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母亲”白改敏

20世纪40年代前后，阳城北部的芦苇河流域广泛流传着一个普通农家妇女心向革命、支持革命的事迹。她就是当时妇孺皆知的革命母亲白改敏。

白改敏出生于芦苇河中下游的下黄崖村。18岁时，与相邻5里地的马寨村郭姓青年结为夫妇。

白改敏像千千万万的中国劳动妇女一样，具有勤劳、刻苦、淳朴、善良、开朗、刚强等传统美德。她所嫁的婆家，是个贫穷家庭，丈夫也是个老实人，一天沉默寡言，只知道埋头干活。但她一点儿也不嫌弃。公公婆婆和丈夫不多管事，她就成了家中的主事人。出了大事小事都要靠她拿主意，家里的许多活计也离不开她。农忙时节，无论春种秋收，耕种犁耙，她都参与其中，而且干得不比男劳力逊色。晚上，大人孩子都睡了，她还要纺花、织布、榨油、喂蚕、做豆腐。有时干着活就睡着了。一机灵醒来，就又接着干。

尽管白改敏和全家人辛勤劳作，但日子依然过得十分清苦。地主老财、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的剥削和欺压，更让他们雪上加霜。不是金今日逼债，就是名日派粮，真是数不尽的苛捐杂税，没完没了的敲诈勒索。白改敏的丈夫在重压之下，于贫病交加之中过早离世。他给白改敏留下的，除了一身债务，就是两个年幼的孩子，其中二儿子还不到两岁。从此，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其艰难状况，可想而知。

1938年，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种子撒到芦苇河畔。白改敏的表哥王书润、儿子郭进金先后秘密加党组织。“12月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阎锡山联合起来对付共产党，到处充满白色恐怖。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地下活动，经组织研究，决定以白改敏大儿子的名义，把她家的染坊重新办起来，作为地下党活动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以染布为掩护，开展党在芦苇河中上游一带的联络和沟通工作。染坊开张后，阳北地下党负责人徐毅经常挑着货郎担子，到上河活动，然后就吃住在她家，并经常在她家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工作，有时一谈就是一夜。还有一些地方干部和八路军便衣路过马寨时，也经常在她家吃住。她在接触这些人员的过程中，深深认识到，共产党确实是是真心实意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谋幸福的。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社会制度。只有跟着共产党，穷人才能挺起腰杆，扬眉吐气地做人。因此，她从内心深处涌动出对共产党的真诚热爱。并情不自禁地主动承担了一些任务。比如，遇到同志们在她家开会、谈事情，他就和自己的小儿子郭进宝、侄女郭贞毅（解放后先后在阳城妇联、山西妇联工作）到街门口站岗放哨，如发现意外情况，就拿起棒槌使劲砸打放在石头上晾晒的染布，或者故意大声咳嗽，或者撵鸡打狗骂牲口，以多种方式发送警报，提醒同志们做好应变准备。

1940年5月，日本人占领了阳城，与马寨村不远的刘村镇成了日军据点。据说让人闻之色变的日本红部曾扎在这里。据点周围铁丝网密布，院墙高筑，岗哨林立，让人望而生畏。一到晚上，能听到拷打声、哭叫声、呼救声不断从里边传出，闻听者无不毛骨悚然。为了消灭共产党八路军，并威慑各地群众，日伪军经常出发到周边扫荡。白改敏的父亲和两个哥哥就是被扫荡的鬼子杀害的。鬼子还经常从许多地方抓人回据点审问，不屈服者就加以杀害。村前的密水湾更成了杀人场。日本人还不停地派粮派款，抓夫派差。人民犹如生活在地狱之中。白改敏从日军制造的大量罪恶中，看到日本侵略者是一群魔鬼、强盗，是中国人民的大灾星。不把日本人赶出去，中国迟早有一天会亡国灭种。而要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做到，蒋介石、阎锡山都靠不住。因此，她对共产党寄托的希望更大了。日本人来了以后，他家依然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为慎重起见，她和孩子们悄悄地对家中的结构做了一些改造，她家西厢房原来是驴圈，地下有个藏粮食的地窖，上面有驴粪盖着，一般不会被人发现。东厢房是厨房，因被墙壁挡住了视线，厨房里非常黑暗，于是在炕底下挖了个小地道，人可以钻进去。遇到日本人、警备队上门，外地来的同志就可以躲到地窖或炕洞里隐蔽。本地的可以装作亲戚或邻居，以帮助干活或串门闲聊为幌子瞒骗过去。由于对日本鬼子的凶残认识很深，所以白改敏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同志们一到她家，她就往门口一站，神情专注地盯着四周。哪怕有一丝细微的响动，都逃不过她的耳朵和眼睛。所以，我党地下人员对在她家进行活动有一种安全感。而她的谨慎，也使得日本人对发生在自己眼皮子地下的活动，始终没有察觉。

当然，开染坊也给她家带来了许多麻烦。刘村据点里的日伪人员经常来染衣裳和毛毯。白改敏和儿子毕竟不是专业出身，加上当时染料质量很差，所以染出来的东西常常不合小鬼子的意，引起这些坏蛋经常寻衅闹事，有时不但不给钱，还动手打人。大儿子郭进金就挨过好几次打。有一次他被打得死去活来，二十多天下不了炕。白改敏含着眼泪，千方百计才治好了他的伤。

1940年秋天，地下党为了尽快在敌占区打开局面，决定派一批同志打入日伪据点和警备队，开展地下工作。五区分委书记张仲荃、阳北敌工站刘申四共同研究，并请示阳北县委书记徐毅同意，让白改敏年仅12岁的小儿子郭进宝，到日军盘踞的刘村据点当苦力,伺机打探情况。他们先和白改敏进行商量。白改敏虽然也为儿子太小而担心，但她想，组织上既然这样决定，一定有组织上的理由，于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样，她就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全都交给了革命。郭进宝到了刘村据点后，由于年龄小，不被人注意，加上十分机灵，就比较顺利地搜集情到不少重要情报，为阳北抗日斗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42年春，阳城县北部山区得到解放。四月成立了阳北抗日办事处，马寨村成为阳北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经常有从太岳区南下的同志和阳北县的负责同志过往马寨。白改敏都一如既往地进行接待。这些党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工作与生活十分艰苦。穿的是补丁衣服，打掌的鞋，有的背着粪篓拾粪，和老百姓一样下地干活。白改敏从中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对同志们的招待更加无微不至。为了能给过路的同志吃得好一些，她自己和孩子经常吃糠咽菜，而把省下来的小米拿出来给同志们吃。直到1945年阳城解放，她还不知疲倦地接待了许多南来北往的革命同志。她的慈祥、善良、亲切，温柔，她待人接物的热情、周到、细致，她把所有到过她家的革命工作者都当成自己亲人看待的博大情怀，受到过往同志的高度赞扬，都说她就是自己慈祥的妈妈。一致称她为“革命母亲”。原阳北县武委会主任柳增发同志在其《开辟阳北、围困阳城记事》的回忆文章中，还专门写下这样一段话：“在此引起我特别怀念的马寨村郭进金（二区区委书记）郭进宝之母。老人是一位慈祥、淳朴、革命的母亲。从1938年起，老人就支持孩子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党。十二月政变后，以开染坊作掩护，把自己的家作为党的联络站，凡在阳城工作的负责同志，以及从太岳区南下和四分区过往的同志，很多人都经老人接待过，管吃、管住、管送。当时老人已年近花甲，但身子硬板，非常慈祥，对同志们和蔼可亲，言谈起来十分乐观，在老人眼里好像不知什么叫困难。当我们开辟西沟工作的期间，晚上一般在马寨村集中出发，而郭进宝同志又是马寨村民兵联防的负责同志，所以晚饭多是进宝妈给准备的。每次出发，老人都再三嘱咐到前河（指敌占区）要小心。那时开辟游击区的工作，多是在夜间活动，晚上七点以后进去，黎明即迅速撤出。有时过度疲劳时，撤到豁山岩，就可以在大石缝中找个地方睡上一觉。有时天明赶回马寨就和进宝在老太太屋里睡觉。待我们睡醒了，老太太把饭也做成了。”这段回忆中流露的感动和感情，是许多同志的共同感受。

新中国成立后，白改敏的两个儿子先后到了省城太原工作。论道理，她应该跟着孩子们享受一下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和轻松生活了,可她说自己还能劳动，一个人在乡下种地也很好，就是不愿意进城享清福。不幸的是，1953年10月，她的大儿子郭进金猝然病故，年仅36岁。老人这年58岁。老年丧子对她打击很大。但她强忍悲痛，鼓励二儿子郭进宝好好为党工作，把哥哥没走完的路走到底。她还给省政府主席裴丽生同志写信，感谢党和政府对她的关怀和慰问。后来，她失去了劳动能力，才和二儿子生活在一起。

1968年10月30日，辛劳一生的革命母亲白改敏，走完了她坎坷曲折而又充满传奇的一生，终年73岁。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