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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2017-07-10 10:37来源:晋城党史网浏览数:182 

一、晋城人民对上党战役的支援和桃川擒敌

  中华民族经过浴血奋战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面临着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选择。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当时的两大政治集团做出了不同的回答。代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通过和平的方式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用战争方式使中国社会退回到抗战前黑暗的状态。一场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迫在眉睫。

  1945年8月下旬,正当解放区军民大举反击日军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一面加紧部署内战,从大后方调集大量军队向华北解放区进犯;一面佯装和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运用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革命两手策略,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

  在山西,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密令,派其19军军长史泽波,以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名义,率领第19军第37师、第68师和第61军第69师,以及挺进第二纵队、第六纵队等部,共5个师约1.7万兵力,于1945年8月17日从浮山、临汾、翼城等地出发,经沁水、士敏,向长治(古称上党)地区大举进犯。到28日,先后侵占长子、长治、屯留、壶关、潞城、襄垣6座县城。同时,国民党胡宗南部也北渡黄河入晋,向太岳解放区的晋南进犯,其艾子谦部侵占了平陆和夏县。面对这一严重态势,中央军委命令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集中太行、太岳部队发动上党战役,“首先消灭阎伪进入长治之部队”。

阎锡山军队进犯上党地区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掩护国民党军队沿平汉线北上,图谋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二是要分割太行、太岳解放区,逼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进入山区而消灭之。总之,是要实现自己巩固山西、控制华北,进而占领东北的企图,迫使中共代表在即将举行的重庆谈判中做出更大的让步。中共中央对此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只有打得好,才能谈得好,只有完全控制上党地区,才能在国共谈判中争取有利的地位,保卫抗战胜利的果实。

  1945年9月1日,上党战役打响。入侵上党之敌除主力盘踞在长治外,襄垣、潞城、壶关、长子、屯留等县城也分别有1000至2000人不等的守敌。我方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主要有由太行、太岳、冀南3个区主力部队暂编的3个纵队,共3.15万人,另有民兵、自卫队5万人配合作战。太岳纵队由陈赓任司令员,王鹤峰任政委,辖386旅之第772团、第20团、士敏独立团和决一旅之第25团、第38团、第57团。太岳四分区之第17团配置在豫北,继续对国民党军展开攻势并阻滞其北上。同时太岳区所属各县均成立了后勤指挥部,发出要求民兵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的通知。晋城各县民兵、民工踊跃支援上党战役。陵川县成立了支前总指挥部,高平县动员1000余民兵、民工参加解放长子和长治城的战斗,阳城县奉命派出13个野战民兵连共2000余人,配合17团阻击支援上党阎军之敌,王毓秀带领100余民兵随太岳纵队20团参加了收复长子县城的战斗。

  上党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清扫外围,夺城打援,攻打长治城周围各县城。晋城各县民兵、民工随太岳纵队于9月18日攻克长子县城,歼灭阎军挺进二纵队、长子县保安大队共2000余人,活捉挺进二纵队司令白映蟾。此后,长治城周围5座县城相继被攻克。第二阶段,合围长治,围城打援。由冀南纵队佯攻长治,太行纵队和太岳纵队北上打援。10月2日,南下增援的阎锡山彭毓斌部被合围于襄垣县和屯留县之间的老爷山、西窳、磨盘脑至榆林一带。经三天激战,太岳20团攻克老爷山东北两个高地。6日,老爷山之敌逃窜。为堵截敌人,20团急行军抢占厂虎亭,截断敌向北突围的退路。经10余个小时的战斗,打退了敌人的8次冲锋,阻止了敌人向北逃窜。到8日晚,太行、太岳、冀南大部队赶到,将敌包围,经一天激战,歼敌1.8万余人,彭毓斌负重伤后丧生,副总指挥胡三余等数十名高级军官被俘。第三阶段,攻占长治,追歼逃敌。10月8日,长治之敌在守城待援无望的情况下弃城突围,企图横穿太岳区,向浮山、临汾、翼城等地逃窜。太岳纵队取捷径直插冀氏县马壁,控制了沁河。西逃的史泽波部队沿路不断遭到太岳区民兵、游击队的袭扰和堵截,整整4天,才到达长子县和士敏县之间的横水、东西峪一带,并被阻滞在沁河以东。太岳部队由当地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于10月12日在士敏县的将军岭、桃川与敌激战两小时,将其全歼,并活捉史泽波。至此,上党战役胜利结束。

  上党战役从1945年9月1日开始到10月12日结束,历时42天,总计歼灭阎锡山部13个师共3.5万人,占其当时总兵力的1/3,俘获史泽波、胡三余等高级将领数名。

  上党战役打响后,晋城各县响应太岳区党委、行署、军区和抗联总会发出的“紧急动员2万名青壮年参军入伍”的号召,掀起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一次大规模参军参战的热潮。广大群众争先恐后,踊跃报名参军,决心保卫解放区,保卫胜利果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晋城各县参军人数就达6000余人。在将军岭、佛庙岭围歼逃敌的战斗中,由士敏县的民兵当向导,追击部队抄近路赶在敌人的前边歼灭了敌人。阳城民兵2个连在王毓秀带领下,跟随20团追歼逃军,在士敏县仙翁山一带活捉阎军20余人,缴获步枪20余支。士敏五区民兵连共缴获重机枪30挺,步枪300余支,掷弹筒300余个,六○迫击炮10门,子弹数万发。吕村民兵在连长田友义带领下,阻击溃逃之敌,毙伤敌30多名,生俘84名,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六○迫击炮2门,冲锋枪4支,子弹数千发。士敏六区民兵连在佛庙岭阻击敌人,生俘敌师长1名,缴获大炮5门,轻机枪24挺,步枪数十支。沁水县民兵在木亭、地元岭等地阻击从桃川溃逃之敌,歼敌近300人。在全民皆兵、人人参战的解放区军民面前,阎军如惊弓之鸟,民兵只要大喊一声,就可以成批地抓住俘虏。棍子、扁担、石头都成了制服敌人的武器。仅战斗英雄崔玉凤一个人,就毙敌7人,生俘2人。同时,广大群众组织运输队,运送弹药,看护伤员,站岗放哨,提供给养,保证了第一线作战的需要。正如刘伯承、邓小平在战后总结时所说:“上党战役中,得到了党政军民一致协调,后方工人、民兵、自卫队参加者达5万人以上,与野战军、地方军密切协作,部队给养颇好,伤员救护及时,军需运送很快,这是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上党战役总结》,1945年10月11日)。

  上党战役的胜利,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粉碎了敌人分割太行、太岳解放区的企图,打破了蒋介石占领整个华北的计划,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地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13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13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毛泽东选集》第4卷,1157页)。上党战役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向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一个大规模的歼灭战,是保卫胜利果实的第一个反击战,也是人民军队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的运动战转变的第一个大战役。上党战役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对动员全国人民,提高和坚定他们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粉碎国民党的内战方针,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解放区军民掀起反内战运动高潮

  1945年10月10月,国共谈判代表在重庆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然而《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山西境内的胡宗南先头部队就沿同蒲路北犯。为粉碎胡宗南部的挑衅,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0月26日发动了同蒲战役,此战共歼敌8000余人。在战斗中,阳城野战民兵营在李梦华带领下,出征垣曲、王屋地区,把守黄河的关阳渡口,阻止国民党军北上,配合晋冀鲁豫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胜利地完成了作战任务,给进犯太岳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沉重的打击。

  1945年12月1日,阳城县委、县政府组织各界群众,在县城南河滩举行反内战大会。

会议由县长张天乙主持,县委书记王竞成讲话。大会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破坏《双十协定》,挑动内战的阴谋,号召全县人民搞好解放区的生产和建设,以实际行动支援自卫战争,会后还组织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万人签名运动。大会致电全国政协会议,提出争取和平的各项主张,要求撤职查办发动内战的何应钦、阎锡山等反动分子,并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和支援蒋介石内战提出强烈抗议。

  1946年1月10日,由于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内战运动不断高涨,加上蒋介石需要争取时间完成内战部署,国民党被迫与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为了表示解放区军民对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诚意,在阎锡山没有完全放弃内战政策的情况下,太岳军区于1946年1月12日发布了《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命令》。 13日停战令生效后,太岳部队严守分界线,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并号召广大军民坚决拥护停战协定,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反内战运动。1946年1月14日,太岳区各界群众4000余人在士敏县郑庄举行拥护停战协定大会。行署主任裴丽生致开幕词,区党委代表李哲人、劳动英雄石振明、抗联主席卫恒先后讲话,一致表示竭诚拥护《停战协定》。大会致电政治协商会议,要求国民党遵守《停战协定》,立即停止进攻太岳区。这次会议后,太岳区党委、行署、军区首脑机关相继从士敏县郑庄、郎壁等地移驻阳城县,使阳城县一时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太岳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驻地和全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晋城各县县委、县政府发动群众,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拥护《停战协定》。阳城县委、县政府召集阳城各界人士百余人,在县政府举行时事座谈会。参议员王源在会上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备战的“伪君子”嘴脸;大家纷纷表示“想过太平日子,还要再努一把力。”为壮大人民武装,保障国内和平,晋城各县同时掀起了参军的热潮。在晋城县召开的农村干部大会上发出了开展青壮年参军竞赛,保证10天内完成任务的号召,大会上报名参军者接连不断,《抗战日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接着士敏、阳城、沁水、高平、陵川等县都掀起参军高潮。在很短的时间内,晋城各县就把3000余名青壮年补充到了人民的军队中。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太岳区于1946年2月16日(农历元霄节)在阳城举行了庆祝和平民主和拥军优抗、拥政爱民大会,太岳区党、政、军领导人和全区著名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抗属模范及各界群众5万余人参加了大会。太岳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王鹤峰、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孙定国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王鹤峰在讲话中指出,太岳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至今尚未执行停战命令,在同蒲路和白晋路沿线及豫北不断向我侵扰。为了保卫和平,争取民主,我们必须完成五大任务:第一,实行大练兵,把部队的军事技术与政治质量更加提高一步。第二,全面开展诉苦复仇、减租减息运动,老解放区要对减租减息实行大检查,新解放区要尽快开展减租减息工作。第三,开展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恢复八年来战争造成的创伤,尽快改善人民的生活。第四,加强民主建设,增进各阶层的团结。第五,加强军民团结,搞好拥军优抗、拥政爱民工作。大会代表全区300万人民致电国民政府蒋介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要求立即制止胡宗南、阎锡山军队进攻太岳区的行动,迅速地彻底实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暴行,阳城县还发起了10万人签名运动,通过签名书严厉谴责国民党、阎锡山军队进攻太岳区,破坏《停战协定》、《政协决议》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团结起来,戳穿国民党反动派挑动内战,坚持独裁统治的阴谋。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和阎锡山挑动内战的罪行,晋城各县的党组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掀起了一个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热潮。大家决心行动起来,随时准备打退敢于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队,用革命的战争制止反革命的战争。

  三、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和生产、练兵等运动的开展

  (一)新解放区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和老解放区“双减”复查工作的开展

  为做好反对全面内战的准备,加强解放区各项事业的建设,中共中央于1945年11月和12月,先后发出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和《1946年解放区的工作方针》等指示,强调要抓紧减租、生产两项工作,使农民普遍得益于减租,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保证军队的需要。“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2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于1945年11月中旬,在河北省邯郸附近的峰峰召开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决定于冬、春两季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努力搞好 1946年的生产,统一全区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与供给标准,以支援长期战争。太岳区于1945年11月8日至12月2日,在士敏县郎壁村召开有各专区、各县农会干部和农民代表共40余人参加的全区群众工作会议(通称“十一月会议”),中共太岳区党委组织部长郭钦安主持会议并作了总结报告。这次会议分析了自1942年以来全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发动群众的成绩和问题,对下一步工作作出了安排。会议确定减租减息的方针是:放手大胆,在广大群众自觉自愿而不是包办蛮干的基础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把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把重点放在占全区人口3/4的新解放区。具体方针是把普遍的、群众性的反敌伪人员、反恶霸、反贪污斗争,提高到减租减息斗争的高度,解除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束缚,达到充分发动群众的目的。会议要求在不同地区群众运动有不同的重点,总的原则是解除群众最深切的痛苦和解决群众最迫切的问题,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对群众斗争中出现的过火行为,要让群众自己来纠正。并指出群众斗争要与其它工作结合进行。

  晋城解放区党组织,根据太岳区党委群众工作会议的精神,在1945年冬到1946年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把反奸反霸、减租减息为重点的群众运动在各县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在新解放区,主要采取反奸反霸与减租减息相结合,长期受封建制度剥削压迫的广大群众得到发动后,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晋城县225个全部行政村和2/3以上的自然村普遍开展了反汉奸、反恶霸的群众运动,县委在县城组织了有各村代表万余人参加的联合斗争大会,向日伪县长曹子明、伪合作社主任茹衡甫、汉奸马狗孩、周林等罪大恶极的分子进行诉苦复仇斗争。群众的哭诉声震动了全场,“打倒反动派”、“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最后经人民政府批准,3个罪大恶极的汉奸被判处死刑,当场处决,并没收其财产,分给贫苦农民。这是晋城县反奸反霸的一次大发动。高平县三区农会组织全区2185人在18个行政村进行了34次反贪污、反恶霸和减租减息斗争会,其中反恶霸斗争会4次,反贪污斗争会23次,减租减息斗争会7次,共解决土地、贪污等问题120余件,群众依法收回小米862石,杂粮371石,收回土地235亩,收回房子98间,群众运动由基点村普及到一般村。群众斗争的重点已由初期的反贪污、反恶霸斗争转入到减租减息斗争上来。高平县在全县推广了三区群众运动的经验,并要求全县在学习三区经验时应注意三个问题:一是不要固守基点村,要同时兼顾一般村,在一般村可以先组织翻身小组,在其中发现一些积极分子,以他们作为联系群众的纽带;二是抽调基点村的积极分子,到一般村去指导群众斗争;三是基点村发动群众斗争,召开斗争大会时应有一般村的积极分子参加,让他们学习斗争的经验,提高阶级斗争的觉悟。阳城县委1945年6月底就在新解放的一区(城关)、七区(润城)全面铺开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运动。一区共有30个行政村,其中28个村是新解放区。这些村群众长期在日伪奴役和封建恶势力的统治下,对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心存疑虑,一是怕“变天”,二是怕地主恶霸反攻倒算。加上新区的地主恶霸势力很嚣张,公然散布“虎走山还在,有山虎还来”、“日本人垮了台,中央军还会来”等反动言论,威胁恐吓群众,对抗减租减息法令。针对这种情况,县委决定以安阳、宋王庄和水村为基点村,抽调得力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工作组发动群众、宣传政策、扎根串联,建立村农会,在群众运动中选拔敢于斗争的积极分子担任农会干部。在此基础上,建立群众拥护的村民主政权。村政权与工作组相配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恶霸地主,并同他们清算帐目,减少租息,使基点村的反奸反霸、减租减息运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9月,县委对反奸反霸、减租减息的工作进行总结检查,发现基点村的群众运动开展得好,进度快,成绩显著,但一般村的进度慢,群众运动声势不大,存在坏人破坏捣乱,抗拒减租减息法令等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县委及时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总结推广基点村的经验,派一般村干部到基点村参观学习;(二)进一步发动群众,坚决打击汉奸、恶霸、地主;(三)采取断然措施,改造村政权;(四)把反奸反霸、减租减息当作压倒一切的工作来抓;(五)群众运动同当前的秋收秋种相结合,干部要深入到群众中,白天抓生产,晚上搞运动。阳城县委通过再教育、再动员,新区的反奸反霸、减租减息运动出现起色,老区的查租查息工作也取得很大的成绩。短短的几个月,共斗争汉奸、恶霸171个,没收其土地4123亩、房屋423间、耕畜76头、粮食570石、其它财物折合银洋6.8万元。

  在反奸清算、诉苦复仇运动中,群众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日伪统治时期为非作歹、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及特务分子。1945年11月12日,高平县举行有5万人参加的公祭抗战死难烈士、公审汉奸大会,处决了伪情报班长、特种工作队军事组长和暗杀抗日干部及群众多人的伪区长。1946年2月,阳城县在水村、台头分别举行公审汉奸的万人群众大会,处决了伪剿共先锋队队长、伪自卫团团长、伪合作社经理等3名罪大恶极的汉奸。强大的革命声势,大大振奋了群众的革命情绪,使反奸反霸斗争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诉苦复仇运动进一步普及。同时,陵川县也召开了公审大汉奸杨志玉、公祭抗日烈士的万人大会。会上群情激愤,纷纷上台控诉杨志玉犯下的滔天罪行。

  1943年日军占领陵川后,杨志玉公开投敌,出任伪县长,为虎作伥屠杀陵川人民,曾将被抓捕的抗日干部、群众91人活活饿死于狱中。日军从陵川溃退时,又杀死被捕抗日干部14人。陵川解放后,杨志玉随日军逃往潞城县,出任潞城县伪县长。潞城解放时,杨志玉被俘获。公审大会后杨志玉被抗日民主政府判处死刑,就地枪决。据统计,这一阶段该县8个区,共开展斗争6894次,其中规模较大的区与区之间联合斗争127次,斗争汉奸、特务、地主恶霸6215名,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215名,没收汉奸土地4230.7亩,房屋214间,粮食2096石。全县585个村,反奸清算搞得好的有360个村,比较彻底的有205个村。随后县委又组织起300余名干部群众参加的“加油队”,分赴各基点村帮助开展群众运动。高平县的群众运动在两个月中,由6个基点村发展到31个行政村,参加运动的群众达4100余人。全县共斗争汉奸、恶霸8个,查获大小贪污案件101起,清债8件,群众依法收回小米1609.6石,小麦53.8石,杂粮385.4石,牛马3头,土地436.7亩,房屋138间。晋城县有47个行政村开展反奸反霸、诉苦复仇运动。其中仅5个村就有15000人参加了反恶霸斗争,迫使恶霸退出土地3720亩。到1946年春,晋城县反奸反霸群众运动进入高潮。为发动群众,县委提出“农民是一家,目标是汉奸和恶霸”的口号,实行宽严结合的方针,采取“挖后台”和“洗脸擦黑”的方法,使大部分顽伪人员放下思想包袱,向民主政府交待自己的罪行,认罪伏法。全县共斗争汉奸、恶霸、不法地主2500余人,除少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外,一般给予主动赎罪的机会,进行宽大处理。高平县总结了去年冬天开展反奸反霸斗争出现的偏差,组织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把斗争矛头直指汉奸、恶霸、特务。经过4个多月的斗争,全县734个村,有186个村开展了斗争,占总村数的25.3%,查出顽、匪、特1522人,并缴获部分文件和特务证件,挖出了隐患,教育了干部和群众。

  在群众运动中,晋城各县还根据行署命令,制定了没收汉奸资财处理办法:(一)没收的汉奸资财,除上缴县政府处理外,其它机关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理;(二)没收资财中的贵重物品,一律上缴行署,其它物品可由政府拍卖,干部不准购买;(三)没收的粮食,除一部分救济难民外,其余归入公粮;(四)已没收的资财限20天内造表上报行署,今后每月底上报一次;(五)没收的资财除用一部分救济难民外,其余上缴归公;(六)没收汉奸资财,必须开列清单,由被没收户签名盖章;(七)没收的资财,严禁私人随便使用,私人已取用者,必须立即追回。

  在反奸反霸斗争中,农民从实践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改造旧政权,推动群众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各县从村、区到县都成立了农会,制定了农会的组织章程、组织原则,规定了农会会员的权力和义务。农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雇农、贫农、中农及农村中一切反封建的社会力量,保护农民利益,组织农民生产,举办农村合作社,发展农副业,改善农民生活,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提高农民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参加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农会设主席、副主席、秘书、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晋城县农会会员发展到41800人,民兵发展到10448人。阳城县仅据53个村的统计,农会会员发展到8397人,占人口总数的13%。沁水县共有10424人参加了农会。陵川县农会会员发展到20910人,民兵发展到5238人。1946年5月1日,陵川县农会颁布了斗争纲领:(一)坚决拥护共产党、毛主席和抗日民主政府;(二)组织互助,集体劳动,打井淘池,防备灾荒,推广“金皇后”;(三)村村成立义仓、合作社,组织扁担队、纺织组、铁矿等副业生产;(四)训练纺织妇女,提高生产;(五)继续检查减租,保障佃权,反对地主夺佃;(六)继续清理旧债,实行减租、抽回押地;(七)汉奸、特务抢劫、讹诈农民的土地、财产、牲畜,要无条件退还,赔偿损失,对谋害抗日干部、群众的反革命分子要报仇伸冤;(八)已分配给贫苦抗属、贫农、赤贫的汉奸土地、社地、庙地、绝户地、祠堂地、学田等,向政府税契后,保障其土地所有权;(九)取消斋公会、七佛会、圣人道、庙道会等迷信团体;(十)增加雇工工资,使一个雇农能养活一个半人;(十一)扩大农会,克服关门主义;(十二)壮大巩固民兵,会员要积极参加民兵,保卫斗争果实;(十三)村干部要实行民选,会员对村干部要有权监督和批评、爱护。农会斗争纲领的颁布和实施,巩固了前一阶段减租减息的成果,沉重打击了汉奸、恶霸、特务、封建地主的势力,体现了翻身农民渴求土地和当家作主的愿望。

  从1946年2月开始,晋城各县新解放区群众运动的重点陆续由反奸反霸、诉苦复仇转入减租减息。2月3日,晋城县委召开区干部会议,在总结反奸反霸运动的基础上,部署了减租清债运动。会后,县委、县政府组成工作组开始进驻各村。为了确保全县群众运动顺利开展,县委、县政府先在保伏、天水岭等村进行了减租清债试点。其中天水岭村群众斗倒“同泰会”事件,成为晋城各县群众闹翻身的一个突出典型。

  天水岭位于晋城县南部,全村132户。由该村7户地主组成的“同泰会”,放粮放债,春放秋收,利息一加三(荒年一加五),到期贫苦农民缴不起租息的,“同泰会”就根据自己制定的“特别法律”,没收债户的土地、房屋。几年灾荒中,“同泰会”的土地增加了5倍,并在没收农民土地、房屋及其它敲诈中,逼死人命85条。晋城解放初,由于发动群众不充分,天水岭的反奸清算斗争曾走了过场,群众没有得到实惠,意见很大。1946年3月开始进行“再清债,重翻身”,方法是苦人找苦人,债户联债户,实现债户大团结;发动债户小组诉苦,以苦引苦,以痛引痛,再由小组诉苦发展到大会诉苦,形成对“同泰会”罪行的群众性大控诉。全家被逼死9口人的赵清泰等人以哀歌的形式,在大会上一字一句地对“同泰会”的罪行进行了血泪控诉,激起了群众极大的义愤,到会贫苦农民由苦到痛,由痛到恨,由恨到愤,纷纷大胆地站出来与封建地主进行面对面斗争。说理斗争后,又从“同泰会”头目赵敬文家里搜出几十本帐簿,结合帐目进行了具体的清算。最后,把罪大恶极的赵敬文交给政府依法处决。在这次斗争中,广大农民打碎了所谓“良心”、“命运”的枷锁,收回了被剥削的土地和粮食,雪洗了多年的血泪仇,彻底翻身得解放。土地关系的改变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在春耕生产中,全村132户劳动力组织起来,开展了生产互助运动。中共太岳区党委组织部长郭钦安,在当年5月15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太岳版)上,发表了题为《天水岭斗争给了我们些什么教育与启示》的文章,指出要把农民从封建制度的枷锁下解脱出来,必须领导农民自己起来救自己,必须放手大胆地发动群众,贯彻减租减息政策;而要充分发动群众,就要研究领导方法,启发群众自觉性,特别要真正发动基本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了,就会正确的掌握政策,而且会把翻身斗争转向生产斗争,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

  高平县一区群众斗争了恶霸地主僧祖运。僧祖运是金峰寺的一个和尚,他占有耕地300余亩,拥有佃户几十家,长期利用宗教愚弄当地的群众,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在斗争大会上,80多岁的雇农何保则带头诉苦。他说,给僧祖运当了20多年长工,受尽了欺凌,看我老了,便把我赶出庙门,成天在外讨吃要饭。要不是共产党来了,我早就饿死了,共产党真比我亲爹娘还亲。参加会议的群众不断高呼“打倒僧祖运”、“跟着共产党走”等口号,纷纷上台揭发僧祖运的问题。这次斗争共揭发出地租剥削41件,恶霸问题360件,清算出小米820余石,退出的760亩土地全部分配给金峰寺周围52户无地少地的农民。

  在新解放区重点开展反奸反霸、减租减息的同时,老解放区重点对减租减息进行了深入的检查。晋城老解放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触动了封建势力的基础,部分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但由于群众发动不充分,所以运动发展不平衡。据阳城、士敏等县对540个村庄的统计,群众发动比较充分的村庄只占总数的34%,不充分的却占43%。事实表明老解放区的查租查息势在必行。通过“双减”复查与减租清债相结合,从1946年1月到4月,晋城各县的群众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阳城全县175个行政村共夺回土地32857亩,粮食31546石,牲畜2403头,大多数贫苦农民都获得了利益,获利户占到总户数的50%。晋城县天水岭村经过减租清债,使该村93户贫农很快有6户上升为新富农,6户上升为富裕中农,77户上升为中农。

  1946年4月13日至30日,太岳四地委在阳城县召开群众工作会议,总结全区诉苦复仇和减租减息工作的经验,布署今后的工作。会议指出,从上年12月开始截至今年4月初为止,在新解放区重点开展了诉苦复仇运动,在老解放区引深了减租减息,全区90%村庄的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会上介绍了晋城县群众工作的经验:他们用政治教育引路,通过算帐找穷根,挖富根,弄清谁养活谁,坚定了群众跟共产党、毛主席走的决心;他们团结依靠积极分子,认清没有积极分子就没有骨干,也就不会有群众运动。群众运动要靠共产党的主张、老百姓的力量、积极分子的榜样;他们通过在运动中算一次翻身帐,真正划清了农民与地主的界限,使群众真正树立起主人翁的思想,把劲头使在生产上,所以翻身能翻个透。会议确定了下一步的工作方针是:启发群众自觉,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将减租清债和增产运动继续引向深入。

  太岳四地委群众工作会议后,晋城各县相继召开了群众工作会议,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认真总结反奸清算、减租清债工作的经验,并查找存在的问题。高平县在减租清债运动中开展“找苦根”、“挖穷根”活动;在反奸除霸运动中,开展“找主谋”、“追后台”的活动,扫除了障碍,使群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其经验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新华日报》(太岳版)为此发表了题为《“后台”与“老根”》的评论文章,专门介绍他们的作法,指出高平开展这一活动,是群众觉悟步步提高,政治经验天天增长的表现。翻身后的农民,只有紧跟共产党走,才能彻底摆脱贫穷,走上富裕之路。高平的经验,值得在算“翻身帐”和“胜利帐”时参考和运用。但应注意“挖老根”、“追后台”不能脱离现实,群众迫切要求斗争的还是当地的地主恶霸。因此,在诱导启发追究穷根中,不要不顾群众的觉悟程度,硬将群众的思路引到不能亲眼目睹的远方,而忽视了眼前的利益。沁水县在减租清债运动中,共斗争地主205户,农民共收回土地25763.6亩,房屋14448间,牛139头,驴1905头,粮食27305.7石,现洋14488元,使3040户无地少地、无房缺房的贫苦农民程度不同地获得了土地和房屋。总之,晋城各地减租清债的成绩是巨大的,但问题不容忽视,一些运动较深入的村庄,虽然土地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在干部中还程度不同的存在着包办代替的思想,以及认为运动已经搞得“差不多”,可以松一口气的态度。正像太岳区党委组织部长郭钦安在晋城县群众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那样,群众路线和包办代替两条路究竟走哪条路?要走群众路线,教育群众真正懂得自己救自己的道理,群众发动起来了,胜利就是我们的。

  (二)生产热潮的高涨与互助合作运动的兴起

  随着新解放区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开展和老解放区不断深化的“双减”复查,新老解放区的绝大多数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田地,这无疑大大削弱了封建残余势力的影响,提高了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激发了农民发展经济、搞好生产的积极性,一个空前高涨的生产热潮伴随着政治斗争在晋城解放区逐步展开。

  早在1945年10月至1946年2月,太岳行署就连续发出了关于搞好秋季生产、冬季生产和春耕工作的指示,指出,八年抗战,解放区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极大,只有大力发展公私生产,才能渡过难关,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要求全区的生产总方针是以农业为主,工业运输为辅,争取做到“耕三余一”(耕种三年余一年的粮)。1946年1月和6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太岳行署又先后召开生产座谈会和太行、太岳铁业会议,对1946年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作了具体的部署。

  从1945年冬开始,陵川县制定了发展互助合作,消灭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业产量的政策,以及开生荒五年、熟荒三年不出负担等奖励办法,结果出现了村村组织变工队,户户参加互助组,父子争当劳动英雄,兄妹上山开荒种田等现象。县级机关、团体、学校、区公所等非生产单位也利用空闲时间开垦荒地,解决单位的菜粮补助。生产热情的高涨带动了耕地面积的增加。据统计,陵川县耕地总面积从1944年的320110亩增至1947年的422410亩,三年时间净增耕地102300亩。

  在农业生产中,晋城各县大力提倡"深耕细作",改良品种,在恢复战前农业生产水平的基础上,提高了粮食的产量。各县在春耕开始前,普遍召开有各区、村干部、劳动英雄参加的春耕生产动员大会,推广从外地引进的优良品种和生产新技术。陵川县委、县政府为解决农民在战后牲畜和农具短缺的情况,恢复了各集镇由于战争完全停止的庙会,并将庙会更名为牲畜农具交易大会,吸引境内外的群众到各集镇销售牲畜和农具,拓宽农民购买牲畜、农具的渠道。还制定了保护与奖励畜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先后发放购买牲畜贷款64.95万元,从外地购回牲畜和种畜121头。1946年春,陵川县的金融机构冀南分行为解决农民生产资金严重缺乏的问题,向农民发放生产贷款300万元(冀钞),县里还把仓库内的5000斤棉花廉价卖给农民。贷款重点支持贫穷的农民,克服了以往平均分配的现象,确保发放的贷款真正能用于农业生产。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技术水平,陵川县组织农业技术干部到长治进行集中培训,学习棉田管理,病虫害防治,特种作物管理,植树造林,改良品种等实用技术。同时,县政府建立起了农业技术推广场,重点研究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场种有17亩试验田,对金皇后玉茭、母鸡嘴谷、气死风谷、糖萝卜等优良品种进行试种,并在调茬、换种、浸种、拌种、抗旱、抢种、补种等方面进行改革试验。农业技术推广场先后在全县推广了1969小麦、白流沙谷、紫杆白谷、狼尾巴谷、白洋谷、瓦青谷、青皮谷等优良品种,以及一系列实用农业新技术,对全县的农业生产起到了示范指导作用。陵川县委还在1947年春耕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了生产发家的十大计划:(一)人人要参加互助组,依靠集体力量,由穷变富,剩余劳动力从事副业生产;(二)所有土地至少犁一遍,做到不闲牲口;(三)精耕细作,地里无草,锄一搂二,每亩增产五升细粮;(四)每亩上草肥30担,圈粪10担,一半以上地上追肥一次,所有积肥全运地里;(五)每户种一亩小麦;(六)一户一辆纺车,十户一架织机,每户纺织12斤棉花;(七)一、三、六、七区消灭荒地,二、四、五区不准有新荒地;(八)平均每5户喂一头猪,每百户喂一头母猪,每人养一只鸡;(九)一、三、六、七区每人栽活一棵树,二、四、五区每户保证栽活一棵果木树,每村种半亩大黄、党参;(十)恢复苇地,不荒一棵桑树。十大计划使陵川翻身农民发家致富的目标细化和具体化。士敏县一区提出种棉超过户均一亩的要求,全区2049户人家,实际种棉4506.8亩,每户平均2亩多,为保证军需民用奠定了基础。阳城县政府制定了新种棉田三年不出负担的政策,使棉田面积逐年扩大,植棉地块由差到好,植棉技术普遍提高,棉田的经济收益是粮田的14倍。1947年全县产棉70万斤,比上年增产49.9万斤,人均棉花3.5斤。除留足冬用棉絮外,可织布28.5万匹,实现了穿衣自给。

  实行减租减息和“双减”复查后,广大农民从发展生产的需要出发,迅速掀起了互助合作的高潮。晋城各县普遍组织了互助组、变工队。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组织的互助组有8000多个,入组人数达15.9万人,占全部人口的约17%,耕地面积扩大了1万多亩。使1946年夏秋两季各县农业获得大丰收。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各县因地制宜,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办法。晋城县为解决因参军参战、民兵大练武造成的农村劳动力短缺的矛盾,根据各家各户人力、畜力的强弱,合理搭配生产要素,民主评定负担,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组成统一记工、统一结算的变工互助组,这样既解除了参军参战人员的后顾之忧,又发展了生产,做到支前生产两不误。阳城县注意发挥广大妇女在互助合作中的作用,让她们主动肩负起男性青壮年参军支前后留下的重担。从春种秋收到纺花织布,妇女处处走在前头。匠礼村的妇联会秘书杨小林办起了阳城第一个妇女互助组后,全县又相继办起14个妇女互助组,到1947年3月,阳城县的妇女互助组已发展到52个,有80%的青年妇女参加了劳动互助。阳城县委还针对劳动互助中存在的干部强迫命令,互助不互利,脱离实际按区划片,把互助组当成农村基层行政机构等问题,及时总结经验,纠正偏差,按等价交换的原则对互助组实行整顿,使互助合作运动健康发展。

  在工业生产方面,晋城各县重点发展了制铁业。过去晋城、阳城、高平的铁货曾驰名全国,由于日本的侵略,制铁业一落千丈。晋城解放后,民主政府发放无利息贷款6万元,贷麦400石,贷米100石,贷铁6万公斤,扶持起铁炉40多家,其中马庆村11家,五家窑6家,叶家河14家,庞圪塔2家,潘圪塔2家,冶河1家,南庄3家,司匠2家,翟河底1家,经营形式包括私营独资、合股经营、公私合办、公家独办等形式。1945年后半年即生产出铁货50万公斤,到1946年5月,晋城一县即有两万铁业工人复工,所产铁货远销到北平、天津、河南、河北、山东、皖北、苏北等地。仅南寨街就恢复了铜匠炉、打剪炉、打刀炉、制锁炉、制烟袋炉、头管炉、铜盆炉30多家。高平县政府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通过发放无息或低息贷款、贷小米等措施,积极扶持和引导群众搞铁业生产。据统计,到1946年底,仅陈土区一带就办起铁业社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高平三甲镇,战前系乡村工业区,有铁厂23座,有工人500余人。日本侵占后,铁厂全部倒闭,工人全部失业。在政府扶持下, 9座铁厂很快恢复,100余名工人复业,并于1946年8月成立了工会和商会。阳城县在大力恢复传统名牌产品犁镜生产的同时,还注重发展陶瓷业。后则腰村360余户,过去主要依靠制造瓷器生活。抗战前全村有瓷窑160余座,用工400余人,战争中大部分倒闭。解放后迅速恢复瓷窑60余座,用工220余名。此外,各县的公营煤窑和私营煤窑也恢复到战前的四成。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还在陵川县的吕家河投资建设了人民造纸厂。该厂共有厂房150间,大纸池16个,工人110余名,日产纸张130刀(每刀100张),主要供边区党委政府印刷《人民日报》用。

  在商业贸易方面,晋城各县的党委和政府采取了放手发展的方针。晋城是白晋、晋博、晋阳三条公路的交接处,也是上党煤铁蚕丝的生产中心,具有发展商业贸易的优越条件。晋城的城关、大阳、东沟、拦车,阳城的城关、润城、董封,高平的城关、马村、寺庄,士敏的端氏等11个村镇都设有贸易货栈和保障城乡供给的大商店。晋城的煤炭公司,阳城的硫磺局等机构,大量输出煤炭、硫磺、生铁、铁制品、蚕丝、瓷器等物产,换回食盐、棉花等生活用品。民主政府还大力扶持发展纺织业和榨油业,使手工业生产和市场贸易呈现出一派蓬勃繁荣景象。晋城县民主政府为了促进私营商业的发展,针对业主存在的怕群众清算,怕被公营商业挤垮,怕伙计们算旧帐的“三怕”思想,提出了“三保证”:保证群众不斗争不损害工商业者的利益,保证取消公营商店的特殊权利,保证店学徒不算旧帐,同时也要求业主不能违法苛待或随意开除学徒。这些措施打消了私营商业主的顾虑,经营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半月内黄华街的私商就增加了65家,私营工商业总数达到145家,名牌“泰山义”剪刀也恢复了生产。陵川县委、县政府加强了对各行政村合作社工作的领导,清除了混入合作社的坏人和投机商,克服了单纯盈利的观点,将工农合作社、怀庆合作总店二分社、群丰纺织工厂合并改组为陵川县联社,同时各区也成立区联社。联社成立后,全县合作社很快由原来的622个增加到899个。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晋城各县的工商业联合会也相继成立。

  晋城各县在大生产运动中发展手工业合作社和商业合作社经济的经验也引起了上级部门的注意,太岳经济四分局编印了《阳城的合作社》一书,向全区介绍推广阳城的作法。书中说,合作经济是在1943年春,群众得到减租减息利益之后出现的,到1944年开展大生产运动,各区的合作社才普遍建立。1945年春陷于停止状态,部分地垮了台。这是由于在大发展时期,一部分合作社缺乏群众性基础,但在秋后又活跃起来了,开始大量发展纺织、运输合作社组织,到1945年底,阳城共建立了120个合作社。据对100个村的合作社及三个区联社的统计,它们共拥有社员30753人、股金1053万元;85个村的纺织合作社,共拥有纺妇17892人、织妇7364人、纺车15657辆、各类织机5093部;80个村的运输业合作社,参加总人数为10725人,年蠃利145.2万元。该书重点介绍了东冶、孤山等12个合作社的典型经验,并对合作社在根据地军民抗灾渡荒,解决军需民食,支援前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做了高度的评价。

  (三)为保卫胜利果实开展的练兵运动

  晋城解放区在抓好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的同时,还广泛开展了练兵运动,为可能发生的全面内战做准备。驻晋城的太岳部队从1946年初开始练兵。练兵以政治训练为先导,针对部队中存在的糊涂认识,进行时事教育和人民军队本质教育,采取领导讲解和群众讨论相结合的办法,结合忆苦教育,提高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认清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必须看清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克服贪图安逸,和平麻痹思想,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军事训练主要是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运动,开展以射击、刺杀、投弹、爆破为主的技术训练和近战、夜战训练,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技术素质。

  与此同时,晋城各县的民兵,根据太岳区武委总会的部署,也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整编训练。整训之一,是认真进行审查改选,通过裁撤淘汰,吸收发展,增加了民兵中贫苦农民的成分,提高了民兵的政治思想、阶级觉悟素质。整训之二,是进行爆破、投弹、射击、实战演习等科目训练,全面提高民兵军事素质。经过整编训练,晋城地区的民兵总数大为增加,由原来的1万余人增加到3万多,占人口总数的3.6%,民兵的战斗力也显著增强。此外,晋城各县还按太岳武委总会的命令,成立了民兵轮战队或野战队,以准备随时开赴前线作战。

                                   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