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晋城县铲除邪教组织“一心天道”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之初，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反动邪教、会道门，怀着对新生人民政权的刻骨仇恨，大肆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成为危害社会的另类毒瘤。“一心天道”就是这些反动邪教、会道门中的突出典型。

“一心天道”全称为“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产生于民国初年的山东省长山县（现在的邹平县境内），后逐渐发展到东北、华北、西北、江南等地区，成为民国时期影响很大、独具特色的会道门。此教曾自名为一心堂、大灵山佛教会、大灵山一心天道、大灵山道、一真道、一真圣教、大东亚佛教联合会等14个名称；另外，教外人士还称其为净地会、倾家会、吃干会、赔钱道、长发道等。

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初名为“大灵山一心堂”，创始人是山东省长山县人马士维。在民国建立后近20年的时间里，军阀混战不休，匪患四起，灾荒连年不断，民不聊生，确似有大劫将来之兆。民众渴望得到拯救，迁居一片乐土。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心堂的宣传兼威吓利诱，打动了许多苦难民众的心。他们把宝押在一心堂上，拜师入道，捐钱捐物。其中许多人变卖了所有家产，率父母妻小入道，最后落个倾家荡产的结局。“大灵山一心堂”是军阀统治下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面临巨大压力的产物。

1934年5月间，经蒋记内政部和天津市政府批准备案，取消“一心堂”名称，改组为“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该会办理“慈善”，拉拢人心。他们在天津南市施赈，在南京大舞台设收容所，收容难民。日本占领军发给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大米五十包，供该会搞“慈善”。该会见有机可乘，遂投靠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办“慈善”活动，一方面靠拢日本。为迎合日本侵略者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意图，该会设立“大东亚佛教联合会”，聘请日本警察署署长山野为顾问，吸收日本人入会。该会在日本侵略者卵翼下，大肆活动，“敌日僧俗官民出入该会者极多。”为讨好日本侵略者，该会头子不惜背叛民族利益，下令道徒捐铜，然后以该会名义捐献给日本侵略者，供其制造枪炮屠杀中国人民。此外，还向日军捐送了一批慰问袋，内装日用品。该会的卖国之举，获得日寇欢心。在日本侵略者扶持之下，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很快发展起来。该教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卖国投日之举，臭名远扬，民愤极大。

新中国成立后，该教会于1950年12月被人民政府取缔。但其头目并不甘心就此偃旗息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进行精心策划，密谋卷土重来。1952年前后，一心天道已呈现死灰复燃之势。当时保卫部门有一个内部通报，“一心天道”在全国设立了七个总口，有大小头目100多人.。在晋城地区 ，“一心天道”的活动也非常猖獗，可以说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负责头目有卢保玉（男，高平人）、原振华（男，晋城人）等，次要头目有张天兰（女，晋城金村人）等。他们公然在大十字街西边一个叫“一心店”的旅社内，设立了“三关口”。所谓“口”，实际上就是活动聚会基地。他们在这个地方布置了一个所谓的“金殿”。为了恐吓和威慑信教群众，他们把“金殿”布置得阴森恐怖。一进门，就是两条大金龙，张牙舞爪，似要向人扑来。两条龙中间供着神像，面目狰狞可怖。神像前置一铜质大香炉，里边插着大把的香烛，烟雾缭绕。透着神秘。墙壁四周均垂挂着长长的黄绸布条，上面用朱砂画着各种奇形怪状的符号。整个环境不似仙境，倒像鬼窟，让人一进去就头皮发麻。这个地方不光是让晋城的信徒聚会，还要辐射到阳城、沁水、乃至晋南和豫北地区。原振华和卢宝玉还在高都村一个大院的楼上，布置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金殿”，用来吸引高平、陵川、长治、以及河北西部一带的信众。

随着信教群众的增多，规模的扩大，“一心天道”反动头目的野心也逐渐膨胀起来。原振华、卢宝玉认为自己人多势众，实力大增，可以向共产党公开叫板了。他们的一些反革命活动也逐步从隐蔽到公开。1952年夏天，卢宝玉、原振华、张天兰公然到北京，向国务院上书，不知天高地厚地要求共产党下台，毛泽东退位，让一心天道上台执政。由于当时这个案件还不透明，为了稳住这些人，接待人员一边让这几个人回去等消息，一边将情况迅速向有关领导和部门做了反馈。卢、原等头目从北京回来后，进一步加快了反革命步伐。他们策划于1953年正月初五至初十，在晋城组织一万人的暴动，拟定的口号就是“共产党下台”、“毛泽东退位”、“一心天道上台执政”，并把这些口号用朱砂写在黄绸布上，悬挂在大十字街的“三关口”和高都“金殿”。

“一心天道”的反革命活动，早已引起公安部门的注意。特别是卢宝玉、原振华等人公开到北京示威后，国家公安部就迅速将案情向各级公安部门做了通报。晋城地区作为 “一心天道”活动的重灾区，更是受到上级特别关注。为了时刻掌握“一心天道”的动向，晋城公安局在“一心天道”密谋暴乱之前，就派出情报人员打进其内部，刺探消息，充当内应。比如，让铺头村支部书记丁生民，假装信道，参加进去；让担任副县长的民主人士孙兴根出面，送其妻参加“一心天道”，实为安插特情人员。这样，“一心天道”的一举一动，都在我公安部门的监控之中。

在掌握了“一心天道”准备于正月初十左右起事的确切时间后，在上级协调下，立即采取了这样几条紧急措施：

一是成立了大案侦破指挥部，由晋城县公安局局长王岩任总指挥。长治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学会任具体负责人。下设两个侦破组，一个叫“三关口侦破组”， 组长原江林，主要负责城内“一心天道”案情的侦破，一个叫“高都金殿侦破组”，组长王治国，主要负责高都“一心天道”案情的侦破。从各县公检法系统抽调了若干人。我当时任晋城县检察院检察员，也被抽调到侦破指挥部。

二是由时任省军区司令员（姓名不记得了）亲自带一个团的部队，赶赴晋城，准备以军事手段解决邪教暴乱问题。同时，根据省军区命令，晋东南地区南五县的武装部也抽调基干民兵,携带武器向晋城集结。在很短的时间内，晋城县就集中了正规部队、基干武装民兵约一个师的兵力。军队方面由靳宏远（该同志现仍健在，93岁）具体指挥，分工负责城关一片；参战民兵由晋城县武装部琚部长（名字忘记了）具体指挥，分工负责高都一片，并抽出部分民兵配合正规部队执行任务。

三是分兵把口，严防邪教分子特别是骨干成员逃窜。在具体部署上，着重把守三个关口，即往河北方向的涧坪岭吴庄小道关口，往河南方向的晋庙铺、柳口关口，往晋南方向的西凹岭关口。

“一心天道”本计划于正月初五至初十在大十字街召开信徒大会，然后发动暴乱。但由于我方准备充分，在暴乱前三天，就对这个野心勃勃的反动组织发起了雷霆攻击。正月初三一过，省军区部队就把城里包围，武装民兵则把高都村包围。战斗打响后，许多被“一心天道”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群众，也手持菜刀、扁担、锄头，锹镐，跟在部队后面助威。那些原来胆气很壮、大言不惭的反动头目，在代表着真理和正义的强大军队与潮水般的人民群众面前，就像风中茅草，不堪一击。许多人丑态百出，四处躲藏，没有一点干大事的样子，证明这些人只不过是一些跳梁小丑。他们策划的阴谋还未来得及实施，就在顷刻间灰飞烟灭，胎死腹中。事后统计，围城部队在大十字街“一心店”内，共抓获大小头目200余人，经过甄别，筛选出100余个骨干，均为全国各地来晋城参加暴乱的“一心天道”重要头目。还有一些如约到晋城赴会的头目，走到几个关口面前，看到有武装人员把守检查，吓得转身就跑，侥幸逃出法网。

在省里有关专家指导下，晋城县公检法抽调十多个人，组成几个审讯组，逐个进行审讯甄别，对罪大恶极、事实确凿者，即行逮捕：情节较轻、能够认罪者，经批评教育、具结悔过后，予以释放。在此同时，还要求各村动员误入歧途的道众进行自首、退道，打掉了“一心天道”的群众基础。正月十四，参战部队和民兵，在晋城县广场举行阅兵。一万多名参战人员以整齐的军容，高昂的斗志，接受上级首长的检阅，然后，在县城各主要街道进行了武装大游行，从而使人民群众受到鼓舞，使邪教分子受到震慑。从正月十五开始，在大十字街的天主教堂内，举行了一个为期10天的展览大会，展品从都是“三关口”和高都“金殿”搜集的实物，按原样展出。各村均组织村民前往观看，累计参观者达到10多万人，使大家进一步看清了“一心天道”装神弄鬼、欺骗、愚弄乃至残害百姓、不择手段搜刮民财、反社会、反人类的反动本质

1953年10月，晋城县公检法经过半年的艰苦工作，查清了“一心天道”主要骨干的罪行，并据此作出判决：原振华，卢宝玉两名主犯利用“一心天道”这一反动邪教组织，愚弄人民大众，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并且妄图推翻人民政权，罪行累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据此判处两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案犯张天兰，助纣为虐，积极参与邪教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但该犯尚未完全泯灭良知，没有造成大的罪恶后果，并能认罪悔过，据此判处3年有期徒刑。其余骨干分子也根据罪行大小，分别判处了5年、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判决结果出来后，晋城县公安局分别在高都镇和高平县召开了宣判大会，高都镇宣判的是主犯原振华，由我代表检察院宣读了起诉书。高平县宣判的是主犯卢宝玉，由王治国代表检察院宣读了起诉书。两地按事先安排，将死刑犯五花大绑，戴着手铐和脚镣，进行了游街示众，然后由法警将其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这段历史风云虽然过去了60多年，但在我的心中却始终难以忘怀。回忆这段往事，我深深感到，邪教组织永远是人类的大敌，是世界性公害。从我国来说，50年代的邪教不只有“一心天道”，还有“一贯道”等众多邪教。20世纪后期，世界已进入高度文明时代，还会出现“法轮功”那样的邪教，可见其根深蒂固。现在，仍然有许多五花八门打着各种宗教招牌实为邪教的组织，在不停地蛊惑人们，破坏着社会的安定，甚至威胁到国家政权的稳定。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什么时候都不能松懈，更不能停顿，否则，就会酿成灾难性后果。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党员，老战士，向当代社会提出的真诚告诫。

（吴文庆，阳城县町店镇大宁村人。现年89岁。抗战中历任阳北县青救会主席、阳城五高管理员等职，后入长治专区干部学校深造。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起任晋城县检察院检察员、山西晋东南检察分院助理检察员。1978年起，先后任晋城县、晋城市（县级）检察院副检察长，1983年离休。）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