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万里长征------疲惫之师     北过草地

    1935年7月底，中央机关和中、左路军部分队伍进抵毛儿盖，准备北出松潘草地。新组建的红军大学也从四川的卓克基，经马尔康、梭磨、马塘、打鼓到达毛儿盖。一路所经之地都是藏民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欺骗乃至驱逐，藏民们背井离乡、四散逃走。红军所到之处，仿佛到了无人区，粮食补给异常困难，战士们只好饿着肚子住进喇嘛寺。7月天里，当地的麦子正进入灌浆期，还没有成熟，战士们常常是每人每天只吃二、三两青稞面，实在饥饿难忍，就靠挖野菜和豌豆苗充饥。

长征途中，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领着一小队人马负责在前面“打粮”，阎捷三经常与他联系。干部团2营领回的粮食基本上由阎捷三分配。所谓“打粮”，即红军进入藏区筹粮的一种办法。部队在毛儿盖休息时，毛泽民带领的“打粮队”四下里找粮，仍然难以为继。部队断了粮，难免有人要嘀咕，阎捷三就自告奋勇带领一小队人马再去“打粮”。得到上级批准后，他对一同前去“打粮”的战士们说，近处的藏民肯定被毛泽民动员过了，咱们走远点，越远越好。他们一行10多人从宿营地出发，一下子走出20多里地，终于发现了一处藏族牧民的帐篷。那家牧民远远看到阎捷三和红军战士向他们走来，急忙拖儿带女逃往山区，任凭战士们喊破嗓子也不止步。阎捷三和战士们在牧民的帐篷里找到了一些青稞麦，一个战士问阎捷三，是否全部拿回。考虑到这一家藏民的生活，阎捷三吩咐留下三分之一，然后写下借据，特别注明红军是不得已而为之，将来一定加倍奉还。在后来的征途中，为了生存，红军不得不抢割当地群众的庄稼，然后再通过翻译付钱。为了避免不良影响，“打粮”多在夜间进行。行军途中遇到当地的老百姓，阎捷三就和战士们反复宣传，想方设法解除当地百姓对红军的疑虑。这样取得了很大成效，当红军离开那些藏民区时，当地的藏民们依依不舍，不仅愿意卖给红军粮食，还组织运粮队为红军送粮，并义务担任向导。

8月初，党中央在距离毛儿盖20余里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再次肯定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正确性。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对张国焘进行了说服教育。同时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带队。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红军大学也编在右路。8月下旬，右路军首先抵达四川松潘，又北行40余里，便进入渺无人烟、禽兽罕见的松潘大草地。这里少山少树少遮掩，却多风多雨多泥潭。极目远望，荒草遍野，茫茫天际，雾锁烟笼。由于空气湿润，大草地几乎每天都要落雨，气候也一日三变，忽而迷雾重重，忽而大雨倾盆，忽而骄阳似火，忽而电闪雷鸣，神秘莫测。河沟交错处，积水成洼，淤泥与腐草相融，积年累月，便形成散发出一股股腐臭的泥潭，一不小心陷进去，若无他人援手，便会越陷越深，直至湮没。上级命令人人要准备半个月的干粮，政治大队的干粮就是在阎捷三的指导下做成的，他和战士们把青稞磨成面，加水调成稀糊，再加入一些无毒的野菜，然后用脸盆把面糊摊成煎饼，每人领取了35张。但超强的负荷需足够的能量补充，粮食吃光了，阎捷三就和战士们挖野菜，杀战马。

如果说食物奇缺是威胁红军战士生命安全的第一杀手的话，那么，水无疑就成为第二杀手。草地沟洼处的积水，看似清澈，实则蕴含毒素。许多同志渴了只得喝马尿。前面部队走过的路旁，隆起了一座又一座的小土包，土包的顶部或罩着一顶军帽，或插着一根刻了番号和姓名的小木棍。后面部队走过去后，又增添了一些这样的“景观”，令人肝肠寸断、不忍回头。相比之下，一方面军在过草地时牺牲的人员远少于四方面军，因为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一过草地后，又在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指引下掉头南下，二过草地，后因战斗失利不得不再次北上，三过草地与一方面军会师。沿途哪里还能找到粮食呢？只好挖野菜、杀战马，吃完了马肉，啃光了马骨头仍然难以为继，最后只得把皮带、皮鞋下锅，有人甚至在马粪里寻找可吃的东西。四方面军许多战士由于误食毒花毒草和不干净的水而死，又有许多人因为腹胀而亡。

在长征途中，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被尊称为“四老”，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董老被分配到政治大队，其安全由阎捷三负责。当时条件异常艰苦，有些战士意志消沉，阎捷三与董老等就想方设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鼓励大家坚定革命信念。休息时，阎捷三给战士们上军事课，讲战略战术；宿营时，他认真地安排好伙食，布置好警戒；作战时，又带队冲锋在前。一天，他们宿营在一棵高大挺拔足足生长了百年的大塔松下，松叶又严又密，树下的落叶又厚又软。松枝是房子，落叶作床垫。董必武到过法国，他说这比席梦丝床还舒服。还夸阎捷三和战士们在庙里找的陈年贡果比法国大餐还香。董老的乐观精神感染了每个人。阎捷三说，只有红军才能享受这座大自然赋与的天然公寓，许多人脸上绽出了笑容。那天，阎捷三布置好警戒，把战士们安排好，又特意把董必武同志夹在成仿吾、陈明和他中间就寝。一天的疲劳向他们袭来，加之饥饿劳顿，在松软的“床垫”一躺下，阎捷三就香甜的入睡了。夜里发生的事情一点儿也不知道。参加红军以来，阎捷三练就了极高的军事警觉，没情况时一躺就睡，一有风吹草动马上会被惊醒，然后迅速带领部队迎接战斗或转移，警惕性不可谓不高，可那一夜睡得实在是太沉了，夜里，狂风夹杂着暴雨袭击了他们的“天然别墅”，却未惊醒疲惫万分的红军战士，他们四个人和大伙都泡在冰凉的雨水里，酣然梦乡。迷迷懵懵之中，阎捷三感觉冰凉刺骨，猛然惊醒后忙唤叫身边的同志，大家只应声，不动身。阎捷三想爬起来，却浑身僵硬，于是立即活动上肢，勉强挣扎着坐起来，一摸身边的董必武同志，他浑身冰凉，已经僵硬得不能动弹，阎捷三立即给董必武作按摩全身。这时，成仿吾和陈明同志也活动开了，仨人又一起给董老做按摩，良久，董老才缓过来，四肢也能够活动了。阎捷三叫战士们靠拢在大树下，活动身骨，随后继续赶路。这支被国民党蒋介石称为“死亡之旅”的红军队伍，在大草地上一连走了7天7夜，终于走出了死神的禁地，于8月底到达四川西北部的巴西地区。

不久，左路军也进至四川的阿坝地区。张国焘顽固地认为南下天全、芦山县一带建立根据地革命才有出路，因此，到阿坝后他按兵不动，并且以总政委的名义给中革军委发电报，要求右路军重新过草地南下。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几次复电，向他反复陈明利害关系，但张国焘置若罔闻，一意孤行。9月初，他发报给陈昌浩，电令右路军全部南下，企图分裂党，分裂中央。陈昌浩随即召开了政工干部会议，准备挟持中央南下。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叶剑英及时将这一情况上报中央。毛主席与其他中央领导商议后，为了避免右路军中一、四方面军的冲突，决定以“打粮”为名，走为上计。

那天凌晨，中央机关先行，第3军殿后，静悄悄地离开了驻地，向北疾行。阎捷三所在的红大特科团是凌晨3时左右接到北上的命令的，宋任穷和韦国清马上集合全体同志，简要讲了当前面临的情况，明确告诉大家，摆在红军面前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继续北上，向甘肃、陕北进发，这是中央的方针；另一条是回过头去南下，再过一次草地。两条路任凭大家选择。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要北上，不要南下！”随后就出发了。红军大学里有四方面军许多干部，他们也随一方面军一起北上。阎捷三和战士们一口气急行军20多里，天光大亮。

红军大学的政委何畏和教育长李特都是四方面军的，何畏曾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的军长，他俩都是张国焘的追随者。何畏急向陈昌浩报告了一方面军的动向，李特则带队在一个山口追上一方面军，并在马上远远地喊道：“四方面军的学员不要走，我们要南下，不要跟毛泽东北上，他们是苏联的走狗”等等。追到跟前，李特翻身下马，又重复喊了一遍，有些学员就不走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和一方面军随行，他个子大，一把揪住小个子的李特不放，用俄语大声吼道：“李特同志，你这是极端错误的行为！”并一定要抓他去见毛主席。李特会讲俄语，但此时他不吭声。俩人就这样拉拉扯扯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跟前走。陈明在苏联留过学，懂俄语，他向阎捷三和董必武翻译了李德的话。阎捷三感到这是一件大事，就和陈明等一同来到毛主席的跟前，李特的警卫员也跟在他们后面。

在半山坡的一小块平地上，毛泽东、王稼祥、洛甫、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央领导都停了下来，等李德揪着李特到了跟前，许多战士也围了上去。李特的警卫员气势汹汹手提驳壳枪，好象在给李特壮胆。阎捷三和陈明也挤在人群中，看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如何处理这件事。但阎捷三明显感觉到一方面军还是有准备的，如果四方面军动武，一方面军的战士们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中央领导，双方一时剑拔弩张。李特恶狠狠地问毛泽东：“总政委张国焘现在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要北上？”面对李特的无理要挟，毛泽东从容不迫地回答：“这件事情可以商量。南边国民党集结了重兵，而北边的陕西、甘肃一带，敌人的兵力部署却很薄弱，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了，这是其一；第二嘛，我们北上还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这样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毛泽东的这段话把李特批驳得哑口无言，接下来毛泽东又正告李特：“你们仔细考虑考虑吧！我们都是共产党，都是红军，以前就是分开作战，现在你们不去没关系，以后还可以见面，还可以联合作战嘛！”接着，毛泽东又恳切地对李特说：“请你转告张国焘同志，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再过一次草地向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只有北上才是唯一正确的。我相信你们不出一年，一定会北上的。现在你们要南下，我们不阻拦；我们在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毛泽东的最后一句话，一连说了三遍。李特看到威胁无望，悻悻地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大学的四方面军学员要南下。”毛泽东说：“可以！红军学校的四方面军学员回去，跟四方面军南下吧，我们特科团的干部要北上。”四方面军的学员一走，特科团就只剩下阎捷三等几十个干部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骑马先行，阎捷三带人随后跟进。行军一整天，大家都闷闷不乐，晚上宿营时，战士们议论纷纷，说张国焘野心太大，两河口会议开了很长时间才勉强通过他当总政治委员，现在还想当总司令，那怎么行？第二天，毛泽东把中央纵队的人集合起来讲话，他说：“现在我们还有8千人，比井冈山初创时期的人还多，这些人是经过内战，经过苏区五次反‘围剿’，经过长征的人，只要我们早日离开草地，离开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就能发展壮大。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他们还会回来的。”毛泽东的话，安定了大家的心，部队很快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一个叫俄界的小山村。翌日，又从俄界出发，直逼长征途中最后一个要隘——腊子口。

敌人派了一个师的兵力在腊子口的山头上扼守。中革军委命令红4团攻克腊子口。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红4团一连攻了五、六次仍未攻克。当天午夜，红4团分三路人马潜伏到敌军阵地前沿，一路悄悄从正面的悬崖峭壁爬上，另一路从侧面攀上悬崖，迂回到敌人后面，第三路在敌人的阵地下面埋伏。次日凌晨同时向敌发起攻击，终于攻克了腊子口，随后又迅速东进，挥师哈达铺。驻守在哈达铺的国民党军满以为红军打不开腊子口，一听说腊子口被攻破，狼狈逃窜。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阎捷三随中央机关一起到达哈达铺进行休整。（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