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那些事

一、河头村的包产到户

1978年春，我复员回乡，在山西省阳城县润城公社做“十大员”中的通讯报道员，后来又兼了理论教员、经营管理员。当时二十几岁，每天无忧无虑，一忙心思的工作，可惜就是吃不饱肚子。公社食堂晚饭是一人两碗清汤面，头碗是有汤有面，二碗就变成有汤没面。常常半夜里饿醒，一个长我两岁的同事告诉我，用膝盖顶住小肚睡，就能一觉睡到天亮。

这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可我们那里动静不大，只是学大寨降温了，加大了劳动管理，开始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大队一级核算纷纷下放到生产队一级，1979年秋，一些生产队搞开了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直到1980年春季的一天，河头大队主任侯小林来到公社，说他在自己包的范家庄生产队（一个不足十户的自然庄）搞起了包产到户，他说，生产队管理，什么法都试过了，只有这个法灵。你们抽空可要去看看，现在家家户户不用你叫，就早早上了地，可是撅着屁股真干呢！他问我上边有啥精神，我说，今年《红旗》第一期就登了大理论家薛暮桥的文章，讲到“因地制宜”，讲到“要补课”，我又把这篇文章翻出来让他看，他说，这就心里有底了。他走后，公社的同事告诉我，你可别听他瞎圪吹，他是1962年压缩学校时从中专压回来的，有文化、鬼点子多、贼胆也大，前两年就在咱公社当事务，县委书记下乡，他端了一碗玉米面疙瘩，说让书记吃个稀罕，书记吃了反胃吐酸水还说不得口，不两天公社就把他打发了。我说，不管他那个，只要地里能打出粮来，社员能吃饱肚子，就是他有能耐。后来，侯小林又来几次，公社大院里的“大干部”都不表态，也许是我“官”最小、年纪最轻、饭量最大，又自持懂得上头的精神，常在大小场合为他鼓吹。公社大门外的信用社干部王国华，是搞农村管理的内行，也说侯小林的办法好，积极为他筹划。夏初，公社组织检查生产，果真数这个生产队庄稼长得好，大伙嘴上没啃声心里都服了。麦收时，竟比其他生产队多收了两三成，河头大队的社员先活动开了，也要走范家庄的路子。河头是公社书记的点，书记何尝不想社员生活得好一些。我常在书记耳边吹风：包产到户是个好法、是个灵方、是发展的方向。一些公社的干部说：上头精神只是允许边远山区、山庄窝铺那些落后地方搞，像咱这样先进的地方搞不得。我说：毛主席老人家《愚公移山》的太行山、王屋山都在咱跟前，咱连肚子都吃不饱，还能算啥发达地区。书记说：干！咱先在河头大队搞个试点。秋收前，书记带着我们在河头住了几天，丈量土地、核实产量、签订合同，准备在秋收之后就各干各的。

天有不测风云。10月的一天，正秋收之际，就在县广播站正在播出我写的《河头大队因地制宜落实生产责任制》的当天下午，接到了全体公社干部在晚上广播结束后听地委紧急电话会的通知。地委的电话会直接开到公社，还要公社全体干部参加，大家还是第一次经历，都预感到肯定是出了大事。

电话会确实使我大惊失色。地委书记严厉批评了一些社队大搞包产到户的问题，并第一次听到了“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惊人话语。地委会后县委接着开，援藏归来的老县长哽咽地说，下乡时，一位老贫农拉着我的手哭着说，我们跟了共产党几十年，怎么忽然就不管我们了。一晚上，公社书记手握着电话，额头上不住地渗出汗珠。电话会后，公社党委立即作出决定，迅速纠正河头大队的错误做法。

尽管大家没有责难我，但我也深知是自己惹的祸，但就是不知祸起何处。我连夜翻阅近期的报刊和上级来文，没有发现一点向“左”转的信号。

作为党员，组织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第二天，我即随书记来到河头大队，为了避免引起大的混乱，我们要求各生产队组织农户在原包产基数不变的情况下，自愿结合成组，每组不少于3户，实行联产到组。公社和大队干部一人包一个生产队，白天跟着秋收，当晚完成联组任务。我所在的生产队，多数农户都没意见，大伙知道联产到组实际上是以包产到户为基础，各户基数不变，只是找几个伴农忙时或“检查”时互助。多数农户很快就结成了伴，找到了自己的小组。最后只留下了三户，恰是兄弟三个。原来这家兄弟精明过人，能说会道。在集体干活时，总是说得好听，干活不出实力，爱讨个“巧”，见便宜就上。到分组时谁也不愿和他们搭伙，他们自家更不愿合伙。妯娌三人吵成一团，要生产队长给他们找组。我只好请生产队长把他们叫到一起商议，我说，三家哥嫂，是咱能干，他们都怕拉了咱的后腿，占了咱们的便宜。咱是一家人，为什么不能来个“强强联合”？何况咱这个组是各人负各人的责任，宜分则分，宜合则合。显然，这三兄弟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尴尬，于是老大挑头，勉强结成了一组。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完成任务回了公社，不过大伙心里都清楚，河头大队是名组实户。第二年，河头产量果然在全公社领了先。

直到1981年春天，我才看到了1980年9月27日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央提出了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并没有指责包产到户的意思，并特别指出：“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中央的通知明明白白，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干部谈“包”色变，念歪了经呢？确实是当时“左”的东西影响太深了。到1982年底，全公社实行了以包产到户为基本形式的责任制，填不饱肚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改革开放40年，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九大又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将会全面实现。

二、再上杜家岭

（一）

1983年，我在阳城县委农村工作部工作。八月的一天，部长参加县委常委会回来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县委书记在会上讲，他下乡时发现了一个户售万斤粮的生产队，是芹池公社吕家河大队杜家岭生产队，去年出了一个售万斤粮的种粮状元，今年全队夏粮大丰收，预计当年每户都能售万斤粮。书记还在那个生产队开了一个座谈会。当时刚实行包产到户两三年，吕家河在晋韩公路上，是个依山小村，且石多地瘦，一个生产队户售万斤粮，大家都难以置信。我是具体负责多种经营专业户、重点户工作的，部长要求我尽快赶往杜家岭做详细调查。我有些恐慌，自己负责的工作竟然没发现这样好的典型。撂下其他工作就急忙到车站买票，下午4时就赶到了芹池公社。

不想，公社干部对此事表现冷漠。我说我要到杜家岭去，他们说，杜家岭是吕家河的生产队，但距吕家河有30多里，只有一条勉强能走牛车的路，要走多半天，且山大沟深，路险林密，常有狼、豹出没。公社里没有几个人去过，要去必须多人同行。我问，不是说县委书记到队里开过座谈会吗？他们闪烁其辞，只是说书记已经了解了情况，劝我返回。最后一个干部悄悄告诉我，书记是在吕家河大队开的座谈会，预先通知了杜家岭生产队的几户社员。我说，书记日理万机，不能亲往有情可愿，我是个具体工作的干事，必到实地。他们说，要去必须请公社书记答应，公社书记在县城开会晚上才能回来。我只好等候。

晚上九点多，书记办公室的灯亮了，我立即向书记讲明了来意，并请求公社派人随我前往。书记又讲了一堆山大沟深林密路险的话，其实他的劝阻只是又一次为杜家岭披上了神秘色彩，进一步激发了我探险探奇的个性。我说，作为一个做农村工作的干部，必须到实地调查。书记面有难色，说三夏工作正忙，实在抽不出人手。我说我是一名复员军人，请公社武装部借我一支步枪，独自上山。书记说公社的枪支外借必须经县武装部批准。我说，没枪也要上山，如果我三天内回不到公社，请公社通知我的单位县委农工部，说完便扭头离开。回到楼上的一间小客房，关门睡觉。准备养精蓄锐，第二天早上到街上买把山镰防身独自上山。半个小时后有人敲门告知，明天公社派两人随我上山。

（二）

第二天早上，我与公社的两个同志到吕家河请了一位大队的同志带路，开始向杜家岭挺进。这里是阳城与沁水的交界处，系中条山脉。尽管山道崎岖，但夏日正是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的时节，满山松林滴翠，鸟唱蝉鸣，大家兴致很高，一点不觉得累。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山崖上长着一棵白皮松，大队的同志说，走了一半了，树下歇一歇再走。接着讲，左手的一条道是到吕家河大队的又一个生产队毛沟的，右手的这条道就是上杜家岭。说着竟碰到了两个毛沟的社员，他们背着篓子要到公社供销社去买些商品。

我们再往山上走，植被就少了,多是裸露的黄沙石。大队的同志说，山里常有野兽出没，狼是可以遇到的，夜里常常听得狼叫。豹子只可以看到踪迹，但没有伤过人。野猪最多，常常糟害庄稼。我们想组织打野猪，但枪支管理的严，过去家里的猎枪在文革中都上缴了。

上山的路越来越陡，又翻上了一个山包，大队的同志说，一出山口就到了。接着，就听到了牛叫的声音，听到了两个女人对骂的声音，骂得很原始，很响亮，很难听。

杜家岭到了。

（三）

杜家岭很美。麦子收了，秋庄稼已经长了起来，玉米、高粱、豆子，生气勃勃。在绿色的环抱中有三片房子，上边的一片是依山的土窑，下边的一片是瓦房，半坡上有一座土坯房。一出山口，大队的干部就喊起生产队长李林虎的名字，说县上的干部来了。队长应着向我们走来。骂声停了，我们迎面碰上了两头大黄牛，后面跟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蓬头垢面的，看到生人脸有些红了，沟下院子里的一个小媳妇还是嘟嘟哝哝的。看起来像是姑嫂对骂，难听的骂声竟然出在这两个青少年之口。

生产队长敦实的个头，三四十岁，紧紧拉住我们的手，想不到公社的干部会来，县里的干部会来。我们说明来意，队长就讲，咱先到产粮的状元户去吧。一边喊着“天才叔”一边就往沟下走。沟下有一进两院，石头墙，少许砖瓦。种粮状元李天才大约50来岁，正扛着犁往外走，听得我们来了，就又折回了家里，我们走进屋时，老李慌忙把年初县三干会上的红披带挎在肩上，骂着老伴怎么把大红花找不见了，老伴跪在在炕上的箱前翻着什么。我说，不要忙，不要忙，我们是来看您今年麦子的收成的。老李嘟哝着说，县干部来了，县上发的东西是要戴上的。指着房子里站着的十多个麦子口袋说，收成好，收成好，这不刚晾干了，儿子已经拉着架子车去交公粮了。我说，家里几口人？种了几亩麦子？收了多少？老李说，五口，我、老婆、儿子今年刚娶了媳妇，还有一个闺女。有十几亩麦子吧。咱这山上，今年收成好，亩产四五百斤，收七八千斤吧。老李说得有些结巴，出了一头的汗，我有些不忍心再问下去了。就说，咱去看看你的秋庄稼吧。老李把红披带扯了下来，带着我们走出了院子，他指着西边的一坡绿油油的玉米说，这都是我的。我说，有多少亩？他说，七八亩吧，南边你们来的路上，还有四五亩。我看了看西边的山坡，足有十多亩地。心想，这里山大沟深，地多人少，丈量土地上必是宽了许多。老李夏粮就产了七八千，秋粮会比夏粮更多，风调雨顺户售万斤粮是足可以做到的。

队长带着我们走到半坡上，我看到土坯房雪白的墙上画着一个大男孩，挎着书包戴着袖章很像当年红卫兵的样子，我问，这是谁住，队长说，是学校。我走进去，一溜三间房，两间像是教室，一间应该是老师的宿舍。教室里放着两排桌凳，空无一人，在老师的宿舍跑出一个小男孩来。我问，你们今天放假了吗？小孩答，没有。老师呢？老师到公社去了。你们有多少学生？就我一个。老师走了，我给老师看着学校。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我问队长，队长忙说，去年还是三个，那两个是女娃，今年开春就不上了。队长接着说，上头对教育还是抓的很紧的，我们生产队十来户人，一直有一个公办教师，就是呆不住，最长的也教不到两年。我想起了那个赶着牛骂着脏话的小女孩，心里有些堵。

队长边走边说，杜家岭10来户人家，50来口人，200多亩土地，平常年景，夏秋两季，亩产500到600斤，每户就成了产粮万斤户。这里实际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态小环境，七十年代初还做过种子基地呢。今年雨水好，麦子亩产就到了四五百，秋粮会产到七八百的。计算售粮的户数要比实际的户数少，有些父子兄弟没分家嘛，县委书记给开了会，户售万斤粮没啥问题。

说着，来到了岭上，一溜十来孔土窑，这应该是最早的杜家岭了，队长李林虎就住在头上的两孔窑里，队长的媳妇已经在为我们张罗饭了，烧饭用的是玉米杆，窑顶上和窑壁上挂着长长的烟渍。队长说，你们来也没打个招呼，公社的干部已经有几年没来了，过去大集体时检查生产每年要来一两次。咱这里啥也没有，不过麦面是新磨的，菜是咱地里长的，凑合着吃吧。我们连声说好，新麦面的河洛，新鲜的蔬菜，吃得真是挺香的。

吃了午饭，我们就往回赶。下山走得快，实际到吕家河也就是二十四五里，到芹池也不过三十里，夏日天长，我在公社坐上班车就回到了县里。

（四）

县委书记在这一年的11月调回了地委，年底再没有人提到这个户售万斤粮的生产队。我在第二年也上了脱产的电大，两年毕业后调入市里。但我常常想起那个只有一个学生的学校，想起那个赶牛的小女孩，想起那个垂着长长的烟渍的土窑洞。

2008年的夏天，在全国上下都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都在迎接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下了决心，要重返杜家岭。电话询问杜家岭的情况，芹池镇的同志告诉我，杜家岭早已没人住了，大多迁到了吕家河。在7月的一天，我从沁水返回在吕家河下了车，碰到的第一个人竟是当年售粮状元李天才的儿子李有虎，李有虎把我带到了他家，见到了八十多岁的李天才。有虎说，来晚了，去年他父亲耳朵实聋了，神志也不太清楚，不过身体还好。李有虎刚在院子里修了新房，上下两层，挺排场的。我见到李天才时，他坐在儿子的农用车的小轿里边，有虎说，他说这里凉快。李天才紧紧握着我的手，听不到我说的是什么，但还是热情的说：吃了没有？在咱家吃饭，要在咱家吃的。

有虎说，他们是在1993年最后搬下山的。那一年，主要是村上的高压线被人偷了，头年就被偷了一次，停了一个多月电。这次偷的线路更长，有十多里吧，很长时间没人接。村上只剩了两三户了，大伙一商量就搬下来了。他的姑娘是搬下来那年生的，十五岁了，在城里上学呢。杜家岭搬下来的，有几个孩子上了大学。他的营生主要是开农用车，跑运输，近两年修晋城通往翼城的高速路，在路上揽活。一年能挣五六万吧，还行。刚搬下来的几年他还回去过，这也有十年没回去了。山封了，树长起来了，路也不能走了，回不去了。

问起当年的生产队长李林虎，有虎说，也在吕家河，身体好着呢。去年他的女儿上大学了。

（五）

2014年10月，我写的《消失的杜家岭》在太行日报发表，在阳城引起了一些关注。

2015年9月22日，我的邻居、在市委宣传部的同事、时任阳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商浩辉同志盛情相邀，故地重游。到吕家河村上的吕支书为我们换了两辆煤层气公司的皮卡车，给我们带路的竟是当年的生产队长李林虎，七十出头，还是那个敦实憨厚的样子，只是比当年稍微胖了一些，说起话来还是那样畅畅亮亮的。在他俩的带领下我们又上了杜家岭，尽管山路崎岖，险象环生，但难不住经常翻山越岭勘探煤层气的皮卡车司机。到了山顶，看到的杜家岭已经没有了村庄的样子，原山顶的土窑洞及地面建筑已被推平，依稀可以看到窑洞的后墙在崖壁上留下的影子。岭上只留下一个碌珠（碌碌是井上的吊水的工具，而碌珠是场上的碾场或碾窑洞顶部的工具）；一头时隐时现的山猪，身长善跑；一块石碑，半截埋在土里，大伙一起把它刨了出来，是道光二十年因阳城、沁水两县争杜家岭山头的一座古庙而立，通过官府判定给阳城。原有的学校的土坯房已倒塌，留下了一堆瓦砾。岭下的院子也已不存。周边植被良好，承包人在此植有杨树，种有花椒树。吕支书说花椒在吕家河村120余户中，每户一年收入5000余元。现在主要是成立合作社，解决质量和销路的问题。商浩辉部长提出发展乡村旅游，在这里办度假村或养老院、建农家乐的设想，也可为花椒创造品牌和销路。但基础设施的投入过大，主要是道路、水、电等。李林虎讲，杜家岭最多时发展到五六十口人，200来亩土地，实际的耕地面积要大一些，有许多山地。全村都姓李，一大家子。我想起来，吕支书曾当过大队会计，也许是当年村里派出的年轻的领路人。李林虎讲种粮状元李天才已去世数年，活了八十四五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之一，提出了美丽中国的构想。我想，杜家岭的消失，正是偏远山区自觉的移民搬迁，改变了贫困农民的生活状况，恢复了自然的绿色生态。应该是一件好事，是美丽中国的开始吧。

三、四进锡崖沟

《陵川县志》记载：“东有马东岭之屏障，西有华山之阻隔，北有王莽岭之险峰，南有青峰巍之对峙。四山夹隙之地称曰锡崖沟。因地形险恶，绝路，沟人多自给自足，自生自灭，偶有壮侠之士舍命出入于悬崖峭壁间。” 走出大山是锡崖沟几代人的梦想。

第一次走进锡崖沟，是在1993年的7月。这时候，我刚刚听说在我市陵川县古交乡的深山中，有一个四山阻隔的小山村，全村人艰苦奋斗30年，在悬崖峭壁上修成了一条7.5公里的出山路。当时我在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工作，我的任务是找一辆车送市文联的几位作家到锡崖沟深入生活，去写纪实文学。锡崖沟的路通了，但是一条险路，部里的小轿车不行，必须是吉普，还要很好的司机。选来选去，我们选中了市委讲师团的吉普车，司机姓牛名平安，身材敦实，为人厚道，有近20年的驾龄，坐“牛平安”的车心里该多么踏实。这一天，我们包括司机一行五人，前排两人，后排三人，稳稳当当的上路了。

到陵川县城是轻车熟路，从县城往古交走，就越走越艰难，颠簸了近两个小时，在古交乡与马圪当乡的交叉路口我们停了下来。陵川的同志把我们带到了山崖前讲，山下就是锡崖沟了，我们隐隐约约的看到了在深山沟里的一个小山村。

陵川的同志讲，在1962年秋，陵川县委书记邢德勇骑着马到锡崖沟下乡，就是走到这里盘旋了半日，找不到下山的路，他的马停步不前，只是望沟长嘶。他回到县城，百感交集，从紧缺的财政中拨出了3000块钱，牛皮纸包了用绳子从这儿吊了下去，送给了锡崖沟人。牛皮纸上写了两个大字“修路”。当锡崖沟老支书董怀跃收到这3000块钱的时候，他满山沟里的跑，见人就说共产党还念着咱呢，把这么崭新的票子寄给咱让咱修路，咱可不能对不起党啊。从此，锡崖沟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修路里程。整整30年，在1991年的6月10日，第一辆汽车开进了锡崖沟。

接下来我们就要走锡崖沟人历时30年才修成的路了！这条路是可以“通车”的路，但仍是一条十分艰险的路，尽管已通车两年，但走过这条路的汽车仍然屈指可数。我们都有些紧张起来。刚走了一小截，车上坐在后排中间的长者就喊停车，要求坐到靠着车门的一侧，方便出现紧急情况时下车。接着就进入了挂壁路段，一边是紧靠山体，一边是万丈悬崖，紧靠山体的一边跳不出去，万丈悬崖的一边跳出去又会咋样，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坐到侧边的长者看着车外的悬崖峭壁，更是紧抱着前座椅背，大汗淋漓。这样的氛围必然加重了司机的压力。到平缓处，我们再一次叫停，将长者让回了中间的位置。走出挂壁路段，司机这一次主动停下了车，再一次检查刹车，这是一个长约千米的陡坡，并有两处弯道，锡崖沟已是一览无余。我们商量，前排的一个同志和司机一块驾车下去，我们后边的三个走下去，这样车体轻了，制动好些，我们走得也踏实。就这样，傍晚时分，我们的车终于开进了锡崖沟。

晚上，我们连夜和锡崖沟支部的同志座谈。第二天，作家们留了下来，我和牛师傅平安返回晋城。这一次生死的历练，使我真正的感觉到了锡崖沟人的不易，锡崖沟修路的不易，锡崖沟精神的不易。这年年末，晋城作家撰写的纪实文学发表，第二年改编为电视剧，第三年，也就是1995年末，电视剧《沟里人》，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大奖，令我记忆深刻的是，在《人民日报》公布的获奖名单中，同届获奖的30多部电视剧，第一部是反映广东改革开放的《情满珠江》，第二部是古典名著改编的《三国演义》，这两部都是三四十集，而仅有四集的反映锡崖沟人修路的《沟里人》赫然名列第三。全国“五个一”五年一届，今年《沟里人》获奖已过了20多个年头，山西选送的电视剧仍没有出其右者。这也可以看到锡崖沟精神的伟大，锡崖沟精神的不朽。

第二次走进锡崖沟是1994年的8月，仅隔一年，锡崖沟已是闻名遐迩。

这一年的6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路》，报道了锡崖沟人30年修路不止、终于走出大山的英雄事迹。这时，山西人民正在冲破闭关自守，强力开发开放，修建第一条走出山西的高速路——太旧路。旧关就是太行八陉的井陉关，就是要修建一条打开太行山的快速通道。面对复杂的地质结构、艰难的技术攻关、巨额的资金缺口，特别是保守思想的畏首畏尾、社会舆论的沸沸扬扬，时任省委书记的胡富国7月4日来到了锡崖沟。看着锡崖沟人在悬崖峭壁上一钎一锤凿出的挂壁路，这位太行山孕育出的热血男儿再一次热血沸腾，奋笔疾书：锡崖沟精神万岁!这样，锡崖沟精神成了山西改革开放的动力源，成了太旧精神的先导，成了新时期的太行精神。

锡崖沟的路比上次通畅了许多，头一次我们的吉普车进村还有人围观，这次部里的小轿车开进也司空见惯。这时我刚刚担任理论科长，担负着晋城市锡崖沟精神课题组撰稿的任务。我住了两天，白天跟随锡崖沟的支部书记宋志龙走他们过去走过的和曾经修过的路，晚上听村里的干部群众讲他们修路的故事。

锡崖沟村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古郊乡，与河南省辉县接壤。因传曾为炼锡之地而得名。全村200余户，800余人散居在面积为11.5平方公里的山沟里。这里群峰环列，洪壑万丈，少有人烟。1962年秋，时任锡崖沟村党支部书记的董怀跃接过陵川县委拨付的3000元筑路款，由村党支部副书记杨文亮组织劳力组成筑路队，历时6个月，硬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出了一条“之”字形小道。虽然只有胆大的人才敢行走，但总算有了条出山的路。之后，他们又修了一条可以驮运货物的“驴路”。当时，他们试图赶着27头猪出山，但没走几里路就摔死了13头。“驴路”没有让锡崖沟人轻松走向世界，却给了大家走向世界的希望。

1976年，王莽岭山脚下再次响起了“叮叮当当……”的锤声和钢钎声。为了走出大山、走向世界，此次锡崖沟人付出的代价是：修路历时两年，花费4万余元。由于工程量太大，仅修了1公里多路，非但人不能行走，反倒将狼引进了村，被村民戏称为“狼道”。

1979年，不服输的锡崖沟人再次举起手中的锤和钢钎，在悬壁峭壁上“抠”路。此次计划开凿1800米长隧道，穿透王莽岭。后经交通部门勘测，此隧洞80年打不透，五代人不受益，且无法排气、排渣、通风、照明，打了30米就被迫停工。废弃的隧洞被村民用来圈羊，即称“羊窑”。

就在此时，在北京当了5年兵的宋志龙复员回村了。见过山外繁华的世界，再看看自己一贫如洗的家乡，宋志龙心里很不好受。1982年，宋志龙当上了村民兵连长、党支部副书记，在一次党员会上，他提出了“修盘山公路，让汽车进村”的建议。于是，不甘失败的锡崖沟人又开始劈山修路。此次锡崖沟人汲取了“狼道羊窑”的教训，科学合理修路。他们请来工程专家、技术员进行充分测量和论证，制定了沿王莽岭“援崖攀壁，依山就势，顺崖凿洞，螺旋上升”的筑路方案。

锡崖沟关于“路”的故事终于翻开了全新的一页。1991年6月10日，一条长达7.5公里的锡崖沟挂壁公路全线贯通。为了这条路，锡崖沟人从1962年到1991年，历时30年，投资59.6万元，动土石方23万立方米，凿隧道1380米，建石拱桥3座。

随着声声入耳的汽车喇叭声，世代代居住在王莽岭深处的锡崖沟人终于走出了大山。

我和课题组的同志走过了“驴路”，走过了“狼道”，走进了“羊窑”，又走上了到河南的“蚁道”；我步行在挂壁公路的山洞里，仿佛又听到了凿石的钎声；我摸着为修路而死的原党支部书记董怀亮、村民宋双保的墓碑，似乎感觉到了他们飘忽的魂灵正在吟唱。

回来后我奉命草拟了晋城市委关于学习锡崖沟党支部的决定，市委以文件下发。同年11月11日，课题组《锡崖沟精神的形成、发展及其社会价值》在太行日报发表，文章提炼了锡崖沟人创造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愚公移山、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牺牲自我、造福后代的奉献精神、尊重科学、实干巧干的务实精神、走出大山、逐鹿中原的开拓精神”的锡崖沟精神，在全市引起重要反响；同年12月30日，该课题研究报告获得山西省首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推广应用二等奖，是地（市）级社科研究获得的最高奖项。

1995年锡崖沟精神的课题继续发酵。5月在原文基础上修改的文章获山西省改革开放与艰苦奋斗研讨会优秀论文。7月，再次修改的《从锡崖沟精神谈山西青年时代精神的重塑》获“海棠杯”山西青年时代精神研讨会优秀论文一等奖；9月，太旧高速公路通车，多次修改的《论太旧精神的科学内涵及其伟大时代意义》获山西省太旧精神研讨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第三次走进锡崖沟是在2011年的6月，我接到省委宣传部的电话，寻找18年前撰写锡崖沟精神课题研究报告的作者，要求重新修改准备参加7月全国太行精神研讨会。

这一次的锡崖沟之行非比寻常，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锡崖沟。

在一座三层楼的 “农家宾馆”内，22岁的小老板董川军（他是为锡崖沟修路牺牲的老支书董怀亮的孙子）正和他的父母一起忙着打扫房间、准备饭菜，当天下午将有一个16人的旅游团来此吃饭住宿。2003年，董川军的父亲承包了村里的一个饭店。董川军高中毕业在太原学了一年多厨艺后，于2009年回到锡崖沟。他和父亲将自家的房子重新翻盖成三层，开起了农家乐。“现在，客源不用愁，房子是自己的，菜也是自己地里种的，成本不高。山里的野蘑菇、土鸡蛋、地皮菜等，客人很喜欢。山里还有野鸡、野兔、野獾什么的，村里人逮着了就会送来。”董川军说，2010年他家开农家乐的收入达五六万元。现在，他一个星期开着车往外跑两趟，主要是到邻近的河南省辉县、新乡市买东西进货。他打算再想点子办出特色，农家乐生意肯定会更红火。

山西兰花王莽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同志介绍，山西兰花集团于2003年接管了王莽岭景区，包括王莽岭、锡崖沟、昆山和刘秀城4个景点，核心面积40多平方公里。为了改变交通现状，山西兰花集团投资6900万元打通了2.7公里长的王莽岭隧道，锡崖沟人出山从以前的1小时缩短到现在的十几分钟。因为有了这条助推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的旅游公路，加上当地淳朴的民风、秀美的风光，王莽岭景区锡崖沟挂壁公路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旅游业也成为锡崖沟村的主导产业。

“路通了，锡崖沟可谓‘翻了身’。汽车进村了，生活富裕了，沟里人还可以骑车到外面打工。以前人均年收入只有200元，如今最低能达到3000多元。”从1986年至2006年干了20年村党支部书记宋志龙对锡崖沟发生的变化感触最深。宋志龙讲，他从2009年开始，与村里的4户村民以股份制形式，在合作社贷款15万元养殖红鳟鱼，现有鱼苗2万条，饲料从北京购进，一吨饲料的价格八九千元。大点的红鳟鱼论斤卖，每公斤40元；今年由于天旱，红鳟鱼长得较小，论条卖，每条20元，主要销往西安等地。除了养殖红鳟鱼，他还养有鲤鱼、草鱼，种有近20棵杏树、苹果树和板栗树，家里开的农家乐仅去年收入就达1万元，而这样的日子放在以前他想都不敢想。

时任党支部书记杨有平告诉我，如今的锡崖沟，已经成为国家4A级景区王莽岭风景区的一个主景区，而集几代人鲜血与智慧修成的“锡崖路”，也已成为吸引游客的一道风景线。近年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锡崖沟人持续发扬 “锡崖沟精神”。一是实施山桃、山杏全部绿化工程。如今每年3月桃花、杏花开时漫山遍野，非常漂亮。2010年春天，锡崖沟还花25万元建成了100亩甘果核桃园。二是大搞 “四旁”植树，即全村在河道、路旁、荒地、荒坡等地段共栽植杨树、桐树等优质树木5.6万株，人均70株。三是投资60万元，对4个较大的自然村用特有的红石料板进行路面硬化，彻底解决了600多名村民下雨天走泥路或不能走的状况。四是大力实施建沼气池、改厕所、改厨房、改猪圈“一池三改”工程，全村现建成沼气池90户，已全部投入使用，有32户已建卫生户厕。目前村里已建有500余个床位的农家标准小院28户，统一发放了农家小院接待牌和工作证。杨有平表示，我们要继续发扬锡崖沟精神，与时俱进的丰富锡崖沟精神的科学内涵，把锡崖沟打造成南太行的最美的风景区。

我再一次体会了锡崖沟精神的时代魅力。这年7月16日，我荣幸地参加了由山西省委、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光明日报联合主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太行精神研讨会。有幸聆听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伟光、《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李春林、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等大家大师的发言，并第一次在如此高规格的大会上发言，介绍了锡崖沟精神与太行精神的渊源，特别是晋城市在太行山的重要位置，晋城人民对太行精神的突出贡献，锡崖沟精神对太行精神的发扬光大。7月，《学术论丛》发表了我撰写的《锡崖沟精神是太行精神之薪火相传》，并收入了由胡苏平主编的《弘扬太行精神，加快转型跨越-太行精神研讨会文集》，《太行日报》7月31日发表了《锡崖沟精神与太行精神》。2013年12月23日，《山西日报》刊登了该文被评为山西省第十一届“五个一”优秀作品的消息。在此期间，2011年10月，锡崖沟挂壁公路被认定为山西第三次文物普查十大新发现；2012年8月，高平—新乡高速公路陵川段通车，高速公路直达王莽岭景区，锡崖沟的交通更加便捷。

第四次走进锡崖沟，是在2018年6月22日。市老干局党委把七一前夕党员活动日选到了锡崖沟，党委副书记郭旭勤带队，高丛花、陈倩热心扶持，我们晋城和长治两地的一百余名老干部，乘两辆大巴，一路唱着红歌，来到了我总是牵肠挂肚的锡崖沟。锡崖沟变化太大了。我们先是来到了锡崖沟挂壁公路纪念馆，当年领着村里党员组成的突击队强攻老虎嘴、修不通路不下山的老支书宋志龙给我们讲了锡崖沟人三十年的修路史，接着我们又看了锡崖沟挂壁公路的电视专题片，尽管这些故事我已听了许多遍，但每次听来我都禁不住泪流满面。我的心灵再一次得到洗礼。接着我们来到了红崖谷景区，站在高高峭立的红崖下，我们佩戴着党徽，面对鲜艳的党旗，庄重地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高唱誓词歌。我们还参观了锡崖沟大瀑布。回来的车上，我写下了《锡崖沟纪行》：七月党旗红，党日活动优； 一路唱红歌，东进锡崖沟。一进纪念馆，志龙讲修路；卅年奋斗史，天堑变通途。二进大瀑布，深谷涛声幽；砥砺向前行，年老志不休。三进红崖谷，老骥振臂呼：忠心跟党走，千里写春秋！  

我与锡崖沟、锡崖沟精神走过了25年，锡崖沟精神一直在滋养着我，学习、体验、研究、传播锡崖沟精神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锡崖沟精神万岁!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