面由原来的70%扩大至90%,合理负担政策逐步趋于完善。此外,各地还设立了银行,推行本币(冀钞),用本币给群众发放贷款,允许用本币购买棉花和粮食,以此打击伪钞,使伪钞比值不断下跌,最低时1元本币值10元伪钞,统制了粮食、棉花、食盐等主要物资,搞活了市场,繁荣了经济。在税收方面实行统一累进税制,坚持实力大的多出,实力小的少出的原则,在征收范围、人口统计、扣除消耗、累进率等问题上,都作了规定,使各阶层的负担做到大体平衡,兼顾了各阶层的经济利益。由于采取了合理负担政策,加之工业农生产得到发展,各地的财政状况均出现好转。1943年,晋城各县的地方财政收入仅有60余万元,1944年突破100万元,达到110余万元,1945年猛增至260余万元。同时,广大群众的负担大大减轻,生活水平进一步得到改善,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三)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


  文教卫生事业是根据地建设事业的重要内容,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重要战线,它不仅关系到对日本侵略者的文化渗透、奴化教育和毒化政策斗争的胜利,而且关系到提高人民群众思想政治水平、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以加强对敌斗争的实力,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和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体制的问题。


  晋城根据地在建立和重新开辟之初,由于历史的原因,根据地所处的穷乡僻壤和山野农村,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成年累月地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根本没有上学读书的权利和条件,所以文盲充斥,思想闭塞,封建迷信严重,文化生活贫乏,疾病肆意横行。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的破坏,使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学校多数停办,建设根据地的各种人才严重缺乏,加之疾病的流行和瘟疫的蔓延,使根据地建设遇到许多困难。针对这种情况,随着敌后抗日形势的相对稳定,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以及经济的恢复发展和财政状况的好转,各级党组织把文化教育卫生工作提上了重要日程。党中央、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太岳区党委、太行区党委等相继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加强文化教育建设,提高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晋城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遵照上级的有关指示,加强了对教育、文化、卫生工作的领导,并作为巩固根据地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政策措施,主要有: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建立健全正规学制,大规模举办各种学校;开展群众性社会教育,扫除文盲,特别强调男女青年的教育;加强干部教育,实行公务人员两小时学习制度;建立文化团体,创办各种文化事业;改善医疗条件,改变人们讲迷信、不讲卫生的旧习俗等。


  在各级党组织的大力倡导和抗日政府的积极引导下,晋城各界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得到全面发展。


  在教育方面,首先是搞好正规教育。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战争的破坏,晋城各县的小学基本瘫痪,约2/3的在校学生失学。1941年底到1942年,随着抗日根据地的重新开辟,原有的小学逐步得到恢复。此后,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政府对教育工作日益重视,提出“教育发展的方向是开展新民主主义教育”,“教育要为民族、民主、科学、大众而服务”等口号。为了保证人人有书读,各县实行优待贫寒子弟的合理供给制,着重普及义务教育,扫除文盲,为抗战建国培养实用人才,并且制定了发展战时正规教育方案,建立健全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设立了教育科。正规教育的基础是小学教育,为了抓好小学教育,各县下发了加强对小学教育领导的指示,规定学龄儿童为7至10岁,入学率要达到60%。为解决教师严重不足的问题,各县办起了小学教员培训班,经过短期培训,充实到各村小学任教。小学一般开设国语、算术、历史、地理、时事政治和军事常识,还参加一些抗日活动。1942年,沁南县举办了第一次小学教师训练班,培训教师50余人,解决了教师严重不足的问题。同年6月,沁西县也举办了知青培训班,主要目的是为各村培养小学教师。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各地小学发展很快。如高平县,1944年2月,抗日政府在驻地模凹村办小学一所,接着又在常家庄办起了高级小学,招生39名,其中女生6名,校长由县教育科长张华锋担任,教材是向士敏县第二高小借来的。这年春,高平县共有小学10所,教师10人,入学儿童140余名(没有女生)。到1944年底,全县就建立小学40多所,有教师60余名,在校生720余名,其中还有不少女生入学。至1945年5月,全县小学已发展到80多所,有教员90余人,在校生达1800余人。1944年8月,陵高县高级小学在柏崖村成立,共有教师3名,开设一个班,招收学生30余名,贫困学生还享受抗日县政府的生活费补助。1945年6月,在陵川县城又建立了一所高级小学。在教学工作中,涌现出了许多模范人物。为了交流经验,推动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发展,1945年6月,太岳行署在士敏县郑庄村召开太岳区教育工作座谈会,表扬和奖励了士敏县重师爱生模范李易书、开门办学模范王熙瑞、勤工俭学模范王茂德、办学育人模范李志修等先进模范人物。太岳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赵守攻和太岳行署副主任裴丽生在讲话中全面总结了当地教育工作的经验,安排了进行教育改革的任务。这次会议对晋城各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是狠抓社会教育。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冬学、民校,主要任务是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政治水平。晋城各县几乎村村都办有冬学、民校,陵川县共办民校100余所。一般是从头年11月起到第二年2月止,学员是农村15岁至35岁的男女青年,设有文化课和政治课,以扫盲为主,主要学习认字、记帐、珠算等基础知识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公粮征购、信贷税收等政策,以及军事知识和生产技术等。由于冬学教育符合广大群众的意愿,所以上冬学者十分踊跃。高平县抗日政府为了搞好冬学教育,还组织了冬学比赛,比赛内容为:第一,参加冬学人数要占全村人数的60%以上;第二,到年底第一阶段结束时,学员的政治分数平均达到70分以上;第三,在冬学第一期结束时,学员要学会算术、珠算加减法。竞赛活动由县政府、各区派出代表进行验收评比。各地的民校、冬学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文化和思想水平,有力地推动了基层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三是进行干部教育。各县干部教育主要采取三种形式,一是开办各级党校和各种训练班,二是开办以培养干部为主要任务的中等学校和师范学校,三是加强在职干部的教育,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和学习制度,抓紧对在职干部进行马列基本理论和文化教育,进一步提高干部的素质。1937年,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在晋城创办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简称华干),大多是招收北京、上海、郑州、洛阳、东北等大城市的大中学校学生。此后,该校迁至陵川平城,俗称小华干,为党培养了2000余名抗日军政干部。这批骨干力量大部分被充实到了八路军和政府部门,为开辟太南、晋豫和豫北地区,创建太南和晋豫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晋豫边游击支队还办有随营学校。1943年,太岳区为培养县、区、村各级干部,又在晋城建立了晋豫中学(解放后改为晋城一中)。此外,各县均办有高级小学,主要是培养区、村干部和小学教员。


  在文化事业方面,晋城各县党组织狠抓了以下工作:首先是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1938年4月,陵川县抗日政府创办了《抗战日报》,后更名为《战地日报》;5月晋城中心县委创办机关刊物《火炬》,主编王静波。同月,阳城县抗日政府创办了《新中国报》,赵树理任主编,肖里等为编辑,后更名为《奋斗报》、《新生报》。6月,晋豫特委在阳城县南底村创办《大众报》,报纸发行到晋豫边及黄河以南,产生了很大影响。7月,沁水县抗日政府创办了《洪流小报》,县委宣传委员夏里任主编。9月,高平县抗日政府创办了《抗战导报》。1942年3月1日,中共晋豫区党委在阳城县柴李圪塔村创刊机关报《晋豫日报》,徐一贯任社长兼总编(后为何微)。这些报纸都有力地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报导了抗日新闻,鼓舞了军民的士气。其次是重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各县先后成立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文艺作家协会、戏剧协会、八音会等文艺团体,文化干部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到抗日前线,向工农兵学习,与工农兵结合,创作了大量反映工农兵生活的秧歌剧、话剧等文艺作品。其中以戏曲表演形式最为活跃。1944年,高平县成立戏剧协会,提出了文化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要求文艺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适合工农兵的口味。协会组建了雷电剧团,为了提高艺术水平,还派人到八路军总部剧团学习歌舞表演。彭德怀、杨献珍、戎伍胜等领导亲自观看了该剧团的演出。陵川县的儿童抗日宣传队还被编入八路军总政治部太行山剧团。晋豫边游击支队于1938年8月在阳城县坪头村成立了黄河剧团。在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支持下,他们从延安鲁艺、上海等地调来了一批文艺骨干,使剧团的演出水平不断提高,并经常活跃在抗日前线,很受晋豫边地区抗日军民欢迎。他们还常到国民党友军中演出,教友军唱《大刀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在松花江上》等革命歌曲。同时,农村剧团也迅速发展,仅晋沁县就有农村剧团20个,男女演员达500人。这些农村剧团以当地的新人新事为素材,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曲调编演戏剧,形式活泼多样,广受群众欢迎。1942年,阳南县护驾村成立华峰剧团,以歌剧、舞蹈、快板、双簧等形式,先后排演了《何成悔过》、《出路》、《割电线》、《围困白桑》、《回头看》、《爆炸》、《春秋遇难》等新旧剧目20多个,生动地反映了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第三是文学创作形式多样,作品水平不断提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晋城的文艺工作者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创作了大量反映工农兵战斗生活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曲等文艺作品。其中小说创作成就最高、做出突出贡献的,当属赵树理。赵树理是沁水县尉迟村人,他于1943年先后创作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作品,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发挥了极其重大的教育鼓舞作用。彭德怀称赞《小二黑结婚》“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郭沫若在评论《李有才板话》时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兴趣的。”(《板话及其他》,郭沫若,见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1946年8月16日)


                                    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