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传奇经历与动人心魄的崇高人格  作者：周立

岭。   

    红军长征来到陕北后,虽然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但由于陕北地脊民贫,加之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部队供应一直十分困难,生活极其艰苦。1940年,警二团的粮食吃紧,部队吃不饱饭,而地方政府拖欠团里的100多担公粮却迟迟不还。父亲为此跑到曲子县去找县长催要这批粮食,态度不够冷静,发了脾气。1941年11月,天已入冬,而全团官兵还没有穿上冬衣,就在部队苦苦等待时,突然接到留守兵团电示,要团里自行解决冬衣问题。这时已是天寒地冻,全团千余人的冬衣怎么办？父亲心中焦急,一来团里当时拿不出这笔钱,况且时令己是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季节,就是手里有钱,在陇东地区也买不到布和棉花。没有办法,只好东拼西凑,赶紧派人到定边商会求助老关系。出于下策,靠把部队此前没收的一些烟土拿到国统区去卖掉,才买回了布和棉花,总算是解决了部队冬衣的燃眉之急。这样一来,部队官兵虽然衣食无忧了,而父亲却不得不对这两起后来被定性为严重违纪的事件承担责任,先是不尊重地方政府,后是走私违禁物品,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为此,1942年10月,父亲在延安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检查,也因此被撤销了中共“七大”代表候选人的资格。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当时部队缺衣少食的危急情形之下,父亲作为团长必须考虑的,究竟是如何避免违反政策、还是优先解决部队的温饱问题？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而父亲当时不惜以身轼法帮助部队渡过难关,是具有一定牺牲精神的。（我们坚信,有些问题的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作出评判。试想,如果没有1978年那场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能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那么中国人现在的生存状况恐怕不会比今天的北朝鲜好到哪里去。）

    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场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中,时任东野十一纵队副司令员兼三十三师师长的父亲,率部在锦西地域与四纵一起担负起阻击从海上驰援锦州之敌的任务,坚守阵地二十一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特别是在战役的第二阶段,他指挥的三十三师以一个师的兵力在老锦西大道和沙河营一线抗击敌主力“东进兵团”四个师连续三天的疯狂进攻,在我军一、二线阵地先后被敌人突破的危急情况下,父亲的前线指挥所与敌方的距离己经近在咫尺,处境十分危险。但是,父亲却在此时拒绝了上级出于安全考虑要他将指挥所后撤的建议,始终稳坐在阵地前沿,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并不失时机地果断集结兵力发起反击,终于收复了已经被敌突破的大部阵地,成功地保障了辽西会战的胜利。为此,父亲受到东总和罗荣恒政委的表扬和嘉奖。

    父亲生前撰写的回忆录《从井冈山走来》,只讲到打完平津战役就收尾了,对于他此后的经历,从1950年底出任中南军区海军付司令兼参谋长并参与组建中南海军开始,整整半个世纪的海军生涯,特别是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书中均未提及。

    1957年以后,党内“左”的思想不断发展,特别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之后,“左”的调门更是越唱越高。这段时间也是海军的多事之秋,东海舰队等单位接连发生了几次重大事故,特别是“418”潜艇沉没事件。1959年初冬,东海舰队“护六”支队在舟山以东海区进行攻潜训练。12月1日,最后一天的训练结束之后,“418”潜艇在上浮时,撞到“衡阳”号护卫舰底部,随即迅速沉没,38名艇员不幸遇难牺牲。事实上,发生这起恶性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参加训练的各级指挥人员的配备有问题,缺员严重。例如,负责这次训练的海上总指挥就是由一名舰长兼任的,而“衡阳”和“成都”两舰的舰长则分别是由实习舰长和副舰长代理的。那些军政主官为什么不出海？他们跑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就在这次海上训练的同时,“护六”支队正在召开党委扩大会,会议的主题是“反右倾”,就是要“肃清彭（德怀）、黄（克诚）流毒”和批判单纯军事观点,因此,主要领导几乎全部留在岸上开会。这明明是搞所谓的“突出政治”造成的一个直接恶果,但是,在随后林彪借机派出的一个庞大检查团来到东海舰队后,却完全无视上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检查团就对舰队作出了“问题成堆,基层薄弱，关系紧张,风气不好”的结论,几乎全盘否定了东海舰队的工作。对此,当时身为舰队副司令的父亲明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一下子,可大大地激怒了检查团的领导。这个军委检查团由一名副总长率领,又肩负着林副主席的委托,完全是一派“钦差大臣”的架势,在他们看来,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和他们唱反调,父亲坚持保留个人意见的固执态度,更是让他们怒不可遏。检查团返回北京之际,舰队首长集体前往机场送行,当时,这位副总长不仅拒绝与父亲握手,还恶狠狠地警告他说：“你周仁杰扭转不了海军的乾坤！”看到父亲不为所动,并且没有任何转变态度的表示,他更是大发雷霆,以至于检查团专机的起飞时间也被推迟了一个多小时。时至今日,在我们和其它一些了解情况的人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