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远去了——狂放钟伟

林彪打仗，经常直接指挥到师。在东北战场上，被他指挥最多的部队，是１纵的１师和２纵的５师。１师就是后来被称为“万岁军”的主力，而５师的情况却鲜为人知。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写的《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对５师评价如下：

“该部队系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以猛打、猛冲、猛追，三猛著称。善于运动野战，攻坚力亦很顽强，为东北部队中头等主力师。”

在东北野战军十二个主力纵队三十六个师中，这个评价是最高的头等主力师师长的名字叫钟伟。

与枪声结下了不解之缘

崇山峻岭中突然涌出一条清流，清流在这里画了一个半圆，把一座小山围了起来，河湾的直径有几公里。于是，一座山城就在这里出现了，城市的街道逐渐顺着山坡由低向高发展，填满了原先的沟沟坎坎。山城因这条河湾而得名－－平江。

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在平江城外的一间平房里，你挥舞着小手“哇哇”大哭地来到了人间。突然，哭声嘎然而止，你睁开又黑又亮的双眼，一动也不动，似乎在聆听着什么。

这一天对于每一个中国人都具有特殊意义。如果从平江向西北移动径纬各二度，你便会听到响彻武昌城头的猛烈枪声。这一天，辛亥革命的枪声震惊了中国。从这一天起，民主主义革命的枪声蔓延了全中国。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连绵不绝的枪声在中国持续达半个世纪之久。

钟伟一生的命运似乎注定与枪声结下了不解之缘。１９２８年７月２２日，在这个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日子里，平江城突然枪声大作。城里的群众潮水般地涌向城外，纷纷逃难。而此时的钟伟，却头戴草帽，手挎菜篮子急急奔向那枪声响起的地方。那时钟伟才１７岁。

这一天，彭德怀、滕代远在平江组织和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因起义时间仓促，起义部队当时没有与平江党组织联系上。起义的枪声响起后，隐蔽在钟伟家的地下党袁克歧，断定城里出了大事，便派钟伟进城了解情况。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枪声。”钟伟回忆那天情景时并没有自豪，也没有炫耀，而是一种内疚的语调：“开始我以为是谁家办红白喜事放的鞭炮呢。当听袁老师说是枪声时，虽然嘴里没说，心里却象藏着一只小兔子，只跳只跳的。我是硬着头皮进城了解情况的，后来大家都说我勇敢。其实我那天害怕的腿肚子都发抖了。世界上没有天生勇敢的人！”

钟伟把进城了解的情况告诉袁克歧后，他们马上组织南乡一带群众，抬猪送菜，慰问起义部队。

谁会想到当年听到枪声腿肚子都发抖的钟伟，后来竟成了红军队伍中的一员猛将。　　

枪声意味着什么当钟伟第一次参加战斗时才明白枪声意味着什么－－那是红军围困南昌的战斗－－钟伟藏在一堵墙后面。因为钟伟是新兵，连长叫钟伟在后面掩护他们进攻。钟伟把胳臂肘紧贴着在地上，顺着枪筒向前面望去。战友们冲上去了。突然，右侧出现一群敌人反击，其中一个头戴大盖帽的军官挥舞着手枪。这是钟伟第一次见到这么近的敌人。钟伟望着表尺缺口内的准星，对准了那个挥舞手枪的军官。钟伟轻轻一扣板机，这种步兵火器射击后使枪身朝后滑动，枪托在钟伟的肩头狠狠地撞了一下。钟伟清楚地看到，他的头一歪，扑倒在地，他左臂压在身下，握手枪的右臂伸出在脑袋前方......

在这整个过程中，在那使钟伟嘴巴喉咙发干的恐惧中，钟伟做了该做的事，虽然那意味着一个生命的毁灭。同时，钟伟也体会到在激烈的枪声中那种使人嘴巴发干、排除了恐惧并排除了其他杂念的兴奋和狂喜。

如果枪声只意味着死亡那就太简单了－－由于钟伟在第一次战斗的表现，这时钟伟已经当上了排长－－敌人冲上来了。钟伟命令身边的一个机枪手，转动枪口连放。把敌人打退后，钟伟手抹一下脸上的汗珠，一歪身就睡着了，一连十几天的恶战，钟伟已经疲劳到极点。冲锋号一响，两军又混战在一起。子弹打完了，用大刀砍，用枪托打，用石头砸，用牙咬。夺回一块阵地，敌人反冲过来又失掉，再次冲锋又夺回来。身负重伤的战士爬到前边用身体作工事掩护战友；一位双腿炸断的战士，打完子弹，便把步枪扔给后面的人，宁死也不愿丢失武器；一个伤员拉响怀中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这时的钟伟已经没有兴奋和狂喜，而只有愤怒和仇恨。士兵们看到，钟伟象一头发怒的狮子，提着一口大刀，冲进敌人堆里左冲右杀，许多敌人的脑袋象落了蒂的西瓜从肩头落下来......

直到这一仗打下来，钟伟才真正理解了枪声的意义，战争的意义。全连一百多人，死伤过半，敌人丢尸遍野－－这是两群人为了求生而进行的相互残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残杀。

象这样的战斗，钟伟究竟经历了多少次？我们已无法统计了。在钟伟的档案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长串数也数不清的战斗名字－－红军时期有：长沙、南昌、泉上土堡、朋口、连城、洋口、延平、顺昌、沙县、泰宁、太阳嶂、广昌、大寨脑、高虎脑、万年亭、土城、赤水、娄山关、会理、关上村.......，抗战时期有：四望山、罗山、朱堂店、严家桥、银屏山、三官殿、汤家沟、老张集、淮阴、高沟.....，解放战争时期有：务欢池、四平、金山堡、靠山屯、黑林子、昌图、娘娘庙、彰武、文家台、五道屯、长春、铁岭、苏家屯、沈阳......

还有一个记录是，１９３０年７月１５日，钟伟发动和组织了５２名当地少先队员参加红军，军政治部经过严格挑选，留下钟伟和另外１５人在军政治部当宣传队员。而到了战争结束后，这５２位平江青年仅余钟伟和张政宪两个完人，还有一位钟赤兵在战火中失去了一条腿。

“战场是你的乐园，枪炮是你的玩具”

“咚、咚、咚......”这是汉阳造步枪的声音；

“啪、啪、啪......”这是三八式步枪的声音；

“哒哒哒哒......”毫无疑问，这是机枪连发的声音，德国的沉闷，美国的响亮，苏联的听起来和我们放鞭炮的声音一样。

是的，枪声就是残杀。而这时－－当钟伟成为高级指挥员时，钟伟对枪声又有了另一番的认识和理解。一位作家曾经这样写钟伟：战场是你的乐园，枪炮是你的玩具，硝烟是你的最清新的空气，弹啸是你最倾心的音乐。被当代青年称为“三等残废”的平江人钟伟，就是为了军人的事业降生到这个世界的。走向战场，就象杰出的乐队指挥走向前台，挥动指挥棒，整个灵魂立刻就陷于陶醉般的兢兢业业之中......

让我们来看看钟伟指挥的两个战例吧――

先看看钟伟参加的攻克淮阴（苏北清江）的战例：“淮阴为伪２８师潘干臣部全部约７０００余人，另有伪县府及伪警卫人员千余人，以淮阴丈余高之城恒，环城的护城河堤和周围的高大建筑物为依托，并在各支撑点间筑有二至四丈高之炮楼，在各支撑点周围并筑有铁丝网、外壕等障碍物，构成纵横十余里的坚固防御，周围之乡区伪武装在附近集镇设立卫星据点，以保证城恒（土旁）的安全。

“此一战斗，１０旅２８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敌人利用高大城墙的掩护，在城内实施机动和从城墙上向我射击，在敌人强大炮火这一情况下，我在墙外构筑射击台高出敌人城墙，限制敌人运动，压制敌人火力，保证了部队的机动和冲击。２８团英勇顽强，发展迅速，伤亡少，缴获大，被命名为“清江部队”。

当时钟伟任１０旅２８团团长，在墙外构筑高出敌人城墙的射击台，就是钟伟的鬼点子。此役，钟伟率领２８团不到５分钟即将东门城墙突破，攻进城内，猛扑敌军师部，当场击毙伪师长潘干臣。战后，钟伟被任命为１０旅旅长。

再看看钟伟起了关键作用的东北文家台战例：“１９４８年１月２日，敌新５军军长陈达林率其１９５师、４３师进到公主屯以北地区，与我６纵１６师接触，遭到有利阻击。２纵奉命由彰武迅速进至公主屯以北地区，７纵进至公主屯以西地区，３纵进至以南地区，形成对公主屯之敌的包围。５日，各部队紧缩包围圈，将敌压缩于文家台等地区。

“钟伟指挥５师不顾五道屯方面敌军侧射火力之射击，大胆地向文家台逼近，并利用黑夜的掩护构筑了上千米的雪墙和雪道。次日佛晓，５师在对敌进行猛烈炮击后，即向敌发起冲击。敌人被打的晕头转向，四处逃窜，大部被我歼灭。其中，我两个排就俘虏了敌人１８００余人。此役，５师和兄弟部队一起，获得俘敌新５军军长陈达林和一名师长，歼敌５０００余人的胜利。”

在这一战例中“利用黑夜的掩护构筑了上千米的雪墙和雪道”，就是钟伟的“杰作”。当时，钟伟来到５师１４团阵地前，看到部队在雪地里进攻，动作缓慢，十分困难，牺牲巨大。突然灵机一动，提出在雪地里挖多条弯弯曲曲的雪道，在雪道上滑行进攻。果然此招奏效。第二天进攻时，雪道上的水结成了一层薄冰，冲锋的士兵可以在上面飞快滑行，同时挖雪道时翻起的雪组成了一道道冰冻的雪墙，有效地掩护了我军士兵的进攻。

战后，东北民主联军改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钟伟被破格提拔为１２纵队司令员。

卓越的军人应有卓越的抗命战场上，能够从对手细微变化中，判断出他们的军事企图和动向。这是一种真功夫。难怪人家说钟伟－－在枪林弹雨中勇猛似虎，机警似鹿，狡猾狡猾的象只老狐狸。

１９４７年３月８日，我军发起三下江南战役。战役的目的是首先集中主力歼灭德惠东北大房身之新一军。８日晚，钟伟接到林彪命令,要５师北进至中长路东配合１纵队歼灭大房身之敌。当钟伟率５师经过朝阳川北时，隐隐约约听见西南姜家屯和王奎店那边的枪声，伴着乱哄哄的杂音。据侦察，得悉敌８８师尚在靠山屯及其周围。

钟伟立马聍听半饷，判断说：这是立足未稳之敌，可以打！

林彪第二次来电，严肃命令钟伟速去大房身。而钟伟却回电说：把这股敌人吃掉马上就去。

钟伟吃掉了姜家屯一个营，王奎店一个营没啃动，退守至靠山屯。

林彪第三次来电，催促执行总部意图。而这时，敌８８师和８７师主力分别从农安和德惠赶来增援。

究竟是打还是走？

当时５师领导大部分主张走。他们认为，我师孤军攻击敌人，胜利把握不大。总部给北进的任务关系全局，如不北进，将会干扰上级决心，贻误战机，后果严重。

只有钟伟一人主张打。理由是：敌８８师在退却中，立足未稳，士气不振，我歼其一部有把握。如果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势必与敌行军纵队交叉，被迫投入战斗，仗也打不好，路也走不成，既难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又会错过歼敌机会。

军情如火。此刻，形势不容许“集体领导”，时间不容许“研究研究”。钟伟拍起了桌子：我是师长，我说了算！谁再说走，我就毙了他娘卖Ｘ的！

钟伟一边组织攻击、打援，一边给林彪回电：这儿情况如何如何，是歼敌的好时机，我就在这儿打了，让１纵它们都来配合我吧！林彪不愧为林彪。他接到电报后认为，现在战场形势已变，战略部署必须跟着变。林彪当即回电：改变原来的作战部署，将歼灭大房身之敌部署改为监视，令１师、６师和６纵队向靠山屯附近集结，集中主力歼灭敌８８、８７师。

１２日，１纵１师在郭家屯与敌８８师遭遇，毙伤敌８００多人，俘敌１１９０多人。１纵２师、３师也按时赶到靠山屯，将敌８７师主力歼灭。

战后有人说：“这一仗打了个本末倒置，把１纵、２纵都调动了，把林总也指挥了。”林彪却说：“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象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　　

军人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一些成功战役恰恰在抗命中取胜的。卓越的军人应当有卓越的抗命。钟伟在靠山屯的抗命是卓越的！钟伟在浑河岸边的抗命也是卓越的！这是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３０日。钟伟站在浑河岸边，举起望远镜，遥望西边的沈阳城。此时，钟伟的手中捏着两份电报命令。

一份是中央军委致电东北野司的命令：“建议以１２纵及３个独立师由钟伟指挥，由四平以北上车，赶于２４日以前全部运抵清原，以急行军开至鞍山、海城，堵塞敌向营口退路。此计划甚为必要，请即电高伍照此速办，愈快愈好。”　

另一份是东野司令部的命令：“１２纵队以一个师围歼铁岭之敌，主力即向巨流河前进，坚决堵截寥兵团回沈阳的退路。”

钟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两难决择。六天前，辽西会战刚结束，作为１２纵司令员的钟伟接到第一份命令后，即指挥部队从公主岭取直线沿中长路南下，日夜兼程，向海城进发，经３天３夜和１个上午，行程６５０华里，于２９日下午２点抵达开原。当钟伟率部正准备经沈阳以东直插海城时，突然接到第二份命令。此时，摆在钟伟面前有两个任务：一是军委要求的到海城拦阻沈阳之敌向营口退却的任务；二是东野要求的在巨流河阻击寥耀湘兵团退沈阳的任务。

钟伟却置两份命令于不顾，大声说：“娘卖Ｘ的，命令部队过河。向沈阳进军！”上级的两份命令都没有指示打沈阳，钟伟为什么选择攻打沈阳的作战路线？

其实，钟伟对完成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早已成竹在胸：抢渡浑河前，钟伟已了解到，沈阳守敌尚未大批外逃。钟伟命令一个独立师赶到海城，也没有发现敌情。另外，钟伟又摆了一个师的兵力在巨流河。这条河宽达１００余米，深二、三米，河上无任何船只，只有一条铁路桥可以通过。必要时一炸毁，一个师的兵力完成堵截寥兵团退沈阳的任务基本没问题。

钟伟说：“军委和东野的两个不同作战方向的任务，就象两个箩筐摆在我们面前。此时与其迂回到海城拦阻敌人，还不如直接打进沈阳拖住敌人。我们用主力打沈阳，就象把劲使在挂着两个箩筐的扁担中间，即可以拖住敌人逃营口，又可以随时机动到巨流河堵截寥兵团退沈阳。至于孤军深入沈阳是不是太冒险了？其实不然。因为敌人是败兵，正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阵脚已乱，我们根本不怕。”

钟伟率１２纵渡过浑河后，便是一连串上级事先没有安排，而又符合总的战略意图的军事行动，真是奇招迭起，精采异常。中午，１２纵主力抢渡沈阳东的浑河，又连水带汗地跑步４０余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苏家屯，全歼敌一个加强团和地方保安师，共歼俘敌军５０００余人。

３１日，钟伟率部以每小时９公里的速度轻装前进，进攻敌防守前沿阵地小郭庄。由于兵力不足，进攻受挫。１１月１日凌晨４点，５颗红色信号弹冉冉升起，３５师和１３团一鼓作气冲向敌阵，不到一小时全歼小郭庄守敌，俘敌４００余人。

与此同时，钟伟命令３６师扫除了浑河铁桥北端全部敌军据点，直逼沈阳敌人防御中心－－铁西区。１１月１日９点至下午４点，经过７小时的激战，钟伟指挥的部队――１２纵攻占铁西区，敌王牌军２０７师（缺装甲团）被歼灭，俘敌师长以下官兵１３０００余人，缴获美制１００毫米重型榴弹炮４门及大批枪支弹药。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钟伟决定打沈阳时，一个师的师长仗着和林彪老关系，不听指挥，使兵力严重不足。正好这时，第２纵队第５师１３团路过。５师是钟伟的老部队。钟伟把团长张峰拦住：“你们去哪儿?”张峰答：“奉命向营口方向追击。”钟伟毫不客气地说：“我独立二师已经占领营口，你们不要去了，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打小郭庄。”

钟伟的决策果然棋高一着。当钟伟率部攻进沈阳时，沈阳之敌大部尚未撤离。而寥耀湘兵团在远离巨流河的胡家窝棚等地被兄弟部队歼灭。１２纵孤军深入沈阳，拖住了敌人，为我军主力赶到围歼沈阳之敌创造了先决条件。

战争在钟伟的手里变成了一种艺术，一种克敌制胜的艺术，一种无往不胜的艺术，一钟游刃自如，左右逢源的艺术。钟伟在战场上不仅仅是简单地执行命令，而是善于动脑子创造性地执行命令；不仅仅是创造性地执行命令，而且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正确无误的判断。一些和钟伟共事过的老人说：“钟伟的脑子比电子计算机还灵还快，我们十个八个捏在一块也不如他一个。

枪声可以使人变坏，也可以使人变好；

枪声，可以使一个人的灵魂变为高尚；

枪声，可以使一个人的灵魂走向堕落；

枪声，还可以使一个人的灵魂善恶交错，熔为一体，使人们辨不清是是非非、真真假假、美美丑丑。

了解钟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企图用单一的色彩或仅仅从一个方面描绘钟伟的性格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构成钟伟性格的因素从来不是单一的。许多人不喜欢钟伟，说钟伟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生活腐败，冷酷无情，好大喜功。但也有许多人谈起钟伟眼睛就发亮，称赞钟伟坚定勇敢，多谋善断，敢说敢为，治军、打仗都有一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军人。也许双方都有道理，既使在钟伟去世以后，记者听到的仍然是截然不同评价－－

“他和陈伯钧率部在一次战斗中，中了敌人的埋伏。敌人从三面围上来，情况十万火急。陈伯钧是１９２６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比钟伟资格老，当时他是兵团副司令兼４５军军长，而钟伟是４９军军长。陈伯钧要带部队撤，钟伟不同意，他说，千万不能撤，一撤大家都完蛋！陈伯钧说，我是副司令，你得听我的。钟伟拔出枪顶住他的脑门：'娘卖Ｘ的，再说撤我就毙了你！’你说象话不象话？”

“另一次，我军一个营被国民党包围了。另一个营奉命去解围，没有成功，退下来了。彭总闻讯大怒，对钟伟说：'把这个营长毙了！’钟伟连声答道：'好、好......’说着把这个营长推出门外，拔出枪'啪’的一声，子弹从营长的耳旁'唆’地飞过，营长吓的尿湿了一裤子。钟伟说：'你快走吧，彭总要枪毙你。到老乡家躲几天，千万不要露面！’结果钟伟自己带部队把那个营救出来了。”

“能打还能抢。在苏北时，１０旅向盐阜区要钱要粮，区里没给那么多。钟伟就让侦察排在河边埋伏着，把区委书记抓住揍了一顿。区委书记告到黄克诚那儿。黄克诚批评钟伟。钟伟装糊涂：八路军抓共产党的书记，竟有这种事？真是天下奇闻。”

“１９４７年秋天，'东总’两辆弹药车路过郑家屯５师驻地。钟伟招招手，上去一个连就把弹药卸了。押车的干部说：这叫我回去怎么交代呀？钟伟写张条子：就说我钟伟收下了。都是八路，都打国民党，什么你的我的？每次战前，让战士兜里揣上条子，攻进城里就贴，到处都是'５师缴获’的条子。有些武器和仓库本是别的部队缴获的，也被贴上５师的条子。有时官司打到'东总’。兵荒马乱的，也没留人看守，怎个说的清？钟伟却振振有词：有条子为证。”

“打完仗了，把部队交给政委、副师长，就回哈尔滨跳舞去了。还......，天下事没有钟伟不敢干的。”

“他几乎和哪个搭档都合不来。对的错的，什么都得他说了算，不然就'娘卖Ｘ的！’１９３９年６月，钟伟被分配到鄂豫独立游击支队第二团任政治委员，支队司令员是李先念。由于与李先念脾气不合，一气之下，带着爱人、孩子和一个警卫班跑了。钟伟一行从湖北八面城五圣山走到苏北阜宁，餐风露宿，昼伏夜行，爱人刚生过孩子，走不动，就用担架抬。其间还打了几仗。在苏北，黄克诚收留了他，先当支队司令，后当副旅长、旅长。李先念那儿正在批判'逃兵’钟伟时，却突然在报纸看到旅长钟伟的名字，全支队哗然：逃兵怎么当了旅长？”

“他好的时侯，真了不起。他好的时侯，谁也比不上他；他坏的时侯，可谁都不如他狠毒！在苏北，一次打日军。两个炮楼，打下一个，另一个怎么也打不下来。连长是新调来的，有点犹豫。钟伟对警卫连长说：你去告诉他，一个小时打不下，提头来见。警卫连长跑去说，快打吧，支队长要枪毙你了！那个连长一咬牙，打下来了。由于这次攻日军我们伤亡很大，钟伟一气之下命令把所有俘虏统统毙了。”

“打文家台，我军抓了大批俘虏，但就是找不到新五军军长陈明达。因为敌人在被俘前许多当官的都化装为士兵。钟伟说：'这好办，把俘虏集合起来跑步，快快跑，把掉队的统统给我抓起来审问，当官的肯定跑不了路。’这一招，也真灵。刚开始跑，就有一个大胖子掉队，上气不接下气。一审查，原来是陈明达的副官，于是，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胳臂上套着１２条金项链的陈明达。”……

谁能理解钟伟那颗被战争扭曲了的灵魂呢！没有爱，只有恨；不是生，就是死。一切都很困难，唯有死亡容易。一个从死亡中爬出来而又随时面临着死亡威胁的人,能和正常人的思维、语言、行为一样吗？

枪声远去了吗？

枪声远去了。

建国后，钟伟曾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那时展现在钟伟面前的祖国首都一派和平景象：鲜花如海，歌声如潮。空中不时掠过一群美丽而快活的和平鸽子，甩下一声声悠扬的鸽哨。面对着一派和平景色，钟伟和所有饱经战争磨难的人一样，真的以为枪声远去了。

那是一个万家灯火璀灿的夜晚，当钟伟儿子钟戈挥回来告诉钟伟自己报考飞行员体检合格时。兴致勃勃的戈挥原以为子承父业，钟伟一定会高兴的。他万万没有想到钟伟竟然把一个心爱的清代花瓶砸的粉碎，房子里震动着钟伟的咆哮：“谁叫你去当兵的，仗我都代你们打完了，当兵干什么？我们已经破坏的够多了，你们这一代应该建设，应该建设！你懂吗？！”　　　　

孩子们懂得为父的心思，他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老大钟戈挥考上了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老二钟戈扬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老三钟戈平也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大女儿钟靖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飞机制造工艺系；小女儿钟山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们都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重要技术骨干力量。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路走对了，他们走上这条路与父亲的思想影响分不开。

然而，钟伟当初的想法却是过分天真了。

１９５９年的夏天，钟伟似乎又听到了枪声。

那是在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军委扩大会上。会议一开始，钟伟就感受到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但是钟伟还是以局外人的身分，心情轻松地参加这次扩大到他身上的会议，因为在庐山会议期间，钟伟正在苏联访问，和庐山会议的当事人没有一点瓜葛。钟伟根本就没有想到，在会议的进程之中，钟伟自己竟不知不觉地成了“彭黄集团的积极追随者。”

会议第三天，在分组的背靠背的批判中，空军放了两课“重型炮弹”。

一颗是空军副政委吴法宪放的。他说黄克诚在长征途中下令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团级干部。

另一颗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放的。他揭发黄克诚在苏北三师时贪污了许多黄金。

黄克诚既谋财又害命，真是罪该万死！

可巧的是这两条“罪行”都与钟伟有关。吴法宪说，黄克诚枪毙一军团的人时，钟伟是现场监刑的。另一位高级干部说，黄克诚贪污黄金的事，钟伟可以作证。

钟伟从平静的港湾一下子被推上了波峰浪谷。这对钟伟来说是有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如果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必然难逃为彭黄辩护的干系；如果不负责任地乱说，钟伟于心不忍，也不是钟伟的性格。会议休息时，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海军政委苏振华私下劝钟伟，就说时间过去太长了，记不清了！

然而，钟伟没有那样做－－钟伟清了清嗓子，以当事人的身分叙述了第一件事的来龙去脉：　　　

那是在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正当部队冲到半山腰时，敌人在一个小山头上猛烈射击，部队前进受阻。钟伟率一个警卫班在团火力配合下，向小山头猛攻。而这时配合作战的一军团一个干部却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他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我后续部队捉住。按照钟伟的性格，如果他是自己的部属，钟伟早就把他毙了。正因为他是一军团的人，钟伟特意问了在场的一军团的罗瑞卿：“你看怎么办？”罗瑞卿毫不犹豫地回答：“执行战场纪律！”

此时，全场“鸦雀无声”，而钟伟的声音却越来越高：

“第一，这件事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他也不知道这回事。和黄克诚也没有关系。”

“第二，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把他交给林总，林总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我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来杀我们！”

“第三，当时一军团的罗瑞卿同志在场，他也同意我们的枪决处理。”

对于第二件事，钟伟说：“我是黄克诚下面的旅长，不是后勤部长，不管财，有多少钱都不知道，无法证明。再说，那么多黄金不是小数目，要用汽车拉，他（黄克诚）那里放？”

说着说着，钟伟把自庐山会议以来本该深深埋在心底的刺痛，也一古脑儿端出来：“我们大家都是军人，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枪毙一两个怕死鬼，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帐，挑拨一、三军团的关系，.......”

煞那间，会场乱了起来。

钟伟的发言像一面镜子，映出了各色人们的心态：有的人因谎言被揭穿而恼羞成怒，惊恐万状；有的人一抒胸中不平之气，深感痛快淋漓；有的人为自己的儒弱而愧悔交加，无地自容；有的把钦佩的眼光投向钟伟，手里却捏了一把汗。

黄克诚眼睛模糊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种场合，竟站起一位铮铮铁骨的汉子。

“真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哪！”当时，几乎所有参加那次会议的人都这么说钟伟。因为那时庐山会议已经开过，毛泽东为彭德怀事件早已定了案，一些人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可钟伟却自投罗网，往“贼船”上靠；因为那时林彪在军队最高统帅的地位已经确定，一些人巴结都来不及，而钟伟却斗胆与他唱反调；更因为钟伟的发言，触及了我军历史上最深层最敏感的神经，也是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中最忌讳的一个问题－－军队中的山头主义。

明枪易挡，暗箭难防。将军钟伟能洞察军事斗争的风云变幻，却无法辩清政治斗争的急流旋涡。军事是什么？军事是真枪实弹的战场。政治是什么？政治处处有谎言制造的陷井。钟伟难道就不明白吗？钟伟啊钟伟，你打了一辈子恶战，却对用兵之道居然不甚了了，不懂得“善用兵者隐其形”、“有而示其以无”......

据说，罗瑞卿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这次会议情况。

毛泽东主席听着听着，不禁皱起了眉头。他问：“谁说批判彭德怀是搞宗派主义，是挑拨一、三军团的矛盾？”

罗瑞卿回答：“钟伟！”

“就是那个矮个子钟伟？”

“是！”

毛泽东无言、沉思。接着，拿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奋笔疾书：“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而钟伟这时已被责令停职反省。钟伟的眼前出现的是毛泽东主席《娄山关》词里的景色－－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尖锐而无情的枪声不绝于耳。

听到枪声心里就发痒

１９６７年夏，安徽合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武装大对抗。

这个城市的两派群众组织－－好派与屁派，由唇枪舌剑变成了真枪真剑。其时好派捷足先登，占据了市中心的最高建筑百货大楼。屁派组织了多次进攻，伤亡惨重，一无所获。

听到枪声心里就发痒的钟伟（安徽省农垦厅副厅长）再也坐不住了。这一天，正当屁派头头们为攻打百货大楼一筹莫展时，一位身穿蓝色旧中山装的老人出现在他们面。老人一进门就出口不顺：“你们这些娃娃，连栋破楼都拿不下来，还造个屁反！”

众头头连忙请教良策，老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番耳语。

果然，第二天。随着一阵枪响，屁派就轻而易举地拿下了百货大楼。

从此，厄运便象影子一样跟随着钟伟。中央文革向全国通辑了钟伟这个插手红卫兵武斗的“罪犯”。

想不到在和平时期钟伟和造反派打起了“游击战”。钟伟曾经化桩成农民，和来抓钟伟批斗的红卫兵擦肩而过。红卫兵问：“钟伟住哪里？”钟伟回答：“就在那个楼上！”

一个月后，好派红卫兵抓获了钟伟，大会批斗后把钟伟装进一个麻袋，扔到河里去。可是不久，红卫兵竟然接到钟伟的电话：“我钟伟还活着，你们来抓吧！”

当合肥红卫兵紧急动员起来追捕“彭黄死党钟伟”时，钟伟却早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一个劳改农场，与战犯范汉杰对酒叙旧，研讨辽沈战役。

在北京，钟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先后住过红星农场、和平里的抗震棚、万寿路的亭子间、西单猪尾巴胡同的仓库......

然而，钟伟终究没有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那是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８日深夜，钟伟没有想到，曾经对付日本鬼子和汉奸的那一幕竟在自己身上重现。一辆军用卡车嗡嗡驰往北京西德内大街一栋９号四合院前。霎时，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端着枪，跳下车，迅速包围了这个院子，有两个战士爬上屋顶，架起机枪，紧张地监视着四周的一切。

派出所和居委会的人敲响了钟伟家的大门，钟伟的堂兄钟秀林（他们夫妇住在紧靠大门的南屋）起床问：“什么事？”回答：“查一下户口！”那种年月这种事司空见惯。钟秀林刚打开门，便被一只黑洞洞的手枪顶住了胸口：“不许动，不许叫！”荷枪实弹的士兵推着他到东厢房找钟伟。

当时钟伟由于长时间睡不好觉，吃了不少安眠药，睡得稀里糊涂。钟秀林敲了很长时间门钟伟也不醒。“嘭”的一声，门被踢开了。两个士兵迅速冲进去，在床上按住钟伟。一个胖军人，钟伟当参谋长时他是警卫营的少尉排长，装着不认识钟伟的样子，冲着钟伟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钟伟这时才完全清醒。钟伟把手上的手表慢慢取下，交给老大戈挥，端起茶水呷了一口，从铁铸般的喉咙里迸出浓重的湖南口音：“娘卖Ｘ的，你爷都不认识了！“胖军人尴尬地掏出一张逮捕证，又熟练地摸出一副手铐：“你被逮捕了！”第二天，在安徽各大小城市的街头，出现了革命造反派欢呼胜利的捷报：“彭黄死党－－现行反革命分子钟伟落网！”

黄克诚说：若再打仗一定找你

晚霞映红了北京西郊的一栋别墅。

这是钟伟临终前和儿子戈挥的一段对话－－

“爸爸，一个团对一个团，你怎么才能打得赢？”

“你先用一个营堵住敌人两个营，然后用自己的两个营打敌人的一个营。吃掉这个营后，再想办法把另两个营分割开来，再用两个营打敌人一个营。然后再打。”

“再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先跑，敌人就要追。敌人不会跑得一样快。必然有快有慢。这时侯你突然停下来，打他个措手不及。打了以后再跑，再回头打。如此反复，就可以把敌人消灭。”

“还有就是要利用地形地物，利用得好，一个营可以抵两个营的战斗力......”

这样的回答儿子已不知听过多少遍了，但他还是要问，还是要听。因为他明白，只有这样的话题，才能在钟伟行将就木的躯体中注入活力，它比打强身针还管用。

粉碎“四人帮”后，钟伟事件得到了彻底的平反。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６日，中央军委给北京军区下发平反文件：“经中央批准，同意你们１９７９年２月１日《关于钟伟同志问题的复议报告》对钟伟同志受林彪诬陷迫害的问题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并将钟伟同志收回部队，做适当安排。”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４日，经中央批准，“原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钟伟离职休养，按正兵团职待遇定为行政７级（职级待遇从公布之日起执行）。”

一年后，根据中央决定，钟伟被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据说平反后钟伟去找黄克诚，要求工作。黄克诚说：你就安份守己呆着吧，若再打仗会去找你的。

据说从此以后，钟伟便一病不起，直至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４日去世，终年７３岁。

枪声远去了。

枪声真的远去了吗？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