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起普通案件给我的深刻启示

我从1950年进入晋城县检察院以后，基本上一直奋战在这条重要战线上，开头几年，检察和公安不分家，检察院的事我干，公安方面的事我也干。五十年代中后期，我就开始专干检察工作了。我在政法系统的时间，累计长达40余年。其间，我既奉命侦破、办理过一些重大案件，同时也也办理过一些发生于邻里之间、家庭之间的普通案件。虽然一些案件很小，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却很深刻，同样使我从中获得了一些有益启示。下面略述两例：

第一例：1952年秋季，晋城县西大阳村有一个张姓男子（名字忘记了），到县公安局控告自己的媳妇（名字忘记了）。问他所告何事，他说媳妇要和自己离婚，自己不同意，媳妇就起了谋害之心。一天晚上，媳妇趁自己睡熟，就一手拿手电，一手拿剪刀，打算剪掉自己的小便。正要下手，自己猛然惊醒，看到她要加害自己，赶忙一把夺过剪刀，她的企图才没有得逞。公安局认为这是一起因家庭纠纷引起的刑事案件，于是就对该女进行了传唤。一审问，该女承认了，交代的和张姓男子的指控一字不差。于是，公安局就将该女逮捕。但因事情繁多，没有立即审理。

一转眼，到了年底，由于积案太多，上级要求公安部门进行清理。当时，检察院和公安局合署办公，我原在秘书股工作，因为清理积案，把我抽到预审股。股长叶正声把这起案件安排给了我。他说，你刚过来，先办个小案，简单一些。于是，我就提审该女。讯问中，该女一声不吭。我就给她讲党的政策，告诉她主动坦白可以从宽，拒不交代将从严处理。该女害怕了，开始交代问题，所述经过和张姓男子讲的一模一样。我想，既然加害者和受害者所说情况完全相同，那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于是就将案件移交到法院，进入审判程序。法院指定由审判员贾秀峰负责审理，审理结果与公安局的初审和我的复审一样，于是，法院以伤害未遂罪判其有期徒刑二年，该女没有上诉。

当时规定，刑事案件的判决书必须送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其中，一般案件判决书由中院刑事庭审查，大案和特殊案件判决书须送中院院长审阅。中院设在晋东南地区所在地长治市，时任院长叫王权，刑事庭时任庭长叫王廷俊。晋城县法院判决书送到中院，先让刑事庭长王廷俊审看。王廷俊看后，出于谨慎，说再让王权院长看一下。王院长反复看了三遍，问王廷俊：你有什么看法？王廷俊说，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王权说：我认为此案不符合规律。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拿剪刀去剪小便，小便是根棍？就那么容易剪？根据王权院长的疑问，晋城县法院的判决书没有得到批准，中院命令晋城法院将该案女犯人押送中院，责成刑事庭王廷俊庭长再审。王廷俊一审，该女当庭翻了案，把原供推翻，说自己是冤枉的。男人不把自己当人看，每天不是打，就是骂，受尽了虐待。自己提出离婚，他死活不同意，就千方百计整治自己。王廷俊庭长问：你男人告你要剪他的小便是真的吗？该女哭着说，那里是那么回事呀？他看我离婚态度很坚决，就想出歪点子陷害我。他在纸上写了这样一句话：你不跟我离婚，我就割掉你的小便。然后叫我念，我不念，他就打我。我受不了折磨，只好按他说的念了一遍。这下就被他抓住了把柄。他说，这可是你亲口说的。你敢跟我离婚，我就去法院告你剪我的小便，有谋杀亲夫罪，让你住班房（看守所）。我这才知道上了他的当。

至此，这起虽然不大但却曲曲折折的普通案件才终于露出真相。根据中院再审结果，晋城法院推翻原判，将案件发回县公安局重新立案侦查。公安局不敢怠慢，把张姓男子传唤到案。此人一进公安局，就意识到自己的诡计可能漏了馅，于是办案人员刚发问，他就竹筒倒豆子一般，把自己制造假案的前后经过做了详细供认。问他这个点子是谁出的？他供认是自己的嫂子。公安局又传唤其嫂子，这个女人也很快承认了自己在背后唆使小叔子的错误。公安局将张姓男子当庭逮捕，移送法院，对其艘子予以严厉训诫后责令其回家闭门思过。法院据此重新开庭审理并作出判决；张姓男子以诬告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张之妻子系被其夫设计陷害，予以无罪释放。这起闹得沸沸扬扬的案件才算是尘埃落定。

1953年春季，我到东大阳下乡。有一天，忽见街上的人一下子增加了许多。我很好奇，就挤进人堆里，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只听有群众议论道：割小便那个女人离婚后又要结婚了，一会儿就从西大阳过来。听说还骑着马，大家好好看看，这女人是个啥东西。有的说，这个女人胆子太大了，敢割男人的小便。像这样的女人，那个还敢娶？我作为此案的具体办理人员，很清楚这个女人是冤枉的，而且法院已经为她平了反，但群众仍然把她看成有罪之人 ，这说明，对一个人的看法和舆论一经形成，是很难改变的。对于政法部门来说，处理一个人很容易，但要恢复一个人的名誉却很不容易。众口铄金之下，唾沫星子也会把人淹死。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执法部门必须在办案时慎之又慎，为一个人的声誉高度负责，坚持从源头上把关，把案件审清、搞准、砸实。公检法之间要互相监督，形成良好的纠错机制。否则，发生冤假错案，即使事后平了反，也会给含冤者造成难以消除的的负面影响，使其受到二次伤害。从这个角度来说，王权院长对案情的独到分析，对我有着很深刻的影响，用“受益终身”来概括，也毫不过分。

第二例： 1983年的三、四月份，已担任晋城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的我，接到县公安局移送的一起批捕案件。这也是一起伤害案件，被告姓黄（名字不记得了），金村孟匠人。受害人姓刘（名字不记得了），与被告是同村，而且是多年邻居。因为琐事，两人发生口角，越吵越厉害。姓黄的耐不住性子，拿了个火柱，在姓刘的肩膀上打了一下，姓刘的举起双手去夺火柱。两人拉扯中，姓黄的发现姓刘的一条胳膊软软的耷拉下来，于是提醒姓刘的说，我不跟争了，你的胳膊脱臼了。姓刘的就把姓黄的告到县公安局，说是姓黄的用火柱把他的胳膊打脱臼了。公安局派人去调查，姓刘的死死咬住，说自己的胳膊脱臼，就是姓黄的拿火柱打的。姓黄的则说不清对方胳膊脱臼，究竟是怎么造成的，最后自认倒霉，承认是自己打的。双方口供一致，于是公安局向检察院申请逮捕姓黄的。检察院在讨论时，大家都同意公安局意见，但我仔细掂量这个案子的情形，总觉得有不妥之处，于是提出了一个疑问：姓刘的肩膀既然已被姓黄的用火柱打脱臼，他难道还能举起双手去把姓黄者手中的火柱夺下来吗？这一下把大家问住了。我字斟句酌的说道:"我分析这个案件，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就是说，姓刘的肩膀不是被姓黄的用火柱打脱臼的，而是姓刘的在被姓黄的打了一下后，冲上去夺姓黄的手中的火柱，极有可能是双方在争火柱时，姓黄的肩膀关节被拉脱臼了？我这么一分析，大家都认为我讲的有道理，于是向公安局提出建议，要求其再行调查核实。公安局派人深入调查后，证实我对现场情况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同时，公安局内部也对此案的性质进行了深入讨论，最后认为，姓黄的与姓刘的发生争执并动手互殴，只是一起轻微的街坊邻里纠纷。虽然双方动了手，但没有形成重大伤害，构不成犯罪案件，只需对其批评训诫即可，不可以按刑事犯罪论处。于是自己撤了案子，只按照一般民事纠纷案件对双方进行了调处。透过这件事情，我深深地感到，公检法作为国家的执法机关，所办理的每一个案件，无论大小，都关系到法律的尊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其首要职责是公正执法，不枉不纵。在案情扑朔迷离时，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仔细、反复进行分析和斟酌，不能被眼前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一定要透过事情的细微末节，蛛丝马迹，廓清笼罩在我们眼前的迷雾，找到事情的真相，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还无辜者以清白，把真正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如果马虎从事，就极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使无辜者蒙冤受屈，使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同时，也要力求避免为了某种功利目的而“过度办案”，即把本来可以调解的民间纠纷，家庭纠纷，当做犯罪案件来办，这同样也会引发不良后果。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