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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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2-03-20 00:00

   我们继续向东走,经过瑞金北部,向大柏地走,敌人紧紧在后面追。部队实在被敌人追恼火了,憋着一肚子气,正好朱德同志在我们旁边,战士们就故意发起牢骚来,大声地说:“当军长,不打仗!怕死让我们来指挥好了!”此时情况正值有机可乘,军长大声地说:“你们要打吗?要打就打!”说罢,把大衣一甩,带领部队一个反冲击,把尾追的敌人打垮了,还缴了七八十条枪。这对敌人是个突然袭击,因为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会突然来个反冲击。
  这时朱军长、毛委员已发现追击之敌刘士毅的第十五旅孤军突出的弱点,且大柏地地形有利,故决定再在大柏地有计划地打一仗。这天正是阴历年除夕(二月九日),我们闯到土豪家,把土豪准备的年夜饭吃个精光。吃饱喝足以后,我们离开大柏地,埋伏在石板道两旁山上的树林里。朱德同志安排一些人挑着担子停在道上,装作掉队人员,要他们见到敌人就向埋伏区里跑。等到下午,敌人没来。第二天大年初一,我们继续设伏待敌。那天,下起了毛毛雨,雨停后又起风,风停了又下雨,衣服湿了刮干,刮干又淋湿,时间显得漫长。下午三时,敌人大摇大摆地进了埋伏圈,我军立即开火,双方激战竟夜,歼灭了刘士毅部的两个团大部,俘敌团长以下八百多人,取得了进军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这年九月陈毅同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这次战斗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大柏地之战后,我军乘胜进占宁都,筹了款,买了布,每人还发了五毛钱的零用钱。接着进至东固地区,与赣西南根据地的红军第二、第四团会师。这块根据地对于我们发展赣南、闽西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有了这块根据地军民的掩护,我们从从容容地休整了一个星期,恢复了体力。然后进至福建边境的石城,因发现有较强的敌人尾追,便又折回瑞金。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一日,我军进至闽西长汀四都镇。
  自离开井冈山,出崇义、战大庾、折南雄、过三南、经瑞金、血战大柏地、占宁都……行程历时三个月。经过这一段战斗历程,我得到了新的体会。战略转移,就红军来说,既是退却,又是特殊形式的进攻,即从一个方向和区域向另一个更有利的方向和区域去求得发展。在长距离的转移过程中,离开了原来所依托的根据地,进入敌区行动,敌人前堵后追,企图围歼我们,我们能否走得脱,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自大庾之战后,一直比较被动,一度还很吃紧,直到大柏地打了一个胜仗才夺得了主动。这说明在转移过程中,要处理好打与走的关系。转移当然要走,但要走得好,既要尽量避免不利的和不必要的战斗,以保存力量,又要选择有利时机给敌人以打击,才能夺取主动。这个体会,后来我在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途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我军进入闽西后,毛泽东、朱德同志立即领导我们打开局面,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闽西时敌人比较薄弱,驻军是地方军阀暂编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和暂编第一师张贞部。战斗力不强。当时蒋桂战争迫在眉睫,无力进攻我们。郭凤鸣态势孤立,而且长汀党组织要求我们歼灭郭旅,因此,我们先打郭凤鸣部。该旅驻在汀州,我们采用迂回包围的战法,从敌人背后打了进去。敌一触即垮,旅长郭凤鸣被击毙在距城十公里的长岭寨。我们乘胜打下了汀州,在红军指导下,建立了革命政权。汀州在我们眼中,算是个大城市,人行道有走廊,下雨不用打伞。在那里打了土豪,筹了款,每人还发了一块银洋的零用钱。那时,部队补充了棉衣,大家穿上了新衣服,又有了零用钱,生活一下子改善了,情绪十分高涨。红四军扩大到三千多人。在汀州约住了十来天,三月下旬,蒋桂战争爆发,我们又回师江西,以打通闽西与赣南的联系。五月中旬我军再度入闽,抵上杭、古田一带,策动农民暴动,打土豪分田地。五月二十三日,我们进攻龙岩城。盘据在这里的地方军阀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正随张贞部开赴广东未归,留守城防的余部和反动保安团闻风弃城而逃,我们进占了龙岩城。接着又打下永定。闽西原来就有邓子恢、张鼎丞同志在那里工作,有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的基础。武装斗争的胜利和根据地工作一结合,形势就大好了。从当时的力量看,漳州我们也可以打下来,但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认为应适可而止。因为漳州是福建地方军阀的后方基地,如果我们再打漳州,张贞势必向蒋介石求救,这样蒋介石的中央军就会乘机进入福建内地,这对我们反而不利。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深谋远虑。他们领导我们在闽西抓紧时机开展群众工作,武装工农,扩大队伍,我们得到了较顺利的发展。七月,蒋介石增调部队对闽西组织“围剿”。当时红四军有个在原地坚持还是跳出闽西根据地的问题。前委研究决定兵分两路:留一路在闽西地区就地坚持,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朱德同志带另一路转到外线,出击闽中,以拱卫闽西革命根据地。闽中地主豪绅势力强,到处都是土围子,活动的条件远不如在闽西。朱德同志率领部队在闽中转战,以吸引敌人,然后又转向闽西。在转回闽西的途中,采取远距离奔袭,一举打下了上杭。这一仗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我军俘敌卢新铭部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敌人对闽西的“围剿”也就被挫败了。九月上旬,两路部队即又在上杭会师。红四军发展到七千多人。
  这一段,我在一纵队任三连连长,我们连担任保卫毛泽东同志的任务。他住在永定附近天子洞的一个半山坡上,我们就在住地附近活动,警卫——游击——警卫。当时敌陈唯元就在永定附近,在我们的监视下,未敢进山。毛泽东同志由于过度疲劳身体不好。他在这里养病、写东西,就地坚持斗争。我们常常看到他屋内的灯光经夜不灭。部队在上杭会合后,我被调到一纵队二支队任党代表了。支队相当于团,但人数不多,实际上是个大营。
  正当我们在闽西取得较顺利的发展时,一九二九年九十月间,中央决定红四军进入广东,开辟新的根据地。这是又一次对出击方向的选择了。这个决定,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并不一致。当时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从敌我双方力量出发,对南方数省主张采取“攻赣、防湘、不惹粤”的战略方针,也就是说,对江西采取攻势,对湖南采取守势,对广东则尽可能争取中立。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反对把红四军拉到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湖南去,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对于广东,当时也是采取尽量不去刺激它的方针。广东是赣江的上流,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活动时,尽量不到那个方向去,因为到了那里,就威胁广东的南雄、始兴等这些地方。但是中央的命令还是要执行的。二纵队首先进入广东。广东军阀的战斗力强,二纵队进攻峰市遇到挫折。纵队司令刘安恭牺牲了,部队有较大的伤亡。接着我一纵也进入广东。我们一路打到东江,运用奇袭,打下了梅县,除了留少数部队驻守外,主力继续向海陆丰方向前进。敌人在我主力离开梅县后,一个反击,把梅县又夺回去了。于是,我们又奉命回师再攻梅县。守梅县的是广东军阀陈唯元部的教导团。这个部队训练严格,枪打得很准。攻城时我们支队以一截残缺短墙为依托,我交代战士们要注意隐蔽。支队部的一个小通讯员,机动灵活,又很调皮。他说,我就不相信他们的枪法打得那样准,说着,就把手伸出围墙,敌人一枪打过来,把他的手掌打了个洞,这才相信了。纵队部组织了几次出击,梅县仍然攻不下来,部队伤亡很大,只得撤了下来。
  经过这次挫折,中央放弃了打到广东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红四军撤回赣南、闽西,继续发展。
  红四军主力的战略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后来,建立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在中国出现了两个中央政权的对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到了新的阶段。
  我从南昌起义到进入赣南、闽西,已经历了三次大的战略转移。第一次是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第二次是潮汕失败后转战粤闽湘赣上井冈山,第三次是向赣南、闽西的进军。每次行动都是同战略出击方向的选择相关联的,而几次试图在广东、湖南打开局面,都遭到挫折。我从这些曲折中体会到出击方向的选择是战略问题。要对敌我形势作正确的分析,要对具体地域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种条件作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选择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和注意利用敌人的矛盾。同时出击时机的选择也十分重要。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地区出发,正值蒋桂战争爆发前夕和湘粤赣三省敌军即将“会攻”井冈山。红四军主力避开敌人进攻,冒着危险直插赣南、闽西。一九三o年三月下旬,蒋桂战争全面爆发,红四军在闽西得以初步站住脚。当时毛泽东、朱德同志不仅选择了蒋介石无法以更多兵力遏阻我实现战略转移意图的时机,而且科学地预见到战略转移后的军阀混战局面,预见到从此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学习选择战略发展方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收获。
   在反“围剿”斗争中
  一九三0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形势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们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区已建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苏区。全国其它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也很快。但与此同时,立三“左”倾错误已经在上海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影响波及到了红军的作战指导。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我们开始着新的行动,经受着新的锻炼。
  一九三o年八月,主力红军奉中央之命攻取大城市。这时我已调到红十二军任支队长。红十二军是在一九三o年四月成立的,军长是罗炳辉同志。我们的部队奉命由赣南向湖南进军。在上海的党中央向我们提出的口号是:“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对于广大指战员来说,这个口号是颇有吸引力的,谁不想早日夺取全国胜利嘛!我们深怀着革命的激情,开始新的行动。沿途打了一个较大的仗——攻取文家市。记得八月—十九日那天天气特别热,我们的部队黄昏时出发,急行军跑了三十五公里,从一条河的中段游了过去,二十日拂晓,一下子就冲到了敌人的阵地前面,其气势好比从天而降。敌人措手不及,打了不到一个小时,戴斗垣一个旅就被歼灭了。戴斗垣被打死了,我军俘虏敌人一千多人。打下文家市的那天晚上,我发起高烧来了,但那时年轻力壮,不在乎,休息了一天,没有吃药,就好了。
  八月末,我们正式奉命第二次打长沙。第一次打长沙是一九三o年七月,彭德怀同志率领部队打进去的。那时湖南军阀正在南面混战,主力部队都到湘南去了,长沙守备薄弱,我军一个袭击,就攻下来了。这次情况同上次已截然不同,长沙守敌已达三十一个团,计十万人,并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和外壕、铁丝网、电网等好几层障碍物。我们支队的作战任务是从南面的大托铺向长沙市进攻。那时部队还不会搞近迫作业,连交通壕还不大会挖,更不会爆破,也没有炸药,挖工事的铁锹也不足。可以说,完全没有打敌人坚固设防城市的装备和技术。怎样打法呢?
  为了破坏敌人的工事,我们利用黑夜,挺进到敌人的铁丝网前,挖起前沿工事,天一亮在前沿顶不住,只好撤下来,第二天天黑再突到前面去继续挖,但头一天挖的工事已被敌人破坏了,只得重挖。就这样地往返挖了好几天,仍然不能破坏敌人的重重防御工事。有的同志想起古代的火牛阵,把牛尾巴上绑上鞭炮,点响后,牛向前窜,部队跟着向前冲。结果敌人机枪一扫,没有被打倒的牛掉过头来,反而冲散了我们自己的部队。在围城期间,我军曾两次发动总攻,都失利了,部队伤亡很大。当时,我的心情既焦急又疑虑,我不禁想到以我军现有力量并不具备攻打大城市的条件,因此,对于“左”倾错误的口号产生了怀疑。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命令撤长沙之围,这个决定很符合实际。
   这次围攻长沙历时十六天,昼夜作战,我差不多有十来天没有睡觉。当部队撤出长沙转到醴陵时,我一口气睡了两天一夜才缓过劲来。部队撤出长沙后,转到了株州、醴陵、萍乡、攸县一带。中共长江局派周以栗同志为代表,要一方面军回攻南昌。有的领导同志对打大城市很有兴趣,经毛泽东同志多方说服了周以栗同志,才决定改为攻取吉安。于是,我们从湖南向江西来了一个回马枪,十月四日打下了吉安。吉安是江西西部的中等城市,工商业发达。毛泽东,朱德同志很重视保护工商业,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命令部队要严格执行。我们支队的政委因破坏工商业政策被撤了职,由宋任穷同志接任。
  这时距敌开始第一次围剿已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下一步究竟是继续执行中央的决定,打南昌、打九江等大城市,还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回到根据地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我虽是支队干部,也听到说领导层的意见不一致。我记得部队在峡江转来转去,等待领导层开会决定行动。一天我们接到了十一月一日由毛泽东同志以总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双重身分和朱德总司令署名的命令,命令部队东渡赣江,进入东固地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我们都很高兴。部队进到东固地区,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反“围剿”的准备。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我调任师长。
  第一次反“围剿”是一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一九三o年十二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军队,对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向根据地中部实施退却。敌人以平均日行三十五公里的速度,分多路向我进犯,每路又分成梯队。我军在多路敌人中选择了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这两个师是此次“围剿”的主力军,是这次“围剿”总指挥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消灭这两个师,敌人这次的“围剿”便可基本打破。这两个师各约一万四千人,我军集中四万人的绝对优势分别歼灭之。开始准备先打谭道源师,根据情况曾两度设伏于其预定推进路线上,因敌人未出动而忍耐撤回待机。随即得悉张辉瓒师已进抵龙岗,孤军深入,立足未稳。我军迅速定下决心,集中优势兵力,运用迂回包围战术,十二月三十日,一举将该部全部彻底干净地歼灭了,一个也没有跑掉,活捉了张辉瓒。
  接着打谭道源师,我师担任正面攻击。当敌人向我反击时,前面的部队被一股敌人冲开了缺口,一直冲到我们师部指挥阵地,接近到拚刺刀的程度。当时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还有司号员、通讯员等几个人,我们全力拚杀,突然从我的后面打来一枪,原来是一个坏家伙打的黑枪,没有打着我,却把我身边的通讯员打死了。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幸好军部就在我们后面的山头,相隔不到二三百米,见到这边情况吃紧,立即派出一个连,从侧翼迂回到敌后,我们两边配合,把这股敌人消灭了。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歼灭谭道源部一个旅,俘敌三千余人,敌人第一次“围剿”就被粉碎了。两仗相比,打张辉瓒迂回得好,四方面重重叠叠,他跑不掉;打谭道源则因没有迂回好,仅歼敌一半,未能达到全歼。这说明要打歼灭战,在兵力运用上,必须把包围、迂回结合起来,没有迂回打不好歼灭战。
  敌第二次“围剿”的规模很大,总兵力约二十万人。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并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这时能否以根据地为依托,粉碎敌人的“围剿”成了尖锐的问题。当时,“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不主张打,而主张把部队拉出江西,创建新的根据地,也有的同志主张打一两仗后再离开江西。毛泽东同志则主张坚决留在中央根据地打。为此,开了几次师以上干部列席参加的中央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都定不下来。这时毛泽东同志已成竹在胸,他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开一次会定不下来,就把部队向东固方向推一步,再开一次会,又定不下来,就再把部队向东固方向推一步,最后终于大家同意打了,部队也已经完成了战略展开了。
  第二次反“围剿”,是一次正确选择打击目标的典范。这次敌人采取的是一字长蛇阵,由西向东,从赣江边上的高兴圩、老营盘经富田到宜黄、广昌,一直摆到福建省的建宁,差不多将近五百多公里的战线。敌右翼靠赣江的是蒋(鼎文)蔡(廷锴)这两支部队,战斗力是强的;左翼是蒋介石的“四大金刚”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这四支部队战斗力也是很强的,但他们都不在前沿第一线,稍靠后一点。中间则是一些杂牌部队。在决定作战方案时,毛泽东同志很形象地说:现在敌人的阵势是只螃蟹,两边两只大钳子,中间一个软肚皮。究竟怎样打法?打软肚皮当然好打,但搞得不好,两只大钳子就夹过来了。经过多次分析研究,最后决定还是从软肚皮开刀。这软肚皮是上官云相、孔繁祥等北方部队,他们在南方不服水土,又不会爬山。而且蒋介石一贯玩弄借刀杀人扫除杂牌的伎俩,先打他们,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会积极来增援。果然我们从富田、东固之间打起,横扫七百里,一直打到福建的建宁,蒋介石的“四大金刚”并未与我们交锋,蒋鼎文、蔡廷锴的部队也在原地观望。我们捅破了敌人的软肚皮一直打到敌人的后面,他的一字长蛇阵就全线崩溃了。《毛主席诗词》中有“七百里驱十五日”的名句,就是讴歌这次作战的伟大胜利。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过了八年,希特勒就采取了这个办法,从荷兰、比利时那个薄弱部位打了进去,突破了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这就教育我们,线式防御,在现代战场上是没有用的。现在有的同志强调环形防御,那是战术性的。从战役上讲,现代战争没有多层次的纵深防御是不行的。
  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作战,常常是先打弱敌。打弱敌难在选择。判断敌军之强弱,需要对敌人的各种具体情况作全面、周密的调查研究。例如部队沿革、兵员籍贯、装备给养、内外关系、上下关系、军政素质、生活习惯、战术技术及其特点以及占据的地形、工事条件等等。这些仅是基本的情况。但一切的强和弱,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强敌而未展开,虽强犹弱;弱敌作困兽之斗,虽弱亦强等等。所以,还需结合实际作具体的分析,毛泽东、朱德同志对这一原则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我深受他们的教育。
  毛泽东、朱德同志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灵活用兵,出敌不意,创造战机、捕捉战机,使我十分钦佩。按照过去的规律,敌两次“围剿”之间有一个较长的间隙,在这段时间部队多半分散执行发动群众的任务。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我军便分散在建宁、将乐、沙田一带作群众工作。但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之后,未给我们休整的机会。他立即调整部署,以其嫡系“四大金刚”为主力军,亲任“围剿”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变换了作战方针,实行长驱直入,妄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我苏区,再进行深入的“围剿”。其部署是以何应钦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担负从南城方向进攻,寻我主力决战;以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担负从吉安,永丰、乐安方向深入苏区进行“进剿”和“清剿”的任务。敌军乘我主力尚在分散做群众工作之机,急速推进到我苏区的中心地区,占领了东固、富田、东韶、黄陂等很多地方。敌军新的攻势来得如此之快,出乎我军意料。毛泽东、朱德同志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回苏区应战。那时还没有无线电联系,靠骑马送信,我军三万多部队,接到命令后,兼程往回赶。有天晚上,通过敌方两支部队中间的一个约七公里半的空隙,如果顺利通过了,就进入苏区了。为严守秘密,部队出发前把所有的火柴、电筒上的灯泡都“没收”了,真是“人含枚、马衔口”,连咳嗽声都没有。三万多人的大部队,一个晚上,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了苏区。敌人竟然不知我们到那去了。在苏区中心作战,敌成了瞎子聋子,误把在南丰以南和东南地区的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以及在南丰以西宜黄以南地区的红军第三军第九师认作我军主力,下令发动进攻。而我军主力则已撤至苏区的后部高兴圩地区。我军避强击弱,先打上官云相的部队。上官云相部队战斗力虽不强,但它同蒋介石嫡系“四大金刚”部隔得很近,我们必须迅速解决战斗。八月七日至十一日,我军在莲塘、良村和黄陂连打了三个歼灭战,毙伤、俘虏敌人约一万多人,从被动中初步夺得了主动。
   接着我军充分利用在苏区内部作战的有利条件,故示假象,以十二军(欠三十五师)扬旗鸣号,大张旗鼓地向东北方向佯动,把一部分敌人引向东北,并以另一部兵力一度攻占乐安县城,紧紧牵住追敌的鼻子,穿行于高山险路,把敌人的一部分主力拖了半个多月。我主力两万多人,却偃旗息鼓,秘密越过敌人第十一师、第十四师与第五十二师、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之间的十公里空隙,跳出敌人包围圈,向西转移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息。等蒋介石发觉再度调兵西进,我主力又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人,继续西移,隐蔽地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以均村、菜园冈为中心的山区,休整待机。
  这时敌人象个瞎马似的已乱奔了两个月,三个师遭到了我们的歼灭性打击,其余部队受尽苏区军民不断袭扰和坚壁清野之苦。悲叹“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与此同的,两广军阀利用蒋军深陷江西之际,向湖南衡阳进兵。蒋介石处于两面受敌之境,不得不实行总退却。我军趁势分路出击,又歼灭敌两万多人,赢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不过在敌人撤退时,我们同蒋鼎文、蔡廷锴部打了一个硬仗。三军团打高兴圩,我们打老营盘。敌人很顽强。打到最后,他们集中军官、军士,我方就集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互拚。双方伤亡很大,双方都撤下来了。这一仗从战场指挥来说,无硬拚的必要,因为敌人已决定撤退了。说明作为一个战场指挥员,随时都应保持冷静的头脑。当我们从高兴圩撤向富田南边白云山时,碰到了韩德勤的一个师,象吃豆腐一样,一下子就把他消灭了,缴获极丰,正好补充了我们前一仗的大量消耗。
  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我们打了一系列胜仗,使我认识到,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开始常处于被动,但只要指挥员善于运筹,可以驰骋的领域仍然是很宽广的。战争指挥艺术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我先后任过红四军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师长等职务。一九三三年二月,我调任红十一军参谋长。这个军是由方志敏同志在赣东北创建的红十军同红十一军的三十一师合编成的,军长周建屏,政委肖劲光。
  这时,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即将开始。蒋介石以其嫡系部队七十个团十六万人的兵力,组成中路军,由陈诚任总指挥,担任这次“围剿”的主攻任务。另有蔡廷锴为左路军总司令,余汉谋为右路军总司令,负责就地“剿办”,并策应中路军行动。“围剿”的规模超过以往。
  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同志指挥的。他们表现了卓越的指挥艺术。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敌人以一部兵力吸引我军于南丰地区,另一部兵力由宜黄、乐安地区迂回我军后方,企图与我军决战。方面军首长鉴于敌军兵力过于集中,决定采取退却步骤,命令红十一军伪装主力,先打新丰镇,再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以迷惑吸引敌人,主力部队秘密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二月十七日起我军主力捕捉到战机,打了两个歼灭战。消灭了分别向黄陂前进的敌两个师,三月中旬,敌人企图诱引我军决战于广昌地区。为迷惑敌人,创造战机,方面军首长又命令红十一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配合地方武装,积极开展行动,吸引敌人先头纵队加快南进,拉大敌人前后纵队的距离,以创造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机,红军主力再战东陂、草台岗,歼敌一个师的大部。在这两次战役中,我对运用牵制、策应部队以创造战机,夺取战役的胜利有了直接的体会。
  我在中央红军经历中的又一个重要体会是:从领导层的几次争论中,从正反两个方面逐步加深了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长期性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理解,逐步加深了对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的理解。我感觉到作为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在我以后的作战生涯中长期远离中央,所以我对于尽可能地去了解和学习战略性问题格外重视。
   经受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反面教育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以后,王明“左”倾错误已扩展到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被排挤出红军领导位置。第四次反“围剿”虽取得了胜利,而王明“左”倾错误并未得到纠正。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红十一军同其他兄弟部队一样,奉命进行所谓“不停顿的进攻”路线,举行过多次作战,都因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红军日益丧失了战局的主动地位。
  五月份我们在硝石打了一仗。硝石地处江西省东部,驻军是湖南“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部的一个师。我们是仇人相见,仗打得十分激烈。二十八师攻击敌人一个山头,攻不下来,肖劲光同志和我赶到前沿,部队奋力攻击,敌被打垮了,我军乘胜猛追下去。但敌第二梯队的一小部分突然从我们的后面打了过来,这时我们手上已没有部队,我立即带领身边的警卫人员冲上前去堵截,这股敌人又被我们挡住了。但敌人的一枪打中了我的左臂,动脉血管的鲜血喷出一米多远,当场昏死过去了。幸好身边的警卫员是懂得一点急救常识的,他立即用绑腿把我手臂上部扎死,血才止住。同志们找来担架,冒雨把我送到二十来公里外的救护所去。山路崎岖难行,走了三四个小时才到。因绑带扎得紧,加上一路下着大雨,到了第二天我的手臂肿得象腿一样粗。由于伤势严重,我又被转送到军医院。医生一检查,子弹是从左前臂的两根骨头中间打穿过去的,两边骨头都伤了,还打断了神经,而且已经感染,出现坏死现象。因此医生主张给我锯掉,他们说如果不锯掉,就有生命危险。我想如果只剩下一只胳膊,在前线作战该多不方便,我坚持不锯。我对医生说,即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就这样,坚持下来了。现在这只手虽然残废了,但还是可以帮助右臂作一些辅助动作哩!但是伤口随即就化脓了,需要开刀。那时药品缺乏,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低。解放后有人问我,你开刀用什么麻药?我说哪里有什么麻药,麻绳就是麻药。为了固定受伤部位,用根麻绳绑在凳子上,让医生施行手术,咬咬牙也就过来了,倒没有觉得太痛,反是手术后吃了大苦。当时技术水平差,手术后用蚊帐布剪成二指宽、五六寸长的布条子,放在盐水里泡,每天早晨从子弹的进口处捅进去,第二天又从子弹的出口处抽出来,再从进口处放进一条。捅来捅去,伤口长不拢,反而长了一层顽固性的肉芽子。医生又用个小耙子,把肉芽耙掉,这样捅来捅去、耙来耙去,伤口好几个月也长不拢。我见到其他同志一个又一个地重上前线去了,真是心急如焚。在医院时还遭到过敌人一次袭击,险些遭了殃。记得那天正是赶集的日子,敌人的便衣队突然袭来,医院的同志们立即分散四处隐蔽。我一跑出来就被四个便衣队员紧迫不放,我一口气跑了十多公里,才甩掉了敌人。后来送到了方面军司令部的手术队治疗,到了那里用了碘酒不到半个月就好了。碘酒就是当时最好的一种外科药品了。这是我第四次负伤。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我伤愈出院,返回部队。这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一个多月了。红十一军也已改编为红七军团,下辖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寻淮洲任军团长。我任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刚回部队,十一月十一日就参加了浒弯、八角亭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