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

 二维码
发表时间:2012-03-20 00:00

   本来井冈山的经济基础就差,加上敌人的封锁,就更困难了,部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布匹很难买到,军衣都是自己动手作。领到白布,用锅灰煮成灰颜色,裁好后自己一针一线地缝。我第一次做裤子时,不会裁,就把自己身上穿的一条裤子拆开来照样子裁,然后再缝起来,做一条裤子缝两次。穿着自己做的裤子格外高兴。衣服很少更新,全身破破烂烂的。到了冬天,棉衣很少,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穿棉衣,让给伤病员穿。所有干部、战士都会打草鞋,用稻草打。吃得也很苦,每天的伙食除粮食外,油盐菜金五个铜板。基本上餐餐吃红米、南瓜。南瓜吃了涨肚子,不好受。战士们风趣地编了一首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由于敌人的封锁,最困难的是部队吃不到盐。不吃盐,行军、作战没得劲。后来自己熬硝盐吃。硝盐就是把房屋墙角下长的一种白毛刮下来,用水熬。那东西又苦又涩,但毕竟比没有盐好一些。后来,中央苏区建立起来了,条件好一些了。筹款筹得多,有时还可以发点零用钱,多时每人一次可发到四五元,大家可以剃头,买牙刷、买肥皂了,而且还可找机会改善一下生活,在江西地区就买鸡子吃,到福建地区时还可以买到罐头吃。但更多的情况是连续几个月不发钱。生活虽然苦,但从朱军长、毛委员起,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样,只有军医受优待,那时医生很少,给他们每月十元津贴。大家都知道,旧军队常常有闹饷的事,而我们的部队,因为官兵一个样,从来没有闹饷的,也不怨恨谁。部队中流传一付联语:“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朱军长、毛委员和大家一起从山下往山上挑粮,有一次朱军长开会回来,正遇到挑粮的队伍,就下了马,把体弱同志的粮担放到马背上,自己又抢过一付扁担和大家一起挑上山。士兵们想方设法不让朱军长同大家一起受累,于是才出现了“朱德记”扁担的佳话。我就亲眼见过这根扁担。
  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不能体会到官兵平等、废止肉刑这些基本制度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因为他们是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而当时,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望,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这些新型的制度,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强大武器。那时对于红军最有力的宣传就是:“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士兵”。这简单的语言,对劳苦农民和广大士兵,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它是红军阶级本质的具体体现。
   拒绝改造、对抗改造的事例也是有的,我们为此付出过血的代价。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的叛变就是一例。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部队在湖南郴州战斗失利后,二十八团由桂东折回井冈山,让二营营长袁崇全带一个加强营(附属团部炮兵连)担任前卫。半路上他同副营长曹凤飞,还有一个党代表杜峰北叛变了,经井冈山南边崇义县思顺圩跑了。团长王尔琢同志带了一个连去追,半夜追上了并把该部包围起来了。因是半夜,天很黑,他就对着队伍喊话:“我是团长,你们不要打枪,袁崇全叛变了,我是来接你们的。”部队听到他的声音才知道袁崇全叛变了。四连、六连、机关枪连都纷纷跑过来了。正当他集合队伍讲话时,叛徒袁崇全等五人,却躲在暗处,他们拿着五条驳壳枪,对着团长讲话的方向就打并乘乱逃跑了。王尔琢同志当场牺牲。王尔琢同志原任红四军参谋长,后兼任二十八团团长,很受大家的爱戴。他的牺牲是一个大的损失。这次事件说明对于旧军官的改造比对士兵的教育、改造要复杂、艰巨。
  此后,一直到古田会议,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系统、正确地解决了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我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的体会也日益加深。这一段建军思想发展过程,已为大家所熟知,我就从略了。
   学习建设根据地
  我确立根据地的思想是在参加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时期。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进军,我们的动员口号是“打到广东去,组织第二次北伐”。当时是要把广东作为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潮汕失败后,朱德、陈毅同志率余部艰苦转战,沿途一直在寻找革命立足点。一九二八年一月湘南起义,一个多月内,夺取了宜章、郴县、资兴、永兴、耒阳等几个县的政权,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并带动了周围十多个县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引导湘南广大农民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到了三月下旬,起义军遭到敌军七个师的进攻,由于敌人的强大,又由于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影响,脱离了群众,致使我们无法在那里立足,被迫放弃了湘南地区。潮汕和湘南的挫折,使南昌起义的部队来不及进一步探索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同志比同时代其他领导同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上了井冈山后,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当我们上井冈山时,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的建设已初具规模。我们上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个感觉是有了“家”了。按陈毅同志的说法,不再象“釜底游魂”了。这是令人喜悦而又意义深远的变化。
  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下,部队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同湘南起义时相比,工作内容有了发展。湘南起义时,部队打下一个地方,夺取了政权,也参加做群众工作,但那时的工作重点是扩大红军,较多是从军事上着眼。上井冈山后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建设结合得更紧密了。我记得所有的部队都要做社会调查。军部发给每个连队一张表报,叫做社会调查表。大体内容是:驻地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人数及其比例;各阶层占有土地数目及其比例;群众的斗争情况;当地工价、物价;地方农产品、土特产品;地形特点、河流宽窄、深浅和流速、流量等等。连队要逐日将调查情况汇总上报。每打到一个新区,军队的党帮助建立地方党、建立政权,主力帮助建立地方武装,军队党员、干部还担负就地物色、考察、培养建党、建政的骨干,这些做法,不仅是直接地参加建设根据地而且对提高部队阶级觉悟、政策观念,以及纠正单纯军事观点,也有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
  毛泽东同志运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领导方法,把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部队参加根据地建设工作制度化了。我们在实践中觉悟到打仗是为了建设根据地,而建设根据地又是在为打更大的胜仗创造条件。
  部队中存在的流寇思想、乡土观念、无政府主义是树立根据地思想的严重障碍。有些人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有些人怀疑老在山沟子里哪能打出天下,还有些人觉得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土豪打完了,没有猪肉、鸡子那些好东西吃了,所以总想打到外面去,打到城镇中去。八月失败给我们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但部队里存在这些错误思想,是部队易于接受盲动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我在二十八团任连长,我们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都被带到湘南去了。进到了湘南,第一仗就是打郴县,仗打得还好,郴县打下来了。开始以为敌人是许克祥的部队,一打才知道是范石生的部队。潮汕失败后,范石生曾给朱德同志以帮助,现在打他的部队,这从政策上讲是不妥的。所以打下郴县朱德同志又高兴又不高兴。郴县打下来,派第三营担任第一线警戒,第二营为二梯队。黄昏时,敌人反攻了,攻得很凶,三营顶不住了,二营营长袁祟全却见死不救(前面已经提到,他随后叛变了)。三营给团部写报告请求增援,报告送到了团参谋长手里,他正忙着收集胜利品,把报告装进口袋也没有看。后来三营支持不住垮下来了。其他部队也都退出来了。当时部队不会夜战、巷战,在县城里东南西北也辨别不清。在郴县缴获了两房子的枪支弹药,全部丢掉了。第二十九团乡土观念严重,战斗一失利,队伍就散掉了。只有第二十八团拉出来了,拉到了资兴,后又转到了桂东。这就是“八月失败”。
  由于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团去了湘南,敌人趁机对井冈山进行第二次“会剿”。当时第三十一团分兵做群众工作去了,敌人来了四个团,占领了宁冈茅坪,并进攻黄洋界。我守山部队只有一个营,在五大哨口严阵以待,并于黄洋界哨口迎头痛击敌军。不久,敌军内讧,撤退了,我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如果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不出去,不仅二十九团不会散掉,而且可以好好地打个大胜仗,把根据地扩大到吉安、安福、萍乡、平江、浏阳一带。
  毛泽东同志对于这次失利是有预见的。他在七月四日起草的《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上,特别提到部队拉出去不利。指出“四军本身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不愿作艰苦的群众工作,充满冒险主义的遗毒”。当毛泽东同志得知我们在郴县作战失利转战到了桂东之后,就带了一个营来接我们。他很注意做第二十八团的工作,出发时交代了第三十一团,见面后不要讲第二十八团的缺点。第二十八团在受到挫折后,情绪低落,听到毛委员来接了,非常高兴。部队一见面,非常亲热,有的同志说,这是第二次会师。经过这一次的教育,多数同志对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意义以及根据地同武装斗争的关系,认识深刻多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我在少年时期,痛恨军阀残害老百姓,就想拿起枪杆子打倒军阀。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我被湖南反动当局通缉,跑到了武汉,参加了党领导的叶挺部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教导队。我欣喜自己扛起了枪,当了革命战士。教导队军事训练十分严格,但只能算是养成教育。在我以后的战斗生涯中,也没有机会进学校专门学习革命战争的理论,我的学习道路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我跟随毛泽东、朱德同志学习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内在规律去寻找。我学到的这条道理,使我终身受益。
  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沿途同蒋介石的军队打的是正规战,两军对阵,正面交锋,把敌人打垮了,仗就打胜了。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转战粤、闽、湘、赣,部队只有几百人了,不能再按老办法打仗了。当我们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崇义县西边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后,朱德、陈毅同志决定把部队带上山,开展游击战争。虽然在那一带只搞了个把月,但上上下下都觉得这样搞有出路。于是从打正规战转变为打游击战的思想,就这样在同敌人战斗的实践中产生出来了。湘南起义后,许克祥带五个团人马来进攻我们,朱德同志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部队撤出宜章城,隐蔽集结于有利之地域,第二天同许克祥打了一个预期的遭遇战。此仗,我们运用新的战法,以一个团打败敌许克祥五个团,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范例。
  南昌起义余部和秋收起义部队的胜利会师,继承了大革命时期军事斗争的成果,建成了党领导的最强大的一支工农红军,使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从一开始就有了有力的拳头。所以井冈山时期的战争形式,初期以游击战为主,也有运动战;后期则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当然,那时的运动战还是初级的,或者说是游击性的运动战。
  在井冈山时期,为适应红军战略战术的要求,部队的军事训练不同于国民革命军了。没有花架子,训练从实战需要出发。为了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很重视爬山。我们在连队,每天起床后第一个课目就是爬山。不管山多高,一个跑步冲上山顶。休息几分钟又跑下山。然后才吃早饭。其次是重视夜战的训练。有的干部、战士,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夜晚怕鬼,经过讲科学知识,现场训练,逐渐地克服了。此外就是训练射击、刺杀和投手榴弹三大技术。这是同当时的武器装备情况相适应的。那时弹药很少,一枝枪一般只有三发子弹,有五发子弹就算很多了,因此特别重视射击训练。每天要练单手无依托举枪射击瞄准。我一只手举起步枪,可以举一、二十分钟。我的手劲在叶挺部二十四师教导队时已有锻炼,后来就更强健了。记得一九五o年,我在苏联养病,疗养院的一位按摩医生同我比握力,他见到我的握力和他差不多,使他大为吃惊。经过严格训练,我的枪打得比较准。打起仗来,三发子弹怎样使用呢?就是冲锋前打一二发子弹,都是打排枪,用作火力准备,接着就是冲锋。第三发子弹要留着打追击时用。
  由于红军是在敌人包围之中作战,武器装备一切取之于敌,因此歼灭战一直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战略战术的运用常以能否达到歼灭敌人为标准。当时,朱德同志带领我们打仗,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依据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战法。对于一打就垮的部队,采取穷追;对于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则运用迂回包围。在井冈山第二次反“进剿”时,我们打赣南刘士毅的部队,它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当时我们从黄坳出发,向遂川运动,刚一接触,敌人就逃跑了。这时朱德同志和我们在一起,他一面领着我们跑,一面不停地督促:“快追!快追!”我们一口气追了三十五公里,俘虏了敌人营长以下官兵三百人,缴枪二百五十支。这种追击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击,而是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一种战术。
  运用迂回包围而达到歼灭的战例,可举一九二八年六月粉碎国民党军对我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敌抽调湘赣两省十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向我进犯,以湘敌吴尚部五个团由茶陵向宁冈推进,以赣敌杨池生、杨如轩部五个团由吉安向永新推进。毛泽东、朱德同志决定采用避强打弱的方针,即对湘敌采取守势,集中兵力打赣敌。我主动撤出永新城,退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宁岗,集中主力,在地方赤卫队配合下,坚决控制敌进攻我必经之路新、老七溪岭,寻机歼敌。作战部署是以二十九团及三十一团之一个营担任正面阻击牵制,以二十八团及三十二团之一个营迂回到白口、龙源口,断敌后路,以求歼灭敌人。这次战役在朱德同志的亲自指挥下,取得了歼灭敌人一个团,击溃敌人两个团的重大胜利。
  那时,我还在二十八团当连长。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控制老七溪岭。当我们迂回到达时,敌右路先头部队已先我们抢占了老七溪岭的制高点。我们发起多次攻击,都未能奏效。午后,我们乘敌疲惫松懈,隐蔽接敌,突然发起攻击,一下子突破了敌人的防御。七溪岭山峦重叠,地形险要,我跑步冲向制高点,回头二看,只跟我上来了九个人,连里其余的人还掉在后面,于是我留下六个人控制制高点,带领三个人越过山顶,猛追逃敌。一过山凹,发现有百把敌人猬集在一起。我们立即冲上去,大喊:“枪放下,你们被俘虏了”。这时留在制高点的司号员也很机灵,虽见不到我们的动作,但他在山顶挥起了红旗,吹起了冲锋号。敌人不知我们门底细,吓得乖乖地把枪放下了。我们只有三个人,没法拿百把条枪,于是命令俘虏把机柄卸下来。我们拿机柄,空枪让他们背。这是很惊险的,如果敌人对我们来个反扑,我们就要吃亏了。但敌人被我们的气势所吓倒,不敢进行反扑。这就是“两军相逢勇者胜”。
  到了一九三o年夏,红军和苏区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我军事战略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依据形势的发展,适时地实施军事战略的转变,是战争指导艺术中的重大课题。当时我是基层干部,谈不上从理论上作深刻的认识,但感到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这里面包含着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哩!
  在战略转移中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位于罗霄山脉中段,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离敌人控制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较远,大革命时期兴起过革命风暴,受过斗争的洗礼,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这里反动统治力量薄弱。驻军是云南杨池生、杨如轩的部队,这个部队远离家乡,对保守江西并不积极。战斗力弱,不少人抽鸦片,打起仗来,开始还可以,拖他一阵,鸦片烟瘾上来了,浑身无力,眼泪鼻涕往下流,简直就不象个人样子。
   但是,井冈山经济基础薄弱,地区比较狭小,西边是湘江,最近距离五十多公里,东边是赣江,最近距离也只有约五十公里,两江水深,不能徒涉,限制着我军的行动。向北是九江、南昌、武汉、岳阳等大城市,不能求得发展。所以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当时有三个发展方向可供选择,即广东、湖南和赣南闽西。广东、湖南两省敌人的军力太大,湖南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丧尽。而赣南闽西紧相毗邻,可以在三十多个县开展工农武装割据。从地理.上讲,境内层峦迭峰,山深林密,也有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丘陵盆地。这个地区敌人力量比较薄弱,而在若干地方有我们党的组织和游击根据地。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党领导当地农民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保存下来的力量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赣西南的东固地区,就有“东井冈”之称;闽西根据地是由秘密农会开展斗争、创造游击队搞起来的,军民血肉相连。所以这里有条件发展成大块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彭德怀同志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面临着敌人将要对井冈山发动的三省“会剿”,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及边界各界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作出了红四军向赣南出击,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的决定。
  红四军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出发,第一个目的地是大庾。我们避开正面的敌人,从敌人的翼侧向崇义县突破了封锁线,在该县的营前地区击溃了敌人的保安团,县城守敌不战而逃,我军迅速夺取了崇义县城。我军未作停留,急行军乘胜占领了大庾。我们原想制造错觉,出敌不意地转向闽西,但蒋介石觉察了我军的意图,急令赣军二十一旅李文彬部从遂川向大庾出击。这个旅战斗力强。一月二十日,敌我接火,因离开根据地作战,没有群众报信,以致仓促应战。我们凭借着大庾城东北的高地与敌三个团激战,尔后主动迅速撤出战斗,以夜间急行军摆脱了敌人。
  在这次突然应战中,我军失利,有些伤亡。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后遇到敌人袭击,不幸牺牲。何挺颖同志是我军初创时期的优秀政工领导干部,原任三十一团党代表,在陈毅同志负责全军政治工作不再兼任二十八团党代表后调来二十八团。他工作扎实细致,联系群众,很受干部、战士的爱戴。他牺牲了,我们都很悲痛。
  大庾之战后,我们的行动困难起来了。我们沿粤赣边界向东,转到了三南(全南、定南、龙南),敌人前堵后截,轮番穷追,紧紧咬住我们不放,我们连战失利。我们在敌占区行动,没有群众基础,耳目闭塞,只有从赣州和吉安跑出来的个别共产党员带路。沿途陈毅同志亲自负责同地下党员联系,取得他们的帮助。
  最惊险的一次是二月初向罗福嶂开进时,听说那里是个山区,地形很好,山上还有几户土豪可打。当时,敌人离我们十多公里,我们一个急行军,一天走了六十公里,但敌人还是追上来了,凌晨,我们在项山受到刘士毅部的突然袭击。那次第二十八团担任后卫,林彪当时担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他拉起队伍就走,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军直机关被抛在后面,只有一个后卫营掩护,情况十分紧急。毛泽东同志带着机关撤出来了,朱德同志却被打散了,身边仅有五名冲锋枪手跟随。敌人看到有拿冲锋枪的,认定有大官在里面,追得更凶,越追越近。朱德同志心生一计,几个人分作两路跑,自己带一个警卫员,终于摆脱险境。这时我们连到达了一个叫圣公堂的地方,听说军长失散了,我们万分着急,觉得象塌了天似的,情绪很低沉、恐慌。因为军长威信很高,训练、生活、打仗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下午四点朱军长回来了,此时部队一片欢腾,高兴得不得了,士气又高起来了。但不幸的是军长的爱人伍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抓了去,惨遭杀害。我们看到朱军长把伍若兰同志为他做的一双鞋子一直带着,很受感动。
  处在如此危险的环境,红四军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议。
  时值隆冬,我们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山上积着冰雪,穿的单衣已破破烂烂。就这样一支坚韧不拔的军队,使拥有二百万军队的蒋介石寝食不安。我们的两条腿不停地走,每天少则四五十公里,多则六十多公里。夜晚,我们在夹被里装上禾草盖着睡觉;雨雪天,把夹被当作雨衣披在身上。因为一路急行军,炊事担子掉在后面,所以饭都是自己做。每人带一个搪瓷缸子,到宿营地,自己放一把米,放上水,烧起一堆火,一个班一堆,大家围着火睡,一觉醒来,饭也熟了,吃过饭,接着走。就这样,我们忍着疲劳、严寒和饥饿,保持着旺盛的战斗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