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儒家道德的传承

毛泽东是儒家道德的继承者，现在仍然难以找到象他那样认真、仔细、全面解剖儒家道德的人，而毛泽东作为革新者，尤其是在个人晚年因为林彪事件而发动批判孔子的运动，对儒家道德的否定，带来严重的问题。为了全面把握毛泽东是思想，有必要完整收集毛泽东对儒家道德的思想，把毛泽东和儒家道德的关系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深入探讨其得失，进行系统的历史整理、归类。这对现在的道德建设继承中国古代优秀传统，培养中华民族的道德情操，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也有借鉴作用。

一 、国内外研究简况

国内，学者研究毛泽东与儒家道德的关系，突出的成果是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的《毛泽东与孔夫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在许全兴教授的书里，有关于毛泽东对孔子的道德研究，指出孔子思想以仁为基础，“仁在孔子后闹得一塌糊涂”，毛泽东对“仁”进行了历史唯物论的批判，并且“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 同时对“知、仁、勇”进行了哲学评析，说明德治思想及其双重影响。但是，由于许先生的研究是从总体上说明毛泽东和孔子的关系，对道德方面的探讨不足，仅仅是九篇内的一篇，儒家的思想家阵容中的孟子、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没有涉及，对毛泽东喜欢谈论和评价的儒将关公、岳飞的道德品格也没有论述。其他研究书籍，例如《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毛泽东眼中的历史人物》、《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毛泽东读史有学问》等，从不同的侧面，记载和再现了毛泽东对于儒家思想的关注，很有线索参考价值，但是进行专题的、集中的毛泽东与儒家道德的关系传承研究，比较欠缺。

国外，学者的探讨往往着重毛泽东的传记、毛泽东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例如，费正清教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只是通史说明，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提到毛泽东和儒家道德的内容仅仅有礼治、道德教化、节俭、伦理信念等四条。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等研究，由于资料和文字方面的局限，对毛泽东的个人故事、社会背景和历史影响进行了广泛的说明，但是对毛泽东与儒家道德的探讨，显得比较匮乏。

二、毛泽东对儒家道德的认识梗概

毛泽东对儒家道德的认识过程，包括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毛泽东对孔子和儒家道德认识的历史。

青年毛泽东立志以“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 作为人生追求。他深信：“内省不明”则无以立身，只有通过持之以恒的“尽吾之性，完吾之心”的道德实践，使自己达到内圣的人格境界，即“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这里明言孔子为“既得大本”的圣人。1917年11月，毛泽东主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他主持的夜学开学仪式上，有一个程序就是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礼。他在《夜学日志》中亲笔记道:在仪式上，师生员工“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礼，职教、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孔子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受时代思潮和传统思想的双重影响，认为改造中国“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是探讨宇宙大本大源的学问，要是人能得大本大源，就成了圣人，故他提出“普及哲学”的治国之道。他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普及哲学”可使“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青年毛泽东诚心实意地致力于道德品行的修炼，但他越是真诚地进行道德反省，就越产生出深切的道德紧张感，即一种对于自身道德功夫难以企及圣贤气质的忧患意识，以“夙夜危惧，愧对君子”。

1919年7月，毛泽东在由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四则揭露康有为等人“尊孔”丑行的短评，这是他早期文稿中最早的“批孔”文字，标志着在他思想中孔子的权威已开始动摇，表明毛泽东从崇拜孔子开始怀疑、反省、批评孔子，发生了思想转折，对孔子的认识准备理性化、全面化，逐步一分为二。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明确肯定孔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任务。他在谈到研究历史时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提法，表达了毛泽东对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占重要地位的一种肯定。1973年5月，在谈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他又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

毛泽东常以孔子事迹为例，开导人们。如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倡“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1942年的《反对党八股》中称赞孔子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并提出要“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1958年5月，毛泽东就破除迷信问题讲话时，举了古今很多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例子，其中说到：“孔夫子当时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过吹鼓手，后来教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相当于我们现在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做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可是他却学会了许多本领。”翌年夏天，他在与孔从周将军谈话时又说：“你先人孔子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嘛！我幼年读的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套。要不是孔夫子，我连字可能都不认识哩！”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谈教育问题时充分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对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说: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在谈话中，他还以赞赏的口气讲了孔子的经历，说明孔子的学问是从实践中自学得来的。他认为，孔子这个人爱说老实话，为此，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骂。

晚年的毛泽东极力反对儒家道德 ：“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主张厚古薄今，开倒车的”，做了“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等失之偏颇的评语，这些历史过程的演变和原因，需要进行研究。  1966年12月，毛泽东对一位外宾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针对西方资产阶级反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发愁吧！要抓住阶级斗争和还未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在大学文科的影响，如哲学、历史、美术等方面存在着。他们灌输帝王将相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都同孔夫子影响联系着，要在教育方面进行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全盘否定孔子。这并不能代表他一生对孔夫子的态度。

青年毛泽东的人生哲学和理想人格，受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影响，注重探讨大本大源，致力于道德品行的修炼。“五四”运动后，随着毛泽东世界观、价值观的转变，“内圣外王”的内涵和实现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相信，变为怀疑、反对、批判，但是也有肯定。例如，“学个孔夫子每事问”、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教育家”、“有教无类”是“教育的人民姓”等。我们应该从毛泽东的人生轨迹和言论，全面认识他对儒家道德的观点。

三、毛泽东对两个儒家道德人物的评论

毛泽东对于儒家道德人物的评价，清楚反映出他对儒家道德的赞扬和继承。他勤奋阅读和点评祖国历史文献（例如《二十四历史》等），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吸收了儒家道德思想，将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进行了综合，肯定并且实际上提倡了儒家美德。

以下我们分别以武（岳飞）、文（范仲淹）两个儒家道德人物为典型，进行说明。

（一）毛泽东赞扬儒将岳飞

毛泽东赞扬儒家人格，对岳飞这个儒将特别喜爱，高度评价岳飞热爱祖国，忠心耿耿，从严治军，奋勇作战，能文能武，千古流芳，表明了对儒家道德、君子人格的肯定：

1935年3月2日，毛泽东在四川听朱德讲红军遵守纪律后说：“岳飞军，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朱毛红军的纪律在井冈山是这样。”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说：中国贤明皇帝，忠臣当朝；昏君，奸臣当朝。宋徽、钦二帝，秦桧在朝，害死岳飞，弄得山河破裂。

1936年8月，毛泽东在抗大的说：李逵什么也没有学，仗打得很好，岳飞也不是什么地方毕业。

1950年2月，毛泽东在苏联向斯大林介绍了12世纪古代中国著名统帅岳飞以抗女真人入侵而出名。斯大林听完轻轻说：“这位将领，真是有勇有谋啊。”

１９５２年11月1日，毛泽东途中执意要在岳飞故乡汤阴站下车，去看岳庙。毛泽东对《岳忠武王故里》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仔细观赏后，又小声念起了碑文：“宋岳飞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一字一句地读完碑文。汤阴县县长王庭文向毛泽东汇报说：“据我们所查，岳家后代没有一个当过汉 奸的。”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很好，很好，岳飞是个大好人，岳家又没有一个当汉 奸的，都保持了岳飞的爱国主义气节，好！”  

1954年春天，毛泽东按铃叫来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说：“你知道‘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西湖边上有多少坟墓吗?达官贵人们，活着时住深宅大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死了还要在西湖边上占去一块宝地，这怎么能行?”毛指示：“除了岳王墓等少数几个有代表性人物的坟墓外，其他的应该统统迁到别处去。西湖风景区应该成为劳动人民休息和游览的地方。” 毛泽东对岳飞进行了详细地说明并背诵《满江红》，然后，毛泽东请王芳替他给岳王坟献个花圈。于是，当天下午，在岳王坟的花圈丛中又增添了一枚制作精美但没有标明敬挽人姓名的花圈。

１９５８年，有次中　央几位领导人闲聊，毛泽东说：“岳飞被杀，就家喻户晓并且流芳千古了。他流了血，这血就渗透到我们民族体内，世世代代传下来，他要是没流血，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作用。”

１９６３年2月15日，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中印边界反击作战的主要经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岳飞治军是有他的一套的。‘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毛泽东加重了语气：“谁要撼我们解放军，那就更加困难了。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毛泽东一生常吟、听、手书《满江红》。一代伟人毛泽东非常敬重岳飞的民族气节和文韬武略，一生常吟《满江红》。 毛泽东在晚年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就是在《满江红》音乐下进行的。毛泽东也有亲笔手书的《满江红》。

（二）毛泽东赞扬儒相范仲淹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倡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毛泽东一生对范仲淹先后四次肯定有加,称赞范仲淹是“文武双全”的知识分子。毛泽东称范仲淹——中国历史上罕有的集诸葛孔孟而兼办事（建功立业）传教（思想品行影响后世）之人。

1913年11月,青年毛泽东提出独到见解:“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青年毛泽东对范仲淹感愤自立深表敬佩:“初不自知其为范氏子也,人告以故,乃感极而泣。立志苦学,三年衣不解带。”

1917年8月,毛泽东向恩师请教:“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

1957年夏天,政治家诗人毛泽东纵论范词:“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

四、毛泽东研究儒家道德的原则

毛泽东认为对于传统文化，应该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什么是精华和糟粕，其标准如何确定，怎样古为今用，需要深入探讨。

对孔子和儒家道德思想某些合理性肯定，构成了毛泽东对儒家道德的继承；批孔运动，批判了儒家道德，乃至全盘否定儒家道德，违背了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基本指导思想。毛泽东是革命家，是强调厚今薄古、创造新事物的政治家。他的思想深处，倾向法家一些。但他并不完全否定儒家思想。他经常说些批判儒家的话，或许同他着意要“除旧布新”的现实考虑有关。1953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 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不过，第二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过与此相反的话: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毛泽东认为道德具有阶级性，儒家道德（仁爱）自然不能例外。世界上不能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儒家的思想之所以被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奉为统治思想，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为封建阶级辩护，维护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哲学谈话中说:孔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有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接着在谈到《诗经》时，他又称赞了孔子，说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

毛泽东提出既继承又抛弃、既肯定又发展的传统文化对策，对我们现在科学地传承儒家道德，有重要指导意义。例如，儒家君子人格的培养去掉封建思想，可以和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岳飞、文天祥等）、“四有”新人进行联系（有理想与仁、有道德与义、有文化于智、有纪律于礼）；孝的思想和行为，是中华民族美德，已经被普遍认可和发扬；儒家的礼仪思想，也应该在今天的世界发展、市场经济背景下，进行调适，与今天的主流意识进行融合，化入马克思主义，以推动文明的全面和科学发展，使儒家之道德更好地为民间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