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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红军大学中的特殊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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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4-10-25 16:10作者:陈廷一来源:晋城党史网

许世友报到的第二天,集训动员就开始了。作为红军大学名誉校长的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开场白,主要讲了这次集训的指导思想、全国战场的形势以及我军所面临的战略任务的转变,要求全党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在组织上建立统一的最高集体领导,彻底清算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罪行,为迎接新任务而做好理论、思想、组织准备。毛泽东的讲话不时激起了大家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时间已跨入了1937年。3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一声哨响,红大学员被紧急召集到操场,大家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只见校长林彪已走上讲台,此时他面目严肃,声音低沉,开始传达西路军失败的情况。面对着这个残酷的事实,大家心里怎么也接受不了。文件没传达完,会场已被哭声淹没。尤其是许世友和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个个哭得泪人儿一般。林彪敲着桌子要求“安静安静”,可是会场还是安静不下来,会议不得不在哭声中结束。

要知道西路军的失败太惨了,几乎是全军覆没。这些死难者大多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此前,他们曾南征北战,进军川北,解放南通,转战川康,三次穿越荒无人烟的雪山草地。艰辛的岁月,使他们有苦同受,挤身而眠,一块糯粑分着吃,一壶清水让着喝,如今昔日的手足战友,长眠黄沙,悲壮牺牲,怎不令人痛心疾首,一个个都哭得像个孩子似的。会散后,许世友被搀扶到宿舍,和衣上床,以被蒙头,又是大哭。炊事员小阚把饭菜几次热了又端来,许世友视而不见。王建安、陈赓同志红着眼睛来劝说许世友,他还是绝食了一天。在那个环境下,红大已开始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捆在一起批判。尤其是西路军的失败,无疑又被认为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一大罪状,暴风雨要来了,他们将被当做替罪羊批斗,有口难辩,人人感到自危。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的心底,不光流泪,还在暗暗流血。有的人甚至说,活着的还不如死了的强。

果不出他们所料,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达第二天,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全面揭发张国焘的战斗打响了。其速度之快,超过人们的预想。

在那些风云变幻、蒙冤受屈的日子里,风言风语很多,像雪花纷纷飘舞,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使人们躲也躲不开。低人一等的四方面军的学员被整得灰溜溜的,一个个抬不起头来,不敢在一起聚会,不敢在人前高声说话。他们认为,在张国焘手下当差,是错投了娘胎。

这时的许世友,见“下面干部非常宗派,瞧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心里非常生气,可是他强压怒火,采取了超然态度,他坚持“只要你不点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不问,看你教条主义者能逞凶几时!”他每天晚饭后,不是去河边散步,就是去女友雷明珍那里谈天说地,以解除心中的苦闷。树欲静而风不止。许世友,这员战场上的虎将,把这场党内斗争看得过于简单化了,不几天,他便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这场旋涡,使他不能自拔……

那是三月底的一天,“张国焘的斗争会”开始了。作为批斗对象的张国焘坐在前排,面向大家,耷拉着脑袋,一扫昔日威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也都来了,并在前排就座。延安地区的不少群众组织也列席旁听。会议八点开始,毛泽东同志首先做了指示。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要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的教导,开始后的一个小时秩序井然,有问有答,弄清问题,找出症结,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很文明。可是后来,一些教条主义者出来干扰,尽提些枝节问题,一下子把会议方向弄偏了。许世友正想举手发言,纠正会议方向,还没容他站起来,只见有两个教条主义者,突然闯入主席台,不由分说,将张国焘的双臂向后一扭,按住他的头便进行认罪批斗。主席及时站出来制止,那两个教条主义者弄了个无趣,走下了台。会场开始平静。

这时,许世友的“师弟”钱钧站起来要求发言,主席允许后,钱钧润了润嗓子,揭发了张国焘的一件鲜为人知的“桃色新闻”。

钱钧说:“我们军部有一个女宣传员,才16岁,是四川人。张国焘身为党的重要干部,竟和她乱搞。”接着便有血有肉地讲了事情的经过。末了说:“她在军部当科长,擦屁股的事尽让我处理;她生病,我把她及时送到医院。她对我很感激,把事情全告诉了我,说她和张国焘共搞了十几次腐化……”

“不许你污辱我!”张国焘听不下去了,一拍桌子,激动得站起来反驳:“同志们啊,我张国焘是搞马列主义的,怎能搞这个呢?”

这时会场群情激昂,人们纷纷振臂高呼:“打倒假马列主义者张国焘!”“张国焘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剥去画皮,还其真面目!”“让他讲清楚!”……一阵惊天动地的口号淹没了张国焘的辩驳声。张国焘摇摇头,显得无可奈何。

钱钧见张不认账,立时火了,冲上去,随手脱下一只鞋子,对准张国焘的长脸,重重打了一记耳光,张国焘的眼镜立时落地。

张国焘慌忙伏地摸眼镜,拣起眼镜时,只见两面镜片已分了家,引起一阵哄堂笑声。

“毛泽东,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下打人,我抗议!我抗议!”张国焘捂着长脸大喊。

这时的毛泽东正在点烟,一支烟还没点上,这才注意到张国焘已挨了打。而手疾眼快的钱钧已回到原位,坐在地上了。

“谁打的?”毛泽东在台上高声询问。

“报告主席,是我打的!”钱钧嚯地站了起来,朗声回答。

“打人怎么行呢?君子动口不动手嘛!解决问题关键在脑袋!”主席指了指自己的脑门。

“报告主席,下次改正!”

一度终止的批斗会又继续进行了。

这时,许世友的心情难以平静。他了解钱钧,就像了解自己一样,他相信钱钧绝不会扯谎。作为共产党员,为穷苦人打天下,最忌讳的有两条,一是爱财,二是贪色。没想到张国焘这位高级干部生活如此糜烂透顶,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一个人的政治腐败首先从生活腐败开始,张国焘算是应了这条规律。接着他又想到了张国焘在大别山“肃反”中的严重政治错误,想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弟弟许仕胜和许许多多被害的同志……这些错误不可原谅。可错误归错误,要一分为二看问题,不能墙倒众人推。他不同意那些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的观点,更不能容忍那些对红四方面军的无理指责……

大会结束后,开始分小会批判。

第二天上午,在红大一队的批斗会上,有些人又把张国焘的问题与红四方面军扯在一起,上批张国焘,下连干部战士,尽讲不利于团结的难听话,许世友听着听着,再也坐不住了,如哽在喉,不说便不能平静。

“报告队长,我讲几句!”许世友红着脸呼地站了起来。

“世友同志,不要急嘛,想好了再讲吧?!”作为在鄂豫皖曾当过许世友师长的陈赓队长,熟知许世友的秉性,他见许要放炮,含而不露地劝道。

可是直言快语的许世友并没有理解陈赓队长的一番好意,他匆匆走到队前,着着实实地放了一通“横炮”:

“……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中央红军不也是从中央苏区撤出来的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四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撤到川陕,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许世友的话,落地有声。在别人眼里,这些胆大包天的言论,像一颗颗重型炸弹爆炸,敲击着人们的耳膜,又像竹筒子倒豆子,倒出了他和四方面军同志的心声。

“休要讲了!”有人出来制止。

“我的舌头我的嘴,谁敢说不让讲!”许世友双目喷火,接着又道:“有人说张国焘搞分裂,我不那么看。我就知道有人一夜之间走没了,怎么跑了的不是搞分裂,没跑的倒是搞分裂?这是哪家的逻辑,真让人想不通……”

许世友的讲话足足持续了一刻钟,算是把多日埋藏在心里的疑虑和愤懑一股脑儿地倒出来了。

“许世友,你这是与中央唱反调!”有人呼喊。

“不准你胡说八道!”许世友回敬对方。

“你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

“你是托洛斯基!”

“你是大别山的土匪!”

“打倒张国焘!”

……

终于有人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坐在队列里振臂高呼,呼声盖过许世友的发言,气得许世友心血潮涌,暴跳如雷。他手指一位年轻的学员吼道:“呸,你有什么资格骂我?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的时候,你还没生下来呢!我反对中央,我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我是托洛斯基,我是土匪……”许世友突然说不下去了,只觉闷得很,双手紧捂胸口,口中喷出一股殷红的鲜血……



被关进监狱

许世友住进了医院。

红大的斗争会照常进行,一天比一天开得频繁、厉害。斗争趋向白炽、刺刀见红。

恰在这当儿,一件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事情过程是这样的,导火索发生在黄克功身上。黄克功是红军大学的在校学员。小伙子二十多岁,人长得帅气,不少姑娘围着他转。而他却正在追求他的心爱人。这心爱人不是别人,正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投奔革命的女青年。这女青年也是美人。眼下也有小伙子追她,她在爱情的港湾里,脚踩两只船,犹豫不决。这天,黄克功把她带到郊外谈心散步,二人话不投机,黄克功感到失望,当场就拔出枪来,对准美人,“砰砰”两枪,这位女青年倒下了。

悲剧,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当时,有关公安部门给党中央打报告,鉴于以上情况,除一些警卫人员例外,其他在延安一带的军人不准私自带枪,随身枪支由原单位封存。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报告。于是一场收缴枪支、弹药运动在延安地区迅速展开。红军大学当然也不例外。由于教条主义者作祟,本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对立情绪较大。再加收枪运动这么一稿,作为四方面军的许世友,带头拒绝缴枪,当然要骂娘了。他把收枪者当场弄个无趣。这时,在中央和主席身边的善于借题发挥的教条主义者又跑了出来,借机抓住许世友的“辫子”,说他老子天下第一,是大别山的土匪恶霸;说他反对党中央,跟随张国焘贼心不死;说留枪是为了暗杀中央主要领导人等等,不绝于耳。还有人偷偷打了黑报告,还有的写了匿名信,官司告到了中央。矛盾一下子激化了起来,大有你死我活之势。一潭清水搅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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