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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2017-07-10 22:18来源:晋城党史网浏览数:1106 

(一)“大跃进”的全面展开

  晋城各县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于1957年底。这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反冒进”的讲话,山西省委一届二次全会通过了《山西省十二年农业发展规划(修正草案)》,受这两个文件的影响,晋高阳陵沁相继召开了规模空前的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党员、干部多达1万余人。与会人员在各地提前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形势鼓舞下,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大反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各县县委对许多领导干部和群众中出现的骄傲自满、急躁冒进情绪不仅没有抑止和纠正,反而要求继续克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右倾思想,大反保守主义,确立“人定胜天”和“事在人为”的观念,积极为明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作好准备。受其影响,各县会议分别修订通过了不切实际的十二年远景规划,使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由政治思想领域蔓延到经济领域。

  12月,长治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结合检查全区正在开展的全民整风运动与生产建设高潮,落实明年农业生产“大跃进”指标。经过自上而下的发动,高平县确定了1958年计划粮食平均亩产200.5公斤,较上年增加33.8%,争取亩产250公斤。其余4县均要争取达《纲要》(粮食每年亩产平均200公斤为达《纲要》,每年亩产400公斤为过“长江”)。会后,长治地委第一书记赵军、副专员孙立功等亲自到晋城县督促检查,组织全县党员干部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鼓励用“大跃进”精神与右倾保守思想作斗争,尽快掀起以兴修水利,改革农具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建设高潮。据统计,1957年冬至1958年春,5县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劳力超过30万,占劳力总数的70%以上,开工的水渠、水库、水井、塘坝等工程达6千多项。

  1958年1月1日,《山西日报》发表了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鼓足社会主义的干劲,争取农业生产大跃进》元旦专文。5日,又配发了题为《保守思想面面观》的社论,认为“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农业生产能不能大跃进,主要的问题在于有没有大跃进的决心;只要有了大跃进的决心,才能有大跃进的措施和指标”。1月下旬,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南宁会议提出的“苦战三年,使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口号,发出《关于今年春节前后开展宣传运动的通知》,号召全省人民鼓足干劲,猛烈“跃进”,迅速向社会主义和大自然进军。《通知》对全省农业、工业等方面提出了被中央视为保守而实际上难以实现的高指标,要求各地生产计划要有“三本帐”(即原定生产计划指标、跃进生产指标、再跃进生产指标)。

  根据省委的通知精神,1958年春,晋城各县各系统先后召开大跃进动员大会,工农业生产一时出现了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形势。工业方面,贯彻中央双反(反浪费、反保守)精神,掀起了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制订了地方工业“跃进”计划,社社兴办小工厂,1958年工业总产值要比1957年提高50%以上,两年翻一番,4年赶上5年超过农业总产值。农业方面,层层落实粮食生产“跃进”计划,将任务指标分解到队,以产定包一年不变;积极推进工具改革,推广新式农具,立夏前完成人造茅粪3000万担以上的任务;全民总动员杀虫灭害,三年实现粮食无虫害;大力发展畜牧业,大牲畜做到社社足用有余,猪羊禽蛋成倍增长。林业方面,提出一年绿化全境,完成荒山播种170万亩;零星植树24200万株,人均200株;压桑60500万株,人均50株;栽苹果树363万株,梨树400万株,核桃树363万株;采集树种7865万公斤。此外,每个农业社种苗圃2至5亩,每户花盆育苗3至5盆。为了适应各行各业的“大跃进”,各县县委还提出组织工作“大跃进”,95%以上的党支部和76%以上的党员订出了“跃进”计划,党支部、党员之间开展了组织工作“大跃进”竞赛活动。

  3月至4月,长治地委、专署根据省委、省人委不断加码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对全区“大跃进”工作进行了评比、排队,致使各县连续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批判右倾保守,层层修订生产计划,不断调整“跃进”指标,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情绪日益膨胀,“大跃进”气氛越来越浓。

  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各条战线再次掀起“大跃进”高潮。

  晋城境内各地按照省、地委指示,开展了规模巨大的宣传活动。5县的宣传大军接近30万人,占总人口的25%,采用说、唱、写、画等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号召广大干部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把推动工农业生产和全面建设工作的“大跃进”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同时,各县县委召开“大跃进”促进大会,评选出开展“大跃进”以来各条战线涌现出的先进单位和模范个人,树立标兵,以模范和标兵为榜样,开展力争上游,反对下游;多快好省,反对少慢差费;大胆创奇迹,反对右倾保守的劳动竞赛活动。

  6月3日至17日,5县主要领导参加了长治地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以总路线为武器,再次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继续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计划。地委书记赵军要求各县领导要彻底解放思想,大胆破除迷信,猛烧“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五气”(官气、暮气、阔气、娇气、奢气),组织领导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会议期间,各县组团参观了地委举办的工业、农业、文教卫生、财贸、交通运输、政法六大战线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后,各县的“大跃进”高潮迭起。

  在农业战线,5县确定1958年粮食总产突破10亿公斤大关,比1957年增长1.5倍,力争达到12亿公斤。为落实这个在当时条件下异想天开的指标,各县打破了以往抓生产的惯例,一次次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群众运动。6月18日,全区蚕桑生产进军大会在沁水县端氏召开。确定在已有670万株桑树,产蚕128万公斤的基础上,1958年至1959年,保证完成栽桑10亿株,争取到1967年养蚕在数量、质量上超过日本。6月24日,高平县委、县人委组织各乡党总支书记、农业社主任、生产队长、技术员以及县直机关团体、学校、工商界负责人,在寺庄乡王报先火社召开两头见星星(早上不明起早,黑夜散会回家)小麦丰产验收、观摩现场会,批判了部分干部认为小麦是低产作物,不能高产的论调,制订了1959年小麦亩产300公斤的增产指标。7月12日,全国杂粮促进现场会在高平召开。出席会议的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山西10省区的负责人和农业科技专家,参观了寺庄、箭头、北诗、城关等乡镇的谷子、玉米、高梁生长情况。国家农业部部长助理程明轩代表农业部对高平的农业工作给予了肯定,要求学习推广高平种植杂粮的经验。受其影响,5县相继开展了苦战30天,完成秋粮三浇、四追、五锄任务,为亩产1000斤,争取1500斤,夺取农业大丰收的群众性突击运动。在运动中,各县采取两条措施,保证粮食丰收。一是成立秋禾后期加工指挥部,由县委第一书记任总指挥,书记处书记任副总指挥,下设职能股、室,加强领导;二是开展争夺红旗竞赛活动。各县先选出几个条件较好的乡,将红旗预赠到这些乡,如果其它乡保质、保量、超额完成了计划,超过这些预赠乡,由预赠乡隆重地将红旗送至超过的乡。完不成任务的乡,要受到县委批评,追究领导责任。以此类推,乡里将红旗预赠给农业社,农业社再预赠给生产队,层层开展争夺红旗竞赛活动。1958年冬,为响应地委深翻土地总动员令,50天内各县组织了3次大战役,将5县200多万亩秋地普翻一尺以上,其中有一半耕地“深翻三尺”。1959年2月,晋城、阳城两县互下战书,开展竞赛。晋城县工农业总产值1959年要比上年翻一番半;阳城县钢铁要翻三番,粮食总产达5亿公斤,油料总产2000万斤,棉花亩产达到100公斤,人均收入500元。3月,晋东南专区(原长治专区1958年11月改称晋东南专区)在晋城县高平公社(1958年11月至1961年5月,高平县曾并入晋城县)召开小麦竞赛和土地园田化现场会,要求全年实现百万亩小麦亩产400公斤,300万亩耕地实现园田化。

  在农业战线“大跃进”的同时,工业方面也制订了“跃进”计划,提出了“大力发展地方工业,提前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1958年,5县工业总产值计划增长速度为192%,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钢计划增长199%,生铁增长165%,发电量增长101%。为了达到设定的计划指标,各县提出“土洋结合,抓紧进度,分秒必争,因地制宜,遍地开花”的口号,大办小型工业,一年内共建立县、乡、社工业企业5490个,平均每天建立15个企业。为解决资金问题,各县分别开展了工业集资运动,大挖群众的底财,甚至连猪、羊、树木、砖瓦都作为集资折款,名为集资,实际上是搞了“一平二调”。

  与此同时,财贸、教育、文化、艺术、卫生等各行各业全面制订“大跃进”计划。财贸部门调整了机构,减少了流通环节,实行工农商三结合,扩大商业网点,精简人员支援工农业生产。教育系统在教师队伍中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号召师生走又红又专道路,反对不问政治埋头业务的“白专”道路,抽调机关、企业、部队转业干部充当中学班主任,称为“红旗班主任”。召开教育工作者积极分子誓师大会,决定1960年普及初中教育,1965年普及高中教育,10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大办农业中学和各种职业学校、农民技术夜校,大搞勤工俭学,劳动办学。两年内全部扫除文盲,突现文教工作“大跃进”。文化方面,提出文化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制订了今后文化发展规划。1958年12月21日,地委召开全区文艺工作大跃进誓师大会,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群众性的文艺工作大跃进运动”。著名作家赵树理参加会议并讲了话。卫生战线,开展了灭“四害”运动,力争实现无老鼠、无麻雀、无蚊子、无苍蝇的“四无”县。1958年11月,地委在晋城东四义召开除“四害”讲卫生大会,东四义被评为全区卫生模范,奖给锦旗一面,奖金1000元,晋城县被评为卫生县,阳城和沁水被评为卫生先进县。1959年11月下旬,国家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和副省长王中青等到晋城东四义、周村、高平米山等地进行了考察。

  “大跃进”的调子越来越高,发展速度一时成了是否执行总路线的判断标准。受《人民日报》提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影响,晋城各地陆续出现了放“卫星”行为。晋城县高都红色人民公社放出了玉米“卫星”:声称第二大队韩和尚种植的一亩玉米产量达1684公斤,北焦庄小队陈立和种植的一亩玉米产量达2056公斤,而第一小队王成土种植的一亩玉米产量更高达3521公斤。高都信用社一夜之间蓄储130万元,柳口信用社一年进入共产主义。此后,接连出现亩产万斤粮,日产万吨钢的报道。在卫星越放越大,越放越奇的情况下,各县县委仍然提出要大破右倾保守思想,“拔白旗,插红旗”,致使不少说大话、搞浮夸的单位和个人插上了“红旗”,受到了表扬,一些实事求是,不敢浮夸,不愿蛮干的单位和个人,被拔了“白旗”,受到批判,导致浮夸风愈演愈烈。

  1958年冬至1959年夏,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各县按照中央精神,在省、地委的领导下,一度曾进行了纠正的尝试,但时隔不久,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由于中央领导层的认识不一,会议又由纠“左”转为反“右”,通过了《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8月21日至9月13日,山西省委召开一届十二次全委会议,作出了《关于响应党的八中全会号召,为提前和超额完成1959年国民经济而奋斗》的决议。9月20日至10月20日,晋东南地委和晋高阳陵沁各县委分别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集中开展了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线为中心的整风运动。1959年冬至1960年春,在各县开展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整风运动,有数千名所谓存在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干部受批判,又把一些敢于讲真话、提批评意见的人,当做攻击党的领导、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错误的打击。结果助长了个人专断,投机取巧,阿谀奉迎等不正之风的蔓延,使反右派斗争之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进一步升级,党内民主生活进一步遭到严重损害。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之后各地开展的“反右倾”斗争,助长了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1959年8月,各县又掀起第二次“大跃进”高潮,一直持续到1960年10月,前后共达14个月之久。

  农业方面:第一,一度受到批判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重新盛行起来。在农业面临危机,粮荒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继续高估产,高征购,加之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使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5县农业总产值3.4亿元,比上年减少5400万元,粮食总产量3亿公斤,比上年减少  8300万公斤。由于粮食大幅度减产,不少地方除完成征购任务,连种子、饲料、口粮都无法保证。在口粮短缺的情况下,一个接一个的搞大会战,高强度劳动,导致群众中发生了浮肿病。1960年5月,仅高平县的浮肿病患者就达3171人,占总人口的1.1%。在这种情况下,仍有人在说假话,为了完成征购任务,采取巧磨、巧做、巧说、巧算、巧保管,所谓的“大红、大勤、大巧”办法,还美其名为计划用粮节约备荒运动。通过对阳城县隐瞒粮食产量的揭露和批判,又开展了强迫农民交征购粮的翻锅底运动。1960年11月6日,晋城县高平公社北诗工作区某党委书记,发现全区粮食亩产只有258斤,比他在会上报的亩产281斤少了23斤,一时头脑发热,立即召集各管理区支书、主任开会,要求必须把短缺的23斤粮食寻回来,否则给予处分。在工作区党委的压力下,各管理区支书亲自督战,派民兵夺门拧锁、扒高跳墙到社员家中,翻箱倒柜,刨地挖坑,突击搜查,甚至发生了打骂群众现象,共搜查760户,占整个工作区总户数的20%,将搜查出的粮食、油料、蔬菜全部当做征购任务。第二,继续调动农村劳动力盲目搞“大办”。1959年秋后,5县掀起大办水利热潮。动工修建的水库、渠道、水井、机灌工程1100 余处,长年投入的青壮年劳力达30多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70%以上。农村另一支劳动大军一直坚持战斗在社办企业的“小洋群”、“小土群”,占劳动力总数的15%。此外,各县还有一批林业大军。1960年,为实现“树雄心,立壮志,三年实现园林化”的宏伟目标,晋东南地委给每个县下达20万亩造林任务,1亿株植树任务,要求实现核桃株产几千斤,花椒株产1000斤梦想。当年上报完成造林819万亩,后核实只有2.1万亩。第三,由管理区基本所有制向公社基本所有制强行过渡。1960年1月,5县先后进行了小社并大社。晋城巴公公社作为第一批向公社基本所有制过渡的试点。4月,陵川附城公社、阳城町店公社也由管理区所有制过渡到公社基本所有制。过渡中出现了向管理区随意摊派资金,抽调劳力与土地,以及其它“一平二调”的错误。至11月,据不完全统计,5县共平调管理区和生产队的各种农具、牲畜、劳力、车辆、房屋等总价值达5000万元。第四,“民有怨言”的公共食堂又发展起来,农民欢迎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被强令取消。早在1959年上半年,在纠“左”过程中,5县曾解散了部分公共食堂,这本是符合群众意愿的举措。但是,开展“反右倾”运动以后,各地又掀起了大办食堂的热潮。截至1960年3月底统计,5县总共办起了6569个公共食堂,参加食堂的农户占到总农户数的87.4%。1959年整社整风中实行的定产、定征购、定人员以及总额分成、超产奖励、劳动定额等农业生产责任制,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破坏集体化,为了使人民重新过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穷的不平等生活”,再次受到严厉的批判。

  工业方面:1959年第四季度开展了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竞赛活动,1960年第一季度开展了“开门红”、“月月红”活动,第二季度开展大战“红五月”活动,第三季度开展为“七一”和国庆献礼活动,如此等等,各种活动一个接一个持继不断。同时,为了实现高指标,首先是盲目增加投资。1959年、1960年5县投资总额分别达4185万元、6029万元,是1957年的4.7倍、6.7倍,其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由“一五”期间的16.3%上升到78.7%和82.6%。工业生产的盲目发展,必然要求更多的人力投入,结果占去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造成农业生产的萎缩。其次,大力兴办“小土群”、“小洋群”运动,提出“五小成群”(即小煤窑、小铁矿、小高炉、小转炉、小铁路)的口号,有些地方还要求兴办小化工、小水泥、小机电等,掀起了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浪潮。到1960年的2月,据晋东南专署统计称,全区已有冶金、煤炭、机械、电力、轻工、建筑、铁路、邮电、地质等部门的30项技术经济指标赶上了全国先进水平,18项技术经济指标赶上了全省先进水平。陵川礼义铁厂的生铁成本到1960年2月14日降低到每吨48.24元,比全国生铁成本最低的四川省万福铁厂平均每吨75元还低26.76元;阳城北留及晋城钢铁厂等高炉生产的生铁合格率达到100%,获得大面积优质高产;阳城应朝铁厂4立方米高炉白煤炼铁的利用系数达到6吨多,超过全省小高炉利用系数为4.96吨的盂县五五机械厂;原煤含坩率、全员效率、块炭率和坑木消耗等4项指标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原煤成本在全省最低;阳城后则腰陶瓷厂烧成时间降低到56小时,超过唐山陶瓷厂126小时的全国先进水平;晋城土岭糖厂的出糖率达到18%,超过甘肃省14%的全国先进水平;晋城酒厂的白酒出酒率、沁水端氏机械厂粮油车间的棉籽出油率也分别以55.4%和25%跃居全省第一。工业“大跃进”造成的严重浮夸、乱改乱攀现象,不仅使国有资源和社会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且助长了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严重泛滥。

  文教卫生方面:在各县经济实力不强,农业生产不过关,难以负担太多的非农业人口的情况下,这些部门在“反右倾”运动中,也进行了超越实际能力的“大跃进”。1958年到1960年3年间,5县各类学校由“一五”期末的2681所增至3277所,其中,新增中专11所,中学90所,在校学生由1957年的16.5万人猛增至26.8万人。而且,还办了一大批所谓“红专大学”、“县社农大”、农校等。卫生单位由389个激增至738个,卫生技术人员净增1万多人。科技部门提出苦战3年,基本改变科技落后面貌。甚至文学艺术方面,也像全民大办钢铁那样,大搞群众运动,争取在文学、戏曲、音乐、学术等各个领域放出“卫星”。

  二、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晋城各县的工业“大跃进”,以“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为中心全面铺开。1958年上半年,5县各乡、社已经办起了数千个土冶炉。这年5月,阳城应朝铁厂技师付树昆等用土高炉、冷风、无烟煤,炼出优质灰生铁,被专家评为“突破古今中外炼铁的陈规,揭开我国炼铁史上新的一页”。①《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山西日报》都在显著位置予以报道,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6月13日,全省工业协作会议将全省钢产量的计划提高到50万吨,铁90万吨,要求各地(市)、县大力兴办1.5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并提出“全党全民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争取全省钢铁产量实现‘大跃进’”的口号。7月8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全区工业大协作会议,决定全区钢铁生产按照“土洋并举”、“钢铁并举”的发展原则,全年要建成 236个小高炉,200个大高炉,计划产铁60万吨。为了完成省、地下达的钢铁生产任务,8月初,晋城各县相继开展了收购废钢废铜的突击运动。县乡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全民发动,昼夜搜寻,家家被翻箱倒柜,有的地方甚至提出“掘地三尺,搜集钢铁”口号。短短半个月时间,5县收集废铁830万公斤,废铜41万公斤,其中,一些地方把群众用的锅盆等炊具也当做废铁收购,多数地方都发生了硬摊硬派、强迫命令现象。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要求迅速掀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炼钢运动。会议还未结束,山西省委就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扫除一切障碍,大干快上,来一个钢铁生产“大跃进”。

  9月8日,长治地委召开钢铁“卫星”单位座谈会。会议通过对阳城应朝、陵川礼义、高平云泉等地建炉速度快、生铁产量高的先进经验交流总结,要求各县“全党全民总动员,一手抓钢,一手抓粮,保证钢铁粮食双丰收”。之后,晋城等5县先后召开全县总支书记、大队长、厂矿负责人紧急会议,为实现钢铁生产“大跃进”,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一是以钢为纲,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均以钢铁生产为中心,各级党政领导要服从这个中心,不准与钢铁生产“抗膀子”,闹矛盾,并及时地逐级召开生产计划会,人人订计划,层层订计划,逐级提出加快钢铁生产的行动计划;二是抓思想整风,以整风促生产,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办法,充分发动群众,把群众的潜力挖出来;三是狠抓技术革新,贯彻土洋结合的方针,发挥群众智慧,克服一切困难,加快钢铁生产速度;四是加强统筹安排,工、农、财贸等各业全力支持大炼钢铁,农村、机关、学校、厂矿参加大炼钢铁;五是各地开展插“红旗”,放“卫星”评比竞赛活动;六是成立钢铁生产领导组,组织钢铁生产兵团,开展大会战,逐周逐月检查生产进度,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广经验。

  当时虽然物质基础和技术水平都不具备,特别是广大群众根本没有接触过炼钢炼铁过程,但由于党组织在群众中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广大群众又有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所以很快掀起了建炉建厂的高潮。晋城县群众集思广义,发明了各种“春节炉”,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到9月底就建起各种炼钢炉6.7万个。同时,为解决炼铁的装备和运输,又兴办了许多小铁路网、小机械厂。高平县在田边地头、塄边沟中,到处建起各种土坊炉、缸炉、石灰窑炉等6.5万个。阳城县甚至提出“钢铁生产翻三番,人均拥有半座炉”目标。陵川县大建“十宝山”,以宝山建“十场(厂)”,促进了社办工业迅猛发展。在各地群众建炉建厂热情的鼓舞下,5县县委对钢铁“大跃进”充满了信心,再一次调整了生产奋斗目标:保证生产生铁30万吨、钢3万吨。提出的战斗口号是:“全党全民炼钢铁,大破难关放卫星,坊炉为主猛跃进,日产千吨贺国庆”。为响应县委的号召,各地各级由一把手亲自挂帅,从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到居民,从耄耋老人到七、八岁儿童,都动员到了大炼钢铁的战场。1958年10月20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还到晋城一中参观了师生大炼钢铁的情况。据统计,到1958年底,5县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达72.6万人,占总人口的60%。出现了白天列队上山砍树挖煤,寻找矿石,黑夜灯火通明,号声不绝,村村无闲人,户户炼铁忙的壮观场面。

  1958年10月初,根据省、地部署,5县开展了大打钢铁生产的“淮海战役”。县与县、社与社、企业与企业之间展开了炼铁大竞赛,比干劲,比速度,人人不离炉,一日三送饭,经过9个昼夜的奋战,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炼铁任务。阳城县在这次竞赛中,称日产钢铁近20万吨,获得全晋东南冠军。之后,地、县在总结这次大会战时,认为生产速度仍然缓慢,不是“大跃进”气概,号召各地认真落实省委《关于苦战最后两个月,保证完成钢铁生产任务的紧急指示》,再鼓干劲,推动钢铁生产“猛烈跃进”。确定1959年再建20个中型、29个小型钢铁厂,晋城钢铁厂则改建成大型钢铁厂。同时制订出大搞土机械化、土铁路化、土电气化、土车床化规划,要求1959年底县县要有土铁路,社社要有土机床,集镇都要有电灯,主要工具都要土机械化。到1958年11月底,据5县分别写给地委的报告称,各地不仅大大超额完成了省、地下达的钢铁生产任务,而且也超额完成了各自制订的生产目标,钢总产量达3.3万吨,是1957年3倍;铁总产量超过35万吨,相当于1957年的17.5倍。实际落实下来,1958年生铁产量仅为4万吨,其中3.7万吨为乡村生产,钢产量0.22万吨。

  1959年,各地“大办钢铁”开始由追求数量向优质高产方面转变。2月,晋东南地委在晋城召开四土化(土铁路化、土机械化、土机床化、土电气化)公社办工业现场会。要求各地钢铁生产学习晋城的经验,本着土法上马、土洋并举的原则,扩大炼铁设备能力,兴建一批小洋高炉,提高机械化水平和运输能力,加强技术改造和革新,提高生铁质量和产量。5月11日至17日,在晋东南地委、专署召开的钢铁工业5级干部会议上,晋城大阳、高平马村、阳城应朝、蒿峪、水村、陵川礼义等铁厂介绍了优质高产、正常开炉生产、开展劳动竞赛、加强劳动管理、技术革新、以土炉石灰代青石炼铁、白煤炼铁等先进经验。6月25日至28日,专署冶金工业局还专门在阳城水村铁厂召开现场会,推广该厂在向小洋群过渡中开展以高产优质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的经验。同时,由单纯生产钢铁向生产铸件转变。1959年,仅晋城县生产的各种小农具、改良农具就有43万件,水泵、水车、牵引犁、小麦脱粒机等12500件,农业水利建设工具6250件,农产品加工具和食堂灶具68000件,交通运输工具90000余件。8月,钢铁生产由于材料短缺、资金不足,除留少数高炉继续建设外,大部分高炉暂停建设。但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形势下,很快又纷纷上马,并开展了以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运动。1959年与1958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24%,生铁产量增长50%,钢产量增长一倍半。

  1960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冶金工业全面跃进誓师评比大会上,陵川礼义铁厂、晋城第一钢铁厂、大阳铁厂、阳城应朝铁厂、蒿峪铁厂、次营铁厂等单位受到国家工业部和重工业委员会的联合表彰和奖励。3月,晋城小洋铁路网破土动工。4月16日至22日,8省2区土钢铁精制农具现场会在阳城县召开,肯定了阳城县“五土一条龙”和用土钢土铁精制农具的成功经验,认为是加速实现农业技术改造的一个新的创举。这一年,5县生铁产量创历史纪录,达到8.1万吨,是1958年的2倍,直到 1973年这一纪录才被刷新。

  “全民大办钢铁运动”虽然表面上增加了钢铁总产量和工业总产值,但这种不顾客观规律蛮干硬上的做法,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由于乱挖乱采,使资源和环境遭到了极大破坏,而所炼的钢铁大部分因含硫量高不能使用。动员各家各户上交的铁床、铁锅、铁门、铁盆及其他铜器用具,本来能够使用,却砸碎重新回炉冶炼,结果变成了没有使用价值的废品。同时,在大炼钢铁中,实行全党动员,全民上阵,直接和间接投入的人力70多万,使农业第一线劳动力短缺,农业生产和其它战线的工作受到一定影响。

  三、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

  “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中的高指标、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向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一些干部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生产的发展。高平县陈土区乡针对各农业社在治水、用水方面常常闹矛盾、影响生产的情况,由乡政府牵头协调,采取“打破社界,协作治水,团结用水”的办法,较好地解决了生产、生活中治水用水问题。长治地委即号召全区学习推广高平陈土区的经验,扩大合作社规模,在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开展共产主义大协作。

  195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并下发了《关于把小型的农村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6月20日,山西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在研究制定农业跃进方案的同时,讨论了小社并大社的问题。6月下旬至7月初,长治地委和晋城等5县县委认真贯彻中央、省委精神,对组织开展全区农业“大跃进”,扩大农业合作社规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讨论和研究,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已经不能适应水利化、机械化和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必须逐步地、分期分批把小社合并为大社。通过调查摸底,开始进行并社工作试点。8月9日,长治地委在平顺县羊井底召开“一三三”制度推广现场会。“一三三”制度即一个食堂;三院:幼儿院、幸福院、医院;三厂:缝纫厂、制鞋厂、粮食加工厂。与会人员认为,实行这一制度,将为兴办人民公社奠定良好的基础。

  7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根据毛泽东“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长治地委据此率先在全省开始了并社工作。8月12日,长治地委、专署将潞安县的中苏友好集体农庄及18个农业社、包括31个自然村、5327户农民合并组成潞安县中苏友好人民公社,这是山西省的第一个人民公社。19日,长治地委作出《关于大转人民公社的决议》。当夜,将决议以紧急通知的方式传达到各县,开始了全区全面实现人民公社化。晋城等县在接到紧急通知后,次日上午即召开常委会,专门研究讨论办人民公社的具体问题。25日,不到一星期的时间,晋城地区5县1879个农业合作社及农村所有的供销信贷社,在“自愿”的原则下,从便于生产,便于领导出发,围绕着一架山、一条沟、一条河流、一片平川、一个生产特点联合起来,组成了44个大型人民公社,平均43个社合并为一个公社,每社平均6554户。最大的公社是高平人民公社,包括6.2万户,28万人。至此,在全省首家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1月1日,为了适应“大跃进”的形势,根据省委、省人委调整行政区划的决定,高平、陵川并入晋城县,沁水并入阳城县。晋城境内仅设晋城、阳城二县,陵川、沁水分别改称管理委员会,高平称人民公社。

  在农村普遍实行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城镇也开始实行人民公社化。1958年秋冬,各县机关、厂矿、学校和人民团体,集中力量,运用广播、报纸、黑板报、大字报等所有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城市人民公社化的优越性,宣讲城市人民公社对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效益,掀起了一个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当时规定,凡是年满16岁以上的城市居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外,自愿报名参加,张榜公布后即可成为公社社员。企事业、机关、团体、学校等由国家供给的人员,一律作为团体社员参加公社。资产阶级分子可以入社,但入社后不能摘掉资产阶级分子帽子,不安排职务。地、富、反、坏、右分子不能当社员,公社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他们参加生产劳动,并实行监督改造。城市人民公社有3种形式:一是以街道为单位组织生产, 举办集体福利事业的人民公社;二是以工厂为主,职工家属和附近居民共同组织的人民公社;三是以机关、学校为单位组织的人民公社。至1960年4月,晋城、阳城、陵川、沁水均建立了城市人民公社,入社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90%以上,基本实现了城市人民公社化。

  在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十分明显地突出了“一大二公”的特点。所谓“大”,就是公社的规模和经营范围,比农业合作社大了几十倍。5县原有农业合作社1879个,平均每社146户,合并为44个公社后,平均每社6554户,多者达6.2万户,少者也在3000户以上。原来的合作社一般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而人民公社则是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社会基层单位。所谓“公”,就是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比农业社高得多,公社不仅实行政社合一,即把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合二为一,而且把供销、信贷、手工业合作社同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合并起来,把社员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和私有的财产,如自留地、牲口、猪、羊、树木、农具等,都无偿收归公社。同时,国家还把设在当地的一些企事业单位也统统下放给公社管理。这样就把一个乡甚至几个乡范围内的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即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各方面的工作全部集中到了公社。公社要管生产,管政权,还要管社员生活。这么大的规模,管这么多的事情,公社实在难以应付,致使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力过分集中等现象更加严重。特别是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把原来几十个贫富不均、条件各异的生产合作社合并在一起,财产全部上交公社,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由此引发的问题更多。1958年9月23日,晋东南地委下发《关于公社化后在执行政策中几个问题的通报》,指出,自实现人民公社化以来,由于形势发展迅速,思想工作跟不上,发生了许多问题。主要是:公社在处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入社时发生了强迫命令现象;公共食堂在对社会的粮食筹集中也普遍存在强迫命令现象;有的公社脱离实际,大讲排场;有的干部不深入农村,不接触群众,放松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影响了生产。随后,地委又下发《关于1958年人民公社分配工作的指示》,要求公社管理委员会统一控制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在确定口粮、种子、饲料扣除标准外,一般可以实行粮食供给制,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公社可以实行伙食供给制,也可采用吃饭、穿衣、烤火、照明、医药、文化教育等基本生活所需的基本供给制。除供给生活资料需要外,其余收入按劳动日多少分配给社员。在执行中,晋城县有几个公社对社员实行等级工资制,效果很不好。其余多数公社虽未推行他们的经验,但都按人平均免费供给,供给部分一般高达70%左右。此外,各地还普遍实行伙食和部分集体福利供给制,大办食堂、幼儿园、托儿所、幸福院等公共事业。有的公社对社员实行“七包”,即:包吃、包住、包穿、包生养、包上学、包婚丧、包看病,甚至有的公社按照“按需分配”的原则实行供给制。这一切都是充满理想色彩的制度和做法。1958年5县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78元,在温饱尚未保证的情况下就企图取消按劳分配,实行按需分配,无疑是一种主观空想,必然造成低水平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各地普遍实行了一套高度集中的管理制度,主要表现为:第一,生产组织军事化。就是把从事生产劳动的各类人员组成军队建制,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公社、大队、小队、小组,分别建立团、营、连、排、班,公社为团,大队为营,小队为连,小队以下又设若干排,小组为班。第二,生产劳动战斗化。从县、社队到各大队,像革命战争年代打仗一样,把生产任务分成一个个战役,一场场战斗,把劳动力分成兵团、突击队、专业队,进行一场场大会战。高平公社组织5万劳动大军,长期战斗在水利建设的第一线,开展了丹河灌区、许河灌区大会战,分任务,包定额,编成突击队、战斗队,不分昼夜进行打井挖渠,吃在地头,睡在井边。活跃在晋城任庄水库的女子“刘胡兰”突击队,敢与男子挑战,许多人因过度劳累而生病,但仍轻伤不下火线,被评为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单位,荣获全国水利红旗。这种战斗精神固然可嘉,但它超出了当时人们的觉悟程度和身体承受的能力,加之一些工程由于盲目上马,不计效果的瞎指挥,造成劳民伤财的结果,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第三,生活集体化。为了便于组织“大跃进”,各人民公社都在生活集体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建立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到1960年3月,5县建起6569个公共食堂,参加食堂的户数占5县农户总数的87.4%,农村基本上实现了食堂化。由于创办食堂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它开始的那天起就一直伴随着许多预想不到的阻力和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大部分食堂表面上看起来热热闹闹,实际上背后问题成堆。其次是集中住宿。男女劳动干活,干到哪里住在哪里,参加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就食宿在工地,深翻土地就食宿在地头,植树造林就食宿在山上。与此相适应,中小学生也实行了“四集体”,即吃在校、住在校、同学习、同劳动。劳动力都外出劳动,老年人无人照料,都集中在敬老院,小孩子无人看管,全部送托儿所、幼儿园。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抹煞了家庭之间的经济差别和人们生活习惯的差别,造成了许多矛盾,影响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和劳动生产积极性的发挥。

  伴随着人民公社化,盛行一时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命令风、特殊化等“五风”也在各县越刮越猛。“五风”的中心是“共产风”,“共产风”的突出表现,首先是大搞“一平二调”,也就是穷队“共”了富队的“产”;其次,社与社、县与县、农村与城市之间,在劳动力、交通运输工具、大牲畜、农副产品等方面,搞所谓“共产主义大协作”、“大支援”,实际上也是在搞“一平二调”。如1958年8月2日,晋城、高平县委、县人委抽调10多部提水机械和10多名工人,前往襄垣、武乡县支援抗旱斗争,并提出不要工钱、不要运费、不要机器损耗费;再次,提出“人民公社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剩余”,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相结合的原则,将社员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农具等统统归公社所有,连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的生产资料也统一归公社所有,不付息、不分红、不还本。更有甚者,一些公社的社员,从生产资料到生活资料,从人到物,包括劳力、土地、房屋、砖瓦、粮草、树木、家具、炊具、猪、羊、鸡、兔等都被“共产风”一刮而光,不仅引起了社员的不满,更严重的是造成了社员生产和生活的极大困难。与“共产风”同时盛行的还有浮夸风。由于浮夸风,引发的直接后果是高征购,使5县广大农村“人缺口粮畜少料”,特别是1958年冬季以后,市场上出现了粮食、油料、蛋肉、蔬菜供应严重不足的紧张状况。与此同时产生的瞎指挥、命令风、特殊化风也十分严重,具体表面在乱提口号,盲目蛮干,生产无制度,劳动无定额,报酬无区别,干部多吃多占,其后果必然是严重挫伤社员群众的感情和劳动积极性,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四、“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

  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以来,由于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共产风”愈演愈烈,加上晋城各县连年遭受自然灾害,1959年至1961年5县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工农业比例关系失调。农业生产持续下降,农业总产值由1958年的3.97亿元,降至1960年的3.30亿元,跌到“一五”初期的水平。1960年5县粮食总产量倒退了10年,下降到3亿公斤,仅比1951年略高1000万公斤。1958年至1960年,连续三年中,棉花产量由215万公斤降至189万公斤,再降到149万公斤,仅比“一五”头一年高12万公斤;油料产量由426万公斤降至385万公斤,再降至277万公斤,比1949年还少17万公斤;蚕茧产量由121万公斤,降至98万公斤,再降至76万公斤,仅比1952年略高3.7万公斤;蔬菜产量由17163万公斤,降至12718万公斤,1960年因粮食奇缺,各县采取以瓜菜代粮食,蔬菜产量有所提高,为16859万公斤;肉类总产量由140万公斤,降至139万公斤,再降至103万公斤;禽蛋产量由278万公斤,降至231万公斤,再降至140万公斤,比1950年还少11万公斤;大牲畜存栏减少近1万头,猪存栏减少近5万头。在工业方面,虽然1958年至1960年工业总产值一再攀升,由1.7亿元,升至2.1亿元,再升至2.6亿元;原煤产量由152万吨,升至182万吨,再升至216万吨;生铁产量由4万吨,升至6万吨,再升至8.1万吨。但这是在挤掉轻工业、压垮农业的情况下取得的。由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如由于纸源断绝,连晋东南地委机关报—《晋东南报》也不得不于1961年3月“暂停休刊”。1957年,农、轻、重的比例是79.3:6.6:14.1,到1960年,三者的比例变化为55.8:11.7:32.5。3年中,农业所占比重下降23.5%,轻工业比重只上升5.1%,而重工业比重增长18.4%。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畸形发展是难以持久的,到头来重工业不得不大幅度下降。1961年,原煤产量仅为145万吨,生铁产量只有2.3万吨。

  基本建设投资过大,战线过长。1958年,5县基本建设投资达1618万元,是1957年的1.9倍。1959年猛增至4185万元,1960年更升至6029万元,比1958年净增4411万元,增加2.7倍。财政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一五”期间的不足30%,提高到近50%,消费则由72%下降到51%,积累率急剧上升。开工建设的项目越来越多,摊子铺得越来越大,超过了人力财力物力的实际承受能力,不但直接挤占了当年的消费资金,降低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由于规划的盲目性,生产中的瞎指挥,缺少后续资金和各种物资供应,许多工程有始无终,半途而废,造成极大的浪费。

  非农业人口大量增加和农村“一平二调”的恶性膨胀,加剧了农村的困难。1958年,5县非农业人口达10.3万人,比1957年增加3.2万人;1959年又比1958年增加3万人,达到13.3万人。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57年的5.9%,上升到1958年的8.1%,1959年达到10.3%。而1958年至1960年3年中,5县农村被无偿平调的财物总值达5000余万元,每个农业人口平均被平调43元。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大量增加,大大加重了农产品供应的压力,加之严重的“一平二调”,使农村经济陷入了产不敷出的困境。

  财政发生严重困难,银行信贷失控。1960年,5县地方财政收入为3893万元,比1959年减少487万元。而同年财政支出却比1959年多出1070万元,达到4052万元,财政赤字达159万元。1961年,财政收入锐减为1989万元,支出为2560万元,赤字高达571万元。而银行信贷却是重放轻收,甚至提出“为了支援‘大跃进’,需要多少贷给多少”的口号。1958年,5县农业贷款高达645万元,1959年至1962年又发放了农业贷款2278万元。

  粮食严重短缺,人民生活遇到极大困难。1958年至1960年,尽管粮食及其它主要农作物产量一降再降,但由于甚嚣尘上的高指标、浮夸风,征购任务却居高不下。1959年,5县粮食总产量3.04亿公斤,除去征购1.23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仅140.6公斤。1960年,虽稍好些,也只有160.9公斤,分配给社员的口粮更少,平均只有130公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最低。由于粮食和其他瓜菜奇缺,社员劳动强度又大,1960年至1961年,据晋东南地委给省委的报告称,全区患浮肿病、百日咳、脑膜炎、妇科病的人数约为13万人,其中死亡323人。对此,各县按照中央“低标准,瓜菜代,办好食堂,管好粮食,劳逸结合”的精神,统一部署开展了一年生活安排运动。首先,将农村吃粮标准作了明确规定:1960年10月每人每天平均8两,11月为6两,12月为5两;其次,大种蔬菜和晚秋作物,以瓜菜代替粮食;再次,压缩城市供应10%,取消公社一级干部食堂,干部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另外,多数地方还发动群众挖野菜,用桔杆制作淀粉作粮食,以度灾荒。尽管如此,1961年春,仍发生了群众断粮,外出逃荒现象。仅1960年12月到1961年1月上旬,晋东南全区就发生路上饿死人16起,全部为外出逃荒或借粮的农民。

  从1958年到1960年,晋城各县同全省、全国一样,由于社会主义的探索中经验不足,对经济规律和本地基本情况缺乏科学的认识,加之旧中国长期落后挨打的历史和新生政权遭受严重包围封锁的现实,一些干部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而不切实际地套用了革命战争年代成功的经验,持续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计民生带来严重后果,人民群众遭受到重大损失。这个教训是沉痛的。但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来看,这种失误毕竟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失误,是前进中的失误,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期间,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焕发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自觉踊跃地参加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血汗;广大党政干部,尤其是农村党员干部,春天组织帮助群众播种,夏天忙于打麦锄苗,秋天收割分配,冬天整顿学习,一年四季,脚手不闲,被群众称为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大胆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这种摆脱了封建枷锁后坚定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还是难能可贵的。

  1958年底至1959年初,各级党组织在省、地委的领导下,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左”的错误开始进行初步纠正。1958年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地委《关于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决定》,各县对农村人民公社开始进行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为主的整顿,县、社抽出近2000名干部,配合省、地委整社工作组开展工作。制定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条例》(草案),主要内容是:第一,关于人民公社的规模;第二,关于人民公社的机构设置;第三,关于人民公社的计划管理;第四,关于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第五,关于人民公社的财务管理;第六,关于人民公社的收益分配。整顿的重点是纠正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通过整社,目的是要从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和经营管理上把人民公社的工作引上正轨。根据地委的规定,县级以上干部每人固定联系一个人民公社,深入实际,了解情况,进行具体帮助和指导。12月22日,晋东南地委书记处书记李先唐、著名作家赵树理等到晋城县的农村、厂矿、机关、学校,针对公社整顿及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进行调研,历时4天,走访350余户,600多名社员,26个食堂,6个厂矿、学校,并向5000余名县、社干部作了“关心群众生活问题”的报告。1959年3月24日,晋城、阳城二县(大县)及所属管委会、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厂矿全体干部参加了晋东南地委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郑州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以及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精神;批判了平均主义和“共产风”;确定权力下放,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要求各地对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各种账目进行认真的清理,无偿征调生产队的财物要退赔。会后,各地都进行了及时的传达落实,首先是重新调整了人民公社和管理区的设置,划小了核算单位,人民公社由原来的44个划为53个,管理区由401个调整为1389个。在公社和生产大队内部实行“三定”、总额分成、超产奖励、劳动定额和民主办社等5项制度。其次,贯彻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改变了积累比例过大的作法,并适当地降低了供给制部分的比重;对公共食堂强调自愿参加的原则,把全民食堂变成了季节性的劳动力食堂。第三,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6月3日,作出了《关于迅速分配社员自留地,以发展猪、鸡、鹅、鸭生产问题的六条规定》,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鼓励社员充分利用零星闲散土地和房前屋后土地种植树木、庄稼,实行谁种谁收,以增加社员的经济收入。第四,改变“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实行任务到队、管理到组、措施到田、责任到人的生产责任制。改善了经营管理,建立和健全了财务管理、民主管理等制度。第五,在农作物种植上,贯彻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改变了过去为单纯追求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大量减少耕地的作法,明确提出扩大耕地面积和逐渐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方向。

  在整风整社中,从4月下旬到5月底,各地还召开了人民公社党员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清理公社化以来的各种帐目和干部中存在的作风问题。通过整风算帐,对县、公社平调的管理区和生产队的物资,包括粮食、牲畜、现金和劳动力等,都给予了适当的补偿,进行了退赔兑现。对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给予了组织处理;对强迫命令搞浮夸的干部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还对国民经济的高指标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从而增加了社员的收入,改进了干部的作风,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左”的作法。

  在这一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建设虽因“左”受到了严重挫折,但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社会主义建设仍取得了许多成就。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农田水利建设和工业建设项目。现在全市所有的4座中型水库,全部兴建于那个年代。1959年1月,陵川县申庄水库动工兴建;10月,境内最大的泽州县任庄水库动工兴建;11月,阳城县董封水库、陵川县上郊水库先后开工上马。这四座中型水库总控制流域面积为1866.9平方公里,总库容为13158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为6.7万亩,总投资为2111万元。晋城、阳城、陵川县委动员10多万农民、工人、机关干部,实行领导、科技人员和群众三结合,在敢“与天斗,与地斗”口号的鼓舞下,克服机械动力不足、原材料短缺等重重困难,除申庄水库于1963年12月建成外,其余到1960年6月全部竣工受益。现在全市共有的97座小型水库中有69座也建成于那时,控制流域面积2078平方公里,总库容8388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16.6万亩。在工业建设方面,兴建了晋城矿务局、晋城钢铁厂、望云煤矿、莒山煤矿、太行印刷机器厂、晋城水泥厂、晋城色织厂等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1960年,5县县属国营以上工业企业449个,其中中央属国营企业1个,地属国营企业10个,县属国营企业138个,构成了境内工业的基本框架。同时,建成公社集体企业324个,队办企业766个,许多社办企业如阳城后则腰陶瓷厂、晋城七岭糖厂、沁水端氏机械厂、陵川礼义铁厂等10多个厂成为当时省内闻名的社办企业。社队工业总产值已占到全境工业总产值的26.7%。在科学技术方面,广大职工和技术人员发挥创造精神,取得了一批有突破性进展的科技成果。1958年10月,阳城后则腰瓷厂与晋城大阳钢铁厂合作,用土法炼出了氧化铝,填补了晋东南炼铝工业的空白。1960年3月,全省化肥现场会在阳城县召开,推广了白桑公社大搞土化肥经验,农村出现以硫磺和白煤矸石为原料大办土化肥热。1960年,5县工业总产值达2.6亿元,是1957年的2.9倍。主要工业产品1960年与1957年比,原煤由106.4万吨上升到216万吨,生铁由2万吨上升到8万吨,发电量由117万千瓦时上升到2470万千瓦时,布匹由20.3万米上升到66.9万米,水泥从无到有,产量达2.2万吨。所有这些,都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这些成绩,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