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倡导农业学大寨

【内容提要】 农业学大寨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寻求中国农业发展道路而进行的一次探索，在推动农田水利建设、促进粮食增产、改变农村贫困面貌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然而不幸的是，大寨经验后来被阶级斗争化，再加上强制推广大寨经验的专制做法，使大寨的先进经验格式化教条化，最终导致农业生产力被破坏、农村社会秩序混乱的严重后果。回顾反思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与成败得失，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业现代化，无疑具有一定启迪意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寨红花遍地开、全国处处学大寨”的歌声响彻华夏大地，大寨红旗插遍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今天在举国上下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时候，回顾总结毛主席倡导“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深入探究农业学大寨运动对中国农业、农村、农民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深远影响，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或许不无借鉴意义。

声名鹊起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地处太行山区黄土高坡，植被稀缺，水土流失严重。耕地主要集中在虎头山一侧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村域面积2平方公里，800亩耕地零零星星散布成4700多块，每块耕地的面积平均不足0.18亩，可想而知地块有多小。这些山坡小地缺边少堰，三天不下雨禾苗就发黄，一旦下点急雨就会把地全都冲毁。耕地面积零散而又贫瘠，粮食产量一向处于低水平徘徊。

大寨村1952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陈永贵出任党支部书记，带领58名男劳力在白驼沟打坝24道，造地5亩。1953年在后底沟打坝25道，造地25亩。1954年在小背峪沟造地8亩。1955年起先后三次在狼窝掌打坝180多道，总长7.5公里，把300亩坡地改造成水平梯田。1956年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依靠农民的生产热情和集体经济力量，持续挖山填沟，修造梯田，改造耕地，连年取得丰收，使粮食亩产量由1952年65公斤增长到385公斤，不仅村民自给有余，还上交国家公购粮，被昔阳县推荐为全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集体，推荐陈永贵为全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

《山西日报》50年代曾经发表关于大寨人战天斗地事迹的通讯报道，使大寨在山西省小有名气。1959年12月，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现场会，推广大寨党支部工作经验和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山西省委派人参加现场会，省委认为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党支部总结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对全省具有指导作用，决定在全省宣传陈永贵的典型事迹，推广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

1960年2月，山西省委批转晋中地委关于学习陈永贵带头苦干的事迹和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的决定，号召全省农村干部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经验。《山西日报》发表社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于是，山西省掀起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经验的第一次高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省农业生产发展。

1963年3月，山西省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再次把大寨树立为全省农业战线一面红旗，继续号召学习大寨。

1963年夏季，大寨遭遇特大洪灾，农民房屋被冲毁113孔窑、77间房，70%的农民无家可归。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辛辛苦苦干了10多年才修好的梯田与100多条大坝，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180亩耕地颗粒无收，严重自然灾害给大寨造成毁灭性打击。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些救济款，扶持大寨救灾度荒。大寨党支部却决定：“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保证农民口粮不少，农民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当时，山西省和晋中地区很多干部不相信大寨能做到这“三不要、三不少”，有些干部认为陈永贵是吹牛皮。

1963年下半年，大寨群众在陈永贵带领下，以无比高涨的干劲，白天抢修梯田、抢种庄稼，晚上重建房屋，经过几个月苦干实干，大灾之年夺得大丰收。当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大幅度增产，亩产量平均达到７００多斤，总产量达到２０多万斤，不仅群众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１２万斤。被大水冲毁的房屋重建得整齐划一，更加牢固，确确实实创造出了人间神话。

《人民日报》1963年8月3日发表通讯《在农业阵地上——记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称陈永贵是干部参加劳动的典范。

山西省委派干部到大寨进行调查总结，树立大寨为先进典型。省委1963年11月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向大寨党支部学习，号召党员向陈永贵学习。全省再次掀起学大寨、学陈永贵的新高潮。

《山西日报》记者郝战敖去大寨采写成一篇大寨战胜灾害获得丰收的报道。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冯东书将发表在《山西日报》上的这份报道修改以后送给分社副社长马明审发新华社通稿。马明看了以后，叫来四五名记者，一起讨论这篇报道。记者们一致认为大寨这么好的典型，不能光发一条消息，应派人去北京向新华社总社和《人民日报》推荐突出报道，还应配发社论。随后，新华社山西分社派冯东书与范银怀两位记者去北京，两人到了北京就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宣传鼓动。新华社国内部农村新闻编辑组组长穆家军、新华社副社长兼国内部主任穆青、《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庄和副主任何燕凌，都对大寨经验非常感兴趣。其中何燕凌在《人民日报》农村部分管社论，并曾采访过大寨。

新华社山西分社在太原开始讨论构思长篇通讯。宋莎荫提议“就写大寨这条道路。”分社遂派宋莎荫和范银怀两人去大寨采写通讯，很快写出初稿发送到北京新华社。副社长穆青看了初稿，立即带上福建分社社长孙明从北京乘飞机到太原，坐镇指导修改。《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刊登新华社长篇通讯《大寨之路》，详细介绍大寨的先进事迹，并配发何燕凌写的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

在此之前，陈永贵１９６４年１月应北京市委邀请，到人民大会堂给北京市机关干部介绍大寨经验，重点介绍大寨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依赖国家、而是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夺取丰收的事迹。

1964年3月27日，毛主席乘坐火车南下了解各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28日到达邯郸，专门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请上专列，听取汇报。

陶鲁笳汇报过程中，毛主席特别问起“农村干部不参加劳动反而拿高工分”的问题。陶鲁笳回答时，专门谈到大寨经验，说：“陈永贵领导集体生产年年都有新套套，很见效，不久前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报告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是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我认为陈永贵是一个杰出的农民。大寨的干部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制度，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毛主席当即称赞道：“这个办法好！能调动群众的劳动积极性。”陶鲁笳还特别提到：《人民日报》2月发表长篇通讯报道大寨的事迹，还配发了社论，陈永贵1月份被北京市委请到人民大会堂向１万多名干部介绍大寨经验。毛主席说：《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北京市委请陈永贵讲，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关于陈永贵的材料？陶鲁笳回答说：有材料，回头送给主席。毛主席问：陈永贵仨字怎么写？他识字不识字？陶鲁笳在纸条上写下“陈永贵”三个字，告诉毛主席：陈永贵不太识字。毛主席叮嘱陶鲁笳，一定要把陈永贵的材料送给我。

毛主席继续南下途中，给周总理打电话，请总理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５月10日，毛主席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首次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说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４条标准其中一条就是看增产还是减产，专门以大寨“三不要、三不少”为例，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周总理接到毛主席的电话后，调来关于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仔细阅读，被大寨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所感动，认为是个好典型，随即打电话让陶鲁笳亲自到大寨去搞一次长时间详细调查。陶鲁笳随即到大寨蹲点２０天，写成一篇《大寨大队调查报告》。

毛主席1964年5月中旬回到北京，山西省委把陈永贵和大寨的相关材料送到中南海。毛主席仔细看完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材料。陶鲁笳5月25日把《大寨大队调查报告》送呈毛主席和周总理。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亲赴大寨考察20多天，这时也写出调查报告，从农田改造、农业技术等方面肯定大寨经验和陈永贵的事迹。毛主席又仔细看完陶鲁笳和廖鲁言的报告，高度赞赏陈永贵的事迹，充分肯定大寨经验。６月初，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周总理向政治局常委介绍大寨的经验和陈永贵的事迹。毛主席强调：“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陈永贵识字不多，干的事情不少！”

1964年12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全国发出学大寨的号召：“全国所有社、队都要像大寨那样，依靠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

1964年12月下旬召开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介绍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经验，使与会代表深受感动。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大寨的经验概括为：“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肯定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值得大大提倡”。这就表明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64年把大寨介绍到国外，使大寨的名声走出国门。

1965年初，全国农村按照周总理在三届一次人大会议上所概括的几条，掀起学大寨运动。主要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向国家伸手，依靠集体力量战胜困难，夺取丰收；在农业技术改造和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学习大寨兴修水利、改造低产农田、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经验。

那几年，大寨的事迹确实对中国几亿农民起到了榜样引领作用。农民群众普遍认识到：大寨人苦干实干，改造农业生产条件，夺取好收成，真正值得学习。学大寨运动很快就在全国铺开，全国各地都产生了一批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毛主席1965年6月对国家计委负责人说：“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你投资多了，他反而搞不好，农业要靠大寨精神。”毛主席9月提议，要进一步宣传大寨的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毛主席10月在一次讲话中又说：“农业还是靠大寨精神。”周总理亲自布置在北京举办“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副总理谭震林亲自抓这个典型展览。展览11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正式启展，展出52个大寨式先进典型。展览以宣传大寨式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为主题，以介绍生产经验和生产成就为主。全国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都来北京参观展览，计划每个县树立一个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全国各地学大寨运动持续升温，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农田基本建设，改变了中国农村的贫困面貌。

1966年8月12日发布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正式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967年9月、1968年1月，先后两次召开大寨劳动管理现场会。1970年8月召开北方农业会议。三次会议都以推广大寨经验为主旨。1975年9月15日在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会议的3700多名代表中，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300名。陈永贵致开幕词。邓小平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指出学大寨运动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号召全国学习大寨的评工记分办法。华国锋作题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出“普及大寨县”的号召。会议总结交流全国各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农业机械化的经验，动员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尽快把我国农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普及大寨县》。各地随即动员几亿农民依靠人力作业的方式，开展拦河围海围湖造地、改造低产田、山坡修建水平梯田、修水库水渠、修田间道路等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推动学大寨运动掀起新高潮。全国涌现出316个学大寨先进县、725个粮食亩产量达《纲要》县，分别占当时全国县总数的13.4%、31.2%。

1976年12月，再次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叶剑英1977年9月11日参观大寨以后在汇报材料上批示：“干部参加劳动好！这样的经验值得推广。”

可以说，1965年、1966年，中国农业连续两年取得大丰收，正是因为当时全国农村通过学大寨，树立了苦干实干精神。此后，全国农村普遍持续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期，历时15年。

大寨的虎头山那时候成为驰名中外的中国名山，1964年～1979年间，接待参观者1045万人，其中：副总理以上的中国领导人28人，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党领袖22人，国际友人25423人，国内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50多人。马达加斯新闻代表团赞誉大寨是“全世界农民的首都”。南斯拉夫友好人士说：“大寨是一所共产主义学校，世界人民也应学大寨，大寨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意义。”泰国学者格桑认为：“大寨人创造的奇迹可以同世界七大奇迹并列。”

扭曲变味

大寨被树为全国农业战线先进典型的1964年，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大寨经验难免被纳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框架中，总结大寨经验时，人为地加上了一些“左”的色彩，把阶级斗争与政治挂帅说成大寨经验。当时山西省委总结大寨经验时认为，大寨不仅是发展生产的典型，而且是在农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 陶鲁笳在《红旗》杂志1965年11期发表《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山西农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初步总结》称：大寨从建立互助组起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学大寨，不仅是一次生产革命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大寨党支部包括陈永贵在内，也有意识地跟“政治”拉关系，把本来是靠苦干实干取得的成绩，说成是抓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成果。用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等提法，去掩盖大寨原本的精神实质。

1966年3月，陈永贵第二次应北京市委的邀请，到人民大会堂给北京市机关干部介绍大寨经验时，有意识地强化政治意识，强调阶级斗争，着重强调大寨经验是：“首先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影响，使集体经济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一切工作的纲。”

1966年以后，大寨和陈永贵都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1967年2月，陈永贵在昔阳县“夺权”，成为昔阳县的最高领导人，3月又成为晋中地区乃至山西省革委会负责人之一。陈永贵担任昔阳县、晋中地区、山西省革委会负责人以后，在抓农业生产及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一些好意见，做了不少有益工作。但在介绍大寨经验和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过程中，抛开作为大寨经验本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突出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割资本主义尾巴。

1967年6月，陈永贵亲自主持在昔阳县召开本县农村干部参加的农业学大寨现场会。陈永贵在会上介绍大寨经验时，强调阶级斗争，强调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反倒成了抓阶级斗争的陪衬，大寨的成绩和经验，被概括为抓阶级斗争与开展大批判的结果。陈永贵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农业学大寨，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高举革命批判大旗，以大批判为动力，推动学大寨运动；建设革命化、战斗化、群众化的领导班子，把政权掌握在革命派手里；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革命的群众路线，这样才能学到大寨的经验。

1967年9月，山西省在昔阳县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全省农村干部参加。陈永贵作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长篇发言，把大寨经验概括成：毛主席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产物。

1968年10月，第三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在昔阳县召开，除山西干部参加外，还有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参加，中央有关部门也派代表参加。陈永贵介绍大寨经验时，除了大谈阶级斗争，还说大寨的成绩是抓“斗私批修”的结果，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结果；大寨的艰苦奋斗精神、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和改进生产技术，被放在第二位。

那时候，中央报刊也努力把大寨经验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和社论，强调没收社员的自留地，限制农民的家庭副业生产，并把这些措施形容成“割资本主义尾巴”，认定为“大寨经验”。强调“批判工分挂帅”也是大寨经验，把大寨“评工记分、自报公议”的做法，推广到全国农村普遍学习。

大寨经验被异化，在全国产生了不良影响。“文革”期间，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转向突出强调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有些省提出：“学大寨就必须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学大寨就是一句空话。”还有些地方借“学大寨”的名义，搞生产队核算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有些地方打着“学大寨”的旗号，全部收回农民的自留地，甚至连农民自己开垦的小块荒地也一并收回。有些地方干脆不让农民搞家庭副业生产，不许农民养猪喂鸡。甚至规定：养一只兔子、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两只就是资本主义。许多地方即使在学习大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方面，也出现了不顾本地实际而搞形式主义的倾向，片面强调增产粮食，不顾自然条件开垦荒山，搞围湖造田，使自然植被受到严重破坏。

陈永贵1973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后，深入全国大多数省份，用他概括的“大寨精神”抓农业生产，介绍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陈永贵抓农业生产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普及大寨县”，让全国农村都以大寨为样板，建设大寨式农村。“普及大寨县”规定：具体生产指标特别是粮食亩产量，要达到或接近大寨的亩产量；要推广大寨狠抓阶级斗争和政治工作的经验。陈永贵把大寨经验进一步被概括为：一天也没有放松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一天也没有放松无产阶级专政。这段时间，不仅陈永贵到处宣传大寨经验，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派干部到大寨去参观，全国县以上领导干部几乎都到大寨去参观过。

全国“普及大寨县”运动中，虽然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每年递增110万公顷，农业机械化水平也有一定提高，但是带有极“左”印记的大寨经验，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大寨经验被教条化公式化，导致全国农村大抓阶级斗争，大搞政治挂帅，狠割资本主义尾巴，片面抓粮食生产，不允许搞副业生产。甚至有些平原地区，为了学大寨竟人为地修造梯田。

“普及大寨县”运动中存在的另一个更为突出偏差是，提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陈永贵1975年8月14日向中央提出：在全国逐步推广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主席9月批示：中央开会讨论陈永贵的这个意见。９月23日至10月21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提议。一些省委书记在会上明确表示反对，赵紫阳、谭启龙等人同陈永贵激烈争论，相持不下。毛主席最后决定暂时搁置基本核算单位过渡问题。“普及大寨县”的其他做法仍然继续对全国农村产生着不良影响。

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农业学大寨仍然在原有轨道上运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强化。陈永贵继续受到华国锋的信任。1976年12月，华国锋、陈永贵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陈永贵作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强调：“在学大寨问题上，我们党同‘四人帮’进行了一场严重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激烈大搏斗。目前，在农村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建成大寨县的根本保证。”陈永贵提出的目标是：“到1980年，把全国1/3的县建成大寨县。”华国锋在会上提出：“学大寨，学大庆，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

陈永贵1976年12月又一次提出“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把由生产队所有制向大队所有制过渡当作方向。年底在山西省晋中地区全面推广由生产队所有制向大队所有制过渡的经验，计划在晋中地区搞试点成功以后向全国推广。晋中地区1977年初基本实现了生产队所有制向大队所有制的过渡。昔阳县则更进一步——开始搞由大队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点。

1977年中共十一大以后，陈永贵仍然在中央主管农业工作，继续按照以往的思维，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华国锋当时很重视陈永贵主抓的“普及大寨县”工作，并特别重视所有制过渡工作。1977年11月，华国锋提议中央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形成一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汇报提纲》。这份文件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提出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进攻的问题，强调所有制过渡问题，认为：“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是前进的方向，是大势所趋。”“各级党委应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做过细的工作，因势利导，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向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经华国锋批准，这个文件发至公社党委一级。文件发出以后，全国立即形成一股“过渡风”，各地农村普遍都搞由生产队所有制向大队所有制过渡的试点，有些地方本来很穷，生产队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却也积极进行“穷过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混乱。

1978年5月，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到大寨参观考察后，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造成极大浪费，把农业引向歧途，把农民推入贫困的峡谷！”此言一出，顿时引发舆论开始强烈指责大寨1967年以来的极“左”表现，开始揭露盲目学大寨给农村造成的恶果。此后，各界人士开始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审视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各级干部指出：大寨本来是个好典型，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大寨搞成了在农业战线推行极“左”路线的典型，使学大寨偏离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引发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条主义的“普及大寨县”狂潮。

这些意见反映到中央，中央认为这是事关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到亿万农民利益的大事。邓小平提议：先由山西省委按照真理标准，实事求是地总结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的经验教训。

1980年上半年，山西省委认真总结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的经验教训，８月24日写出《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把大寨这个典型本身与在极“左”思想指导下对这个典型的推广，区分开来，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大寨确实是山西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是山区生产建设的先进典型。但是在‘左’的路线影响下，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主要由陈永贵负责。”

邓小平看了这份报告，不赞成把责任全部推到陈永贵一个人身上。按照邓小平的意见，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社以上党委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转发批语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生产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大寨和昔阳县的多数干部群众，在农业战线也做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后来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从此以后，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式划上句号。

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1980年底派出一批记者去大寨调查４０多天，写出两组内参，主要包括：《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大寨精神”和“大寨风格”都被抛弃了》、《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这些文章言辞过火地指出大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基本上全盘否定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陈永贵看了这些文章后去找邓小平和李先念倾诉。邓小平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李先念表示：“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是好的，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好的。”

头雁浮沉

解放初期，党中央号召互助合作，担任大寨党支部副书记兼生产委员的陈永贵积极参加党支部书记贾进才领导的好汉互助组，后来得知村里老弱病残生活困难而又没人组织互助合作，便退出好汉互助组，牵头成立老少互助组带头苦干，尽心尽力帮助困难户而不怕自己吃亏，使粮食产量超过好汉互助组，带动老弱病残困难户生产致富。

党支部书记贾进才看到陈永贵是一颗好苗子，多次找昔阳县委负责人，极力推荐让陈永贵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1952年担任党支部书记以后，立即着手制订第一个10年造地计划，带领村民“先治坡、后治窝”，大搞山水治理与农田基本建设，推动亩产量逐年增长。在陈永贵领导下，大寨的生产每年都有新发展，集体经济越来越巩固，群众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陈永贵在带领大寨农民整修土地、建设稳产高产梯田的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农业生产管理制度；总结出一套开展思想工作、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先进经验。陈永贵1958年8月看到有关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的报道以后，立即响应，联合大寨周边7个高级社809户1370人，在昔阳县率先组建起一个红旗人民公社。

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经验原本很好。毛主席和周总理正是看中这些好经验，才向全国推广。陈永贵本人也深受毛主席赞赏。

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邀请陈永贵出席自己的生日宴会，热情地请陈永贵坐在自己身边，席间还夸奖陈永贵是农业专家。毛主席特别询问陈永贵的生活、身体、家庭情况，使陈永贵深受感动。毛主席还向在座的人介绍说：陈永贵有实践经验，聪明。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陈永贵紧跟政治形势。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炮打司令部》，陈永贵紧随其后，8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大批判文章《新大寨粉粹了孙冶方的谬论》。但是看到揪斗基层干部给农业生产带来损害，陈永贵11月致信毛主席，提出5条建议，其中特别提到不要批判农村干部。12月15日，中共中央采纳陈永贵的建议，专门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出《关于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陈永贵1967年2月11日在昔阳县造反夺权以后，《人民日报》3月5日报道陈永贵参与夺权的消息，鼓励倡导劳模参与造反夺权。1967年2月11日，陈永贵出任昔阳县造反总指挥，2月25日出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成员，3月19日出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一跃成为山西省第三号人物，并与一号人物刘格平比较投缘。

1967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陈永贵，并一起照相。山西省1967年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毛主席亲自提名任命陈永贵为山西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70年代组建中共山西省委时，又亲自提名任命陈永贵为山西省委副书记。8月份，一贯不赞成武斗的陈永贵前往平遥县调解两派武斗，提出“不要分你了他了”，此言激怒了两大派，被当地民兵武装扣押。新华社记者把消息传回北京，周总理立即电令山西驻军69军军长解救。69军当即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前往平遥县城，救出陈永贵。

1969年中共筹备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永贵被山西省选举为出席“九大”代表。“九大”前夕，毛主席提名让陈永贵当中央委员。经过“九大”选举，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陈永贵虽然常住大寨，但中央文件在专送省委的同时，也要专送给陈永贵一份。

陈永贵1971年出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时，陈永贵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经毛主席亲自提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年11月，陈永贵在昔阳县掀起一场“纠正化公为私”运动，整顿县医院、剧团、邮电局三个单位，使工作作风得到明显改善。

1975年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经毛主席和周总理共同提名，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周总理提议国务院各位副总理分工时，让陈永贵协助华国锋主抓农业。陈永贵1975年5月写信给毛主席，要求自己每年1/3的时间下基层。毛主席批示实行“三三制”：住北京、住大寨、深入全国各地，各占1/3。

1976年以后，陈永贵继续受到华国锋的信任。

1977年中共“十一大”召开，陈永贵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在中央主管农业工作。

1978年5月，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社会各界开始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审视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

中共中央1980年11月23日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不久以后，陈永贵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一些国家级新闻机构派出一批记者去昔阳县和大寨调查４０多天，写出两组内参，全盘否定大寨经验。

陈永贵看了这些文章后十分生气，大病一场。此时又有人要求中央追查陈永贵与“四人帮”的联系。陈永贵听说后，去找邓小平和李先念反映情况。邓小平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表态后，追查陈永贵的要求便销声匿迹。李先念表示：“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是好的，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好的。”听到邓小平和李先念这些公正的话，陈永贵心里平静下来。

陈永贵辞去职务后，仍然是中央委员，仍然保留副总理的生活待遇，仍然作为劳动模范受到尊重。1982年召开中共“十二大”时，山西省没有选举陈永贵为党代表，不参加“十二大”，自然不能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但由于胡耀邦力排众议，陈永贵仍然享受高干待遇，仍然住在北京部长楼里。1983年，中央根据陈永贵的请求，安排他担任北京东郊农场顾问。

陈永贵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本色，住在部长楼里也经常参加劳动，打扫卫生的活儿也抢着干。担任东郊农场顾问后，多次到东郊农场，帮助农场负责人分析生产情况，研究改进生产技术问题，为东郊农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陈永贵1985年因病住进北京医院，检查出身患肺癌以后便拒绝吃药治疗，说是明知道治不好就不要浪费国家的钱了。陈永贵生前积蓄8123元，他提出全部交了党费；但是家属提出留一点给孙子作学费。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患肺癌在北京逝世，新华社发布讣告，中央在北京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临终前5天，在北京医院对党中央接来探望的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等大寨人说：“咱们大寨的成绩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你们以后有机会见到中央领导人时，一定要转达我的这句话。”骨灰运回大寨时，大寨村口黑压压一群人跪着迎接陈永贵魂归大寨，其中不少并非大寨人。大寨村党支部搭起灵棚准备举行追悼会，邀请昔阳县领导干部参加祭奠。昔阳县领导班子表示“搭灵棚就不去参加追悼会”。大寨人次日凌晨拆除灵棚，但昔阳县领导班子成员仍然没有前来大寨祭奠陈永贵，致使最终没有在大寨给陈永贵开成追悼会，让大寨人无不痛心疾首，深以为憾。

陈永贵生前曾经说过：“我这辈子能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一场了。”　　

回望思考

新中国建立后，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了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状况，通过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途径，多次探索中国农业发展道路。农业学大寨运动就是又一次声势浩大、延续长久的摸索与探究。大寨精神引领中国农村15年，在中国现代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重要影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非常值得深入总结。

60年代初期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使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雪上加霜，步履维艰。正当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苦苦探寻农村经济走出低谷的路径时，大寨这个成功战胜自然灾害、取得显著增产效益的先进典型，经陶鲁笳热情推荐，进入毛主席的视野，让毛主席感到非常难能可贵。经过认真思考与慎重选择，毛主席认为大寨精神充分体现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达到了集体化的理想境界。特别是公社化以后，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影响到农村干群关系和谐。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头参加劳动、大公无私的精神品格，更让毛主席深表赞赏，于是下决心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

1964年～1966年上半年，新闻宣传、党和政府文件、各级负责人讲话、报告文学、图书出版等各种渠道对大寨的颂扬，基本属实而又贴切。大寨确实是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那时的学大寨运动确实是一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运动。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生产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建设上都做出了成绩与贡献，使中国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初步改变了农村贫困面貌，在推动全国农村工作与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966年下半年以后，各种媒体对大寨的颂扬，开始缺乏理性分析与科学论证，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使大寨成为政治典范，把一个“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说成是“政治挂帅、大批促大干”的典型。这一时期，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的运动发生了偏差，把大寨的好经验加工改造成“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左”倾观点发挥到极致，强令全国效仿，使大寨成为极“左”年代一个出类拔萃的极“左”典型，对中国农业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1970年8月北方农业会议以后，学大寨运动逐步淡化政治内容，在高举大寨红旗的前提下开始着手纠正偏差，落实政策。邓小平在1975年9月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提出：“虽然学大寨有很多成绩，但有些地方也不尽如人意。”会后，学大寨的方向开始往促进农业生产的道路上扭转，但是在普及大寨县过程中，仍然不够注重生产实践，反而更加意识形态化，更加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与核算单位过渡问题，使大寨这个生产典型进一步演变为政治符号，农业学大寨的消极作用超过、甚至抵消积极作用。这就导致始终未能解决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发展模式与生产经营体制。

农业及农村发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生产生活方式总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努力探寻一种能有效促进农业高产优质高效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先后出现过的农村发展成功模式主要有：

承包到户的“小岗模式”目前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似应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吴仁宝早年是陈永贵的崇拜者，是大寨经验的实践者。吴仁宝在真心诚意学大寨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创造出独特的“华西模式”。“华西模式”的基本特色是：通过村民入股的方式，使村办集体企业过渡为股份制企业，形成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政企分开的管理制度。当国家提倡“抓大放小”时，华西结合村情实际实行“抓大扶小”，使农业剩余劳力就地转移到工业领域，有效促进了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实现了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农村繁荣的社会局面。

“南街模式”的基本特色是：村民自觉自愿地把承包到户的土地缴归集体管理，经济上坚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集体统一经营、工资+供给的分配形式；政治上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不动摇，重视思想教育，坚持以德治村；文化上坚持毛泽东思想，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公益事业发展，实现了村民安居乐业；农业生产实行规模经营和产业化、机械化、专业化、标准化的现代生产方式，产业链条由农业延伸到工业，使农副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使农业剩余劳力就地转移到二三产业，除安置本村农业剩余劳力以外，还为外地社会各界提供就业岗位1万多个。南街村目前已形成“多种产业扶持农业发展、农业带动多种产业共同兴旺”的良性循环的系列化产业联系效应，正朝着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目标推进。

“农垦模式”：北大荒农垦企业集团是土地国有的现代化农业企业，内部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管理体制灵活而又不断创新，经营理念方面具有很强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科技意识、规则意识。下属各农场组织生产过程中，具有很高的产业化、专业化、科技化、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程度。农场职工生活富裕，社会保障体系完备，农场驻地已经建设成为颇具规模的小城镇。

“新大寨模式”：郭凤莲1991年重返大寨出任党支部书记，带领大寨人兴办企业闯市场，发展旅游业占市场，使大寨重新焕发生机，短短十年就取得总产值过亿元、盈利近半亿元的不凡成就。2005年跻身于“全国十大名村”行列，成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成为山西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典范，实现了从政治品牌到经济品牌的华丽转身。

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毛主席倡导农业学大寨的初衷，原本是为了推动中国农业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然而未能从深层次上触及农业发展模式与生产经营体制问题，因而最终没有取得成功。这一点，对于当前妥善处理农村小康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系列深层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价值。

本文的结论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关键在于农业发展模式与生产经营体制选择。窃以为：“华西模式”和“南街模式”都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有效模式，北大荒“农垦模式”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最佳模式。“新大寨模式”更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因此建议：

1、“小岗模式”目前不可继续沿用。

2、人多地少的地区可以效仿“华西模式”。

3、集体经济根基牢固、集体主义思想观念强、农民政治思想觉悟高的乡村，可以选择“南街模式”，

4、经济发达的平川地区的乡村，不妨尝试采用北大荒的“农垦模式”。

5、全国各地各种条件下的农村都可以尝试“新大寨模式”。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