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南银行“陵高县支行”

陵川在解放前曾先后有过当铺、票号、钱铺、银号、银行等金融组织，这些组织一直掌握在封建统治阶级手里，用这些机构及其货币搜刮财富，牟取暴利，剥削与迫害人民。

1931年前，全县只有一个叫“德顺恒”的钱铺在城内南门里，专管兑换货币，其唯利是图，经常私自抬高和降低比价，从中牟取暴利。1932年夏天阴雨成灾，陵川冲毁许多农田和房屋，当时统治山西的阎锡山政权不是积极救灾扶助农、商，而是在陵川县城南门里原钱铺后面设立了“陵川银号”，来具体办理当地的存款和放款、经收公款业务，以高利放款牟利，加重了民间疾苦，“陵川银号”还公开代售烟饼（毒品，大烟土制），剥削和毒害群众。

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活动在陵川的我党组织和抗日政府夺取了“陵川银号”的领导权，使这个金融机构为广大群众服务，积极开展了存、放款业务，有力地支援了生产与抗战。后因日寇飞机轰炸，“陵川银号”先后迁址沙上头、南窑上村。

1940年山西“十二月事变”后“太南撤军”， “陵川银号”随八路军部队转移至平顺县山区根据地。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中央27军占领县城后，在陵川组建了相当于署一级的军、政行政中心“军区设计委员会”，分管陵川周边20个县，在县城里设立了和阎锡山统治时期业务与活动范围差不多的银号，不同的是国民党中央发行的“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全国性钞票先后在陵川大量涌进和流通。同时，“山西省银行”、“晋绥地方铁路银行”等山西地方钞票和现洋、铜元也在市场流通，造成货币种类繁多，差价时刻不定、互相排斥，群众深受其害。1943年这些银号随着日寇占领陵川，国民党27军的退出而瓦解，群众手持的国民党“中央钞票”和阎锡山的“山西地方钞票”成了一张张废纸。日寇占领陵川后开始流通“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日寇自称“金票”，拒绝兑换群众手中的中国币钞票，群众气愤的把日本“金票”叫成“鬼票”。

1943年4月30日，日寇占领陵川县城，祸害陵川人民的国民党军孙殿英部、庞炳勋部投敌当了汉奸，祸害陵川人民3年的27军被日寇打残后，溃兵逃到东部山区和当地群众抢吃抢住，继续祸害老百姓。后来在日寇的反复扫荡下27军大部投敌当了汉奸，少部逃到河南过了黄河。“前门进狼，后门进虎”，在国民党溃兵抢劫和日寇的反复扫荡下，东部山区群众日日夜夜不敢回家，大量饿死、病死，具具尸体竟然无人掩埋，人吃人尸时有所闻。夺火、横水、马圪当一带有的村，狼吃人尸，鸡犬绝迹，房屋倒塌，田园荒芜，全县人口死亡高达3.2万人。为拯救受苦受难的陵川人民，在刘、邓发起的“林南战役”后，解放了太南、豫北40万人口，也包括我夺火、横水、马圪当一带。“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太行区设立的“中共八地委、专署、军分区”驻夺火、马圪当，新成立的“陵高县政府”驻附城镇新庄村。为恢复经济，救活群众，掀起抗日救国的高潮，于1939年10月15日，在山西黎城小寨村成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银行“冀南银行”，设立了“陵川县支行”和“陵高县支行”，这两个支行也随陵川县政府进驻横水村，随“陵高县政府”进驻新庄村。

“陵高县支行”驻新庄村时，和我家房挨着，中间只有10米多一个小坡。那是一个单门独户2间两层楼房，坐东朝西，南山墙是村里大路，南山墙二楼开了一个门，在门下修了一个“八”字型石头楼梯。户主崔克恒（小名崔喜喜）是我本家爷爷，为了腾房给银行住，就搬到他大哥崔天瑞家挤住在一起。没有多久崔克恒在陵高县县长路宪文的动员下，参加了八路军“老二团”，后成为机枪连连长，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转业后任内蒙古包头耐火器材厂党委书记。其长子崔荣生，现任内蒙古大茂旗（县级）常务副旗长，二子崔荣武，任包头耐火器材厂劳资科科长，三子崔荣庆，在重庆江陵军工机械厂任党委书记、厂长。

附城自古是一个商贸重地，京杂百货和本地货样样俱全，本省乃至河南、河北、安徽的客商，都来附城赶会，陵高县的武装部队逐步控制了这一带后，只要日伪军不出来扫荡，“陵高县支行”的同志就到集市上宣传使用冀南币。陵高县政府还通令在自己的解放区内统一使用冀南币，禁止国民党及日伪币钞流通；在新庄、大槲树、城东、万章、后山、南马、玉泉成立了二十多个信用合作社，其中附城就有东街、西街、北头三个，给群众兑换钞票。他们将群众手中持有的国民党中央各种币钞、山西地方各种币钞和日币钞兑换成了冀南币钞，使群众手中握的“死”钱变成了“活”钱，深得群众拥护；为了方便群众日常生活之需，又在各村成立了供销社；在陵高县武装部队的积极配合下，利用客商把回收的国民党中央各种钞票、山西地方各种钞票和日本钞票，到国统区和日寇占领的晋城、高平、西火、荫城、长治等地购回各种生活物资，投放到各村供销社销售，将冀南币钞变成了“硬通货”，为冀南钞票极大地占领市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量兑换民间散有的铜元、银元、黄金上交总行，大量收购民间的金、银、珠宝饰首饰，排活农村经济；组织发放农业贷款，让群众修缮住房、购买种子及生活必须品；群众自救杀荆条、编罗头、砍䦆把、挖药材、熬柏油，各村供销社用冀南币及时收购、当面结算清。“陵高县支行”的这些做法深得人心，更激发了群众跟着共产党、八路军打击日寇的爱国热忱，对困难时期的生产自救和活跃革命老区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因长治、壶关、陵川属日寇占领区，“冀南银行”总行，将钞票经河南林县运至夺火八专署驻地，“陵高县支行”的冀南币运输线，就在新庄村与夺火村之间进行，主要靠牲口驮运。古时新庄村到夺火就有晋豫客商驿道，多用骡、馿驮运。有任务时，“陵高县支行”就临时雇用新庄村的牲口驮运，我爷爷崔增洛就是经常参加的赶脚者之一。那时为了保密，称为“运粮队”，一般用3—4头牲口，去时其中1—2头是驮收购的铜元、银元、黄金等，其布袋内用其它货物进行伪装，剩余牲口驮的是作掩护货物。回来同样是1—2头牲口驮的是，用粮食伪装后的运输保险箱装的钞票，其余牲口驮粮食作掩护。“陵高县支行”每次派两名业务人员随队监护和办理交接手续。为保卫支行安全运输，陵高县派公安队（后改成：独立营）一个班的部队，全穿便衣、带短枪和手榴弹，假扮客商，负责保卫来回押运。驻地发给村民兵枪支，协助部队执行驻地保卫任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同年1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行政区进行调整，撤销了陵高县政府，冀南银行“陵高县支行”也随之撤销，陵川恢复了抗战前的疆域。冀南银行“陵川县支行”驻县城内城隍庙胡同里，统管了全陵川业务。 1945年12月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出指示，“晋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区的银行由“冀南银行”统一领导。1948年4月“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成立了“华北银行。同年12月1日“华北银行”与“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合并，在石家庄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第一版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发行后，“冀南银行”币钞票停止在陵川的流通。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