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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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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2-03-19 00:00

   从瑞金出发和攻打福州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我们经过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打下大田县城,经尤溪以东,进到闽中地区。在罗炳辉同志率领的红九军团掩护和配合下,打下了樟湖坂,从那里渡过闽江,完全进入了白区。按原定计划,我们渡过闽江之后,应由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忽然改变计划,电令我们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于是,我们便转兵向东。水口是福州西北闽江边上的一个重要集镇,守敌四个营,慑于我军声威,连夜逃走。八月一日,我军进占水口。同时,我军另一部占领了古田县城。
  占领水口之后,军团部即在该镇召开“八一”纪念大会。这时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在大会上,对北上行动和攻打福州进行了动员,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我军在闽中地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震惊。敌人匆忙将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集中到福州,并向闽江上游堵截我军。同时,又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东进,经海运驰援福建。“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急忙从漳州飞到福州“视察”。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算是一个大城市了。它南濒闽江,有高大的城墙,筑有比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还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城郊南台有飞机场。从水口到福州约七十多公里,沿江的交通干道被敌人控制着,我们是从北面大湖方向绕道开进的。八月二日,部队从水口出发,当天黄昏遭到敌机袭击,因为缺少防空经验,伤亡了七八十人。这时,福州的敌人已加强了戒备。
  攻打福州带有很大盲目性。八月七日,我军到达福州西北近郊,当时对福州敌军的实力、工事等情况了解很差。但是,部队在中革军委攻打福州的作战命令鼓舞下情绪很高,又听说福州市内的地下党组织将进行策应配合,所以当晚即发起进攻。敌人凭借工事扼守,并使用飞机对我阵地轮番轰炸扫射。我军打得十分英勇,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但因我们还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也没有市内地下党组织策应,没有办法打进城。我们估计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决定把部队撤至福州以北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转移
  约八月九日晚,我们进驻北石岭、桃源地区。当夜,敌八十七师的一个团追来,与我警戒部队打响。我们与敌人激战一夜一天,形成对峙状态。敌后续部队赶来增援,我们便撤出战斗。这一仗虽毙伤不少敌军,缴获了一批武器,但我们自己也受到不小损失,特别是伤亡了几个师、团干部。
  中革军委这次电令攻打福州,给七军团以后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刚过闽江的时候,声势很大,敌人弄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大兵力。这一打,暴露了我军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从此,敌人就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我军。
转战闽东闽北
  桃源战斗以后,我们继续向闽东地区转移。时值八月中旬,天气炎热,伤病员增加到七八百人。在敌区行动,民夫很不好找,伤病员大部分由干部战士抬着走,部队行动异常艰难,迫切需要一个适当的地区把伤病员安置下来。经过连江附近的时候,我们和闽东游击区取得了联系。
  闽东游击区主要位于宁德、福安、霞浦三县之间,以赛岐、赤溪一带为中心,领导人是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同志。我们一进入游击区,在当地党和群众的协助下,先将伤病员进行安置。同时根据闽东同志的意见,为了打通宁德、连江等地几块小游击区之间的联系,军团决定攻打罗源县城。八月十四日凌晨,在当地党、群众和游击队的配合支援下,我们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一举攻克了罗源县城,全歼敌保安十一团第三营及县警备队共一千余人,活捉了敌县长和营长,群众大为振奋。我们在福州和桃源两次作战时,都是采取正规战的打法,猛打硬拚,伤亡很大。这次罗源战斗,事先进行较详细的侦察,采用奇袭方法,因而能够以很小的代价一举全歼守敌。这使我们体会到,孤军深入敌区,在作战指导上应当有相应的改变。
  七军团进入闽东,是红军主力部队第一次到这个地区,当地党和群众十分兴奋和热情。他们为七军团动员补充了一批新战士。我们也把战斗中缴获的几百条枪交给了地方党。留在当地的几百名伤病员,后来大都成了闽东独立师的骨干。
  八月十六日,我们奉命离开闽东游击区,沿着闽浙边境,向闽北前进。八月二十二日,攻克福安县西部的穆阳镇,消灭敌军数百人。八月二十八日,在浙西南击溃敌一个保安团的拦阻后,又攻克了庆元县城。随后又在竹口打垮了敌浙江省保安纵队两个团的阻截,俘敌两百多人。缴获步枪数百支,轻重机枪十余挺,迫击炮两门。不到半个月打了三个胜仗,我军声威大振。九月初,我们进入了闽北苏区东北的古楼一带游击区。
  闽北苏区以崇安为中心,是闽浙赣苏区的一部分,领导人是有威望的老党员黄道同志。七军团自出动以来,一路上马不停蹄,到达闽北苏区以后,原想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作短暂休整,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利再战。同时,我军一路上受到敌军的前堵后追,尤其是敌四十九师始终咬住我军不放,为了摆脱这一被动局面,也需要依托闽北苏区寻机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打一两个好仗。但是,中革军委随即来电批评我们“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于是,我们在这里只停留了几天,安置了一批伤病员,就继续向北进发了。
  急于要我们离开闽东、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从当时红军斗争的全局来看,既然是要我们这支部队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起战略牵制作用,就不必机械地限定到皖南去。何况当我们出动不久,中央就知道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如果当时让我们先在闽东、闽北地区活动,帮助地方党扩大武装斗争,打几个好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有依托地向政和、松溪发展,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再同浙南群众条件较好的庆元地区连接起来,创造较大的局面,然后跳跃式地向浙西和皖南发展,倒是可以吸引和调动更多一些敌人的。
  部队自出动以来,不仅外有敌人围追堵截,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首先是乐少华同志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洲同志极不尊重,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与此同时,曾洪易愈益暴露出严重的恐慌动摇,在水口遭到敌机袭击时,他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一到闽北就提出要到闽浙赣大苏区去,并直接发电报要闽浙赣军区派部队来接。他的主张受到寻淮洲和大部分同志的反对,中革军委在回电中也对他作了批驳,以后他就更加消极对抗,竟要求离开部队。军团领导中这些极不正常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必然恶果。它给我们这支深入敌区、独立行动的部队,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