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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遭劫难勇抗争苏区霜晨月
2012-09-11 00:00来源:原创作者:黄克诚研究所浏览数:84 

   田村。  

  阳光普照着一座农家小院。春意渐浓,杨柳吐新芽,布谷声声。  

  红三军团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屋里挤满了人,有坐着的,有站着的。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会议,中心议题是批判黄克诚。会议指出黄克诚主要有两点错误: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对抗中央路线;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反对现行土地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  

  有的同志站出来,批评黄克诚一再对抗中央路线: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不久,他便反对攻打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而且当面向军团长彭德怀提出反对意见,因此被取消了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这次打赣州,他又一次站出来反对中央决定,力劝红军撤围。  

  有的同志说,黄克诚一贯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反对中央苏区现行的土地政策,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有看法。不少同志七嘴八舌,批判黄克诚的种种“错误”。黄克诚面对批判,表示不服,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黄克诚坚持认为自己的那些主张是实事求是,既不存在对抗中央命令,也不存在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问题。  

  批判会上,耿直的黄克诚,单枪匹马,据理力争。会议僵持了很久,只得休会,暂时停止对黄克诚的批判。  

  按照江口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中央红军分东西两路,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人闽作战,红三军团与湘赣军区和湘鄂赣军区所属的地方武装组成了西路军,以彭德怀为总指挥,膝代远为政委。  

  江口集结期间,中革军委还重编了一、三、五军团,恢复了红五军的建制与番号。  

  这样,中革军委任命邓萍为红五军军长,贺昌为政治委员,黄克诚为政治部主任。全军归属红三军团建制。  

  不久,红三军团遂沿赣江西下,准备“赤化”河西,贯通湘赣苏区与中央苏区,并相机夺取河西几个城市,使之成为革命向湘赣发展的根据地。  

  田村批判会,是在红三军团西渡赣江之前召开的。  

  部队沿赣江西下后,进入了湘、粤、赣边境地区。  

  一路上又开始了对黄克诚的批判。黄克诚仍然据理力争,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行军途中,黄克诚几乎是在批判声中度过的。幸运的是,批判归批判,上级并没有给黄克诚任何处分,更没有撤消他的职务。  

  黄克诚随红五军先是进入江西境内,在茶陵、莲花、永新一线活动,这一地区原本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茶陵还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因而红五军打算在这一带收编一些地方武装来扩充主力部队,然而收获不大。于是,红五军又迂回至上犹地区。  

  不久,西路军奉命回师赣南,挺进南康、大余。行军途中,黄克诚恰好与红五军政委贺昌携手同行。贺昌年龄比黄克诚小,但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曾被选为中共五大、六大中央委员,是一位久经斗争考验的同志。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手控制了中共中央,贺昌被撤消了中央委员一职,旋即派到中央苏区工作。  

  贺昌参与过对黄克诚“错误”的批判,认为黄克诚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过,黄克诚面对同志们的批判态度强硬,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也给贺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携手行军,贺昌便一边走,一边同黄克诚谈话,试图说服黄克诚承认所犯“错误”。  

  黄克诚性情耿直,认定自己没有错,就理直气壮地同贺昌争论。  

  贺昌也是个犟脾气,看见黄克诚拒不认错,就集中火力反驳。  

  两个人各持己见,针锋相对,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黄克诚大声向贺昌表示:“现在不服,将来也不认错,准备和你再争论二十年。”  

  于是,黄克诚与贺昌早上争论,晚上争论,行军争论,宿营争论,仍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黄克诚后来回忆道:贺昌不愧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作为上级,我无论怎样同他争吵,他都不在乎。争吵归争吵,吵过之后,照样相处,毫不计较,也不影响工作。①1932 年7 月,黄克诚随红五军参加了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人赣敌军的嚣张气焰,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之后,黄克诚率部进军信丰地区开展工作。  

  8 月8 日,苏区中央局接受了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正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组成了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参加的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为主席,开始部署乐安、宜黄战役。  

  黄克诚随红五军又投入了乐安、宜黄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  

  乐安、宜黄战役之后不久,红五军番号奉命取消,黄克诚被派回了三军团红三师担任政委。  

  骄阳似火,躁热难当。  

  红三军团第三师师部。  

  一个年轻人走进师部,向黄克诚行了个军礼:“报告!”  

  “来,王平同志,请坐。”黄克诚笑着说道。  

  王平是三师教导大队的政委,才二十五岁,显得虎虎有生气。他是黄克诚的老部下,两人打长沙时就认识了。那时,王平担任机关枪连文书,常跟着黄克诚活动。  

  “王平同志,今天叫你来,是和你商量一件事情。”黄克诚对待部下,一向平易近人。  

  “政委,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王平答道。  

  “教导大队的学员都是从部队的优秀班长中选拔出来的。别小看这些班长,他们可是‘军中之母’啊。部队连排干部伤亡,是他们及时担当了重任。  

  你们教导大队结合战斗总结现身说法,搞射击,教练土工作业、马刀劈刺,讲授班排进攻,搞得相当不错,训练方式十分灵活。不过,”黄克诚话锋一转,“我们的学员都是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低,连为什么刮风下雨都不懂,我建议你们教导大队还得讲点自然科学知识。”  

  王平知道,教导大队这副担子挺重的,别看它只是个连学员加在一起才一百多人的营级单位,而且学员流动性大,但是它担负着战时培养基层干部的重要任务。红三军团自平江起义时起,向来重视培训作战骨干,先后办过随营学校、军事政治训练队,现在又办起了教导队,主要培训连排干部,军团及各师领导对教导大队的工作很重视,逢有余暇,他们还亲自给学员们讲①( 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177 页),黄政委就给学员们讲过课。  

  要说讲政治工作、支部工作等课目,还难不倒王平。但是讲什么自然科学知识,王平真有点犯难了。他连小学也没上过,只是零零星星上过私塾,而且时间也不长。  

  黄克诚看出了王平的为难之处,他禁不住笑了,对王平说道:“没关系的,你先试着备课,有不懂的地方就来找我,也可以找彭邀师长嘛。”  

  “是!”一句话令王平信心倍增,“政委,保证完成任务。”王平心里很高兴,黄政委是湖南三师出来的,知识面宽;彭邀师长是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毕业,极有学识。有他们保驾,王平心里踏实了很多。  

  王平果然不负众望,他认真准备每一次课,遇到问题及时向黄克诚和彭邀请教,为了一个小时的课,他常常花费数倍的时间去准备,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看到像王平这样的年轻人生龙活虎,敢于接受挑战,政治军事训练认真刻苦,黄克诚从心里感到高兴。  

  在这段难得的休整间隙里,黄克诚十分注重对年轻干部的培养。  

  师部有个参谋吴信泉,才二十岁,读过两年书,有点文化底子,人也很精干。黄克诚经过认真考察,有意加以培养,就派他下到特务连当指导员,让他经受基层锻炼。但吴信泉为此产生了畏难情绪,他认为特务连是一个有四个排的大连,担负全师重任,自己才二十岁,能够挑起这副重担吗?于是,他找到黄克诚诉苦,毕竟年轻,说着说着,流下泪来。“共产党员可是流血不流泪啊!”黄克诚拍了拍吴信泉的肩膀,抚慰有加,“大胆去干吧,我相信你一定能胜任。”吴信泉听了,增添了勇气,咬牙上任了。  

  结果,吴信泉工作认真踏实,不负政委重望,深受战士爱戴。  

  后来吴信泉因病住院,黄克诚得知他快出院时,又派他去红军大学,进一步深造。  

  特务连的战士们知道了,一个班派一个代表到医院,搬起吴信泉的行李就回连队,舍不得放他走。  

  黄克诚听说此事,心里更高兴,赶紧去说服了战士们,让吴信泉上红军大学去了。  

  这个吴信泉,后来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指挥员。黄克诚还利用休整时间,狠抓全师的训练教育,加强部队的纪律,督促干部战士们学文化。  

  红三师政治军事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部队准备出发了,立刻有人站出来讲几分钟射击要领,讲一些支部工作问题,教唱“射击歌”等军队歌曲;部队行军途中,成了学习的流动大课堂,每一个战士背后背一个小牌子或干脆贴张纸,上面写几个字,后面的战士看前边战士的背,认字学习,部队还作出了一天认几个字的具体规定;部队宿营休息了,就布置起了“列宁室”,组织人出墙报,学文化。  

  南方的气候是变化无常的,有时骄阳当空,有时大雨滂沱,有时雾气朦胧,湿热难当。  

  黄克诚率领红三师的干部战士们排除各种干扰,抓紧练兵,从不松懈。  

  因为他们知道,休整是暂时的,战斗,更为激烈的战斗在等待着他们。  

  笼罩在茫茫雨雾中的广昌。  

  秋风瑟瑟,阴雨绵绵。  

  红三军团驻地充满了火药味。一场批判黄克诚的会议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  

  会议是由军团政治部组织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批判会议。  

  这次集中批判黄克诚与宁都会议有相当大的关系。  

  10 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全体会议,这就是党史上举足轻重的“宁都会议。”  

  会议认为临时中央7 月21 日给苏区中央局的长信中要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指示应当坚决予以执行。  

  接着,会议对中央苏区自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了总结。  

  后方中央局领导在总结中对毛泽东进行了批判与指责。他们认为攻赣州“依据当时的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之所以没有打下赣州,是由于毛泽东等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指挥犹豫;4 月红军攻打漳州,本来是在毛泽东正确指挥下取得了胜利,他们指责“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的实现”;至于8 月下旬,红军在南丰、宜黄等地分兵, 作群众工作,他们认为是“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是“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等等。  

  进而,后方中央局领导认为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指责毛泽东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羽毛扇子的方法指挥作战,并且“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等等。  

  结果,会议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等前方军事领导人的反对,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军权。  

  宁都会议激起的余波很快落到了黄克诚头上。  

  黄克诚一贯“右倾”,多次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对抗中央路线,而且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这些主张简直是毛泽东的翻版,因而宁都会议结束后,红三军团专门开展对黄克诚的批判。  

  广昌会议对黄克诚进行了集中批判。  

  本来,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是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的,但是,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派来的代表,王稼祥还是在会上讲了话,批判黄克诚。  

  黄克诚听到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批判,并离开红一方面军的消息,心里说什么也想不通。  

  红军三次反“围剿”,采取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等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是全军将土有目共睹的事实。毛泽东之所以在红一方面军全体将士面前享有很高的威信,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又有什么错误?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很不现实的。湘南暴动开始时何等壮烈?但是,经过冒进湘南,远离根据地,一味攻打县城,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  

  湘南暴动失败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黄克诚才认识到攻打中心城市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二打长沙的失败,赣州之围徒劳无功,三千红军将士血染沙场,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毛委员反对攻打中心城市难道不对吗?  

  黄克诚想不通,特别是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更使他对中央苏区的前途,忧心忡忡。脱离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的红军,下一步将如何去行动呢?  

  如今,又一次面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指责,黄克诚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仅拒绝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敢于直言不讳,批评上级推行的是“左”  

  倾盲动主义,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在对自己的集中批判面前,黄克诚再次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革命胸怀,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黄克诚的表现使他再次被降职。  

  上级认为黄克诚态度不好,一再顽固地坚持错误,已经不适宜带兵,于是撤销了黄克诚红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几天之后他又被调任教导营政治委员。这样,一个多星期之内,连撤两职。黄克诚对此泰然处之,仍然勤恳扎实地在教导营工作,并没有因为遭受批评与降职而闹情绪。  

  秋去冬来,寒风阵阵。山上的枫树,尽染红色。  

  贺昌又从红一方面军总部回到了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  

  这位年轻的上级领导一回来,便打听那位爱与他争吵的年长的下级——黄克诚。  

  于是,黄克诚又被贺昌从教导营要了回来,担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  

  不是“冤家”不碰头。贺昌与黄克诚仍旧意见相悖,每天“争论”不休,贺昌指责黄克诚右倾机会主义,黄克诚也毫不客气,回敬他是盲动主义。  

  老朋友相聚,还是那副老样子,争论归争论,但他们彼此相处十分融洽,并没有因为各自主张不统一而影响工作。  

  黑云压境,杀气腾腾。  

  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积极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围剿”。  

  1932 年12 月,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围剿”后,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亲临南昌,分兵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采取包围态势,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大“围剿”。  

  面对敌人的“围剿”,中央苏区进行了积极的备战工作。  

  1932 年10 月13 日,就在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回到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的第二天,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战争紧急动员的第十二号通令》。  

  10 月29 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合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 指挥红军投入反“围剿”的战斗。  

  11 月24 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又发布紧急训令,指出“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要求各部队抓紧政治工作,提高军事素质,赤化新占区域,做好反“围剿”的各项准备。  

  这时,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红军,但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仍然采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一再强调战斗中一定要“运用一、二、三次战役的宝贵经验,来准备和进行全战线上的运动的战斗,以反对国民党的军队。”  

  因而,1933 年初,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接连取得黄狮渡、浒湾两次大捷,俘敌四千,缴枪四千,大快人心!  

  战斗结束后,周恩来提议,主力红军北上贵溪,与赣东北的红十军密切联系,在抚河至信江之间的广大区域间于运动中伺机歼敌。  

  然而,这一主张遭后方中央局领导的反对,恰在此时,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移至中央苏区瑞金,临时中央也反对主力红军北上,担心中央苏区兵力空虚,无法抵御敌人的大举进攻。于是周恩来的正确建议被否定,临时中央要求主力红军西渡抚河,攻打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南城,进而威逼、夺取临川、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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