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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鲁笳对他“第二故乡”的历史贡献
2013-08-03 00:00来源:晋城党史网作者:​韩钟昆浏览数:51 

陶鲁笳同志建国后长期在山西工作,曾任山西省委书记。建国以来,我多次见过他,也有所交往。我的印象,这是一位颇有战略头脑,能够抓住大事,对山西建设卓有建树的人;是一位气质高雅、有深厚人文素养、能够在思想文化界领航的人。人们直呼他为“鲁笳同志”,这既十分亲近,又有某种敬畏。

一个有作为的人,总会为历史留下痕迹。陶鲁笳就是如此。

他的历史功绩之一,是以《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和《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这两书,对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什么说了那么些话,作了那么些事,做了系统的深入的解读。读了这本书,人们会对毛泽东这位伟人在那个时候的历史性决断,有更多的理解与谅解。

陶鲁笳对山西的历史性贡献,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与山西省委的其他领导一起,作出了若干重大的决断,干了影响山西当代发展的几件大事。

大跃进年代舌战群雄,表现了历史性清醒。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指挥生产依靠计划手段,而且是中央下达的硬性指标。对此,陶鲁笳同志虽未超脱,但也没有随波逐流。该顶的事,他也敢顶。

1959年3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钢铁粮棉四大生产指标。会议气氛沉闷,各地同志顾虑指标太高,不敢认领。而几位大区中央局书记,说话软里带硬,要求大家接受。柯庆施对陶鲁笳说:“你们把钢铁指标领下吧,如果完不成,上海可以帮你们分担一些。”李井泉说:“粮食指标你们完不成,四川也可以分担一些。”散会后,中央部委同志又到小组苦口说服:“山西产钢指标为100-200万吨,如你们确有困难,可以用20万吨土钢补足。”“粮食指标为180-220亿斤,如确有困难,可用多种红薯补足。”鲁笳同志电话上与省委常委商量。大家一致认为,我省1958年实产钢为42万吨,粮食也只有92亿斤,如照此基数,上述指标断然难以完成。

会议午餐时,陶鲁笳坐在毛主席的对面,实话实说:“主席,这次会议订的四大指标过高了,我同在家的常委通话,大家一致认为无法完成。”柯庆施插嘴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鲁笳回答说:“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李井泉也插嘴说:“要跳起来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鲁笳对李井泉说:“现在的问题是,跳得再高也摘不到果子呀!”曾希圣帮腔说:“分给安徽的指标,我们就接受了。指标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鲁笳回答说:“我们山西武乡县有一个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支书根据上面的意见,提出要搞亩产800斤。党员们说,200斤低,400斤高,800斤你自己背起来好了。说罢,党员们走散了,只剩下支书孤家寡人。请问,指标高能够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吗?”

毛主席捂着嘴在一边笑。他也许在欣赏陶鲁笳的胆识吧!

1959年,为了纠正共产风,毛主席指定几个人起草一个通俗、简明的条文,陶鲁笳被指定为起草人之一。经过起草小组多次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整顿人民公社的14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在上海会议上,陶鲁笳将山西召开五级干部会议贯彻十四句话的情况写了报告。毛主席看了,立即写了《介绍山西经验》的标题,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在报告的六个地方作了批注,其中就有当时纠正五风的名言:“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现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育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注重环境保护与修建汾河水库生态环境治理也是我们的国粹,首倡者就在山西,就在阳高大泉山。1953年,陶鲁笳到山西阳高的大泉山调查。他在当时的县委书记王进陪同下,从这座山转到那座山,从这条沟转到那条沟,发现农民在山坡上遍挖鱼鳞坑,坑的边上种小树,坑内种农作物。为了避免大水冲刷,就在山坡打了一道又一道拦水埂,上通鱼鳞坑,下通排水渠,埂上压的是杨树枝条。这样土蓄水,水养树,树保土,达到了植树、种粮、水土保持三丰收。陶鲁笳将这里所见写成文章,投进毛主席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文章原来的标题是《大泉山是怎样由荒凉的土山变成绿树成荫花果满山的》,到了毛主席手里,标了一个醒目的标题:《看,大泉山变了样!》,还写了精辟的按语。以后,陶鲁笳见了毛主席,详细介绍说:“干那件事情的,一个叫高进才,是大泉山村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叫张凤林,是当地寺庙的居士。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你回去对他说:我们感谢他,我们要把大泉山在报纸上大肆报道,要写书,写传单,给来参观的人每人一套。”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两次提到高进才和张凤林,并说,“我们的好东西,都是从群众中来的,不同群众接近,什么东西也创造不出来。”

上世纪50年代,陶鲁笳曾到山西隰县作过地方水土和地方病的调查。他钻进一个山沟里,发现那里山并不穷,但水却极恶。妇女饮了此水不生育,即使生育,也过不了三代。所以来此落户的人,都是逃荒的外来人。这条沟里20多户,除一户有个妇女外,其余都是光棍。陶鲁笳和县委商量后决定,在沟的上游建一个水库,改善饮水条件。老百姓听到,高兴得不得了。毛主席听了说,像这样的地方,不是生育过多的问题,而是如何把不生育变为能生育的问题。

抓大型水利建设,是从根本上改变山西面貌的基础工程。是山西省委几代领导人的夙愿。陶鲁笳谈到,50年代初,太原河西发生过一次特大山洪。他和省长裴丽生闻讯赶到现场,只见洪水如轰炸机那样震天轰鸣,像野兽那样奔腾而下,把附近农村、学校冲了个干净。由此,控制汾河洪水便成了省委领导的心病。

1958年7月3日,中共山西省委做出兴建汾河水库的决定,并于当年12月开工。设计库容量七亿立方米,坝高六十米,坝顶长750米,建造的主要方法是水中填土。当时,从北京刮来一股风,说水中填土靠不住,弄不好就会把太原冲跑。那时,陶鲁笳刚从上海开会回来,听到这番话,就把省级机关干部带上工地,一边与工程技术人员重新核实数据,证明无需修改设计,一边在工地开展了上马还是下马的讨论。群情激昂,大家坚决主张不能下马,经过半年准备,一年半施工,汾河大坝终于巍然耸立起来。

此后三十年来,汾河上游再建二库,又建了万家寨引水工程。为华北各省提供巨大水源,成为影响京津晋蒙的生命工程。

从长治地区的互助合作到农业学大寨

上世纪50年代初,山西长治地区翻了身的农民,开始由互助组试办农业初级班。此时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土地改革后,应该巩固私有基础,还是逐步动摇和削弱私有基础。

当时陶鲁笳作为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正在北京参加由中央和华北局分别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市委将这个关系重大原则分歧的申述报告送给他,请他转交华北局书记刘澜涛。刘看了报告,就找陶鲁笳谈话,指出了山西省委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错误。陶也申述了省委的理由,但刘听不进去。这年六月,陶鲁笳被通知参加华北局会议。会上,薄一波又对山西省委申述意见进行了批评。陶鲁笳解释说,省委的报告是经过一年多的农村调查产生的,是反映了老区农村实际情况的。薄未与同意。6月30日,陶鲁笳在华北局听了刘少奇的讲话,这个讲话更具理论性,并且说,这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不久,这场争论被毛泽东知道了,他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坦然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于是,陶鲁笳被告知,不必准备检查了,赶快准备材料,参加由毛主席召开的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吧!

昔阳和大寨的典型,始于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的干部参加劳动。1963年3月,陈永贵在全省劳模会议上作了很好的发言,震动了与会代表。会后,晋中地委派了以肖寒为首的四位同志到大寨总结经验,写出了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为中心内容的报告《陈永贵—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榜样》。这年8月,大寨遭受了特大洪灾,房塌窑陷,土地被冲,陈永贵志不屈、旗不倒,慨然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响亮口号,省委发出文件,号召全省学习大寨这种精神与风格。

大灾后,陶鲁笳到大寨蹲点调查,将其观察所得,于1964年3月在邯郸列车上,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汇报到陈永贵的一个提法: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毛泽东称赞说,这个提法很好嘛!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陶鲁笳汇报到大寨的管理办法叫: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计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公开表彰大寨是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会议期间,周总理从内参上看到,大寨的土地面积不实,当年产量不实,就招呼李雪峰、陶鲁笳、卫恒派人调查。经过一笔一笔核实,大寨耕地面积796.69亩,1964年粮食平均产量809斤,跨过了长江。

1965年,陶鲁笳陪同华北局、河北省委领导到大寨考察。在村党支部会议上,陈永贵对晋中地委四清工作队深表不满,甚至大发牢骚,一触即跳。陶鲁笳在李雪峰授意下,与陈永贵个别谈话,要他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陶和陈谈了一个多小时,情深意切,耿耿直言,陈永贵愉快地接受了批评。

1975年夏,陶鲁笳和夫人到陈永贵在北京的住所看望他。陈永贵慨然说,看来在毛主席、周总理百年之后,支撑中国大厦的,只有邓小平了。陶深以为然。1986年,陈永贵病危时,陶鲁笳曾两次到北京医院探望。陈永贵深情表示,邓小平同志说,你不是“四人帮”线上的人“只此一句,我就可以瞑目了”。陶也回应:说你是“四人帮”线上的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对别人的政治生命,深怀敬重,满腹深情。这是共产党人陶鲁笳的素质与涵养。

我所接触过的陶鲁笳

我认识的陶鲁笳,始于建国初期。那时,我在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作,常到省委办公厅送文电。去省委,抄小道,要经过东花园。这里亭台水榭、曲径回廊,环境幽雅。两委首长常于晨光初露时分,在此散步打拳。有时幸得一见。我曾诗曰:“忆昔炮火初熄后,东花园里幸相逢。惊鸿一瞥留身影,党人气质文士风。”这就是我对陶鲁笳的最初印象。

后来我调到山西日报,而陶鲁笳正好负责领导新闻单位。他在《新闻战线》上发表了著名文章《党委要把机关报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记得,他曾三去山西日报,即1959年4月,纪念山西日报创刊十周年;1965年8月,他即将到国家经委赴任之前;1988年四月,他离开山西多年之后。第一次去的那一次,省城新闻单位的头头都去了,陶鲁笳在雷动的掌声中讲话。他对山西日报的全盘工作表示肯定,还特别表彰了许力、畅波写的《活神农大闹五台山》,而对于文艺副刊,则痛下针砭。我虽然深受刺激,但若干年后,写诗以记:“双塔寺畔我牛后,思想战线你是头。听君一言千钧重,思想清澈如溪流。”

1999年,我调入中国科协。离退之后,为科协党组书记裴丽生写了一本传记,并有机会在山西出版。临出版前,我到鲁笳同志的北太平庄宿舍,请他为裴丽生传写序,他慨然允诺。从两位老战友在山西合作共事入手,写得诚恳亲切、高屋建瓴。为此,我写了五首诗,登载在全国政协出版的《澄霞诗刊》。

上世纪末,鲁笳同志找到我,要我为他和何载组织的扶贫培训协调小组整理材料。应他二位的要求,我写了《全国富了才算富—东部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义务培训西部干部纪事》,在人民日报发表。

鲁笳同志对他在山西16年的这段经历十分珍惜。2008年,他将我叫到他的家,要我把这16年山西发生什么大事,他在这段时间说了些什么话、做了些什么事整理出来,经他修改,在山西地方志发表。我到人民日报图书馆,找到封存的山西日报16年合订本,一件一件往下择录。经过半年时间,写出了12800字的文章,送他删改。说实在的,以他八十高龄,改此万言文章,实在非精力所能及。于是这个万言文章,只好压在那里,无颜得见天日。

在太行山上,鲁笳是一位能够独立支撑局面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和区党委书记。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是主持宣传工作进而主持一方全局的地方大员。

到国家经委和体改委之后,他是中国城市综合改革的提出者和探路者。

独立负责,卓有见识,敢挑重任,身体力行,这就是陶鲁笳留给后人的卓越形象。(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