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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1983年“严打” 斗争中原晋城县的两起典型案件
2018-10-28 10:02来源:晋城党史网作者:吴文庆浏览数:451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国迅速摆脱了极左路线的束缚,也打破了僵化、教条状况,出现了思想活跃、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的崭新气象。但是,由于在新的历史时期,许多政策和法律没有相应完善,新的法制没有健全,社会管理与控制力度有所削弱;也由于"十年内乱"中所滋生的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没有得到及时清理,导致社会治安出现大量乱象。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均发生了大量抢劫、盗窃、爆炸、强奸轮奸、杀人放火、甚至滥杀无辜等严重刑事案件。这些犯罪分子活动猖獗,气焰嚣张,无人敢管,致使正气受压,邪气上升,好人怕坏人,群众晚上不敢出门,人民生命财产、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威胁,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面对极度恶化的治安形势,邓小平同志果断作出了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重要指示,并提出打几个大的战役。根据邓小平指示,中共中央于1983年8月25日,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以此为发端,一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这次”严打”中,我作为晋城县检察院副检察长,义不容辞的奋战在“严打”第一线,亲自参与了许多案件的侦破,亲自对对一批犯罪分子进行了抓捕和审理,使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其中有两个案件十分典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一个是李五次案。李五次是原晋城县高都公社保佛村人。此人生性顽劣,从小不好好念书,在学校经常和老师、学生打架吵嘴,让大家提起来就头疼,谁也不愿意和他来往。小学念完,他说什么也不愿再往下念了,把他父母气得差点吐血,最后干脆不管他了。到改革开放时,李五次已长成十七、八岁的大小伙,但他不想上地干活,而是每天端着膀子在村里东游西逛,打架斗殴,惹事生非,把保佛村搞得鸡犬不宁。1980年起,李五次嫌保佛村庙太小,放不下他这尊神,就又到高都镇上去闹。他以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逢店必进,进了饭店要 吃的,谁敢不给,一脚踢倒,骑在身上挥拳就打,直至对方鼻青脸肿,满嘴求饶,并好烟好酒好饭招待,方才放过。进了商店要穿的,要用的,谁敢说半个不字,马上随手抄起家伙乱砸,老板赔了不是,并献上钱物,方才罢手。为了立威,李五次经常在袖子里藏一根小棒槌,走在街上时,只要看到谁不顺眼,不管招没招惹他,拿出棒子就打,直打到对方头破血流‘满嘴求饶为止。由于这些恶行,高都镇的人全都怕他,人人见了都尊称其为“五爷”,“五次”这个名字当面不敢叫了,只敢背后叫。李五次也因此在高都镇更加横行霸道,无法无天,走到哪儿都是肆无忌惮的随便吃,随便拿,谁也不敢反抗。


1982年夏天,根据上级安排,我和时任检察长郭济民到高都考察社会治安情况,党委书记张金玉汇报时说:现在社会太乱了,谁也管不了,公社和村里不敢管,公检法没人管。就这样乱下去,对群众生活影响太大了。他特别提到李五次,说村里根本管不了,也不敢管。你们公检法应该管一管。回来以后,我们将高都的情况向县公安局作了反馈,特别说到李五次的问题。公安局王局长(名字忘记了)表示派人下去了解一下。一查,李五次不仅确实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大,大到什么程度?调查人员列举了五个方面:一是李五次已经由个人单独作案,发展到网罗人马,结拜抱团,成为恶霸团伙;二是李五次每天带四五个小地痞混混,在街上寻衅滋事,看到卖水果的,也不打招呼,上去拿起就吃,抓上就走,谁敢说个“不”字,就会遭到痛打。高平一个姓王的老头,挑了一担梨到高都卖,李五次撞见后又吃又拿,分文不给。老头说,我这是小本生意,你们吃了我的东西,应该给我钱。李五次一听这话,上前一脚把老汉踢倒,然后拳打脚踢,将其打成重伤。公安人员说,据不完全调查,被李五次欧打致伤的有30多人,重伤两人。三是不论谁办店,只要是在高都街上,开业时都得请李五次喝酒,不请,生意就要泡汤。有个姓张的到高都开饭店,不知道这个规矩,饭店开张时,没请李五次喝酒。仪式进行中,李五次带人冲进去,把饭店锅碗砸了,桌凳推倒、摔坏,还把店主打成轻伤,最后无奈撤出。四是群众家庭每逢娶媳嫁女,必须先请五爷,不请就抄家闹事,搞得举家不宁,四邻不安。五是高都周围四五个自然村,每年都要组织唱戏,必须请五爷到场,好吃好喝,着意款待,方可免除麻烦。1981年春季,麻义村唱戏时没有宴请五爷,头一天戏开场,就被五爷手下的人用砖头把戏场砸散。这么一闹,以后各村唱戏,谁都不敢忘了先请五爷。由于李五次横行霸道,恶名远播,成为地方一大公害,造成当地群众极大的恐惧,甚至家中孩子哭闹时,只要说一句“五爷来了”,孩子立马就不敢哭了。


事充分证明,李五次多年来横行乡里,作恶多端,已成为地方黑恶势力,必须予以严惩。于是,经报请有关部门批准,晋城县公安局于1982年将李五次依法逮捕。不久,席卷全国的“严打”斗争开始,李五次案成了晋城县严打的重点,根据当时对罪大恶极者从重、从快、从严处理的规定,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于1983年8月将李五次判处死刑,并从快执行枪决。


再一个是李晚炉案。李晚炉是晋城县高都公社漳东村人。时年25岁。此人和李五次一样,也是自小顽劣,不喜读书,勉强念完小学就回了家,但偷鸡摸狗却是自来熟。到20多岁时,开始由小偷小摸变为大偷大盗,他偷的范围十分广泛,不光是钱财,衣物、粮食要偷,就是粪桶、锹镐、簸箕、钩担等日常用具也要偷。他到哪家一转,哪家就会丢失东西,人们对他防不胜防。后来,他觉得光偷些一般东西不过瘾,来钱慢,于是就开始抢。1982年某月,水东村一个姓段的老两口被李晚炉偷了。但是,老两口家中很穷,既没有钱,也没有值钱的东西。李晚炉暗偷没有捞到油水,就恼羞成怒,变成明抢。他掏出匕首扎在桌子上,威胁两个老人说,拿不出钱来就要你们的命,老两口下跪磕头都不行。无奈,只好把平时辛辛苦苦用一毛钱一毛钱积攒的20块钱,拿给了这个打劫者,才保住性命。


当地群众深受李晚炉偷盗抢劫之害,纷纷向公安部门检举揭发。县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后,就将其列为重点打击对象,派员进行侦查。李晚炉闻讯后仓皇出逃到广州。但广州也在严打,对外地人查得很严。李晚炉不久被广州公安局查出并收审。根据李晚炉的供认,广州公安经和晋城公安核实,确定李晚炉就是晋城公安追缉的逃犯,于是给李晚炉戴上手铐,派两名警察往晋城押送。谁也没有想到,到了新乡火车站倒车时,诡计多端的李晚炉会在警察眼皮子底下脱逃。原来,警察当时押着李晚炉,剪票后来到站台上等车。不一会儿,火车过来了。当火车距等车人只有十来米远的距离时,却见李晚炉“呼”的一家伙挣脱警察的手,极快地跳下站台,又以大跨度、跳跃式的急速奔跑,眨眼功夫就越过呼啸而来的火车头,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押送警察想去追赶,火车头已拖着长长的车厢横亘在他们面前。当押送人员绕过火车追到铁路对面时,李晚炉已踪迹全无,从而成功地在警察严密监押下脱逃(李晚炉被重新抓捕后,公安人员问他,火车开得那么快,为什么还敢跑过去?李供认说,他看过一个电影,叫《戴手铐的旅客》,从里面学了一招。公安人员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


李晚炉摆脱公安人员后,想法卸掉了手铐,并四处躲藏,但每天都是胆战心惊,因为各地严打声势都很大,群众的眼睛都很雪亮,稍有不慎就会暴露。他对河南情况不熟,不敢贸然进村,只好躲到野地里,饿了吃些生粮野果,渴了喝些山泉冷水。这样过了几天,他撑不住了,觉得还是应该回晋城,但不能回自己家,公安局的人可能已经蹲在那里,等着他自投罗网呢?他才不会那么傻的。那应该去哪儿找藏身之地呢?他绞尽脑汁,想起一个叫南社村的地方。南社隶属高都,距李晚炉的老家漳东村不远。南社村的东北方向是丹河,丹河岸边有一块地,离南社村约二三里,有人曾在这块地埂后挖过一个十多米深的洞,好像是兵荒马乱年头躲兵用的,后来不躲兵了,就闲置着。李晚炉是本地人,当地情况大体都熟悉,也知道这里有个洞,并且亲自进去过。当他走投无路时,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这个山洞。于是他晓行夜宿,两天时间就潜回晋城,人不知鬼不觉地躲到了南社村外的地洞里。他白天在洞里睡大觉,晚上出来偷东西,主要是偷吃的。李晚炉的潜藏地离麻义村不远。李晚炉知道麻义村有个苹果园,时值夏秋之际,正是苹果成熟季节,李晚炉就频繁到园里偷吃偷拿。一天晚上,李晚炉又来到这里,巧遇麻义村一张姓女青年也来苹果园偷窃,于是顺手牵羊,将张姓女子掳掠到山洞里,当晚即进行了强奸。此后,他晚上出去偷东西时,把张女衣服扒光,扔到洞外,并将其用绳索捆绑,防止其逃跑。白天在洞里,才给其松绑,但也不让穿衣服,一方面供其随时发泄兽欲,一方面防止自己出现疏忽大意时她会趁机逃走。由于白天晚上不停地瞎折腾,加上时时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李晚炉终于撑不住了,有时酣睡不醒。这使张女看到了逃跑的机会。在一个白天,趁着李晚炉酣睡,张女不顾赤身裸体,跑到洞外大喊:我是张某某,被李晚炉绑架了。大家快来救我。并说,通缉犯李晚炉在洞里,他睡着了,大家快报告公安局来抓他。此时正好有许多群众在地里干活,听到喊声后,都拿着锄头扁担跑了过来。李晚炉听到洞外人声嘈杂,知道自己暴露了,于是不顾一切,飞快逃走。群众立即将情况报告给公安局。公安人员判断李晚炉还会回来,于是把其亲戚六故集中起来,告诉他们,如果发现李晚炉,必须立即报告,隐匿不报者,按包庇罪法办。到了当年冬季(11月左右),走投无路的李晚炉来到巴公其姑父家,姑父对其好言安慰,给他做上饭吃,还给他准备了一间房子,让他休息。在其睡熟后,该姑父赶紧跑到巴公公社派出所报告。派出所所长陈宽润一听,立马带了两个干警前往抓捕。进到家时,正在在熟睡的李晚炉猛然惊醒。陈宽润把手枪放在桌子上,拿着绳子去捆李晚炉,不料,狡猾的李晚炉一个箭步抢到桌前,把枪抓到手中,对准了陈宽润。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陈宽润不顾一切,冲上去拼命夺抢。厮打中,李晚炉一口咬住了陈宽润的右手。陈宽润忍着疼痛,将李晚炉死死抱住,其他两个干警趁势抢步上前,给李晚炉上了绑。至此,这个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终于落入法网。晋城县公检法通过联合办案,确认李晚炉犯有抢劫、强奸等重大罪行,依法将其判处死刑,于1984年5月将其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从1983年到现在,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已过去35年了。据了解,对于这次斗争,存在着不少争论。一些人对“严打”始终持反对态度,认为“严打”是运动式执法,有侵犯公民权利行为,有轻罪重判行为,甚至有错杀错判行为。但我作为亲历者,并不认同这种态度和观点。我的认识恰恰相反,我认为“严打”斗争非常重要,十分必要。一个国家要发展,人民群众要安居乐业,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在文革结束、人心思进、人心思变、人心思富的大背景下,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而全国各地发生的大量严重的刑事犯罪,则破坏着社会稳定,破坏着安定团结。不对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进行打击,国家就会再一次陷入动乱,人民思进、思变、思富的美好愿望就会落空。严打,是不得已而为之;严打,是顺应民意、策应大局的战略举措;严打,事关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如果对严重犯罪行为听之任之,就会导致全局性的灾难性后果,什么改革开放,什么四个现代化,统统无从谈起。当然,这场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但与整体效果比较,正面的作用还是占主导地位。拿当时的晋城县来说,“严打”一开始,就在全县抓捕了一批严重犯罪分子,并一次性集中枪毙了10名像李五次、李晚炉那样的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是建国以来一次性处以死刑最多、最集中的的一次。正是因为这样,才使犯罪分子受到震慑,使犯罪行为得到遏制,使广大群众扬眉吐气,欢欣鼓舞,使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和稳定。效果与不足相比,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我们国家仍然在进行扫黑除恶,这与1983年的“严打”可以说本质上是一脉相承,区别在于当时的严打是运动式的,而现在进行的扫黑除恶则始终在法律的框架和规范下进行,这并不等于那时的“严打”错了,而是国家已经建立了严密完整的法律法规,形成了法治社会,这是历史的进步。我作为一名老同志,对此非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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