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与后果

一、《五·一六》通知的贯彻与执行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开始好转，各县人民满怀热情准备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全国自上而下地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旨在“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进而对“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调动”和“清洗”。《五·一六通知》在权威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发表，标志着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

　　5月21日，山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随后，晋东南地委和晋高阳陵沁各县县委相继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并召开常委会议，部署开展学术批判和文化革命工作。在此之前，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等地的师生纷纷在县委主办的小报上发表文章，或贴出大字报，仿照北京各大专院校及中央报纸的形式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所谓“三家村”黑店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6月1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影响，沁水某中学学生对一些教师进行了批判和揪斗，并强行戴高帽游行。6月8日，晋城、高平、陵川等地中学学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打着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造反”的旗号，在校内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有的还把大字报贴到了街上，出现了乱批、乱斗的现象。受其影响，城内多数学校相继停课。继之，农村学校也出现了“红小兵”组织。这样，“红卫兵”、“红小兵”组织遍布城乡，并开始冲出校门，走向社会，大搞“破旧立新”。沁水中学的“红卫兵”，将文庙大成殿脊兽搬掉，拆除了端氏贾景德府第门楼，砸碎了坪上村明代工部尚书刘东星墓葬石刻，使大批珍贵文物毁于一旦。6月13日，晋城县委在人民大礼堂召开千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讲用会。晋城师范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冲入会场，指斥“大忙季节开会是错误的”，冲散了会场。在这种情况下，县委根据上边精神，为了尽量稳定局势，于6月下旬向学校派出工作组，以图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但由于全国形势的急剧变化，这些工作组显得无能为力，被指责为束缚群众手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很快便被迫撤出。此后，在自上而下的“充分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武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宣传鼓动下，晋城地区的“造反”愈演愈烈。

　　6月29日，晋城县“造反派”贴出长达3万余字的大字报，开始点名批判著名作家、晋城县委副书记赵树理。7月，5县先后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动员全县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强调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斗争”。“需要夺权的单位要及时进行夺权，需要改组和调整的单位，要进行改组和调整”。这次根据上级精神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动员，助长了“造反有理”的气焰，加剧了社会动乱，为后来的夺权风潮打下了基础。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是继《五·一六通知》以后，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充满“左”的指导性错误的纲领性文件。通知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公布后，省、地、县委逐级迅速进行了传达，各县还结合实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党中央的决定，坚决执行党中央的的决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敢’字当头，敢于发动群众，使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同时，发出通知，允许学校之间互相参观大字报，互相串连，召开座谈会等活动，欢迎在外上学的本县学生及其它院校学生来传经送宝，并设立“红卫兵”接待站。此后，首都、省城一些高校的“红卫兵”向晋城等县派来“造反支队”，到处煽动“造反”。省城各大专院校的晋高阳陵沁籍学生组成“山西大专学校红色野战军”，回乡参与指导本地的“造反”运动。在他们的点火煽动下，8月下旬，5县相继举行数万人参加的县直机关和各界“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县委主要领导亲自参加大会并讲了话，他们指出要“发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首要任务是要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一斗二批三改，完成这个任务是很光荣、很艰巨的”。在县委领导的表态及舆论的推动下，“打倒一切”的狂风迅速在各地刮开，上自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层层揪，处处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黑帮等帽子满天飞。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后，各县中学师生纷纷到北京串联，接受毛主席检阅。同时，大批学生徒步“长征”，奔赴井冈山、韶山、延安等革命圣地为主的全国各地大串联。所到之处，都由红卫兵接待站负责食宿，并组织参观各地“文化大革命”情况。这些学生串联回乡后，大力宣传外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盛况”，停课闹革命。革命的重点对象，集中到了各单位各部门各地区的他们认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并逐级上挂，直指当时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为表示他们的红色革命精神，又仿照一些大城市，在各县的建筑物上处处涂红、漆红，搞“红色海洋”的活动，表示要捍卫毛泽东主席为首的红色“司令部”。

　　9月25日，晋东南地委在晋城河底村召开为期半个月的农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现场会。参加会议的代表共2100多人，全省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讲用团部分积极分子介绍了经验。会议号召农村广大群众，特别是团员青年，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自觉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煅炼和改造。

　　11月下旬至12月，继学校的“红卫兵”、“红小兵”组织遍地开花后，各县机关、厂矿、农村社队也纷纷成立了形形色色的“战斗队”、“红色造反队”、“赤卫队”等造反组织。“文化大革命”由学校引向社会。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5县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就多达1300多个。各个“造反”组织都制作有队旗、袖章，印发有传单、宣言，实行停工、停产、停课闹革命，批斗本单位的“当权派”、“黑帮”。据晋东南地委向省委电话汇报称：仅地直单位就有66名主要领导干部被迫停职检查。专直属的13所大、中学校中，有12所学校的校长被停职、撤职、批斗。12月21日，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被揪斗后失踪，直到28日才在长治南门外一水井内找到尸体。同月底，陵川县委副书记冯胜保不堪批斗的凌辱，在县委机关自缢。此外，在“造反”中致伤、致残，甚至致死的基层干部更多。

　　1967年1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月风暴”，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全部权力。受这股浊流的鼓动，山西的造反派于1月12日调集人马，抄了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武光汤、赵雨亭、刘开基等省委、省人委领导的家，与省军区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强行对省委、省人委和太原市委、市人委实行夺权，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夺权事件。1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公开表示对山西“1·12”夺权的支持。25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个《通告》，并配发了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宣称山西“1·12”夺权“是继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胜利后，在一省的范围内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为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的革命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中央文革”对山西“1·12”夺权的肯定和支持，对各地的夺权风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此，各地“文化大革命”迅速进入“全面夺权”阶段。

　　1月23日，晋城县60多个“造反派”组织成立“晋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司令部”，强行夺取了晋城县委、县人委大权。

　　1月25日，高平县委、县人委机关的造反派夺了该县党政财文大权。同日，“晋东南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该组织正式接管晋东南地委、专署一切权力。

　　1月27日，阳城县委、县人委被“造反派”夺权。

　　2月1日，山西“造反总指挥部”发表《第二号通告》，号召全省造反派“向各地、市、县进军，把革命的烈火烧遍全省，解放全山西”。

　　2月8日，由晋城县34个“造反派”组织发起，联合100多个“造反派”组织，成立“山西晋城造反总指挥部”，从原先夺权的“晋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司令部”的手中，再次夺权。当日发布了“告全县人民书”，要求全县造反派“迅速返回原地，把夺权斗争情况广泛地进行宣传，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

　　2月11日，高平县32个“造反派”组织成立“高平县无产阶级造反委员会”，再次从县委、县人委机关“造反派”手中夺权。同日，晋东南地委机关报《晋东南报》被“造反派”查封，代之为“晋东南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办的《红色造反报》。

　　2月12日，沁水县31个“造反派”组织成立沁水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沁水县委、县人委的权，并对县委书记王太歧进行了批斗。

　　2月16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召开电话会议，承认晋东南地区“1·25”夺权及各县的夺权是“左派夺权”。于此同时，晋东南军分区发出“致全区民兵的号召书”，号召广大民兵积极支持“左”派，当抓革命、促生产的尖兵。25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晋东南各地的“夺权”报道。《山西日报》以“太行者，我们的太行”为题，称赞晋东南各地“夺权”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3月1日，陵川县39个“造反派”组织在县人民武装部的支持下，召开万人大会，宣布行使全县党政财文大权，成立“陵川县革命造反委员会”。

　　在县委、县人委被夺权的同时，从1月下旬至3月上旬，各县县直机关、厂矿、学校、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也先后被本单位形形色色的的“造反派”组织夺权。一些较大的厂矿如晋城钢铁厂，以及公检法机关则实行了军事管制。至此，合法的晋城5县各级党政组织全面陷入了瘫痪状态。

　　各县“夺权”后，大批的党政领导干部被诬蔑为“走资派”、“叛徒”、“特务”、“黑二、三线人物”、“铁杆保皇派”，或被非法关进监狱，或由造反组织予以管制、扣押，并对他们长期轮番批斗、毒打、逼供，进行种种迫害和折磨。1967年1月27日，高平县委副书记申双科被“造反派”多次揪斗，自杀未遂，4月12日含冤逝于医院。8月中旬，著名作家、晋城县委副书记赵树理由晋城押送到长治实行隔离审查，关进“牛棚”，失去自由。在关押期间，遭到残酷的迫害和折磨，被打断肋骨后得不到医治，于1970年9月23日在太原含冤去世。1967年10月13日，沁水县委书记王太歧遭到严刑逼供，惨死于监狱。那些未参加过“夺权”或曾对夺权有过异议、观望的组织，被打成所谓“反动的保守组织”、“反革命御用团体”、“反革命组织”，强令取缔，并将其中的头头非法关进监狱，而且多次迫使这些组织中被蒙蔽的群众“请罪”和“重新站队”。3月上旬，各县相继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取代原公检法机关，由支持夺权的县人民武装部负责人担任委员会主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最高执行机关”，实际上成为镇压不同政见者的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仅1967年1至5月，被各县“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抓捕的干部群众就多达数百人。

　　1967年3月5日，中共高平县核心小组成立。7日，中共晋东南临时核心小组成立，组长程守创。到3月下旬，阳城、陵川、沁水、晋城等县也先后成立中共核心小组。“核心小组”当时成为地、县委被夺权后当地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4月4日至8日，5县先后召开“革命组织代表会议”，根据《革命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分别选举产生了5县革命委员会。4月11日，晋东南区召开革命组织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晋东南区革命委员会。此后，各县直单位、厂矿、学校、人民公社和农村大队，都仿照“三结合”的框架，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级革命委员会成为“夺权”后各级临时权力机构。在革委会委员的构成上，实行“军、干、群”三结合，基本上是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占48%，解放军代表占23%，领导干部代表占29%，实际上大多数由军队干部主持工作。军队干部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虽然做了不少工作，对缓和对立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工作中也存在许多问题，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有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与造反组织的头头相互勾结，在革委会内外拉帮结派，成为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因而大多数革委会经常处于纷争和动荡之中，无法正常行使议事办事的职能。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行了较高程度的集权，虽然从某种意义上精简了机构，但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了“左”的方针，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的一次倒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使许多造反派的头头，分别担任了委员、常委及主要负责人，走上了领导岗位。这样一些靠造反夺权起家的头头，不仅戴上了“革命”的桂冠，而且窃取了党政权力。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加剧夺权后的各地动乱。

　　二、“派仗”初起和武斗演变

　　各级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虽然多次召开“革命大联合誓师大会”，发出“按单位按部门实行革命大联合”号召，但由于整个形势的混乱，特别是各级核心小组和革委会内部组成之成员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派性分歧和斗争，加上“中央文革”自上而下的插手，使派性不断膨胀和蔓延，直至演变成连续不断的武斗，以至于任何意义上的大联合都根本无法实现。

　　1967年4月，晋高阳陵沁5县的各色“造反派”组织，经过斗争、拼合、转并，逐步形成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总司”）和“批判刘邓联络总部”（简称“联总”）两个大的派别，习惯上称作“红字号”和“联字号”。两派群众均是打着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号，经常站在各自派性立场上，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互相攻击对立派是站在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的。这样，唾骂、扭打之事时有发生，直至发展成持枪械斗。5月30日，高平县两派群众在县城辩论时发生扭打，多人受伤。同日，该县牛庄公社义庄大队两派群众发生武斗，1人死亡。一时间武斗之风遍及各地，社会秩序陷入极大的混乱中。6月8日，山西省革委会作出《制止武斗的规定》，要求各地、市、县立即召开制止武斗会议，但由于武斗的根源在派性，特别是各级核心小组和革委会主要领导人在群众中各支一派、压一派，这样武斗不仅难止，且日益升级。

　　1967年7月4日至8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再次召开专门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4月下旬在北京已召开过一次）。会议期间，晋东南的“红字号”和“联字号”两派头头在北京达成联合协议，表示要制止武斗，保证“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但受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和谢富治鼓吹“砸烂公检法”的影响，两派组织谁也认为自己正确，怕被对方先下手为强吃掉，固说一套做一套。7月30日，高平县两派群众在县城发生武斗，数十人受伤。8月19日，两派又在寺庄公社王报村发生冲突，从王报村打到寺庄，使用了长矛、大刀等武器，伤残多人。以后，武斗升级，“总司”撤出县城，到陈岖一带活动。8月20日，沁水县一派占据县城，一派避居郑庄，各自扩展势力，互相攻击。晋城县自6月13日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受冲击之后，形成了“613”好（红字号）与“613”糟（联字号）为观点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逐步由城内发生磨擦发展到城郊发生械斗。红字号在组织对联字号指挥部王台铺煤矿进行围剿时，激烈械斗中死伤数人。8月21日，晋城县革委、人武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8月26日，高平县“总司”、“联总”两大组织约4000余人在陈岖、云泉等地再次进行武斗，打死7人，打伤360多人，砸毁汽车37辆。8月29日，山西省核心小组召开会议，作出解决晋东南问题的七条意见，但未能阻止武斗继续升级。9月17日至24日，阳城县两派群众在县革委大楼进行了持续一周的武斗，3人被打死，大楼遭破坏。在这种情况下，9月20日，山西省核心小组派人专程到晋东南解决两派争端，并带部队到高平、阳城二县，以图促成两派联合。9月30日，晋东南地区核心小组、地革委根据省革委《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革命新秩序的通告》，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武斗，迅速掀起大联合、大批判高潮的通知》，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求各地立即停止武斗，严禁打、砸、抢、抄、抓；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立即解散战斗队伍，停止武斗训练，恢复生产，恢复工作；不经过省、地、县革委批准，任何人不得离开本地区外出串联。《通知》发布后，虽然暂时对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此时的派性斗争已四处蔓延，各地各部门只能继续陷于无法调解的“派仗”之中。

　　武斗给晋城等县的工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尤其是各煤炭企业的武斗，导致许多煤矿停产，严重影响到全国的煤炭供应。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1967年8月15日发出《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要求正在停产武斗的煤矿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10月14日，69军代军长谢振华专门到晋城解决各煤矿间的武斗问题，但收效甚微。10月31日，晋城矿务局四新煤矿（现古书院矿）西大楼被炸，死亡13人，此后该矿不断发生武斗，到1968年2月底，先后有50多人死亡，百余间房屋被炸，煤矿全部停产。与此同时，凤凰山煤矿也发生了激烈的武斗。

　　1967年10月，沁水县各派武斗急剧升级，许多干部和教师被抄家，双方伤亡百余人，造成国家财产损失20余万元。11月，高平“红字号”造反派将詹东铁路（即太焦铁路）秋子村附近的道轨和南陈铺铁路桥分别拆毁，中断交通10多日，还抢劫了奉命到高平调解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某部的部分枪支弹药。12月12日，高平县两派组织在丹河大桥发生武斗，打死2人。12月30日，晋城县两派组织在铺头公社长珍畦武斗，联字号5人被对立派开枪打死。

　　1968年1月16日，晋东南地区和各县核心小组成员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从太原开会返回途中，在长治市被一派组织拦截，李顺达、贾茂亭、常三毛等地、县领导105人被抓。1月26日，山西省核心小组发出特急电报，提出了关于解决晋东南问题的六条措施，试图制止武斗，实现大联合，但武斗的双方谁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武斗难止。1月29日至2月2日，高平发生二起炸毁铁路、列车脱轨事件，造成旅客伤亡，铁路运输中断，并连续3次伏击军车，抢夺了两个连的武器。2月3日，省革委就此事发布“紧急通知”，要求5日内释放被绑架人员和交出被抢武器。2月4日，晋城两派群众武斗中，晋城县邮电局大楼被炸，造成经济损失40多万元。继之，在武装部和民兵参与下，红字号群众占据的“四新矿”被联字号群众围困攻下。2月12日，晋东南军分区组织晋城、阳城、陵川、沁水、长子县的5000余名民兵，在高平“联总”的配合下，分数路进入高平境内，展开大规模武斗，这就是所谓的“五县剿匪”。2月27日，5县的民兵相继撤回本县后，高平两派组织继续武斗，持续到3月17日，共有42人在武斗中丧生，1人自杀，致伤残者达1000余人。

　　为解决晋东南日益混乱的武斗局面，党中央于1968年2月6日至19日先后4次派飞机在晋东南上空散发通知、传单，同时，派69军政委曹中南、副军长肖选进率部队到晋东南担任支左任务。在曹中南、肖选进主持下，2月18日至23日，两派代表在长治飞机场进行了5次谈判，24日，双方就制止武斗达成协议。2月中旬，省核心小组和省革委发出《给晋东南广大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希望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拥军爱民，刹住武斗歪风，实现革命大联合。与此同时，连续武斗所造成的血淋淋的事实，也教育着广大干部和群众。看到一批无辜的青年沦为造反组织头头之间争权夺利的牺牲品，看到经济建设成果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在武斗的滚滚浓烟下遭到破坏，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十分痛惜，他们以各种特有的形式为制止武斗而尽力。有的向党中央写信，直陈武斗实情，要求中央采取坚决措施予以制止；有的以大字报表示对武斗的忧虑和愤慨；有的则以消极参加派性组织活动或干脆退出的方式，与“左”的错误断然决裂。

　　支“左”部队进驻和两派达成协议之后，各地混乱局势有所缓和。3月上旬，各县陆续撤销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恢复公、检、法机构。4月，相继成立贫下中农代表会、工人阶级代表会、红卫兵代表会（简称“三代会”），并创办“五七”大学，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多数机关、厂矿、学校、商店开始复工、复课、复产。到1968年5月，县、社两级所属单位85%实现了“大联合”，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全部实现了“大联合”。6月9日至25日，晋东南地区在晋城县召开全区农村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现场经验交流会，学习和推广了晋城秦庄和浪井大队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经验。

　　1968年8月22日，晋东南“红字号”、“联字号”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协议在北京签字。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各地应仿照北京的办法，“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此后，各县遵照中央指示，先后向学校及机关、企事业单位派出“工宣队”或“军宣队”，公办小学则下放到生产大队，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一办法对制止武斗，稳定局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针对山西局势，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即《七·二三布告》）。布告指出在山西部分地区，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抗拒中共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布告》列举了这些人的7条罪行，决定实行8项重大措施。命令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专业武斗队，撤除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保护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车辆和其他物资装备；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逮捕法办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依法严惩霸占、抢掠银行、商店、仓库等国家财产的主犯；对杀人放火和其他罪大恶极的现行犯罪分子和煽动、威胁职工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要严肃处理等等。布告严正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中央的命令，不许违抗。凡分裂革命的大联合、破坏革命的三结合的行为，另立的山头，一律视为非法。重新拉起的山头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七·二三布告》对制止各地武斗、稳定局势发挥了重大作用。晋东南地委在贯彻实施《七·二三布告》时，还发出《关于动员离开工作、生产岗位的革命职工迅速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规定：凡没有正当理由和未经领导批准不上班的职工，在未回到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之前一律不再发给工资。中共中央《七·二三布告》和地革委的《通知》发布后，被派仗、武斗所笼罩的混乱局面基本得到扭转，各县进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相对稳定的时期。

　　武斗是“文化大革命”中由派性斗争引发的群众性冲突。在晋城各地，从“夺权”风潮到中央发布《七·二三布告》，武斗连绵不断地持续了两年半，各县经济和其他工作都受到相当影响和破坏。但血的教训也同时唤醒和教育了人民群众，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从斗争中吸取了教训，清醒了头脑，提高了认识，对“左”的错误开始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和斗争。

　　三、“斗、批、改”运动的开展

　　（一）“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

　　中共中央《十六条》中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段话，以后被概括为“斗、批、改”。“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造反”、“夺权”的影响，各地派别林立，武斗频繁，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十六条》规定的“斗、批、改”无法进行。直到各地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局势相对稳定后，“斗、批、改”运动才又提到议事日程。

　　1968年7月11日，晋东南地区革委会成立“斗、批、改办公室”。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明确提出运动进入“斗、批、改”阶段。10月3日，地区核心小组召开有各县核心小组组长、武装部负责人、三代会负责人及支“左”部队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部署全区的“斗、批、改”工作。10月下旬至11月初，晋城等5县相继成立“斗、批、改”办公室，开展了“斗、批、改”运动。

　　各县的“斗、批、改”运动由于是按照《十六条》的指导思想进行的，所以均以“大批判开路”，在“大批判”中，出现了不少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不容申辨、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语言。这种大批判形式是“文化大革命”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种斗争形式，尽管各个阶段批判的指向和对象不同，但均是“左”的思想与理论指导下的产物。“斗、批、改”运动以“大批判开路”，为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成就，否定过去制定的所有政策、法令、条例、规章和制度等，将其说成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货色。在政治领域，主要是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等；在经济领域，对“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洋奴哲学”、“崇洋媚外”、“爬行主义”等进行了批判；在教育科技工作中，把教师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科技人员钻研业务，当作是“智育第一”、“白专道路”而予以批判；在文化艺术方面，把解放前30年代的革命文艺和建国以来的文艺作品，几乎全部说成是“封、资、修大毒草”。这种大批判贯穿于整个“斗、批、改”运动的过程中。

　　在“斗、批、改”运动诸项任务中，开展较早的是“清理阶级队伍”，即“清队”。晋城境内各县开展的“清队”有早有迟，最早的陵川县1968年5月中旬就开始，对所谓的“牛鬼蛇神”“大刮十二级台风”，反复游斗和捆打。仅6月1日至12日，不到半个月时间，该县因这场“台风”被迫害致死的就有143人。8月22日，晋东南两派组织在北京签订了《大联合协议》，尽管这一协议后来并未得到有效的执行，但以此为转折，大部分县、社都转入了“清队”工作。9月10日，省革委发出通知，把“清队”作为三项任务之一，明确提出要把“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这无疑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下，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这样做的结果，尽管中央反复强调缩小打击面，但实际操作中激化了阶级矛盾与斗争。按照省里的安排，1968年11月，晋城等县各级统一开始了“清队”工作，计划到1969年12月底基本结束。

　　对于“清队”工作，毛泽东曾作过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并要求“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方针和斗争形式有错误，斗争矛头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再加上派性的存在与干扰，致使“清队”成了各地展开派别斗争合法的借口。在两派群众斗争中的失利派，其派头头多数成为斗争的对象。一时间，敌情被夸大，敌我关系被混淆，不少无辜的干部群众成了“清队”的牺牲品。由于当时最基本的民主和法制被破坏，人民的民主权利没有保障，各种名目的组织都可以任意揪斗、关押、审讯被他们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刑讯逼供十分盛行，因此，“清队”的结果是制造了更多的冤假错案。晋城县在“清队”中，从县委书记、县长到多数部、局领导，有40多名干部被整肃。高平县“清队”经过准备、揪斗、深挖三个阶段，至12月底，共“清理”出“八种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4897人，后经落实定案的1436人。整个晋东南地区被“怀疑”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竟多达77000余人。

　　“清队”基本结束时，各县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又开展了打击反革命破坏，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2月，各县在贯彻传达这些指示的同时，成立“一打三反”办公室，并普遍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开展了以群众性的“忆苦思甜”开路，进而“上挂下联”的各种大批判。8月18日，晋东南地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在高平县召开财贸战线“一打三反”运动经验交流现场会。会议总结了各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成绩，推广了高平县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经验，并提出下一步“一打三反”运动要加强领导，要突出中心，狠抓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把运动搞深搞透搞彻底。1972年4月，各县转发了省委《以路线为纲，坚决落实党的对敌斗争政策的通知》，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要根据省委指示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制定落实政策的措施，抓紧定案处理、案件复查和赃款退赔上交等工作，把“一打三反”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此后，各县的“一打三反”运动与“批林整风”、城镇“清队”、整党建党等运动结合起来进行。由于“一打三反”是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虽然在制止“文革”中的经济犯罪方面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总体上来看，普遍存在夸大敌情，混淆敌我等问题。这次运动同样为少数派性极为严重的人所利用，在各县酿成了一批冤假错案。

　　（二）党组织的整顿和建设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运动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其目的是对受“文化大革命”冲击而无法进行正常活动的党组织进行恢复和整顿，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这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当时是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所以也存在不少问题。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贯穿“九大”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九大”以后，晋城各县都及时进行了学习和传达，并按照“九大”的要求，组织工人、贫下中农、民兵、红卫兵、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掀起了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群众运动的高潮。同时，还刮起了一阵“三忠于”、“四无限”歪风。5县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大修毛主席像台，大塑毛主席雕像，到处书写毛主席语录，人人佩带毛主席像章，家家门上张贴起大红“忠”字，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对话、问候也要引用毛主席语录。有的县还专门发出“关于一日生活毛泽东思想化的通知”，要求“早上向毛主席请教，中午用毛主席著作对照，晚上向毛主席汇报”。一时间，到处背“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这种做法，在后来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但在当时，确是一种形式主义歪风。据统计，仅1969年一年，5县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2万多个，参加学习班者超过100万人次，占总人口的近80%。发行各种毛主席著作220余万套（册），平均每户有《毛泽东选集》1.2套，每人有《毛主席语录》1册。涌现出各级学毛著积极分子约12万人，其中的许多积极分子走上了领导岗位。

　　1969年5月，遵照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各县在一些“清队”基本结束的党支部中开始整党建党的试点。7月，晋东南地革委召开全区整党建党工作会议，总结交流试点的情况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步整党建党工作。9月，5县相继作出《关于开展整党建党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单位在“实现革命大联合，巩固革命‘三结合’，大体已经完成清队的基础上，适时进行整党建党和其它斗、批、改工作”。此后，各级各部门陆续进入整党建党阶段。根据各县的安排《意见》，当时的整党建党共分四步进行：第一步，学习毛著和文件，做好各种准备；第二步，进行思想整顿，坚决按照毛泽东的“50字建党纲领”和九大党章的要求，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第三步，进行组织整顿，建立健全党组织的领导班子；第四步，总结教育，切实搞好自身革命化，通过革命大批判，  狠抓“斗私批修”，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上来一场大革命。11月，5县先后对整党建党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到年底，有三分之一的党支部完成或接近完成整党建党。1970年1月27日，晋城县南村公社党委会成立。这是晋东南地区“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基层党委。之后，各地整党建党逐步形成了高潮。1970年3月26日，晋东南地革委在向省革委报告全区整党建党情况时称：到3月中旬，全区共有基层党支部8413个，进行整党的支部8356个，其中，结束整党的支部4646个，占参加整党支部的56%。据对已结束整党的2240个支部统计，清洗、开除、劝退的党员共有1269人。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年积极分子入党和进入各级党组织班子。

　　1970年11月底至12月初，5县主要负责人赴昔阳县参加省革委核心小组举办的整党建党学习班。学习结束后，根据北京六厂二校和昔阳县的经验，提出了各地整党建党应当解决的问题：一是把三项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即把整党建党同“一打三反”、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搞好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二是建设一个好班子，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进行大揭发，大斗争，大批判，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三是继续把思想整顿放在第一位，努力改造世界观，解决思想入党问题。四是狠抓路线斗争教育，结合实际，进行路线分析。五是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即向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开门，向广大革命群众开门，向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开门。六是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对钻进领导班子里的极少数坏人，要坚决批倒批臭，清除出党；对少数犯错误的干部群众一定要揭发，上纲上线，用毛泽东思想进行严肃的批判，同时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重教育和再教育。围绕这些问题，各县组织训练了一大批整党骨干，深入到基层帮助整党建党，重点是帮助那些老大难和三类支部建立党的组织，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吸收新党员。1970年12月至1971年3月，5县先后召开第四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到6月底，境内所有的公社、生产大队和单位全部建立起党委和党支部。1972年，各县对所有基层党组织的整党建党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和验收，对一些整党不力或建党不全的单位进行了重点补课。

　　这次长达数年的整党建党工作，对恢复党的组织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自始至终以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加之受派性斗争的干扰，结果使组织整顿有时变成某些人打击陷害好党员、好干部和进行拉帮结派的合法借口。在以“吐故纳新”的名义发展的党员中，由于没有完全按照党员的基本条件和党的组织原则来发展，一些帮派头头混入了党内，甚至进入了各级党的领导班子中，而另一些无辜的党员则被扣上了“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已分子”的帽子，受批挨整，被开除党籍。一些入党多年的老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加剧了组织的不纯。当然，这一次整党建党在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的。通过整党建党，使“文化大革命”以来党组织严重瘫痪的状态有所改变。而且，随着落实干部政策，各县陆续“解放”了一批干部，绝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得到恢复，这对以后抵制和反对“左”的错误，稳定局势奠定了基础。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进入“斗、批、改”阶段后，曾经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红卫兵”作用开始削弱，地位开始下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很快被冲散，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其他服务行业不发展，整个社会丧失了容纳劳动力能力，致使当时全国数以千万的初、高中毕业生无法安排，其出路成为困扰各方面的一个大难题。面对这种局势，1968年12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求“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由此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

　　“文化大革命”之前，晋城各地就出现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动。1964年3月26日，晋东南专署成立了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领导小组。同年10月15日，据《山西日报》报道，近2个月晋东南地区有2000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立志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1968年底，毛泽东的号召发出后，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立即掀起。据统计，在一年时间内，5县农村接纳的下乡知识青年即达近千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北京和天津。加上本地知青，数字更为可观。1968年12月4日，晋东南地区核心小组和地革委做出决定：师范毕业生到农村小学亦农亦教，医卫学校的毕业生到农村保健站或卫生所亦农亦医，学农业专业的毕业生到农村当普通农民，学工业的回各县属工厂当普通工人，学财贸的到基层供销社当营业员、售货员。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直作为各级党委的一项重要工作和政治任务。各县都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并按照1970年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每年都抽调机关干部赴知青插队点进行慰问和看望，关心下乡青年的学习和生活情况。1971年3月28日至4月2日，晋东南地委、地区革委在长治召开全区下放干部、插队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议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积极分子进行了表彰，讨论通过了向全区下放干部和插队知识青年发出的倡议书，号召广大知识青年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施展才能。1971年7月3日，针对高平等一些地方发生的插队知识青年自杀事件，晋东南地委批转了地区“五·七”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插队知识青年工作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做好知识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关心和照顾好他们的生活。此后，各县针对知识青年的籍贯和特点，除少数安排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外，多数安置到“三集中一分散”（即集中住宿、集中就餐、集中学习，分散到生产队劳动）的知青插队点。1972年底，北京、天津两地的党政领导来到各县，在县、社领导的陪同下，到知青插队点进行了慰问，并对当地干部群众克服困难、尽量照顾知青生活和学习表示感激。

　　1973年，为贯彻毛泽东主席对福建李庆霖反映的知青问题的批示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从7月起，各县县委均成立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并制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安置、待遇等都作出明确规定。所有城镇全面展开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安置方式则以集中插队为主，同时允许分散插队，回原籍安置和到国营农、林、牧、渔场。有些地方还试办了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这一年9月，在选送工农兵学员到高等院校或中等专业学校学习的招生中，选送的插队知识青年占8%。另有数百名知识青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约占下乡知青总数的17%，还有些知青被选拔担任了生产队以上各级领导。11月25日至29日，晋东南召开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在榆社县杜家山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蔡立坚和平陆县毛家凹的知识青年先进集体代表应邀到会介绍了经验。

　　1974年1月31日至2月5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讨论修改了全区1974年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全区动员240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8月，晋东南地委共组织700多人，历时20天，对全区有插队知青的203个公社552个大队进行了详细检查。检查结果，全区先后接受、安置插队知青13000多名。几年来，经招生、招工、征兵和外迁，尚有插队知青7661名，仅京、津两地就有知青2369名。其中，加入共产党或共青团的1873人，占24.5%，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的772人，占10.1%，被评为各类先进或模范的2054人，占26.8%，担任辅导员、技术员、赤脚医生、民办教员的5244人，占68.5%。

　　1975年后，各地学习推广湖南株洲市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青的经验，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农场和知青创业队发展较快，成为当时安置知青的较好方式。此后，广大知识青年在各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1月3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业学大寨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知青马虎保等15人，向广大知青发出了《铁心务农，为大寨县贡献青春》的倡仪。1976年5月23日至26日，在晋东南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代表会上，知青代表还一致通过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表示安心一辈子在农村，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贡献一生。这一年，各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再次掀起了高潮，形成了空前的“上山下乡光荣”氛围，成为知青上山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

　　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在各级党组织和当地农民群众的关照下，他们经过艰苦环境的锻炼，锤炼了意志，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并为农村工作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们中的不少人几年、十几年如一日，艰苦创业，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农村，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各地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对各级党政干部提出了下放劳动的要求。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要求各地加以推广。10月15日，晋东南地革委作出《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决定》，要求在农村工作的干部，根据身体强弱和具体条件，每年至少要有100天到200天时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党政部门和其它企事业单位的在职干部，每年轮流下放，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时间不得少于1至2个月；每周六为干部参加劳动日。与此同时，各县党政机关、团体普遍在偏远地方开办五七干校，把大批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教师都送到干校从事繁重的劳动，进行所谓的重新教育。1969年1月至8月，晋城等县进行了精简机构、压缩人员的工作，县革委除设两组（政治、生产）、一室，留下30至50名工作人员外，其余均下放劳动。1970年2月，地直单位首批近百名干部下放到晋城、高平的部分大队“安家落户”。到当月底，全区共下放干部8837人。其中，地直单位1862人，随干部下放的家属1516人。下放人员中，有党政干部、企事业干部、医务人员及教员，大部分到生产队插队落户，有的充实到基层社、队或到五七干校劳动，还有少部分回原籍或到过去工作过的地方参加生产劳动。7月至8月，从省直单位下放到晋东南的干部1817人，连同家属，共699户，2086人，被安排到部分生产队参加劳动。截止1970年底，晋东南全区共精简下放干部17500多人。其中，晋高阳陵沁5县共精减下放近7000人。干部下放劳动，虽然精简了机构，锻炼了干部，在一定程度使他们熟悉了基层生活，熟悉了农村，培养了和普通群众的感情，但却让许多有经验的干部和专业人才长期游离于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用非所长，造成人力、物力极大的浪费，不仅给国家的现代现建设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也对干部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

　　　　　　　　　　　　　　　　　　　　　　　　　　　　　　　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