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进，胜利会师
挺进苏浙是我第三次执行先遣任务。上两次是一九三四年七月到一九三五年一月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和一九三八年四月到六月的新四军东进抗日先遣队。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同叶飞同志到淮南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开会，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研究了发展东南的方针、政策、步骤、方法及可能抽调的力量，同时研究了坚持苏中的有关问题。中央批淮了华中局的部署，由我先率领第七团、特务一团、特务四团三个团七千余人及由中央、华中局、苏中区党委分别调集的各类干部三百余人首批南下，会合十六旅、浙东游击纵队发展苏浙敌后。当时有消息说，日寇面临盟军的强大反攻，拟抢先解决中国问题，甚至准备在中国大陆进行长期战备，即所谓放弃三岛，与英美决战于大陆。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估计对日战争时间可能延长，因而我们对发展的部署也作了较长期的打算。华中局曾考虑尔后由谭震林、叶飞同志相继率第二、第三批主力南下，必要时甚至再组织后续南下梯队。当时谭震林同志正在津浦路西淮南地区指挥反“扫荡”而未能参加研究，后来又因情况变化而未南下。
对南进的实际准备工作在严格保密下早就在分头进行了。十二月五日，成立了实际上是南下司令部的的练兵司令部，以第一师参谋长刘先胜为司令，具体组织部队行动。在这之前，预定南下的各部队已分别在三仓、曹甸等地集中整训了两个多月，开展军事大练兵，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整顿了组织，补充了兵员和武器弹药，补发了服装和全新的皮子弹袋，做到齐装满员。为了适应南方山地作战，我们早就秘密地从上海采购到一批无缝钢管。并就地将主要零件加工好，送到苏中装配成小口径的迫击炮，因而在南下的每个连队装备了三门自制的52毫米小炮，营成立了装备有自制73毫米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机炮连，团则组成了有洋造82追击炮的炮兵连。与此同时，我们翻印了浙江省五万分之一地图，还派人到上海等地采购了医药用品和通讯器材，并准备了大量法币和一些金银以便必要时在新区使用。经过练兵和政治动员，战士们个个身强体壮，斗志昂扬，随时准备去执行战斗任务。
部队从苏中南下，要通过长江、京沪铁路(今沪宁线)、大运河以及京杭国道(今宁杭公路)等敌人的封锁线。我们面临的第一道难关，也是风险最大的一关，是大部队偷渡敌人严密封锁的长江天险。苏南沿江地区有南京、上海两大城市和若干中小城市，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交通便利，是日伪心腹之地，驻有重兵。敌寇对长江封锁很严，舰艇在江中昼夜巡弋，沿江据点林立，警戒严密。敌寇又严令所有船只白天凭条出港，晚上进港封存，各种船只为敌寇控制不易征集。时值冬季，长江水位低落形成宽阔的泥滩，除了码头，车船既不能靠岸，人马又难于徒涉。
全国解放前我曾带着部队四次渡越长江，这是第二次。四次过江都是战略行动，但具体情况各不相同。第一次是为了打开苏北局面，一九四o年陈毅同志于六月二十九日先带一个警卫班从苏南北渡后，我于七月八日率江南指挥部及第二团、新六团渡江北上，渡江人员约二千，易于隐蔽机动。第三次是我苏浙部队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北上，贯彻执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当时日寇已投降不敢进行阻拦，国民党军队虽有阻拦，但由于忙于接管宁沪杭城市难于抽出大量兵力堵截，我以一个纵队断后，实际上只以一个支队掩护，数万主力部队和地方干部日夜兼渡(浙东部队北上是走另一条路线)。第四次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实施战略追击彻底打倒蒋家王朝，百万雄师过大江，是在我军绝对优势下的强渡，举世瞩目。而这第二次过江是主力部队、地方干部及机关人员近万人在同一时间内一举偷渡，难度很大却又必须保证万无一失；如有失误，不仅造成损失而且暴露战略意图，后果严重，所以必须绝对保密和精心计划组织。在接到中央九月指示后，渡江的准备工作，就在部队和地方、江北和江南有计划地展开了。镇江、仪征、扬中、江都、泰兴等沿江地段是我新四军历来联系大江南北的战略通道，两岸党的工作有一定基础，根据地也较为巩固，这是保证我们顺利接江的最有利的条件。
由于这次渡江人数多，所以分成东西两路。东路由刘先胜、陶勇、阮英平等同志率特一团、特四团和机关后勤，从江都大桥地区渡江，经丹(阳)北、句(容)北南下，在扬州曹王寺地区集中后又分成两路，一路经余家坂登木船过夹江再到对岸。另一路经嘶马到三江营乘商轮直达对岸龟山。特四团因受船只限制延至次晚截借了另一商轮随后跟进。部队过江后分别从日伪新丰据点中及陵口附近通过运河和铁路，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四日到丹阳西南的延陵地区。
西路由我率第七团和干部部队从淮南出发，选择在仪征、东沟(六合城东南)间地区渡江，我们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进至离江边约十五公里的小营李宿营，二十七日晚从沙窝子乘木船过江到南岸，在龙潭北的一个小码头上陆。龙潭西靠伪首都南点，东邻伪江苏省会镇江，均有日伪重兵驻守，两地之间的龙潭．下蜀、高资等各铁路车站都是日伪据点，铁路与江岸并行，中间地带很狭窄，地形不利，但也正因为如此，敌人想不到我们敢于从这里任他眼鼻子底下通过。十二月下旬下了大雪，天寒地冻，河湖结冰，部队行动不便，但也正因如此，敌人想不到我们会趁这种时刻渡江。地点、时间都出敌不意，最危险的地方恰恰成为最安全的地方。当晚，我侦察分队先头过江，悄悄登上龙潭码头，把十几个厂警之类的便衣武装先稳住，做针对他门的政治说服工作，接着大部队就顺利通过。由于人多船少，来不及运送第二梯次即将天亮，后续一个营于次晚仍然利用龙潭码头续渡跟上。我们上岸后从龙潭、下蜀间越过铁路进入九华山区（位于龙潭镇与句容城之间）。过了江，就同接应我们的丹北、茅山地委，江（都）镇（江）工委的领导同志和十六旅派来联络的参谋见了面，大家格外兴奋，倍感亲切。在敌人多年摧残下的句北人民，首次见到我军容整肃、军纪严明的大批主力部队浩浩荡荡突然开来，惊喜万状，奔走相告，纷纷自动带着干粮要求挑担送行。有的是兄弟父子一起来，有些地方全村全家劳力都来了，实在争不到任务的几百民工，几经劝说仍不肯走开，他们宁愿扛着扁担同子弟兵并肩伴行。江南老区人民对新四军的深厚感情使战士们无不十分激动。
在严重的敌情下大部队安全渡江的成功，是南下行动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其所以获得成功，除因在时间和地段选择上出敌不意与我们周到的准备、严密的组织和严格保密外，是和地方党政干部不避艰险、不怕困难、尽最大努力予以保证分不开的。他们充分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征集大批船只，直到巧妙地调用了两艘日商轮船。他们充分准备了向导、民工、粮草和宿营地，并出色地做好了伪军工作。部队从新丰据点过运河时，该处伪军头目把日寇“邀请”到据点里面吃喝作乐，把大部分伪军拉出去大野外，只留少数伪军在岗哨上实际是为我大部队通过作警戒。苏中、淮南、苏南在长江两岸有关地区的地方工作同志，尤其是丹北、茅山地委，江都、镇江、仪征县委和长江工委、铁路工委、江镇工委等党政军领导和各级干部，为保证苏中主力安全顺利通过长江、运河和京沪铁路等封锁线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人民群众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我们的积极的、无私的支援，则更是我们获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们到达溧阳陶庄，在此休息三天并过新年。这里是茅山中心区，是我们于一九三八年初在苏南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人民觉悟高，对新四军感情深。他们虽然处于日伪匪顽的骚扰压榨之下生活很苦，但还是想尽办法热烈欢迎和慰问子弟兵的到来。有的村子群众还搭起彩门，墙上贴满红绿标语。当战士们从敲锣打鼓鼓掌欢呼的夹道人群中通过时，个个精神抖擞步伐健壮，连续行军的疲劳顿时消失。时值一九四五年新年，军民联欢聚餐，盛况空前。一月四日我们继续前进，经上兴埠、周城、庙西，六日到目的地苏浙皖边长兴县的仰峰(上山下介)时天已黑了，山路崎呕，路有积雪，十六旅同志沿途举着点燃的竹蔑为行进部队照明，体现了两支将要共同战斗的部队之间的战友深情。
我们在长兴西北地区同十六旅会师，胜利地完成了南进的长途行军任务。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三日，中央军委电令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浙东部队，任命我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为军区政治委员(末到职)，刘先胜为参谋长。叶飞、钟期光两位于四月南来后奉命分任军区副司令和政治部主任，金明同志南来后则主要担负地方党的领导工作。华中局并委托我以华中局代表名义全面领导江南、浙东两个地区的党委工作，以建立全面统一的指挥。在苏浙的部队也进行了统一整编：以原十六旅为第一纵队，司令王必成，政委江渭清，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相当团，下同)；原浙东游击纵队为第二纵队，司令何克希，政委谭启龙，所属部队原番号不变；苏中首批南下部队为第三纵队，司令陶勇，政委阮英平，下辖第七、第八、第九支队；苏中第二批南下部队到达后编为第四纵队，司令廖政国，政委韦一平，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支队。与此同时，地方党委、行政区划及干部配备也作了调整。还建立了苏浙公学。
二月五日在温塘开了苏浙军区成立大会，全体同志响应党中央“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伟大号召整装待发。在部队休整期间，我们除注意抓好团结与纪律教育外，特别注意了加强山地战的训练，练习爬山，提高山地运动速度。因为原在苏中的部队过去长期活动于平原水网地区，而我们向南发展的地区都是山地。为此。我向连以上干部作了山地战的专题讲解，政治部门并专门对山地训练、山地行军的政治工作作了布置，还组织第一、第三纵队各连派代表互访互学，既交流了经验又增进了友谊。二月十三日是春节，各部队提前过了节，就冒着严寒向杭(州)嘉(兴)湖(州)敌后进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