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列宁极其宝贵的的历史遗产

——写在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  

2017年，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列宁领导下，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及工人、市民、水兵等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而这“第一个”的开创者、缔造者，正是被称为伟大革命导师和领袖的列宁。可惜的是，列宁领导苏维埃俄国只有短短7年时间。这7年中，他先是遭到与布尔什维克党相对立的社会革命党人暗杀，虽然没有被当场夺去生命，但射出的子弹有一颗穿过肺部留在锁骨，另一颗留在脖子下方，使得他饱受折磨，异常痛苦。另外，由于心血管家族病史，以及繁忙公务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 ，使得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终于在1924年与世长辞，年仅53岁。

列宁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做出极其伟大贡献的又一座魏巍高峰。列宁一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直接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直接反映在列宁所著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第二阶段：十月革命胜利后到1920年底俄国国内战争结束后。在这一阶段里，列宁试图把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直接运用到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形成了 “直接过渡”的思想，也就是“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产品生产和分配”。在这个发展阶段列宁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第三阶段从1921年春天到1924年列宁去世，这一阶段列宁从俄国的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实际情况出发，重新审视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构想和发展步骤，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其中最著名、最为人们所称道的，就是新经济政策。这是列宁为世人留下的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笔者着重围绕“新经济政策”产生的前前后后，做一些不成熟的探讨。

列宁作为苏维埃俄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在位时间虽然只有短短7年时间，但这却不是风平浪静、径情直遂的7年，更不是莺歌燕舞、鸟语花香的7年，而是战火连绵风波迭起、各种矛盾犬牙交错、立国之路充满艰险的7年。对社会主义极端仇恨的英、法、美、日等14个帝国主义国家从四面八方涌入苏联境内，进行武装干涉，对苏维埃俄国发动了5次大规模进攻,并策划组织俄境内的白匪反革命武装多次发动叛乱。新生的苏维埃俄国一时寡不敌众，四分之三领土被占领，交通瘫痪，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饿的阴影笼罩着全国，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毫不妥协地领导人民发起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并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下，制定、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称之为军事共产主义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

（1）国家实行贸易垄断，禁止自由贸易。规定一切食品、个人消费品和家用物品均有国家和合作社组织供应，取代私商同时对粮食生产和日常用品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即国家通过同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组织城乡产品交换，任何形式的私人贸易都是明令禁止的。

（2）余粮征集制。这个法令的核心是全国各地实行谷物和饲料的余粮收集制。农民必须上交全部余粮，而余粮额的确定则是硬性的。政府确定征收粮食的总数，自上而下地摊派给各产粮地的省、县、乡，村，直到农户。征收数额由粮食部根据收成情况确定，原则是富农多征，中农少征，贫农不征。不按期完成的，储粮一经发现，，当即没收。其实下达给乡的征收额就是余粮额。这样，不仅仅是农民的余粮，甚至口粮都被征收了。起初，征收仅限于粮食和饲料，后来扩大到了一切农产品。

（3）产品配给制，使经济关系实物化，实行平均主义的配给制。一切非农业人口都必须加入消费合作社（一度称消费公社），由合作社分配站按照工种定量配售食品及日用品，但其供应远远不能满足居民需要。1920年开始逐步改为免费供应，使工资物化，货币工资失去意义。

（4）劳动义务制。要求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参加劳动，并强迫剥削阶级分子参加集体劳动，强制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政策。政府可以招募公民完成不同的社会工作，而不论其担任何种经常性工作。

（5）全部工业国产化，加速实现工业化。大工业国有化是战前就开始的，1918年6月正式颁布法令，加快了国有化速度。1920年11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将拥有机械动力、工人在5人以上的，或没有机械动力、工人在10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国家对工业实行高度集中的总局管理体制，即用垂直领导方法，决定企业的生产任务，调拨企业人力物力，包收企业产品。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也不需要经济核算。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具有明显的强制性，高压性特征，是运用国家机器在全社会发挥强迫作用。苏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从1918年6月到1919年底，主要是为了适应战争需要，是不得已而为之。后期从1920年到1921年初，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没有随之终止，反而由于这种政策在战争中发挥了特有的、重要的作用，而得到了加强。以列宁之聪明睿智，在当时也没有意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带有严重的极左倾向，超越了社会发展的阶段，不符合俄国的国情。如遇紧急情况，短时间内实行一下可以，长时间采取这种办法，则会发生巨大风险。他反而乐观的认为，可以用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然而，事情的发展无情地粉碎了列宁的一厢情愿。由于4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3年内战，加之掠夺式的军事共产主义做法，已使俄国陷入了民穷财尽的可怕境地。。1921年，大工业产值只是战前的七分之一，农业总产值只是战前的65%。交通运输业瘫痪，生活资料极度匮乏，饥饿、寒冷、疾病严重威胁着人民。1918年至1920年，彼得格勒失去75%的人口，莫斯科减少了50%的人口。7年战争加上严重的干旱，造成了巨大的灾荒，全俄约300万—1000万人饿死。直至此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范围与力度仍有增无减，致使国内形势变得异常严峻，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暴动。1920年底至1921年春，苏俄的不少地区，如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等地区先后爆发了农民暴动，暴动的高潮发生在1921年2月至3月，西伯利亚伊施姆一县参加暴动的农民即达6万多人，暴动波及全国至少13个省份。最早最严重的是坦波夫省。1918年初，也就是从苏俄政府开始在坦波夫省建立自己的基层政权、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那一刻起。为了强行将粮食收缴上来，苏俄政府组织了一支支“武装征粮队”挺进坦波夫省境内。 但“武装征粮队” 很快与农民为护粮而组织的游击队展开了冲突。游击队常常将“征粮队”打得溃不成军，有时则将其全歼。于是“征粮队”便改在县城附近或火车站附近执行征粮任务，这些地区红军的力量比较强大，而农民游击队则很少或不敢在这一带开展活动。1920年，农民暴动几乎席卷坦波夫全省，但各支暴动队伍还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依然停留在各自为战的层面。1920年夏，若干支零散的农民游击队逐渐组建成三个统一指挥的游击集团军，宣告成立“坦波夫游击区民主共和国”。还组建了内卫部队、警察局、检察院等机构，并出版了起义者的报刊，劳动农民游击集团军总指挥部时常印刷《告红军战士书》，呼吁前来镇压暴动的红军官兵站到农民一边来。联合后的暴动农民武装在统一指挥下，将军事行动的主动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甚至还拥有了大炮。1920年末至1921年初，是坦波夫省暴动农民的鼎盛时期，暴动者人数达到了30多个团。毋庸讳言，最后苏俄是动用了特殊手段才平息下去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坦波夫省的农民暴动还没来得及完全平定，1921年2月28日又爆发了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说是军人暴动，实质上仍是农民暴动，因为暴动的参加者大多为新入伍的农民。此次暴动规模大、时间久、影响深远，就连参加俄共（布）十大的代表也被动员去参加平定暴动。这次暴动，实质上是苏俄民众对当时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及政府所推行政策不满的又一次集中爆发。

严重的教训使列宁认识到，无产阶段夺取政权后，认为不需要任何中间环节，就可以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的想法是错误的，不现实的。把具有临时性质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运用到正常环境下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是一种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规律，忽略了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长期性，忽略了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不高，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实际情况，忽略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本国情。单凭革命的热情，把经济建设当作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来完成。上层制定的政策同基层实际情况脱节，超越阶段式的发展，只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甚至倒退。更严重的是，长此以往，会使布尔什维克党赖以执政的阶级基础动摇甚至丧失，最终危及其执政地位。于是列宁通过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做出决定，立即废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他说：“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遭到了严重的失败，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列宁这种知错即改的坦诚态度，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宽广胸怀。

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具有这样几方面的内容：

（1）粮食税政策。粮食税的征收比以前余粮制办法所交的额度减少许多，而且上一年就会下达下一年的征粮数量，让农民做到心中有数，有目的地去耕种。征税方式是从农户生产的产品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征税时考虑农民的收获量、人口和实有牲口数量。最穷苦的农户可以免缴部分或全部的实物税。鼓励自主扩大耕地的农民，在缴纳实物税上得到优惠，或降低税率，或免缴实物税。农民在纳税后剩余的一切粮食、饲料和原料，可以全权自由处理。

（2）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指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控制掌握的一种资本主义。列宁说：“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是我们的救星。如果我们有了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很容易，就会很有把握。”由此列宁采取了这样几种国家资本主义方式：

一是让利制，就是把一些国家的资源如矿山、森林、油田等，租让给有实力的资本家，让他们来经营，按照合同约定，资本家取得他们该得的利润，然后交给苏维埃政府一定的利润或产品。根据这种合同，承租人，也就是资本家，可以有权支配一定数量的原料、矿山、油田等。他们按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获得高于普通利润的额外利润，或者是获得用其他方式不能得到的原料、产品等。苏维埃获得的利润，就是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力， 在短时间内增加产品数量。

二是合作制，即把一些小的工厂、企业、商店等租给国内的合作社或个人。相对租让制，合作制比较复杂。合作社的基础是小工业者，而租让制的基础是大机器工业。由租让制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方式向另一种大生产方式过渡。而合作制中的中小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操作起来是个复杂的过程。列宁认为，“合作制政策试验成功，就会使我们把小经济发展起来。”

三是组织代购代销，恢复和发展国内商业。就是在国家的监督下，由资本家来推销国家的实物，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国家付给一定的佣金。这是一种商业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式，或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补充。

四是租借制，就是国家把企业或产区、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经营，到期收回。这主要是因为国家暂时无力恢复生产经营，而吸引资本又比较困难，为发展经济采取的过渡性办法。

（3）商业、市场及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改造。商业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十月革命前，列宁主张消灭商品经济。后来，他逐步认识到商业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私人的市场比我们强大”，“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退却还不够，必须再退却，再往后退却，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列宁提出，“用改良主义的办法”迂回包围，改变先前认为自由贸易姓“资”的看法。对于“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农经济、资本主义，不是采取摧毁的办法，而是采取振兴的态度，”“审慎地渐渐掌握它们。”根据列宁的指导思想，新经济政策采取了这样一个商业与贸易原则，就是在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情况下，利用商品关系，发展城乡贸易，允许贸易自由。它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市场，运用经济手段，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竞赛，把千百万小农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同时，运用商业原则，对国营经济进行改造，对企业实现自主的经济核算，让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改变实物报酬方式， 实行工资制，按照劳动质量级差领取工资，不再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办法；成立独立的商业机构，建立商品贸易所，准许开展集市贸易，等等。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维埃俄国在农、工、商、贸等方面得到了长足发展，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

农业方面：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大为减少，1921—1922年度全国税额比上年度减少43．3％。1922年，政府通过《土地法令大纲》，允许农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苏维埃监督下出租土地和雇佣工人。政府还采取一些措施，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如针对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把工业品降价，农产品提价，切实保护了农民利益。政府给农民提供贷款，拨付森林土地，帮助整理土地，购买农机具等，通过实行粮食税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农业播种面积增加了7.3%，为战前水平 的99.5%，同期粮食产量增加了17亿普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

工业方面：在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大生产和国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将部分国有企业以租借制和租让制的形式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1920午11月颁布租让法令，允许外国资本家在苏俄经营租让企业或同苏维埃国家组织合营股份公司。1921年5月，国家把一部分小企业发还原主经营，7月又决定把一批中小工厂和商店租借给本国的合作社或个人。这些租让和租借企业由私人经营，所有权属于国家。承租者必须接受国家监督指导，遵守苏维埃法令，按期交纳租金和一定比例的利润，到期把企业完好地交还苏维埃国家。这些措施使工业结构得到较快较合理的调整。通过调整，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大工业中占优势地位，私人小企业在小工业中占重要地位。各个工业部门得到了迅速发展，机械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电力成为最发达部门，超过战前水平。国家的经济能力得到了快速复苏，

商业（流通）方面：通过废除国家配给制和国家贸易垄断制。在坚持国家计划指导的前提下，实行自由贸易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彻底改变了1921年前商业基本停滞、生活用品供不应求极度匮乏的现象，国内商业出现了生机和活力。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有效改变了国内的不满情绪，使生产稳步恢复发展。它满足了劳动者的经济要求，受到广大农民工人的欢迎。巩固了工农联盟，使苏维埃政权度过了危机。

新经济政策的提出，是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甚至否定。说明列宁毫不拘泥于固定程式，勇于和善于根据已经发生变化的俄国实际，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及时提出新的思路和对策。新经济政策探索了在小农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它的一些原则和做法，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是对马克思产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独创性的重大贡献。然而，列宁逝世后，他的继承者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没有很好的坚持和执行，而是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策取代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这种体制和政策后来逐步发展成为“苏联模式”，并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建设的唯一样板固定下来。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紧步其后建立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均深受其影响，在经济建设上无一例外地走了弯路。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在许多方面更是以俄为师。早在井冈山时期，我们党就在根据地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办法。应该说这就是列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直接模仿或嫁接。新中国成立后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和做法可以参照，因而只能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起，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也明显脱胎于苏联模式，而且长达20余年，致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越走越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重新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进行审视，邓小平同志积极评价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党借鉴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有益成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抛弃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承认并开始运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基本原理，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从而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我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通过学习和比较，我个人认为，列宁提出并行之有效的新经济政策，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有五个方面的重要启示：一是任何政策和措施，都必须符合本国的基本国情，不能盲目超越发展阶段；二是在我们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必须高度重视并稳妥解决好“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对“三农”问题不能简单化，也不能犯急性病；三是必须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想问题办事情，制定并运用完善的法律、法规、法令来调节社会关系，特别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不能过分依赖行政命令，更不能轻易采用高压手段；四是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全局性、关键性、长远性的问题上，通过多方探索、实践和反复比较，制订最优化的方案，找到最便捷的实现路径，避免走弯路；五是必须有勇于认错、自觉纠错的态度和机制。事物本身都是错综复杂的，建设社会主义更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许多事情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犯错误是难免的。错了不要紧，只要能够及时改正，人民也会给以谅解。但绝不能知错不改，否则，就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在这些方面可以说已做了大量努力，而且许多方面做得很好,基本没有出现断崖式的严重问题，这是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