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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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2-03-20 00:00

   浒弯、八角亭在靠近敌人战略要点抚州的金溪县。浒弯的敌人是冷欣的一个师,辖五个团。中央军委命令红七军团由正面攻击,袭取浒弯,三军团迂回其侧后。我们向敌发起攻击,敌人在八角亭固守,与我们形成对峙。我率领的第二十师编制不充实,全师只有二千多人,而攻击正面近十公里,故我们只能作一线式配备。第二天敌人发觉了三军团进攻其侧后,便倾全力向我师和十九师的方向猛攻。我军奋战两昼夜,浒弯未攻下来,被迫撤出战斗。
  这是一场恶战,这次作战从战役指挥到战术、技术上都有教训。战役指挥中通讯联络差,军团之间未能协同配合,当三军团迂回到敌后,向敌人猛攻时,我们不知道;而当敌人向我们这边猛攻时,三军团又不知道,所以未能配合上,打成了消耗战。从战术上看,敌人在向我发起反击时,派飞机、装甲车协同步兵作战,这是红七军团未曾经历过的。五十八团团长是一位打游击出身的干部,人称“游击健将”,打仗很勇敢,但从来没有见到过飞机轰炸的场面。敌机集中投弹,他叫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其实他不是胆小怕敌,而是没有经过敌人空袭的场面。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这次敌人以两辆装甲车为前导冲击他们的阵地,部队一见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我师也打得很剧烈。师部阵地一个机枪排,一个警卫排,打到最后只有机枪排的一挺机枪,还有七十多发子弹,机枪排长舍不得打,我狠下心,上去一下子给打光了。敌人还是以密集队形向我们冲来。我们就推倒工事,用石头砸,一直坚持到黄昏。敌人的攻势停止了,我们也撤了下来。此时和军团部的联系已经中断,我们沿着背后的抚河岸边撤了下去,以后才找到了军团部。
  这一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说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敌军武器装备的变化,我军的战术、技术也需要相应地发展。所以,我历来主张要给部队讲真实情况,让部队了解敌人。由于受“左”的影响,有一种倾向,就是不敢实事求是地讲敌人的力量。到了十年动乱时,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谁讲了,谁就是“恐敌病”,扣上各种帽子。进口的国外军事战争片子,也不敢在部队里放,怕引起部队的恐慌。这样是很危险的。当时我就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与其将来打响了再“恐慌”,不如现在“恐慌”,现在“恐慌”可以做工作,研究对策,战时恐慌就晚了,来不及了,就会打败仗。
  浒弯战斗后,我们部队活动于清流、归化、将乐、沙田一带。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拖住福建方面的敌人,不让敌人向江西方向增兵,我们的兵力不多,不能打规模大点的运动战了,于是我们打游击性的运动战。我们占领交通要道附近的重要山头,监视着敌人的行动,当敌人向江西方向运动时,就打出去,截住敌人,以吸引敌人回援。为牵制敌人行动,我们还以奔袭的方式打进了永安县城。永安县是敌鲁涤平部的后方,县城周围有城墙。同第二次打长沙相比,这时我们已经懂得了一些攻城的技术了。我们没有炮,搞到了黑色炸药。于是我们就挖坑道,一直挖到城墙脚下,另外把黑色炸药装进一只棺材,上面填上土。伪装出殡,抬到城门口,点起引信,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大缺口,部队也已从坑道接近到了城边,一鼓作气,打进了永安县城。但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支配下,这些局部的、个别的胜利,都无助于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斗争。
  当我回到七军团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已经扩展到了野战部队,部队里的气氛远不是过去那样活跃、舒畅了。军团政委肖劲光同志抵制错误,被撤了职,换上了一位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委。还有一些好同志被无端地撤换了。我则被这位政委扣上了“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长时期地受到限制和监视。这件事说起来是很荒唐的。我们在闽赣边执行牵制任务时,阻击了向江西前进的敌第四师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我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军团长和政委坐在一根木头上,军团长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政委没有作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他突然跳了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x,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追击。当晚军委来电批评我们为何不继续追击,他才没有说的。但他却从此把我作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加以限制和监视。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政委是在浒弯、八角亭战斗以后,那时他刚来七军团上任,军团部在一个庙里开大会欢迎他,请他做报告。恰巧这时我从战场回来,军团长见我到了会场门口,便走出来同我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他就在台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x,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竞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
  自我到红十一军、红七军团工作以来,感受最深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同样的部队,同样的武器,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在高明的统帅指挥下,就打胜仗,反之,越打越被动。当然革命的进程是势不可挡的,但人民和指战员们要为此而多付出无数的鲜血和生命。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央为掩护红军的战略转移,命令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蒋介石腹心地区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七月七日,当我离开瑞金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第五次反“围剿”已进行了九个多月,败局已定。我们即将远征,中央苏区的前景使我们分外关切。主力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更一无所知。聊以自慰的是,我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学会了带兵打仗。我参加了建设井冈山根据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的斗争,经历了反“会剿”、反“进剿”、反“围剿”的战斗,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重的担子,我不能辜负毛泽东、朱德同志的谆谆教诲和培养,我不能忘记养育我成长的根据地人民,我要对得起无数的革命先烈。就这样,我怀着革命事业最终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又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三个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动,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这支部队,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这次北上行动,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红军第七军团受命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从瑞金出发,先后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十月下旬到达闽浙赣(即赣东北)苏区,这是第一阶段。十一月初,红七军团与原在赣东北的红军第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这是第二阶段。两个阶段共历时六个多月,行程二千八百多公里,沿途且战且走,先后进行了樟湖坂、福州、桃源、罗源、庆元、清湖、大陈、分水、旌德和谭家桥等三十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孤军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一篇雄伟壮烈的人民革命史诗。然而,在蒋介石调集大军不间断地围追堵截下,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这次进军始终难以摆脱被动的处境,最后招致了在怀玉山的失败。
  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使我感怀至深。红军广大指战员那无与伦比的勇敢顽强精神和革命英雄气概,我们应当永远继承和发扬。同时,王明“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恶果,用烈士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值得我们永远引为鉴戒。
抗日先遣队的组成
  三十年代初期,我国国内形势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东北、华北,中国面临亡国之祸,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国内阶级关系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但是,蒋介石无视全国人民的愿望,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顽固地坚持对日妥协投降和加紧扩大内战的反革命政策。内忧外患,阴霾笼罩整个中国。
  与此同时,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着中央。第四次反“围剿”以前,他们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一九三三年,临时中央从白区迁入苏区,到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的军事指导方针已在红军中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完全摒弃了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从军事冒险主义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到一九三四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三百余里。周围敌重兵压境,并不断向我中心区进逼,军事形势十分危急。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成和派出的。


    (责任编辑:韩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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