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炼狱中煎熬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武竞天也象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认为这主要是在文化界开展的政治运动。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大浩劫。
当时铁道部部长吕正操用主要精力抓“大三线”建设，从1964年下半年起，铁道部的日常工作由武竞天主持，在突然到来的运动面前，承担了领导全国铁路安全运行和开展“文革”的重任。
1966年8月，武竞天听说在地质部发生抢档案的事情，立即布置有关部门做好铁路档案的保管工作。9月，到铁道部造反串联的人日益增多，他感到铁道部办公大楼里目标太大，很不安全，就组织人力把干部档案转移到铁道部专运处，把一些技术档案、中央文件和机要电报密码送进铁道部档案馆。后来发生了唐山铁道学院一个“红卫兵”组织冲进机关，把正在整理的档案抢走了。武竞天这位老革命愤怒了，长期革命斗争尤其是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他把保护党的机密看做高于自己的生命，可是眼前的混乱情况让他做出决定，他对办公厅的同志说：“三个人架一个，把他们架出去。”许多机关干部也站出来同学生评理，迫使他们退出机要室。这件事后来被称为“11.29”事件。那时，还有一批重要的档案存放在北京苏州胡同一个宿舍里，就更让武竞天感到担心了。他犹豫再三，拿起电话拨通了铁道部专运处领导的办公室：“你那里能不能放些档案材料？”“不行，我们楼上已经存放了干部档案。”“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实在是腾不出地方了。”沉寂了一会，武竞天又说：“你看我们车上能不能放？”“什么车？”“专用列车或者公务车啊。”双方都沉默不语。武竞天最后说：“以后再说吧。”
过了几天，风声越来越紧，武竞天召集有关干部开会，说明现在学生闹得很凶，苏州胡同不保险，需要将档案立即转移到专运处，几个干部都同意。会后，武竞天亲自坐车携带四个手提箱材料送到专运处交给一位副处长。这些档案材料被秘密送入毛泽东专列列车员的宿营车上。起初，武竞天并不知道这批材料具体放到什么列车上，当时只是听到有人说：“要是车出去了，这些箱子就一时拿不回来了。”过了几天，办公厅需要查找一份关于“四清”的材料，武竞天通知专运处，把这些箱子取出来。专运处的几位负责人说：“开什么玩笑！放进去时没人发现，取出来以后如果被学生知道，反而说不清了。”不久，这件事情还是传到江青耳朵里，她根本不问存放的是什么材料，就说武竞天“狗胆包天”，把“黑材料”藏在毛主席的列车上，“图谋陷害毛主席”。武竞天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压力很大。直到1975年，专案组也觉得这个结论实在站不住脚，从审查报告中把这个问题删掉了。武竞天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竭尽全力保护中央文件和档案材料，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确实功不可没。
艰苦朴素 以身作则
武竞天生活简朴，当年解放战争时期，在邯郸和石家庄时，按规定他可以吃小灶，但是他喜欢同大家一道吃大灶。大食堂有什么就吃什么，从不挑剔。遇到急事骑辆自行车，拿块烙饼，咬几口就出发了。到北京后，工作忙了，不怎么回家吃饭。经常叫工友替他在小铺子买碗豆腐脑，就着两个棒子面贴饼，就算一顿饭。铁道部搬到新址后，经常自己到食堂吃，开会忙顾不上时，请工友帮助从食堂买一大碗面条回来，吃的很香。到老朋友家做客也是遇到什么吃什么，莜面、荞麦面等粗粮他都喜欢吃。
武竞天是1926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是党的高级干部，工资不算少。每月领取工资后，将日常家用的钱都交给保姆管理。他家里人口杂，孩子多。有的老干部因工作调动，举家离京，但为了子女不能缀学，也都留在武竞天家带管。尽管保姆精打细算，管理一大家子的总务，但还是因为人口多，经常入不敷出。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因为营养不良，发生浮肿，血压升高，眼底出血。铁道部的领导同志对武竞天健康情况非常关心，滕代远几次提议补助他生活费400元，部党组派一个干部将钱送给武竞天，他坚决不要，说：“组织的关怀我很感谢，我个人的困难我自己克服。”后来，父亲派党组一位老同志亲自把钱送给他，对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这样他才收下了。
父亲在工作中与武竞天的配合很好，两人都是入党很早的党员，武竞天也非常尊重父亲。记得我刚上中学时候，有一天武竞天来到家里，与父亲谈工作，我将他引进会客室落座后，父亲吩咐我沏茶。当我端茶进去时，听到父亲说：“我不吸烟，这里没有香烟招待你哟。”武说：“部长，没关系，我自己带着呢。”说完两人哈哈大笑。父亲对我说：“再给司机同志送杯茶。”我答应后退出。
武竞天刚进北京时，开始住在王府井霞公府附近的一所房子，后来铁道部住宅区盖好了，周围一片坟地，有些荒凉，人们不愿意去住。他对家人说：“我们搬去住吧。我们带个头！”他搬进第四住宅区，离霞公府远了，需要每天汽车接送。可是，家里人上班、孩子上学他坚决不让坐他的车。直到后来国务院规定了私事用车收费的制度，他才同意家里人在紧急的时候使用，并且必须照章付钱。第四住宅区周围房子越盖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区，也通了公交车，日渐繁荣起来，要求入住的人也多起来了。这时，武竞天又从第四住宅区搬到东城区抽屉胡同的一处铁路宿舍去了。
抽屉胡同这个宿舍原来分配给一位局级干部住，这位干部嫌房子是东西朝向，又旧又潮，院子又小，没有要。副部长武竞天搬了进去，一直住到“文革”时期。
1956年调整工资时，他的妻子朱瑞兰在铁道部财务局工作，经过摸底排队和群众评议，提出将朱瑞兰提升一级工资。武竞天当时是铁道部调整工资领导小组组长，看到财务局报上来的名单，他就把朱瑞兰的名字勾掉了。秘书与他核对时，他说：“我主管这项工作，对自己的亲属应该要求更严格。”
1977年6月12日，这位共和国开国部长含冤去世，终年68岁。
武竞天同志自1926年参加革命以来，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经历了多次严峻的考验。建国后他长期担任铁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人民铁道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离开我们已有35年时间，但是我们铁路人对他的怀念日久弥新。他不愧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
(责任编辑：韩玉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