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太行山上

    一

    太行山位于晋冀豫三省边界，高山连绵，地势险要，西有吕梁山，北有五台山，南临黄河，东接冀鲁平原，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

    抗日战争一开始，党中央毛主席就已估计到华北抗战形势必将日趋恶化，并预定在日寇深入山西时，以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控制吕梁、五台、太行诸山脉，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

    一九三七年九月底，八路军一二九师继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之后出师抗日，到达了山西前线。

    这时，华北的日寇在占领北平、天津以后，以二十万兵力沿平汉、津蒲、正太、平绥诸铁路大举进犯，连陷保定、石家庄、邯郸、沧州、德州、大同等重要城市，并图一鼓而下太原。国民党在华北的军队和政府人员，弃城失地、狼狈溃逃。华北地区陷入一片混乱。

    一一五师、一二○师出师之后，即在平型关、雁门关、井坪镇等地有力地打击了日寇，取得了巨大胜利。一二九师在十月十九日，夜袭阳明堡敌飞机场，烧毁敌机二十四架，继而在正太路南侧，协同一一五师的部队，连续在马山村、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地给了正向太原急进的敌人以沉重打击，前后又歼敌一千余人。

    国民党百万大军，由于执行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的路线，在敌人面前或则一触即溃，或则闻风而逃，并到处散布恐日情绪，危害人民，造成抗战危局。八路军在我共产党提出的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全面抗战的路线下，以三师之众，向北挺进，连战连捷，团结人民，挽救抗战危局。两幅不同的图画，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民族救星共产党，国家长城八路军”，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才能胜利。这在抗战一开始就已经十分明显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上海、太原相继失守。毛主席指出，抗战正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党内、在全国都要反对投降主义，既要坚持、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稍后，毛主席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阐明了持久战的道理和游击战争的重大的战略作用，并且英明地指出了中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道路。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以无比的光辉，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

    一二九师根据毛主席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直接领导下，立即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一面命令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进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继续南犯的敌人；一面抽调大批干部和一些连队，组织了许多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到太行山区的各地发动群众。原来地区的党组织，虽在国民党多次摧残之后，力量不大，但也积极地执行着毛主席的指示，大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这时，地下党的同志运用统一战线政策组成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进步的群众组织和抗日武装，也在晋东南地区积极地开展工作。冀西地区成立了冀西游击队。这几支力量结合起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晋东南和冀西的几百万人民起来了。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和抗日自卫队到处组织起来了。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起来了。工人、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参加抗日武装，每一个城镇和乡村都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事迹。游击队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的生长起来。太行和太岳两块抗日根据地开始创建起来了。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这是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总结出来的创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我们遵循着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在分兵发动群众的同时，也抓住有利的时机，集中兵力消灭敌人。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寇集中了三万余人，向晋南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仍然是望风披靡，不战而溃。至三月上旬，日寇便又侵占了临汾、长治、风陵渡等数十座城镇，控制了邯郸经长治到临汾的大道和同蒲路南段，并继续向晋西南黄河各渡口猛犯。为了打击侵入晋东南的敌人，牵制日寇的进攻，我们将分散活动的部队适当集中，寻机歼敌。二月二十二日，在正太路东段，包围旧关村，设伏长生口，消灭了由井陉出援旧关之敌一个加强中队。随即转师南下，寻歼占领邯（郸）长（治）大道之敌。三月十六日，袭击黎城，设伏神头，迅速、干脆地歼灭了由潞城出援之敌一千五百余人。半个月后，又在黎城、涉县间的响堂铺地区布下伏兵，将由黎城东开的敌汽车一百八十辆全部烧毁，全部歼灭其掩护部队。

    太行山上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我们的主力又三战三捷，歼敌数千。敌人感到这块抗日根据地对它的威胁太大，于是在四月初，集中了三万多人，举行九路围攻，企图合击歼灭我军。但是我军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机动灵活地转出了敌人的合击圈，并且于四月十六日，在武乡长乐村地区抓住了敌人的一路，以极为勇猛的动作，将敌压在狭窄的河谷里，截为数段，然后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歼敌二千余人。这一战，给了敌人九路中的主力一〇八师团以严重打击，其他各路敌人即纷纷回窜。我各部乘胜追击，连克长治、沁县等十八座县城，将敌人赶出晋东南。

    粉碎敌九路围攻的胜利，使我们的脚跟在太行山上站得更稳了，使我党我军的威信更为提高，广大人民的胜利信心更为高涨。我们根据毛主席抓住大好时机，以太行山为支点迅速分兵，由山地向平原发展的指示，仍留一部分兵力继续在晋东南和冀西发展游击战争，建设根据地，而以一二九师的主力和一一五师的六八九团，向冀南进发。

    冀南地区，自国民党军队南逃后，土匪和一些旧军官即招兵买马，各霸一方；豪绅地主亦纷纷成立反动道、会门和民团。日寇为达到其统治冀南的目的，一面笼络豪绅地主成立“治安维持会”，并大量收编土匪，组织伪军；一面挑拨各色武装互相火并，从中操纵，使他们都为其控制和利用。冀南的我党组织，在抗战开始后，立即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一二九师也曾在一九三七年底、一九三八年初，先后派挺进支队、东进纵队、骑兵团等挺进冀南，结合地方党所组织的抗日武装，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五月初，一二九师的主力和一一五师的六八九团到达冀南后，首战威县，打跑了盘据该县的日军，接着乘胜分兵向漳河南北和卫河两岸发展，至九月底，消灭了伪军一万多人，解放了临清、高唐、临漳、滑县等二十余县。同时收纳和整编了大小数十股游杂武装和二十余县的民团、保安队，加强教育，进行改造，逐渐提高其政治质量。一九三九年一月，日寇集中三万余人，对冀南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军依靠广大群众，积极展开斗争，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二月十日，在威县香城固全歼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击毙敌大队长以下二百余人。

    位于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结合部的冀鲁豫地区的党组织，在抗战开始后，也积极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并团结了一部分愿意抗日进步的国民党人员如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等与我合作，创建了鲁西北、泰西（泰山以西）、湖西（微山湖以西）、冀南（河北省南部）、鲁西南等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以后，一一五师东进，在冀鲁豫地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在一九三九年五月的陆房战斗中，毙伤日寇一千三百余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也迅速发展起来。

    一九四〇年初，日寇实施“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分割和封锁各抗日根据地。我们结合广大人民，对敌展开了全面的交通斗争。一九四〇年底，在以正太战役，榆辽战役为中心的大破击中，我们参加战役的部队，作战极为英勇，共毙伤日伪军五千余人。

    从一九三七年冬到一九四〇年，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几块抗日根据地都迅速地创建和发展起来。东至津蒲路，西至同蒲路，北至沧石路、正太路，南至黄河、陇海路的广大地区，成为敌后重要的抗战基地之一。这是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放手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指示的结果。

     二
     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不仅和日寇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且和国民党反动派作了激烈的斗争。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和省、县等各级官员，在日寇进攻面前狼狈逃窜，但当我军奋勇抗击敌人，收复失地，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时，他们却又回头来对我们加以多方面的限制和破坏，叫嚣要向我军“收复失地”。我们始终是处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夹击之下，既要前门打虎，又要后门拒狼。这种形势在一九三八年冬日寇占领武汉以后，更为严重。这时，日寇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逐渐转移其主要军事力量对付敌后我军。国民党则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加紧摩擦，为投降妥协作准备。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周围，日寇逐渐增加兵力，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一九四〇年底，对我冀南、冀鲁豫根据地进行了多次的“扫荡”，企图首先摧毁这两块平原根据地，然后摧毁太行、太岳山区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也以冀南、冀鲁豫为重点，加紧摩擦。首先派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到冀南进行反共。接着又将石友三部由鲁南调到冀南和冀鲁边，增加反共力量。他们提出“撤换县长、驱逐八路”的口号，要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并且委派县长、区长，和抗日民主政权对立。他们到处勾结劣绅土豪、地痞流氓，横征暴敛，欺压人民，一再杀害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我们遵循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一方面耐心地争取他们团结抗战，多次和鹿钟麟会谈，晓以团结抗战的大义，另一方面也展开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设立第二政权的斗争，并作了应有的自卫准备，以便在忍无可忍时，给进犯者以必要的反击。一九三八年八月，我们对肆意摩擦，悍然向我进犯的反共专家张荫梧部作了“礼尚往来”的回击，坚持了抗日民主阵地。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日寇诱降、英美劝降的形势下，加强了反共活动。十一月。国民党调整了他们在晋冀鲁豫地区的力量，安排了互相配合着的三路反共大军：一路是以它在太行山南部和中条山区的军队，配合阎锡山反对山西新军的活动，从南面、西面压迫我军，企图消灭太行山南部与晋南的山西新军和八路军；一路是以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所部进到太行山北部，配合鹿钟麟等，企图控制冀西地区，割断我太行和冀南联系，尔后进取冀南；一路是以石友三部的两个军和冀察游击总指挥孙良诚等部，从东面向冀南、冀鲁豫我军进攻。

    对国民党行将发动大规模的反共投降活动，我党早有准备。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所写的《反对投降活动》、《必须制裁反动派》、《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等文件中，早指出了这种形势，要全党作好准备。并且，毛主席还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总结了我党过去斗争的经验，阐述了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毛主席的这些著作，武装了我们的头脑，使我们能够清醒地来进行斗争。

    十二月初，阎锡山发动了进攻山西新军的“十二月事变”开始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十二月中、下旬，阎锡山的爪牙孙楚指挥其所属部队，在晋东南摧毁了沁水、阳城等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屠杀和逮捕者达二千人左右，决死三纵队被反动军官拉走了四千多人。同时，蒋介石下令逼迫我军撤至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北；朱怀冰部已进入冀西，抢占要点，并指示早已暗通日寇的候如墉部向我进攻；石友三部在冀南、冀鲁豫也大肆进行反共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就只有进行自卫的反击了。

    在晋东南，我们一方面严正地拒绝了蒋介石逼我退出太行山南部和太岳区的命令，以一部分主力部队进入太岳，加强了该区的斗争力量，以另一部分主力部队坚持太行山南段的斗争。另一方面，根据阎锡山欲利用蒋介石的力量恢复其对晋东南的统治、蒋介石欲乘机将阎锡山势力排挤出晋东南的矛盾，以及孙楚攻我最为积极，蒋系各军怕损失实力，不甚积极的情况，采取了集中打击孙楚，麻痹太南蒋军、巩固太岳、逐步恢复太南的方针，先后重创了孙楚所率的独八旅及阎锡山的新编第二师、暂编第二旅。当蒋系的二十七军向我太岳区进攻时，我一面派人与之谈判，晓以曲直利害，一面给以适当惩戒，制止其进攻。

    在冀西，我继续向鹿钟麟、朱怀冰等说明我团结抗战的主张，进行争取，同时集中了一定的部队，对附敌有据，罪恶昭著，人民蓄恨已久的侯如墉、乔明礼等部，实施进攻，将其八千余人大部消灭。在此情况下，朱怀冰处境孤悬、心虚胆怯，乃于一九四○年二月初率部与鹿钟麟一起南撤至武安、涉县、磁县，继续进行其反共摩擦、破坏抗战的活动。

    在朱怀冰部南撤后，我一面对其保持戒备，仍望其能改变反共反人民的态度，转而抗日；一面集中冀南、冀鲁豫及冀中军区、冀鲁边区的部分兄弟部队共二十五个团，给附敌反共的石友三部以坚决打击，毙伤其三千余人。石友三率余部渡过漳河，逃向清丰一带。

    这样，太岳区和太行山以南地区的局面稳定下来了，我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反共高潮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他命令朱怀冰、鹿钟麟部在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地区，与退至漳河以南的石友三等部联成一片，并急调四十一军、七十一军向太南开进，企图向我举行新的大规模的进攻。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我乃乘四十一军、七十一军尚未到达之际，于三月初在平汉路以东、以西，分别进行了反击石友三部、朱怀冰部的战役。经过四天战斗，将石友三部击溃，余部逃往陇海路边，将朱怀冰部大部歼灭，我控制了邯长路以南、临淇以北的地区。

    蒋介石在其前锋反共爪牙遭我连续反击后，企图增调兵力，布置新的进攻。这时，党中央毛主席仍本着尽可能争取蒋介石集团继续抗战的方针，命令我们适可而止，结束反击作战，和国民党第一战区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我既坚决地揭露其反共阴谋，又作了必要的让步，最后议定了以临屯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该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区，以北为我军驻区。我们并立即将进至上述界线以南的部队撤回线北。

    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我们的胜利，是毛主席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的胜利。在斗争中，我们高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旗帜，坚决执行“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因而能够扭转严重的形势，稳定局面，使人民在抗战初期获得的果实得以保持。

    以后，晋冀鲁豫边区军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挑衅和进攻，继续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如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冀鲁豫区军民对孙良诚部的斗争，一九四二年太岳区的军民对阎锡山部侵占我太岳区南部的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后，我军对大举侵入冀鲁豫区的李仙洲部的斗争，等等。在这些斗争中，无一不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因而都赢得了胜利。

     三
      一九四一年以后，日寇更加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在华北，连续实施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其占领区实行“清乡”，对我边沿区实行“蚕食”，对我根据地实行“扫荡”，并使三者结合起来，反复进行。在平汉路西侧，敌人大力地进行“蚕食”，构筑了三道封锁线，企图割断我太行与冀南、冀鲁豫的联系。在冀南、冀鲁豫平原，敌人实施了多次的全面进攻，以纵横交叉的公路和碉堡，将我根据地分割成为王字形、田字形、米字形的许多小块，造成“格子网”的形状。一九四二年，敌在冀南增筑的公路和封锁沟、封锁墙就达四百八十多条，全长一万余里，平均四平方公里就有一个据点。在太行、太岳山区，敌人以“蚕食”和“扫荡”相结合、以“蚕食”占领的点线作为“扫荡”的依托，又在反复的“扫荡”中继续加速“蚕食”。其“扫荡”的方法经常变换，从“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牛刀子战术”，到“铁壁合围”、“反转电击”、“抉剔扫荡”等等。而每次“扫荡”又必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歼灭我军、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国民党反动派则大肆宣传“曲线救国”，敌后的国民党游杂部队大批投敌，公开充当日寇进攻抗日根据地的爪牙，就是尚未公开投敌的，也暗中与日寇勾结，互相配合，共同反共。加之，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连年灾荒，根据地的斗争愈来愈艰苦、愈困难了。

    党中央毛主席指出一九四一年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鼓励全党全军增强团结、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争取胜利，并且宣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和《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强调了必须彻底实行“精兵简政”，使战争的机构适应战争的形势，要求各个根据地都要展开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指出这将会发生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立于不败之地。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我们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指针。

    一九四二年，晋冀鲁豫全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大批的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并且教育农民把改善生活的斗争和抗日斗争结合起来。这样，广大的农民进一步发动起来了，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人民武装和人民政权也跟着迅速地加强了。边区军民，在增产节约、自给自足的号召下展开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这时，财政经济工作也已初具规模，统一了税收和金融币制。冀南银行发行的钞票，通用晋冀鲁豫全区。这就大大加强了对敌斗争，保证了军需民用。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晋冀鲁豫边区人民的代表机关——边区临时参议会开幕。这次会议选举了边区政府委员，成立了边区政府，晋冀鲁豫边区的各项工作更进一步展开了。

    在深入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武装和人民政权、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根据地的军队和党、政机关一样，坚决地实施了“精兵简政”政策，大力紧缩机关，充实连队。一方面加强了地方武装的建设，一方面又保持了骨干力量。在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都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更统一了对敌斗争的各项政策。在根据地、边沿区组织了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向敌占区“格子网”内派出非常精悍的小部队和武装工作队。各区都抽调了大批干部，进入党校或组成干部整风队，进行整风，收到了巨大的效果。在整风运动中，提高了干部的阶级觉悟，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改进了领导方法，更加认识了毛主席领导的英明和伟大，更加紧密地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围团结起来。

    在反“扫荡”中，我们一部分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腹地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清剿”部队；主力则转至外线，配合边沿区的游击集团、敌占区的武工队、小部队，积极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捣毁其补给点。敌人的“扫荡”虽然来势汹汹，但进入我根据地后，立即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敌人出发了，我们遍布各地的情报站、了望哨就以各种方法传递消息，使广大军民随时都知道敌人的动向。敌人所到之处，不仅遇到彻底的空室清野，并且到处触发地雷，遭受袭击。部队和民兵，时而分散，时而集合，用各种武器袭击敌人，而敌人却到处找不到他们。真是“四面楚歌传来，一拳打去是风”。敌人的交通线和后方的据点、碉堡，又不时这一处，那一处，为我转出外线的部队破坏、袭击、夺取。敌人到处损兵折将，顾了这里顾不了那里，最后不得不狼狈退出我根据地。

    在敌占区“格子网”内，武工队、小部队积极地发动群众，和群众一起对敌进行了极为有力而又巧妙的斗争。他们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很好地结合起来，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斗争方法。敌人在据点附近，甚至在碉堡内也会突然遭到打击，被打死或被活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伪军、伪人员不敢再作坏事，并逐渐向我靠拢，与我建立了联系。我们逐渐地在敌占区内创立了许多大块隐蔽的游击根据地。

    在对敌斗争中，山地和平原互相支援．在冀南、冀鲁豫平原坚持斗争的军民，灵活地进行着各种斗争，经常挖沟、破路、破坏敌人交通，并且吸取了冀中军民地道斗争的经验，挖了许多既便于隐蔽又便于出击作战的地道。许多地方的地道，不仅是户户相通，而且是村村相连。除地道外，还在村内堵起了原有的街口、大门，另辟通道出入，作好射击准备，与地道结合，把整个村落变成了打击敌人的阵地。在太行、太岳山区，粉碎了敌人多次极为残酷的“扫荡”。太行山，不仅在抗战初期是我们开辟冀南和冀鲁豫地区的支点。在抗战中期，还支援了平原地区斗争，在形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冀南、冀鲁豫地区的许多干部和一部分部队则调到太行山区来休整、训练，成为支持整个山地、平原游击战争的基地。这样，山区和平原互相配合，充分地发动群众，军民团结一致，就形成了不可战胜的雄伟力量。我们就是依靠着这个力量，坚持了艰苦、复杂的斗争。

    四
     一九四三年，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中，我们继续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并且对一切可能夺取的敌占城镇和据点，展开了进攻。对深入我根据地内突出、孤立的敌伪军据点，采取了以围困为主的方法夺取之。如围困沁源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在这次围困战中，我们以少数部队配合当地民兵和广大群众，以广泛的游击战争袭扰敌人的据点，打击敌人的运输，从一九四三年初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前后杀伤了敌伪军四千余人，最后收复了沁源县城。对盘据在根据地周围的伪军据点，在可能夺取的条件下，就集中一定的兵力，以偷袭、强攻、里应外合等各种手段夺取之。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都曾组织了几次较大的战役，如一九四三年七、八月间连续进行了卫南战役和林南战役，并歼灭了敌伪军一万二千余人，收复了卫河以南和林县以南的广大地区。一九四四年三月日寇大举进攻河南，国民党四十万军队溃退，豫西沦入敌手。我们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前后派遣了几支部队，开创了冀西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豫东抗日根据地。以后，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周围，又举行了多次的战役，猛烈地扩大了解放区，缩少了敌占区。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九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大反攻。晋冀鲁豫全区军民坚决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勇猛地向敌人展开大反攻，在一个短时期内即歼灭敌伪军五万余人，收复了县城五十九座，和全国兄弟战略区相互配合，获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中，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所获得的胜利，是党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毛主席对于抗日战争，作了极为深刻的分析，并根据这种分析，确定了全面抗战的路线、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又根据战争发展的情况，制定了实现这个路线、原则、方针的一系列的具体政策。这是抗日战争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能够迅速开创，能够粉碎日寇的多次围攻，能够击溃国民党军队的多次挑衅，能够在敌顽夹击下克服严重困难转入反攻、取得胜利，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军民同心，英勇奋斗的结果。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英明思想，在太行山，在晋冀鲁豫边区，也像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得到了证实。在长期艰巨的斗争中，无数的事实都教育了我们：只有跟着毛主席走才能胜利。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