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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堂铺战斗
2012-12-29 00:00来源:原创作者:唐前雁浏览数:274 
一、战前日军态势和第一二九师的决心与部署
在神头岭战斗前后,担任正面“反攻太原”的三十万国民党军队,不但没有攻下太原,反而在日军的进攻之下,望风而逃,不战自溃。
至一九三八年三月上旬,日军又攻占了临汾、汾阳、离石、风陵渡、长治、晋城、东阳关等重要城镇,打通了邯(郸)长(治)大道,和同蒲铁路南段,深入到晋东南和吕梁山区。
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如阎锡山、卫立煌等,也都退到黄河西岸。只有武士敏部在子洪口、李家钰部在长治一带抵抗日军。
到三月下旬,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连遭一二九师的沉重打击,但为实施其配合津浦作战,相机进攻潼关、西安、陕甘宁边区的计划,仍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因此,邯(郸)长(治)大道及由长治至临汾的公路,仍然是日军的一条重要后方交通运输线。
在这条交通线上,日军的汽车每日往来不断。沿线日军接受了神头岭遇袭的教训,在东阳关增设了据点,其警戒也更加严密。
此外,为保护这条交通线,日军在黎城驻扎了千余人,在东阳关驻扎了一百五十余人,在涉县驻扎了四百余人,在武安驻扎了一千五百余人。
根据上述情况,一二九师首长决心设伏于东阳关、涉县间的响堂铺地区,消灭日军的汽车运输队。
其具体部署是:
第三八五旅的七七一团及七六九团的主力,埋伏在大道以北前宽漳至杨家山一线的山地。以七七一团为右翼队,七六九团为左翼队,并派出小部队到大道以南山脚下埋伏。
第三八六旅的七七二团主力集结于马家拐,并派出小部队分别向东阳关附近和东阳关东北的苏家峧游击警戒,阻击可能由黎城、东阳关来援之敌,掩护我伏击部队右后方的安全。
七六九团以四个连的兵力伸至椿树岭、河南店之间,阻击可能由涉县来援之敌;另以一个连进至杨家山东北之王堡,保障本团左后方的安全。
二、战斗经过
三月三十日黄昏,各部队在徐向前副师长指挥下,由黎城县的庙上村、马家峪一带出动,于当夜二十四时(亦即三十一日凌晨零时)秘密进入伏击地区。
三十一日拂晓,徐副师长接到七七二团的报告:日军由东阳关出动二百余人,向在苏家峧预伏的七连发起进攻,并请示是否撤出阵地。
徐副师长判断,这股日军仅仅是发现了在苏家峧的我小部队,但还未发觉我军设伏的企图,因之,命令以一个营进至庙上村以东高地,加强我右后方的安全保障;指示各部队继续荫蔽,耐心待伏;同时,派出参谋侦察敌情,判明从东阳关出动的二百余人,并非日军,而是一群老百姓牵着几头驮驴在赶夜路。因之,部队待伏的决心更加坚定。
晨八时许,日军第十四师团的山田辎重部队所属之两个汽车中队,驾驶着一百八十辆汽车,浩浩荡荡,由黎城经东阳关开来,至九时,全部驶入一二九师预设的伏击地区。
七七一团及七六九团主力在徐向前的统一号令下,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组成了严密的火网,牢牢地罩住了日军。
随之,我英勇的指战员们飞奔而出,扑上汽车,与来不及下车的日军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格斗。
日军在我猛烈的攻击下,张皇失措,乱作一团:有的跳下车端着刺刀拼杀;有的还没来得及架起机枪、迫击炮,即被击毙;也有的钻到汽车下面顽抗;还有的背起皮靴逃命……
在我军的刺刀、梭镖和密集的手榴弹轰击下,日军大部被消灭。
向南山脚下逃窜的几小股日军,被我预伏部队用机枪、手榴弹,将其压回到大道上,全部消灭。
另有三十几名日军,乘隙钻进大道以南的山地,才得以侥幸逃脱。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日军随车掩护部队的一百七十余人,大部被击毙;一百八十辆汽车,被全部烧毁。
至十一时,战斗胜利结束。
从黎城和东阳关出动了日军步骑兵四百余人,向马家拐猛烈进攻,企图解救在响堂铺被伏击的辎重部队。
恭候已久的七七二团,以强烈的火力将其击溃。日军的这股援军见寡不敌众,只得暂时撤回东阳关村内。
随后,黎城又出动了二百余日军,与退守东阳关的日军会和,连续向七七二团发动攻击,均被击退。
同时,驻扎在涉县的日军乘坐六辆汽车,倾巢出援响堂铺,当行至椿树岭以东时,被七六九团的打援部队击退,汽车被击毁一辆。
下午四时许,日军出动了十余架飞机,到响堂铺上空,大肆轰炸……
然而,此时我军早已打扫完战场,撤出了响堂铺。黄昏后,我军即全部向马家峪、佛堂沟一带山地转移。
此次战斗,共毙伤敌日军森木少佐以下四百余人,缴获各种枪一百三十余枝、迫击炮四门,烧毁汽车一百八十一辆。我军伤亡三百余人。
三、经验教训
(一)正确坚定的指挥决心和部队的耐心沉着,是取得此次战斗胜利的首要原因。
自神头岭战斗后,经过侦查,了解到邯(郸)长(治)大道沿线日军的警戒,虽然较前更加严密,但其运输汽车仍每日往来不断,且黎城是日军在这条交通线东段的重要兵站所在地,所以黎城、邯郸间的汽车来往更加频繁。
据此,师首长便作出了恰当的判断,下定了在涉县、东阳关间的响堂铺地区设伏,消灭日军汽车运输队的决心。这个恰当的判断和决心,就奠定了必胜的基础。
在战斗发起前,苏家峧突然情况的发生,极易使部队产生设伏企图已暴露的错觉。但师首长立即作出正确判断,并进行了恰当处置。正是由于在关系战斗成败的紧急关头,师首长决心坚定,部队耐心沉着,预期的作战方案才得以实现。
(二)根据有利地形和和周围敌情,进行妥善的部署,是取得此次胜利的另一个原因。
邯长大道在响堂铺地区是沿着一条山谷,由东向西延伸的。大道以南是高山,多悬崖峭壁,不易攀登;大道以北为起伏高地,多谷口,便于隐蔽和出击。
因此,将七七一团和七九六团的主力布置在大道以北,在大道以南的山脚下仅派出小部队,以防敌横窜;
又根据黎城之敌兵力较大,距响堂铺仅三十里,且东阳关即有敌军据点,是其主要增援方向等情况,便将七七二团主力集结于马家拐,以打击由黎城、东阳关出援之敌;涉县距响堂铺虽更近一些,但敌兵力较小,由七六九团派出一部,即可阻止敌之增援。
正由于师首长部署周密,并且将主要兵力集中在主要突击方向,所以,日军辎重队一进入伏击地区,就犹如落进天罗地网,欲逃不能,欲救不得,只有束手被奸。
(三)协同一致和突然勇猛的动作,也是取得此次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敌军完全进入伏击地区后,师首长即发出了攻击号令。于是,七六九团拦敌头,七七一团截敌尾,全线同时展开突然的火力袭击,使敌军的一百八十辆汽车全部被烧毁,一辆也没有跑掉。
各部队紧随着火力袭击,迅速发起猛烈的冲锋。而敌军却毫无戒备之心,在我军迅雷不及掩耳、猛不可当的打击之下,招架不及,何谈还手?所以,战斗仅仅用了两个小时,即干脆利落地结束了。
(四)炮兵与步兵协同较差。
我炮兵在向目标射击之后,本来应该马上往前移动阵地,然后再抵近射击。可是,炮兵急着想打日军的汽车,就在原地放起炮来,忘了向前移动阵地,结果却打了自己的步兵,误伤二十多人。
需要补充的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响堂铺战斗的最高指挥者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此次战斗的最高指挥者,是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
在该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和政委邓小平研究了上述的敌情后,认为响堂铺一带是打伏击的理想之地,因之,在这里伏击汽车运输队,把握是比较大的。
在师首长们取得共识之后,刘伯承提议这一仗由徐向前指挥。徐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当年三十七岁。在红军改编前,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他善于思考,沉默寡言,在任何紧急的情况下,都能指挥若定。
刘伯承担心他屈居自己之下,不能发挥指挥才能,所以尽量创造他独立指挥作战的机会。正因为如此,当响堂铺战斗获胜之后,刘伯承一见徐向前,就紧紧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我们刚一分开,你们就打胜仗啊!”
(二)参战部队出发之前,徐向前作了动员讲话。
他的动员讲话中,有几句名言:“我们要以积极的模范行动来推动友军,在几天之内打一个漂亮仗,给友军做一个榜样,去影响和帮助友军打游击。”
事实证明,一二九师在此前后所进行的几个漂亮仗,的确影响了友军,得到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称赞。
(三)在有突发情况时,冷静、沉着,作出了正确判断。
关于在苏家峧发生的那个“突发情况”,在《徐向前传》中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
意外的情况偏偏发生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指挥所紧张起来。电话里是陈赓旅长的声音:“七七二团报告,东阳关之敌200余人进到马家峪;长宁东南高地有敌骑兵,向我侧后运动。”陈赓判断,可能敌人发现了我设伏企图,欲从右翼侧击,截断后路。他请示徐向前副师长:“是不是把主力撤回到庙上村、鸭儿山去截击敌人?”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徐向前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是敌人发现了设伏企图而将计就计,包抄后路,那是很危险的,这就应该撤出阵地,放弃这次战斗或别作他图;如果不是这样,盲目撤出,失掉胜利的机会,那是没打败仗的败仗。徐向前在思索、判断着。
“撤不撤?”陈赓又打来电话问。这时,他已把埋伏在路南的两个连撤到了路北,防备万一。
指挥部里,大家都紧张地注视着徐向前。
“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道也。”徐向前两眼盯着地图。他判断:情报不可靠。如果敌人发现设伏企图,决不会只派这么点兵力前来“打草惊蛇”。遂拿起电话对陈赓说:“没有我的命令,原计划不得变更。部队不能动,要严密埋伏,不得暴露。情况先不要向下传。”
放下电话,徐向前又对参谋说:“你们注意,敌情没搞清楚之前,不要向邓政委报告。我们在前面,不能报告不明不白的情况,给他出难题。”接着,就派邓仕俊和另一位参谋,到东阳关和苏家峧方向探听虚实。反复叮嘱:“一定要把情况搞确实。快去快回!”
参谋出发了,徐向前拿出大烟斗,装了满满一锅烟,站在地图前,使劲地抽着……
约两个小时,参谋回来了。得到的情报,完全如大家所希望的那样:东阳关方向,敌人没有异常动静;警戒分队看到的“敌骑兵”,是几头驮驴,由老百姓赶着向北去了。
听完参谋的汇报,徐向前高兴地说:“好!太好了!”遂向邓小平报告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并告诉他:“仗是可以打的!”
(引自《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335~336页)
在一九三八年的《一二九师战斗总结》中,还有这样一段话,高度评价了徐向前在响堂铺伏击战前的沉稳:
特别是在后路上的苏家峧,风传有敌人到来,我们老练的高级指挥员能沉着判断其不确,而未放弃这次胜利的战斗。
战斗之后,刘伯承见到徐向前时,还有一句话:“向前还是当年之勇,沉着果敢!”(《徐向前传》第337页)
第二,邓小平政委也到了第一线,参与指挥战斗。
这从响堂铺第一份战报的落款,就可以得到证明。
这第一份战报,是战斗结束当天中午,徐向前和邓小平发给刘师长和李达的,原文是(电文中的“[]”为笔者所加;当年一二九师首长的排名顺序是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蔡树藩、李达):
“黎城敌汽车共百三十辆,涉县敌汽车百余辆已被我截击,烧毁者约一百八十辆,约计缴获步枪三百支以上,轻机枪十挺以上,迫[击]炮四门,弹药甚多。我伤亡二百人左右,现正解决敌之增援中。
请刘[伯承]速令动员至少四百以上民夫、驮骡赶来秋树垣搬运胜利品及伤员。徐、邓”另,据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下)所说:“小平同志率师直进驻佛堂沟……战前……小平同志和我到七六九团,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了战斗动员。”(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第597页)
第三,关于响堂铺战斗战果的统计。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所编著的《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战史附件之一·战例选编》中,响堂铺战斗的战果,统计的是烧毁日军运输汽车一百八十辆(见原文影印件)。
原《战例选编》关于响堂铺战果的记载:
在李达将军撰写长篇回忆录《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时,对响堂铺战斗烧毁的日军汽车数量,又重新进行了统计。因为,在原来编写的战史和战例中,只统计了主战场烧毁的汽车,而并未把打援部队——七六九团所击毁的那一辆日军汽车统计在内。
李达认为,七六九团打援,也是响堂铺战斗的组成部分,故主战场和次要战场的战果,均应统计在一起。所以,在他的回忆录中就第一次确定了“一百八十一辆”这个准确数字。
后来,在徐帅的《历史的回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一卷抗日战争时期》和《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中,均采用了李达回忆录的写法。而在《徐向前传》和《刘伯承传》中,则都用了“180多辆汽车”的说法。
如,二野战史抗战卷是这样写的:
“此次[响堂铺]战斗,共毙伤敌森木少佐以下400余人,焚毁汽车181辆(含在河南店与椿树岭被第七六九团一部打毁的1辆),缴获迫击炮4门、重机枪2挺、长短枪130余支,我伤亡317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第39页)
第四,刘伯承师长的此次战斗的评价。
刘伯承对响堂铺伏击战非常赞赏,认为是伏击战的典型范例之一,并为之总结了五条经验和一条教训。
五条经验是:
一是侦查判断正确。在风传我待伏部队后边有日军抄后路时,向前同志沉着、老练地判断这个消息不确切,因而没有动摇进行伏击的决心。
二是伏击地区选择得好,陈赓等八位领导同志都亲自到前边看了地形,地形的选择,不但便于隐蔽和出击,而且也便于撤离。
三是伏击布置妥当。
四是出击突然、猛烈、干脆。
五是撤退敏捷严整。
唯一美中不足之处,就是步炮协同动作差。
四月二日,刘伯承、徐向前和邓小平共同签署了《响堂铺战斗详报》,用电台发给了中央军委和朱德、彭德怀总副司令。
四十多年后,徐向前挥毫题诗一首,回顾此次战斗:
巍巍太行起狼烟,黎涉路隘隐弓弦。
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豕突敌胆寒。
扑天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
……
(引自《将帅诗词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响堂铺战斗,和此前进行的长生口、神头岭这三次伏击战,被誉为一二九师在我国抗日战争史的“三战三捷”。其中,尤以响堂铺之战对日军的震动为大。为了纪念此次战斗和在作战中为国捐躯的一二九师抗日将士,当地人民政府和群众,在当年的战场上,竖立了一座雄伟的“响堂铺伏击战纪念碑”。题写碑铭的杨国宇将军,历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司令部参谋、科长、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军政处处长、海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