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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队刺杀刘伯承阴谋的破产
2012-12-29 00:00来源:原创作者:谢武申浏览数:203 

1942年夏季,日军向我太行根据地大扫荡,我129师师长刘伯承,机智地避开了日军特别挺进杀入队(以下简称挺进队)刺杀他的一次行动,时间只差3小时。

C号作战计划

“共军第十八集团军军部暨129师仍盘踞于晋冀豫边区的山西、河南、河北省境附近的山岳地带(太行军区)及沁河中游河畔地带(太岳军区),屡次巧妙避开日军讨伐芒锋,企图扩大其势力。”“预定5月15日作战开始。作战分三期进行:第一期(8天)消灭沁河河畔之共军;第二期(20天)消灭涉县北方地区之共军;第三期(20天)消灭涉县南方地区之共军。”

——这就是1942年夏季日军的“C号作战计划”的主要内容。

日军为实施其消灭“共军十八集团军军部及129师”的“C号作战计划”,特别“在战术上加以革新”。所谓“革新”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日军华北方面根据第一军的要求,从36师团的两个步兵联队抽组两支“挺进队”:“步兵第223联队以益子重雄中尉为队长,步兵第224联队以大川桃吉中尉为队长,〔各〕由特别选拔的、改穿便衣的士兵100名组成。”

为配合“挺进队”的行动,日军第36师团还编组了“特务工作队”,“以宪兵[的]下级军官为队长”,由20名左右的中国人编成“全员武装”。

上述部队应“身穿夏服,携带雨衣。便衣中队的便衣到潞安〔即上党道特务机关所在地〕领取。”

C号作战计划规定,“挺进队接受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金永德[朝鲜义勇军负责人]、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时,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敌人隐藏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

这两支挺进队的具体分工是:益子重雄挺进队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德怀、左权等;大川桃吉挺进队破坏129师师部,刺杀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好凶狠毒辣的一手!

谍影在窜动

5月14日,129师师部电台收到八路军总部的一个通告:

“敌扫荡胶东时,曾冒充我军,每到一地即用我军代号发出通知通令,贴布告,以‘收容’我失散人员及部队。并派大批汉奸化装〔我〕政府及我地方工作人员,背着行李,‘接见’我军,刺探军情。彼等以白毛巾、镜子、黑色旗为记号。”

这个通告,是师部在日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扫荡、按“C号作战计划”行动的前一天收到的,这样,我对敌人玩弄的新花样,已略知一二。

5月21日,陈赓旅长给刘伯承师长发来一封急电。急电的第二项内容是:

“〔日军〕行动秘密突然,常以一独立支队(不下千人)完全夜间行动,作远程的拂晓袭击。有的化装成我军,绕过村庄向预定的目的地直进,奔袭我后方机关。”

原来,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于1942年3月初出发,到太岳根据地检查和布置工作。他和陈赓、王新亭、聂真等太岳负责同志一起,胜利地粉碎了日军“C号作战”的第一期扫荡,敌人“消灭沁河河畔之共军”的目的落空。陈赓同志为保证129师师部和八路军总部的安全,非常及时地总结了太岳军民反扫荡的经验,电告刘伯承。

刘伯承读过陈赓的电报之后说:“敌人常常派出伪装的独立支队,而且是夜间秘密行动,这就说明敌人已经查明了我军各统帅机关、后勤机关的所在地。这要通报各部队、各分区严重注意,机关都要马上转移。咱们这个师部摊摊大,往往是‘招摇过市’,敌人的特务不可能找不到我们。”

穿皮鞋的“八路军”

益子挺进队和大川挺进队在潞安特务机关那里领取了必要的装备,包括八路军总部及129师指挥机关的位置详图,彭德怀、刘伯承等将领的照片和简历折子。在主力部队出动之前,于5月20日从潞安出发,分别朝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进发。

化装成八路军,穿灰色军装,脚仍踏皮鞋。大川挺进队出发时,把取“刘伯承之首”作为他们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他们带有电台和信鸽,一旦摸到我指挥机关驻地,即可同后续部队联络,集中大股部队围剿。他们潜入太行根据地后,夜行晓宿,不走大路,绕过村庄,有时不惜攀登岩石、绝壁。

在浊漳河岸的王曲,他们被我3个民兵发现,但因他们穿着八路军服装,民兵就放他们过去了。渡过漳河,大约到了小曲附近,将近天明时,又被民兵发现了。向他们询问部队番号,回答是“新编第6旅”。不久,就来了数十名民兵,审视他们不像八路军,便说:你们是失去指挥的人员,快把枪交给我们!大川一看露出了马脚,即令队员开枪射击逃脱。民兵们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太行第五军分区首长,该分区立即电告了129师师部。

大川挺进队在途经宋家庄时,同我军遭遇。当时已入黄昏,我军正在开饭,听他们回答是“新编6旅”竟将他们轻易放行了。其实,我军并无“新编6旅”番号,且当时部队战士并无皮鞋可穿,由于麻痹大意竟让大川挺进队从眼皮底下混了过去。

大川挺进队——这支穿皮鞋的“八路军”,直向129师师部逼去。

总部被包围

再说益子挺进队,该队的捕捉目标是八路军总部,而总部5月25日竟遭到日军包围。李达同志的回忆录《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是这样叙述总部被包围的:

“24日夜,由于总部机关庞大,后勤部队携带物资过多,行动迟缓,又未按原计划分路进行,结果一夜只走了20多里路,以致造成集总司、政、后、北方局机关和特务团的10000多人、上千匹牲口,都挤在十字岭一线的不利情况。25日拂晓,敌主力10000多人从四面压缩,以南艾铺为目标,进行‘铁壁合围’。彭副总司令同左副参谋长、罗主任等领导同志商定: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向北突围到太行2分区;野政到太行6分区。决定之后,彭副总司令纵身上马,挥手高呼:‘马上按指定方向突围!’率先向北山口冲去。左权同志负责指挥后勤人员突围。到了下午4时左右,大部分冲出了包围圈。左权同志还站在一个高岗上沉着地指挥疏散。突然,一发迫击炮弹呼啸而来。左权同志一边高呼‘卧倒!’一边冲到高岗下,将两位惊慌的女同志按倒。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了。那两位女同志得以幸免。可是左权同志头部却被炮弹片击中,不幸牺牲。”

我八路军总部被奔袭,左权同志壮烈牺牲,就是由于益子挺进队侦知其确实驻地后,通知主力部队深夜出动合围所致。

只差3小时

前面提到,刘伯承读过陈赓发来的急电后,要求“机关都要马上转移”。当即决定将师部由会里村转移到固新。他们于5月21日夜出发,22日晨6时到达预定地点固新。

5月23日,师部刚刚在固新落脚,李达参谋长收到了太行5分区的电报:

“小曲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100余,有向王堡、会里前进模样。”

这份电报与师部侦查员的报告十分吻合:师部从会里转移之后3小时,有一股伪装成“新编6旅”的日军独立支队就到了会里。他们抓到老百姓,就问刘伯承哪里去了。接着又追寻师部。

只差3小时,这真是太危险了!

李达同志把电报呈给刘伯承阅过后,建议师部再来一次转移。刘伯承同意后,于5月24日,率领师部转移到固新以南35华里的合漳(位于清漳河、浊漳河的汇合处)。扎营后,李达参谋长于5月23日上午电令“各分区、各旅[今]后凡关〔系〕军事机密(尤其我军行动与驻地)概不允在电话中明述”,以免被日军特务窃听。这是确保129师部队各指挥机关绝对安全的重要措施。因为大川挺进队此时正急于寻找129师师部。而且24日晚和25日正是益子挺进队偷袭八路军总部的时间。

当年9月的天津伪《东亚新报》上,刊登了大川挺进队参加太行5月扫荡经过的文章,也说道:“翌日,太阳下山时,进入宋家庄,八路军正在做饭吃。我们在深入这样的大敌之中,也只以新编6旅的队伍而逃脱。队员们都是以刘伯承之首级为目的。可是异常兴奋的队员的希望,都被奇袭王堡之时,人家刚刚出发扑了个空而打消了。在那天又去索堡,进入东面的大山中追赶刘伯承。”

然而,大川挺进队到底还是没有找到刘伯承。

反谍成功的奥妙

刘伯承之所以能够避开日军挺进队刺杀他的行动,并非出于偶然。

还是在日军“C号作战”前的1942年一月初,我军新4旅和新8旅遭到日军偷袭后,刘伯承曾在《129师阵中日记》1月6日一页的上方,用毛笔眉批道:“在战术上要回答这个问题!”

1月27日。刘伯承指示冀南军区说:

“望速令七旅及其他〔军〕分区部队,抓住新4旅、一〔军〕分区、新8旅不断的血的教训,要坚决执行我们21日上午电的指示,勿蹈覆辙。他们的教训是:集结在一堆,缩停在基本区,不愿分遣作广泛的游击战,强化地方游击,致受损失。应引以为戒。”

为避免我部队被日军偷袭,保证反扫荡作战的胜利,刘伯承一方面指示129师参谋长李达同志加强我军的情报侦察除奸防谍工作,使敌人的耳目失灵;一方面详细地研究日军偷袭的行动规律,搜索在战术上如何避开敌人的偷袭。在夏季反扫荡前,他已经制定出我军游击队的行动规则:

一、久住一地,必遭偷袭;久走一路,必遭伏击。意即我游击队必须经常变换宿营地点和行动路线。

二、当敌人合击我时,我小部队则以一至三人为单位,营、连则以连、排为单位,分散从各方转出合围圈、并作曲折运动。

三、在敌人集结包围我时,我则分散而消耗之;在敌人分散清剿时,我则集结而痛击之。

四、为避免我军在宿营时遭敌偷袭,各小部队一般应在黄昏前造饭,于黄昏之际,按照事先侦察好的路线,以敌人的结合部转出包围圈。即敌人在黄昏后作向心运动实施包围时,我军已散成小部队作离心运动。这样,即可让敌人于拂晓偷袭我指挥机关宿营地时扑空;即使同敌人在途中遭遇,我在运动中也便于应战,在黄昏后也便于隐藏。

刘伯承就是采用“居无定处,行无定向”的战术,灵活机动避开了谍影的跟踪。

后来,在129师取得反扫荡胜利、清理缴获的日军文件时,发现其中有一个袖珍折子,上有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同志的照片,照片下都注有姓名和简历。在邓小平照片下面还加上了“在太岳”几个字,折子上的照片和姓名绝大部分都是准确的,只是错把照片上的卢仁灿同志当成了罗瑞卿同志。这个折子,既是“C号作战”的罪证,同时也宣告了刺杀刘伯承阴谋的破产。(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