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场大辩论

——读《十年论战》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1956年—1966年），中共和苏共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围绕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大辩论，或者可以叫大交锋，史称“十年论战”。这场论战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远，在国际共运史上是空前的，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场论战的亲历者、原中央反修理论小组副组长、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同志，于1987年开始动笔，到1997年，用长达10年的时间，写成了《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完整追溯和生动再现，该书长达50多万字，堪称鸿篇巨制，1999年出版，2014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再版。最近，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认真阅读了此书，内心感慨良多。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当年那段历史风云，我感到当时作为我国来说，在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捍卫国家利益方面，是无可质疑的。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下面，我想紧扣该书，简要回顾一下这场论战的起因、过程及争论的焦点，并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论战的起因

中苏十年论战，起因于苏共20大。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20次代表大会，多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会。中共派出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高规格代表团，全程出席了会议。在大会报告中，苏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针对当时的形势，提出了“三和”理论，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否定了列宁“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理论。这标志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出笼。更令人震惊的是，大会闭幕后，赫鲁晓夫于当天深夜紧急召集参会的苏共代表举行秘密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一个以《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为题、长达4个小时的长篇讲话（后来称为秘密报告）。在报告中，赫鲁晓夫历数了斯大林的七大罪状：1、个人迷信。2、破坏法治， 3 “大清洗”；4、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5、在和南斯拉夫关系上的错误。6、在经济政策方面的错误。7、实行个人独裁。实际上是全盘否定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此举使参加会议的人员受到极大震动和刺激。波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情绪激动，导致心脏病发作，当场去世。赫鲁晓夫开这个会事先没有和中共通气，事后也不给中共代表团文件，只是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下午，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拿着报告到中共代表团住处，说受苏共中央委托，有重要文件给中共代表团通报。我方随团译员边看边口译，只念了一遍，苏方就将文件拿走。

苏共20大后，中共中央于3月17日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开始，大家就议论纷纷，一致认为赫鲁晓夫稿突然袭击，把斯大林骂得一塌糊涂，使各国党很被动。毛主席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一是捅了漏子，全世界都震动，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再也不用迷信了。捅了漏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准备，苏联党也没有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想一想我们如何对待这件事，这是个大问题。3月19日，中央将书记处会议扩大为政治局会议，继续评论赫鲁晓夫的报告。王稼祥做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都讲了话，好多人在中间插话，发言很踊跃，主要谈苏共的错误，共产国际的错误。3月24日，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在如何看待斯大林的问题上。毛主席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做了系统发言，他说：“我们党同苏共的关系，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制定，要中国党执行，结果白区损失了100%，苏区损失了90%。第二次，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要听蒋介石的，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在莫斯决定的。我们抵制了这条错误路线，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打内战，我党进行自卫还击，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我党没有听他的。第四次是我去莫斯科访问（1949年底至1950年2月），他对中国党不信任，不把我们看做共产主义者，而是看做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因此不愿意和我们订立中苏友好同盟，让我坐了两个月冷板凳。后来周总理来到莫斯科，七磨八磨，最后才谈成。”毛主席又说：“苏共20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的具体方针政策。”少奇、小平同志也谈了对斯大林的看法，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讲了话，谈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泄露出去影响很坏，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受影响特别大，许多人悲观失望，一些兄弟党有人退党，英国党、美国党都出现这种情况，有几位同志提出，在这样的风浪面前，我们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政治局决定要写一篇文章，说明中共的观点，并决定由陈伯达执笔，新华社、中宣部加以协助。由此，长达十年的中苏论战就这样拉开了大幕。

二、论战的过程

中苏十年论战的过程跌宕起伏。根据书中所述论战的内容及其对双方关系的影响，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其概括为三个时期：

一是和缓讨论期。公正的说。赫鲁晓夫于1953年担任苏联党政最高领导人后，对中国还是很重视的。执政之初，他比较注意发展中苏关系，纠正了斯大林时期对中国的一些不平等做法，做了不少对发展两国关系有益的事，如归还了旅顺海军基地、把中长铁路管理权和中苏合办公司的股份移交给中国、扩大了对中国的援助等等，中苏友好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但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也象对待东欧"卫星国"那样，欲把中国纳入苏联的整个战略之中。1954年9月底至10月初，赫鲁晓夫访问北京， 中苏双方便在国家利益上出现了冲突的苗头。在中苏高级领导人会谈之时，毛泽东提出中国也想搞原子能、热核武器，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很吃惊，他没想到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中国会想到发展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赫鲁晓夫提出中国没有必要搞如此先进的武器。很显然，赫鲁晓夫想永远保持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垄断地位，苏联要永远充当社会主义国家的核保护伞。 赫鲁晓夫还想把中国拉入经互会，参加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分工，他向我方提出了这一想法，毛主席当即回绝了赫鲁晓夫，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加入经互会对中国的发展没有多大实际意义。这样，在两党两国关系中，也逐渐逐渐产生了一些矛盾。但总的说来，这时候的中苏关系比较平稳。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发表后，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不同反响，特别是使社会主义国家思想出现了混乱。当年10月，波兰发生了反苏性质的“波兹南事件”；并波及全国，赫鲁晓夫想出兵镇压，被中方劝阻，中方协助其通过谈判稳妥解决。接着，匈牙利发生反革命叛乱。赫鲁晓夫前倨后恭，想撒手不管，又是中共力劝其派出军队，帮助匈牙利平定了叛乱，稳定了政权。在此同时，西欧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反共的潮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大批党员退出党的组织。针对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的错误及其在世界上造成的消极影响，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写几篇有分量的文章，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做一些评论，一方面评肯定秘密报告有积极意义，有利于破除斯大林迷信，另一方面指出秘密报告存在的严重错误。1956年4月和12月，毛主席指定邓小平牵头，陈伯达，吴冷西等中央的大秀才具体担纲，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经毛主席亲自反复修改后，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出。这两篇文章摆事实、讲道理，语气平和，态度中肯，说理充分。这是中苏论战的开端，但实际上“论”多“战”少，甚至有“论”无“战”。对饱受舆论指责、处于困难境地的苏共及其领导人是一个很大的支持。苏共虽然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有不同看法，但也没有太在意，马上在自己的报刊上全文转载了这两篇文章。

二是渐趋激烈期。1958年，苏联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被中方断然拒绝。之后，中方炮轰金门、马祖的做法，被苏联认为干扰了其对美实施和缓政策的战略部署，十分不满，继而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收回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承诺。1959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苏联偏袒印方。9月，赫鲁晓夫访问了美国，之后在参加中国的国庆庆典活动时吹捧与美国达成的“戴维营精神”，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像好斗的公鸡”。１９６０年２月初，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首脑会议上攻击中国和毛泽东，批评中国不给苏共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同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进行必要的反击。３月初，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收集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有关文章编辑成册，在列宁诞辰９０周年发表。同时准备加紧撰写阐述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文章，从正面阐述列宁观点，回应苏共对我党的指责。

 １９６０年４月２２日，列宁诞辰９０周年。《红旗》杂志社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共领导人的某些观点。此后，我方将这三篇文章编成小册子，以中、英、俄、法、日等文字公开发行，引起很大的反响。６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发动突然袭击，对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同时将中苏分歧公开化。中国共产党没有屈服苏共的压力，进行了有力抗争。同年７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给当时处于经济困难中的中国造成极大的损失，也严重地损害了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此后，论战进一步加剧，两党关系逐渐恶化，并影响到国家关系。《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的三篇文章，指出高举列宁的革命旗帜、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必要性，表面上是在批判铁托和南共联盟，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评苏共领导人的错误观点。为报复中方的批评，1960年6月，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向中共代表团发动突然袭击，说中国人“要发动战争”，是“疯子”，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民族主义”，理论上是“教条主义”，行动上是“左倾冒险主义”，对苏共使用托洛茨基的方式等。中方不畏压力，向会议分发《声明》进行反击。7月16日，苏联违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突然照会中共，单方面召回苏联专家，撕毁343个协定和合同，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停止供应重要设备。此后，苏共还在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散发长达6万字的攻击中共的信件，中方予以了还击。1962年，苏联在我国新疆搞策反和颠覆活动，使地处边疆的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的6万多居民越境涌往苏联。中方查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馆和驻伊宁领事馆卷入了事件，苏联边防部队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1962年，印度在中国边境加紧推行“前进政策”，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并在当年10月向中方的东段和西段边境猛烈炮击，中方被迫发起自卫反击，并在取得胜利后主动后撤，赫鲁晓夫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方进行了不公正指责。对印度的侵略行进行偏袒。这年10月还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从古巴撤出导弹，在全世界面前丢了大脸，他把这种屈辱也迁怒于中国， 操纵欧洲共产党相继召开大会，对中国进行围攻，其中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最为起劲，并使越来越多的兄弟党卷入。这使中国领导认识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到了新阶段。于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写文章反击。.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七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苏共领导人。这七篇文章是：（1）《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2）《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3）《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4）《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团结起来》；（5）《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同志》；（6）《再论陶里亚蒂和我们的分歧》；（7）《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

三是你死我活期。1963年3月，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不仅就两党需要讨论的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还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企图把这条建之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观点之上的总路线强加给中共和其他兄弟党。中共于6月复信给苏共中央，提出并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也称“25条”)，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苏共对此十分不满，断然拒绝中共的建议。同年6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7月6日至20日，中苏两党代表在莫斯科进行了半个月的“聋子对话”（意思是我说你假装听不见，你说我假装听不见，各说各话），没有达成任何和解。7月14日，苏联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信中就中苏分歧的由来，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问题、民族解放运动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等问题，全面攻击中共的观点，同时将中苏分歧及争论的全部责任加在中共身上。为了让全国人民弄清事实真相，7月20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这一公开信，同时发表了编者按，认为此公开信“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我党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编辑部名义，连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文章（即著名的“九评”），以激烈的言辞批驳了公开信的观点，并把全部责任推在苏共身上。这九篇文章是：（1）苏共领导和我们的分歧和由来；（2）关于斯大林问题；（3）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4）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5）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6）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7）苏共领导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8）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9）《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历史上的教训》。其与此同时，苏共也对我党进行反击，在一年内发表了3000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中苏论战由此进入针锋相对、尖锐激烈、你死我活的互相攻击状态。

我党与苏共及其领导人的论战乃至对立，一直持续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在中苏论战热火朝天不可开交时, 苏共中央于1964年10月16日撤销了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中国共产党抱着改善关系的良好愿望，派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但是苏共新领导人却声称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和赫鲁晓夫“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他们还表示,苏共22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这就紧紧关闭了调整两党关系的大门。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论战画上了句号。这篇社论既是对前一阶段同赫鲁晓夫论战的总结，也是对苏联新领导人继续推行赫鲁晓夫那一套错误进行的回击。随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世人一般认为，赫鲁晓夫的垮台，与中共对其的严厉批判有着直接关系。但苏共新领导上台后，仍然推行着一条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路线，不仅继续坚持与中共对抗，而且将党际之争扩大到整个国家层面。使两国关系更加恶化。1966年3月，苏共召开23大，邀请中共参加，被中共断然拒绝。至此，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基本决裂，直至1969年在珍宝岛兵戎相见。

三、论战的焦点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联盟走向分裂，主要源于两国战略利益的不同和苏联的大国主义，但双方论战的焦点却是意识形态问题。

首先是斯大林问题。中共起先同意苏共对斯大林的评价，随着论战升级，中共逐渐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从中肯地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到忽略甚至为斯大林错误辩护，回避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曾经给苏联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危害。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但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反对斯大林其中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但是,破除个人迷信、从大镇压的恐怖阴影中走出来，是当时苏联社会的需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在方式上存在问题，但他提出这一问题本身是得到苏联人民欢迎的，这也是赫鲁晓夫能战胜对手,走向权力顶峰的一个原因。中苏双方存在一个共同的缺点，即孤立地看待斯大林问题，没有把斯大林问题与体制问题联系起来。 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也是中苏分歧的原因和中苏论战的内容之一。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了一个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揭露和谴责斯大林搞大镇压、大冤案等问题，认为是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东对于反对斯大林其实有高兴的一面，因为他一直受到斯大林的怀疑、冷遇和欺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一提起斯大林就是一肚子的气”。但理智战胜了感情，他认为斯大林和列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把刀子，斯大林这把刀子已经被赫鲁晓夫等人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中国是决不能丢的。他认为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他的评价应该是“三七开”，即三分缺点错误，七分功绩。毛泽东关于“刀子”的说法和评价领袖人物“三七开”的方法在中国深入人心，成了很多人评价政治、历史人物的一种思维定式。

对于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在口头上没有表示异议，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也谈到要反对人崇拜，但他心中其实另有想法，他后来说，对个人崇拜不能一概而论地反对，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不要错误的个人崇拜。从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实际上也重复了斯大林的错误。

其次是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是双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展开争论的核心问题。争论集中在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否爆发，在核时代战争的前途如何。在理论上双方都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有爆发的可能，也有制止的可能，但双方的侧重点不同。 赫鲁晓夫上台后，改变了苏联长期坚持的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之说。他认为，帝国主义是产生战争与侵略的土壤，但是，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加上爱好和平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国际无产阶级和所有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粉碎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图谋。苏联强调制止战争的可能，特别是在核时代，爆发世界大战，不会有胜利者，极有可能是同归于尽。战争过后，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从肉体上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即使还有存活者，也是活人羡慕死人。因此， 苏联在与美国的对抗中以不发生核战为限，在古巴导弹危机时主动后撤。中共领导人承认新的世界大战有防止的可能性，但更多地强调的是爆发的危险性，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用人民革命战争，才能消灭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战争。"强调战争是一定要爆发的，只不过是大打小打的问题。60年代中期，我国从这一片面走向极端，甚至提出了既然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中共还认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了一个10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就要崩溃。中共不赞成苏共关于核战争会毁灭全球的观点，断言，如果帝国主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核战争，"遭到毁灭的不是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而是帝国主义和整个帝国主义制度"，1963年2月，赫鲁晓夫提出停止论战， 寻找两党间克服分歧和相互谅解的途径，但是，苏联仍坚持20大路线，中国则要求苏联放弃20大方针，双方在原则问题上互不让步，论战难以停下来。3月30日， 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制定现阶段国际共运的总路线，信中全面阐述了苏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看法，宣布继续奉行苏共20大、21大所确定的路线，致力于争取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并建议举行中苏两党会谈。6月14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 也提出了《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即25条），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集中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以"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为主要内容的"修正主义路线"。 此后，中苏两国的报刊杂志都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辩论文章，把论战推向高潮，并且开始互扣帽子。中共认为："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赫鲁晓夫在苏联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1964年4月，苏联《真理报》称中共是"叛徒"，9月，苏共在一份宣传提纲中称中国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主要敌人。

第三，同战争与和平紧密联系的，是和平共处问题。苏方认为世界战争打不得，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通过和平竞赛战胜资本主义，因此，苏共领导强调和平共处，提出："和平共处不是策略原则，而是苏联外交的根本原则"，和平共处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苏共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我党领导人则反对上述提法，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由基本内容和根本原则两部分构成。基本内容应该包括下列三个方面："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根本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美国是苏联和平共处的首要目标，美苏双方分别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头，他们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苏联把发展苏美关系作为重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此时，中美正处于严重的对峙状态，在中方看来，美国是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是侵略与战争的主要危险，苏联要与这样的国家和平共处，是不可思议的，是投降主义，"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是不能接受的。

苏联与美国和平共处有他的道理，但苏共把自己的外交政策强加于其他国家，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都要执行这条总路线，则犯了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错误，中共与苏共的斗争，维护了自己的主权与独立。

第四，关于和平过渡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强调暴力革命的普遍性，苏共则强调议会斗争与和平过渡的必要性，而在实践中，当时社会主义并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暂时没有出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客观可能。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采取什么方式、走什么道路，虽然中苏两党进行了激烈争论，但也不是由中苏两党所能规定的，而只能由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决定。

四、读后感受

吴冷西在写《十年论战》时，只是抱着述而不作的态度，对所有事情不作评论。这对于后人判断是非曲直造成了一定困难。我个人认为，没有态度就是态度，他虽然没有明确表露出自己的态度，但他在叙述过程中已表示出一定倾向。比如在该书第三部分，他曾扼要地概括说：“由于赫鲁晓夫实行修正主义路线，现在在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数量上空前地增长了，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他们在苏联社会上并不占统治地位，随着赫鲁晓夫逐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新资产阶级分子占据了苏联党、政、经、文等关键部门，形成了苏联社会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社会基础。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这个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他还指出：“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从后来发生的苏东剧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变质、解体的灾难性后果来看，能够充分说明我党对苏共的论战和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是十分必要的。在这场旷日持久的j尖锐斗争中，处于风暴的中心的中国共产党，充分显示了高超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显示了捍卫马列主义原则的英勇气概和大无畏的战斗风格，我党中央虽然为此花去了极大的精力，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其正面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我们通过这场论战，批臭了赫鲁晓夫，并引起苏共内部斗争，最后导致赫鲁晓夫下台；我们通过同苏共的论战，打破了共产国际中苏联的至尊地位，结束了共产国际中苏联一统天下的局面；我们通过对赫鲁晓夫错误的揭露，使国际修正主义者的阵地削弱了，处境孤立了。这场斗争尽管没有把修正主义的力量全面压倒，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和延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逆转。这场斗争不仅教育了我们党，而且教育了全世界的共产党人。许多人通过这场斗争分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的界限，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立场。通过这场论战，我党在各国共产党乃至全世界面前，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使各国共产党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国家和人民刮目相看， 加深了对我国的认识，扩大了我国国际影响力。这些方面是必须肯定的。

但是，这场论战确实也存在着值得吸取的教训。在旷日持久的论战过程中，我们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旗帜，导致中国社会急剧左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不仅迅速发展，而且进一步系统化、体系化，全面渗透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党中央及其领导人从“反修防修”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做出“左”的错误判断，再用这些判断来观察和分析我们党内和国内的形势，得出的结论是：已经形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在当时的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和组织路线。必须开展“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从而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党中央及其领导人把对外反修变为对内反修，使革命斗争思维在相当长时间内占据主流地位，从50年代中期开始，整个国家运动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到60年代中期，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发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沉重灾难，教训不可谓不深刻。说十年文革是十年论战导致的结果，也不算过分之言。

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时说：中苏论战是在"马克思去世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中苏论战中虽然夹杂着意识形态的斗争，但实质上还是国家利益的冲突，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还开诚布公地指出：中苏两党从60年代中期起关系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实质问题是不平等，此后，邓小平又在多次会见外宾时就十年论战作了定性讲话。1983年1月11日他会见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时说：“中苏两党会谈我是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对手主要是苏斯洛夫，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的一套。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那套东西是不行的，中心就是发号施令，以他们为主。我们有些东西今天回头看也站不住脚。”1983年11月，他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是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来还是很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1987年6月12日，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既盟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邓小平作为论战直接当事人，他对“十年论战”言简意赅的评判，指出主要根源在于“左”的思想和“左”的习惯势力。这表现了他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可以说，邓小平同志的见解，一针见血，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恩格斯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因此，我们今天在解决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上，，必须坚持以史为鉴。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党18大、19大以来所采取的路线方针政策来看，我们已经接受了十年论战的深刻教训，在党际之间和国际交往上，采取了与人为善、广交朋友、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力争互利共存、共同发展的正确做法。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