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中共晋城中心县委

走过硝烟弥漫的记忆，红色丰碑在太行山高高挺立；穿越风云变幻的时空, 英雄故事在古镇久久传唱。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晋城大地历经血与火的考验，谱写了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

今天，我们重新走进这段红色记忆，力图用时代脉络串起一个个难忘的事件，串起浴火新生的足迹，以此向创造晋城历史的伟大先行者献上我们深深的敬意，向新中国63华诞献上我们深深的祝福。

历史使人警醒，历史给人启迪，历史不容忘记！

2012年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7周年纪念日。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开展了“中共晋城中心县委”、“朱德、彭德怀、赖若愚等在晋城”和“大阳兵工厂”三个重大党史课题研究。通过本片，我们将和您一起重温激情岁月，共忆风雨沧桑。

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山西处在了抗日的最前线。山西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利用牺盟会的名义进行紧急动员。5月到7月，省牺盟总会派遣牺盟特派员到各县，广泛发动群众，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全民抗战路线，开展全民抗战的动员工作。到晋城县任牺盟特派员的是邓辰西、李进奋；到高平县任牺盟特派员的是王静波、孟松涛；到阳城县任牺盟特派员的是武士俊、韩毓琦；到陵川县任牺盟特派员的是卫逢祺、要崇德（后又调往阳城县）；到沁水县任牺盟特派员的是师小帆。这些人大都是共产党员，名义上是牺盟特派员，实际上接受党的领导。他们利用各县牺盟分会这个官办组织，一方面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发动，一方面秘密发展共产党员，恢复和建立晋城党的组织，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在晋城地区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

牺盟特派员到达各县后，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县、区、编村牺盟组织，大力发展牺盟会员。宣传牺盟宗旨，发展牺盟会员，发动群众守土抗战，短短1个月时间，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县都相继建立起了牺盟会，入会人数达2万余人。二是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宣传活动中，主要以各学校为基地，以学生教师为骨干，组成宣传队，分别到各村进行宣传，采用办墙报、写标语、发传单等形式，宣传牺盟会“铲除汉奸，武装抗敌，牺牲救国、守土抗战”的宗旨。三是组织群众进行战争动员，号召社会各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支援抗日战争。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党的独立性，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抗战的核心。在此形势下，晋城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建立起来。

1937年9月，中共山西工委决定成立晋城中心县委，领导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五县的抗日斗争，派刘尚之到晋城负责组建工作。在这之前，晋城牺盟特派员邓辰西、李进奋已同张茂甫、张月川、陈其温等老党员接上关系，并积极联络失散的共产党员。刘尚之到晋城后，在邓辰西、李进奋的协助下，经过艰苦的努力，联系了大部分隐蔽下来的老党员，做好组建中心县委的一切准备工作。10月初，在牺盟会驻地文庙召开会议，正式宣布中共晋城中心县委成立。刘尚之任书记，邓辰西任组织委员，李进奋任宣传委员。朱德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参加了成立大会，指出了工作重点：一是对原有的党员进行联络，对隐蔽下来的党员立即恢复其组织关系；二是积极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组织力量，为建立基层党组织作准备。

晋城中心县委成立后，按照省工委的要求，为把中心县委建设成领导晋城人民进行抗战的核心，加强了对党员的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建设。

1937年11月，中共冀豫晋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长治特委，晋城中心县委书记刘尚之调任长治特委任组织部长，晋城中心县委随之撤销。

1937年10月25日，时任晋城中心县委书记的刘尚之到达沁水，在沁水县人民武装自卫队驻地城隍庙召开秘密会议，宣布中共沁水县工委成立，吴殿甲任书记。

11月13日，中共阳城特别小组建立。负责人李敏之。成立后，特别小组积极发展新党员，发展了王永胜、曹戎、李尔俭、赵树理（为重新入党）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人后来都为晋城党组织及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11月19日，中共高平县小组成立，孟松涛为负责人。

12月7日，中共陵川县临时工委成立。李希曾任书记，孟宪德任组织委员，夏涛任宣传委员。

1938年1月，长治特委派裴孟飞、赖若愚到晋城西大阳汤帝庙，重新成立中共晋城中心县工委（后改称中心县委），赖若愚任书记，徐一贯任组织部长（后王子如），赵培心任宣传部长，领导晋城、阳城、沁水和高平公路以西地区的党组织。因日军占领县城，县委机关开始设在西大阳汤帝庙，后迁往大阳镇赵庄。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城党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依托牺盟会开展工作，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建立后，加强了对抗日根据地工作的领导，在晋城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战高潮。

抗战动员高潮的掀起与建立抗日武装

1937年10月初，晋城牺盟中心区组织各界群众数千人在晋城南教场召开庆祝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大会，中心区秘书王耿人在会上讲了话。王耿人指出，平型关一役，八路军大获全胜，这是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这一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

1937年12月，修筑曲（沃）高（平）公路的筑路工人举行罢工。筑路工人在中共高平县工委的支持及共产党员姬德明、张宋业的领导下举行罢工，提出“不给钱，不上工；没饭吃，不干活”的口号。共有1500多名工人参加了此次罢工，罢工斗争取得了预期目的。县工委及时对这次罢工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进行了考察，并陆续吸收他们加入党组织。

同时，高平县工委还通过牺盟会发动全县农民开展分仓运动，同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进行斗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农救会还发动群众清查旧村长的帐目，追查他们私吞的公款，清算他们的罪行，罢免旧村长，重新选举了新村长。

1938年3月，陵川县工委组织群众开展了开仓借粮、赈灾济贫活动。县工委书记李希曾以牺盟特派员身份到平川村，通过村牺盟会、农救会，组织开仓借粮斗争。以李希仁为首的富户不肯借粮给灾民，在群众中进行反借粮宣传，并勾结国民党晋南工作团进行破坏，对群众进行恐吓。李希曾组织全村群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发展为烧掉借粮文书，变借粮为分粮，将社仓的粮食分给群众。李希仁不甘心失败，勾结晋南工作团，组织了200人的武装袭击了平川村，企图从群众手中夺回被分的粮食。平川村自卫队在全村群众的配合下，用长矛、棍棒将其打败，并缴获步枪10多支。平川村的开仓借粮、赈灾济贫活动推动了全县群众运动的开展。

各地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使群众看到了自身力量的所在，更加广泛地动员起来，加快了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1937年7月，晋城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成立，牺盟特派员李进奋任队长，邓辰西任指导员，张德馨任副队长。10月，中共晋城中心县委成立后，晋城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归中心县委领导。这支武装成立之初，人员少，武器装备差，只有一些土枪土炮、长茅、大刀。晋城牺盟中心区为了改善自卫队的装备，以适应实战需要，组成以关金海、祁苏风为队长的牺盟工作队，分赴各区、村，一方面动员青年农民参加自卫队，一方面收购民间散落的枪支、子弹。工作队在区、村牺盟会的支持帮助下，用不长时间，动员了一大批青年加入了人民武装自卫队，收购到部分枪支，使自卫队的装备得到改善，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十二月事变后，这支武装与晋豫游击支队一起编入八路军新一旅。

1937年9月，阳城县建立了阳城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共有200多人（枪），队长朱生荣，副队长武士瑗。另外，中共阳城县委在县总工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人游击队。这支队伍主要由思想进步、积极抗日的青年工会会员组成，组建时有队员30多人，很快发展到近百人，编为一个连三个排，由雷正明任队长，胡正六任政治主任，王国霖任指导员。　　

1938年6月，根据上级党组织关于扩大八路军的指示，晋城各级党组织和牺盟会配合八路军工作团，在全区掀起群众性参军热潮，一大批爱国青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陵川县一次参军人数就达410名，阳城县144名青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各县人民武装自卫队的建立，使战争动员工作进一步深入，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八路军、决死队开赴晋城创建根据地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如毛泽东指出：“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斗争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将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为此，党中央要求八路军115师立即于吕梁山脉，129师于晋东南，120师于晋西北，决死一纵队于太岳山脉，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

1938年2月，八路军115师344旅和第5支队在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率领下，从正太路南下驻守高平、大阳，转归129师指挥。3月，129师386旅补充团（后改编为17团）进驻阳城。随后，决死三纵队从翼城、浮山开进到沁水一带活动。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晋东南地区建立了冀豫晋省委，领导晋城各县党的工作。八路军、决死队进入晋城后，与地方党组织、牺盟会一道，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在县、区、村普遍成立了农、工、青、妇救国会，并组建了人民武装自卫队，逐步改造了县、区、村三级政权，有的编村还有领导地进行了公选村长。

1938年1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赴八路军总部途中，路过阳城。他在阳城召集县政府、牺盟会及各党派团体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彭总向大家介绍了全国和山西抗日形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大家要以全民族利益和抗战大局为重，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各党派、团体要团结一致，坚持华北抗战，共御外侮。彭总的讲话在阳城各界引起很大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分党派、不分男女老幼，都有守土抗战之责。

2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在阳城平头、晋城东沟、高平宰李、陵川平城建立兵站，共有干部战士100多人。兵站的主要任务是：①为前线输送兵员、输送弹药、物资；②接送从延安到山西抗日前线的来往干部；③掩护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这样，到1938年初，晋城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决死队和牺盟会的密切配合下基本开辟。

1938年夏，中共晋城中心县委书记赖若愚决定开办大阳兵工厂，制造炸药、子弹、十子连、地雷、手榴弹等武器，为支援唐支队和武装“南公八路”、“晋民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制造了大量武器，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军需。

十二月事变及晋城军民的反顽斗争

1939年1月，国民党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 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秋林会议”，制定了“不择手段的无条件存在”、“狡兔三窟”政策。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加快了反共步伐。阎锡山的倒行逆施，助长了晋城各地顽固派的嚣张气焰。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到阳城后，同国民党33军团地方工作队及军统特务互相勾结，派人到处散布八路军“光吃粮，不交款”谣言，鼓动阳城地方豪绅杨嗣立、曹毓智、刘彬、刘述屏、宋稳住、卫建都等拒绝向抗日政府交粮，又唆使83师屡次无理向抗日政府索要过多的粮款和民夫，并以“办事不公”为由聚众闹事。1939年1月，国民党33军团地方工作队勾结反动分子上官凌云等，以军事演习为名，包围了阳城县城。暴徒们分别闯入阳城牺盟会、人民武装自卫队驻地进行打砸抢，砸毁了牺盟会的牌子，烧毁了文件和办公用具，并赶走了自卫队队长武士瑗、副队长尹伊、指导员杨保林，强行派人担任自卫队长。面对国民党对日妥协，对内反共的严峻形势：

1939年7月15日，朱德总司令再次来到中共晋城中心县委，号召广大指战员牢记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指示，做好应对反革命事变的准备。

1939年9月7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亲临晋城，在晋城中心县委驻地西大阳村汤帝庙，召集八路军第115师344旅旅长兼政委黄克诚、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和晋豫地委书记聂真等开会。彭德怀分析了晋城当前严峻的政治形势，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反顽斗争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长期性，针锋相对地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磨擦斗争。并要求344旅、抗大一分校和晋豫地委配合行动，避免一切损失。之后，彭德怀从晋城赶到沁水，在田家湾村召集决死三纵队、长治牺盟中心区领导戎伍胜、杨献珍、董天知、郝廷珖、张立森、宋静明等开会，提醒大家要认清形势，警惕国民党的危险，将山西抗战坚持到底。

1939年10月18日中共晋豫地委在阳城召开党代会，号召全边区共产党员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斗争，反对投降，坚持抗日！

“十二月事变”的发生及其对根据地造成的危害

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诡称要对日军实行“冬季攻势”，命令决死二纵队为第一线，对同蒲路进行破击，同时命其第15军、第61军为预备队，紧跟背后“配合”，使决死二纵队处于日阎夹击的状态。决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识破了阎锡山的阴谋，拒绝执行命令。阎锡山立即宣布新军为“叛军”，下令公开讨伐，晋西事变（即十二月事变）爆发。

12月14日，孙楚任命国民党83师政训处主任李英樵为阳城县长，以武力夺取了阳城县抗日政权。这次事变，阳城县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及进步人士1000多人被抓、被毒打，130多人被关押，10多人被杀害，10多人失踪。临涧村农救会主席、共产党员卫金瑞被顽固派活活打死，抛尸街头。

事变发生后，晋豫地委召集阳城县委召开紧急会议，采取应急措施：凡是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牺盟会干部，立即撤离工作岗位，随唐支队转移，将牺盟特派员魏永盛、赵树理等人调离阳城；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要隐蔽下来，党支部要缩小，尽量开展合法隐蔽的斗争；县委领导要迅速下到各区分委，把当前的形势和上级关于反磨擦斗争的指示传达到基层党组织和牺盟会，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为了避免唐支队直接同国民党顽军的冲突，晋豫特委、唐支队分别从阳城县城转移至郭峪村。

12月18日，顽固分子芦有年率保安团，与国民党47军、阎军独8旅孙瑞琨等部勾结，袭击了晋城县抗日政府、牺盟会、各抗日群众团体及决死三纵队晋城独立第三营。在组织突围时，教育科长黄祟武、公安局长宋镜溪、公安局指导员张相之、政治指导员张小峰、二区区长宋国英、青救会干部宋致国等16人牺牲，100余名干部被捕。公安局和决三营损失枪400余支。晋城中心县委、县政府、各救亡团体，接晋豫地委通知转移至高会、土岭村一带。孙楚任命国民党军统特务张鸿惠为晋城县长。

十二月事变给晋城抗日根据地造成巨大危害。首先，丧失了晋城军民经浴血奋战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十二月事变后，晋城各县党、政、军、群组织被迫撤退至平顺一带，晋城沦为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驻防区；其次，大批共产党员、抗日志士被杀害，使党组织和抗日政府元气大伤。晋城县事变后仅有党员218名，较事变前减少1475名。事变中，全区有数千名久经锻炼的抗日干部被抓，约500余人遇害，其中，仅阳城县遭杀害的干部就达300多名。第三，抗日队伍遭到惨重损失，严重影响了对敌斗争的开展。十二月事变后，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五县所有的抗日政府、牺盟会、各救会均被摧毁，大批基层党组织遭到破坏，极大地迟滞了晋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对日军的反攻，延缓了晋城人民获得独立自由的时间。

“十二月事变”以后晋城各县党组织开展了隐蔽斗争。晋豫、太南大撤退后，晋城成为国民党军的驻防区和日军占领区，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各县党的工作转入积蓄待机阶段。

1940年“土岭事件”

1939年“十二月事变”发生后，我晋、沁、阳三县党政干部根据党的指示，转移到沁河边的土岭村，成立了三县联合办事处，进行学习、整顿、训练。1940年1月4日凌晨，国民党47军的两个团和地方反动武装包围了土岭村。我三县武装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因寡不敌众，造成了牺盟会特派员丁文法、分会组织部长常居义、通讯员小保、小徐等的壮烈牺牲。土岭事件被捕的人员共计80余人，事件以“旧军打新军”而使当时的国共双方震惊，《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曾两次提及此事。

1941年以后晋城抗日根据地的重新开辟与巩固扩大

1941年冬，晋豫区党委带领部队开进土河，开辟晋（城）南抗日革命根据地，南进支队开进西长河一带建立晋（城）北抗日政权，从此，晋城南北边沿地区光复，地下党组织开始从秘密转入公开活动。1942年先后建立晋南县委、县政府和晋北县委、县政府。晋南、晋北根据地开辟之后，立即筹建地方武装及各抗日群众团体组织，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扩大根据地影响，建立区、村抗日政权，向日伪顽固势力发动政治攻势，组织群众反扫荡，搞生产自救等，各项工作都开展起来。

1943年9月，太行区党委派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带领部队来晋城东部开辟工作，先后攻下了柳树口、张路口、双庙等日伪踞点，使这一块曾一度豺狼出没，毫无人烟的“无人区”也恢复了生机。不久，建立了晋东县抗日民主政府和中共晋东县委。至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晋城四周开辟出晋南、晋北、晋东三块抗日革命根据地。将盘踞晋城的日伪军围困于孤城之中。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