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日本人占领阳城  东西府为虎作伥

反革命的“十二月事变”为日寇进攻铺平了道路。1940年4月，日军一O八师团赤田部由翼城取道刘村，占领阳城，从此盘踞下来。对共产党牺盟会凶狠无比的阎系李英樵县政府对日寇恐惧万分，一枪未放就拱手让出县城，仓慌逃至南山，不久就宣告解体。

日寇占领阳城后，对交通严密封锁。在晋（城）翼（城）公路两侧筑碉堡，设据点，驻重兵把守，把阳城分割为南北两个地区，八里湾成为日伪的交通要道。作为阳北地下党秘密交通站的留人起伙店被迫关闭，徐毅随之隐蔽到义父琚景玉先生家中。

日军强制推行“囚笼政策”，大肆抓差派夫，强迫群众为他们修桥、修路、修工事。不长时间，用中国同胞的血泪和尸体堆起来的据点碉堡遍地林立，仅芦苇河一线，日军就建有刘村、贝坡、王家庄、北留岭、牛头山、仙翁山、天台山、吕家河、大脉圪堆等十多个碉堡据点，并把它作为进攻抗日军民的基地，屠戮中国同胞的杀人场。在大宁下黄崖的窑北圪堆，日本人也修起一座炮楼，用以控制和奴役周边群众。

为了巩固占领区的统治，日军网罗汉奸，在县城建立了行使政府职能的权力机构日伪维持会，并强迫各村建立维持会，在维持村设村长，村副、情报员，充当他们统治奴役人民的爪牙和工具，并借维持会之手，疯狂地搜刮和掠夺粮草、布匹、木料、车马等各种战略物资。

李英樵政府解体后，阳城又出现阎系和蒋系两个县政权。阎系县政府于40年8月在独泉村成立，县长张从龙，时称“张府”，因驻地偏东，又被人称为“东府”。张府有三个保安大队，一个特务队，在各村设有村长。蒋系县政府于1941年1月在黑龙村成立，由国民党九十八军政工人员马博民任县长，时称“马府”，因驻地偏西，亦称“西府”，拥有四五百人的武装，下辖六个区政府。东、西府经常向群众摊派粮款、抓差要人，甚至持枪抢劫、搜刮民财，与日本人如出一辙。

日、蒋、阎三个政权并存，三方势力交错，将人民推向水深火热之中。这时的大宁村，已是三面受敌：西面是日军的刘村据点和蒋系马府设在宜固村的民团，东面是阎系张府扎在刘家腰村的驻军，北面是窑北圪堆的日军炮楼。为保护群众利益，日本人一进芦苇河，以张仲荃为首的村中骨干就力主组织群众跑反，老百姓称之为躲兵。日本人进村后，常常是人去屋空。后来，五区大部分村庄迫于压力，相继实行对敌维持。但是，大宁村却始终没有半点维持的意思。为压迫大宁村屈服，日军在五区汉奸区长刘小榜带领下，频频进村烧杀抢劫。抓住来不及撤退，或卧病在床难以撤退的村民，有的当活靶打死，有的被大卸八块，有的用指挥刀劈成两半，有的被放进开水里活活煮死。女人则是先奸后杀，有的奸后被割掉乳房，有的阴道里插进木棒，死状极惨。半年多时间，就有李掌管、何小呆、刘法才、郭竹娥、王梅、栗蔓尖、白长松等多名男女群众惨遭杀害。临走时，日军还要点火烧房，藉以泄愤。并顺手牵羊，赶走一百多头牲口。跑反回来的村民一进村，看到自己的亲人倒在血泊之中，看到遮风挡雨的房屋被夷为平地，禁不住哭声震天。许多人禁不住对跑反产生怨愤，说别村都在维持，日本人也没咋着他们，我们不维持，反而人被杀，房被烧，还不如维持的好。同时，时间长了，跑反也产生好多现实问题。群众每天餐风露宿、担惊受怕，有的生了病无法医治，有的孕妇把孩子生在路上，有的吃不上、喝不上，冻饿至死。不少人也因此生出厌倦情绪。当再动员他们撤离时，有的打死也不肯走，说与其每天担惊受怕，不如干脆让日本人杀了算了。

随着各村先后对敌维持，对大宁村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日伪逞凶，敌强我弱，群众情绪波动，怎么办？全村人眼巴巴的望着张仲荃、郭维邦等一干支委。虽然张仲荃等人从未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但他们是什么人，群众心里明白的很。这几年来，和村里的地富劣绅斗，和蒋阎顽固势力斗，一直是这些人在暗中策划领导。在大家心目中，他们就是全村的主心骨，是引导众人度尽劫难、跳出苦海的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活菩萨。而张仲荃等人则眼巴巴的望着徐毅。短短几个月的接触相处，徐毅以他出色的工作能力和个人魅力，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信任。他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把大家吸引在自己周围。过去，村里有什么事，他们习惯于找四弟健民请教商量，现在四弟远走高飞，他们又渐渐习惯了找徐毅请教商量。张仲荃觉得徐毅同四弟一样，都是意志坚定，眼光远大，足智多谋的不平凡之人。

此时的徐毅，已成为中共阳北县委的负责人。自从县委书记刘峰被捕后，晋豫区党委决定由赵子清任县委书记。但没多久，阳城被日军占领，并被分割为南北两个地区。鉴于这个严峻的现实，实施统一领导已不可能，于是，晋豫区委又决定撤销阳城县委，在阳南阳北分别建立两个秘密县委。原阳城县委书记赵子清担任阳南秘密县委书记，原阳城县委委员徐毅担任阳北秘密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徐毅担任阳北县委领导后，驻扎大宁村中，领导开展整个阳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并对大宁村的工作直接进行指导。大宁村事实上已成为阳北地区的中枢之地。

徐毅也和大家一样，每天东奔西走，躲避日本人的魔爪。所不同的是，作为地下党领导人，他还时刻关注着敌我双方的态势。对于村中群众遭受的损失，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一天晚上，他让义弟琚懋秘密通知张仲荃等人，在白岩山下一个叫逍遥庄的地方召开支委会商量对策。

会议一开始，支委们之间就发生了激烈争论。

争论是从组织群众跑反开始的。

一贯慢声细语的刘嘉珍说：“现在群众有厌倦情绪，这也怨不得他们。因为谁也不知道日本人要在这里占领多长时间。一直让群众跑反，也不是长久之计，我看咱们应该另想办法。”

王学信、琚景云、梁万章等人连声附和：“就是，就是。”

郭维邦似乎不同意刘嘉珍的意见，更不满意几个人的随声附和。他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唯一的办法就是接受日本人的强迫，对他们进行维持，可我们能那样做么？日本人是全中国人民的死敌，是穷凶极恶的强盗、野兽，如果对他们维持，就等于向敌人投降，乖乖的当亡国奴，这无论如何做不到。”

“老郭，你这个帽子有些大了”，支部书记张仲荃委婉的反驳：“如果维持就是投降，那跑反也不是上上之策。当初我们采取跑反的办法，也只是一种权宜严之计。现在情况变了，咱们就要顺势而变，不能固守原来的做法。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成了消极躲避，而且容易遭到鬼子的疯狂报复。何况，鬼子已杀了我们那么多兄弟姐妹，烧了那么多的群众住房，许多人哭爹叫娘，许多人无家可归，我们能心安理得的说，跑反就是最好的办法吗？”

郭维邦问：“那你说该怎么办？”

张仲荃说：“根据周边村镇实行维持的情况，日本鬼子目前只是要中国人服从他们。凡维持的地方，除财产物资方面被鬼子勒索较多、群众受损较大外，人们的生命暂时可以得到保障。所以，我提议咱村也应考虑一下实行维持，以应付目前局面，缓和群众情绪。”

郭维邦有些愠怒的说：“老张，我们搞监政救国会的时候，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可都是把脑袋掖在裤腰里，没有这样胆小过，你是不是被敌人吓破了胆？”

张仲荃寸步不让：“我这是为全体村民考虑，至于我个人，早把自己的生死放在脑后，党让干什么都行。我想我们在座的同志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群众，少数先进分子能做到的，并不一定所有的群众都能做到。尤其是现在鬼子已在窑北圪堆修起炮楼，更使群众走投无路，左右为难，他们眼巴巴的指望着咱们这些人给他们拿主意、想办法，我们就要考虑群众的要求，寻找最好的办法保护群众利益，不能一条道走到黑。”

两人争论之际，久坐在旁默默无语的何象立突然插进来：“维持这条路咱不想走，一直跑反群众也拖不起，这确实是个两难。既然这两条大家觉得不行，我倒有个主意。”

郭维邦问：“老何，你有什么主意？快说出来听听。”

何象立说：“我认为应该组织群众和鬼子对着干，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

郭维邦叹口气道：“这一条我倒是也想过。可是，咱们村的大批骨干都已经随大部队撤走了，连武器都带走了，剩下的都是手无寸铁，拉家带口之人，不等人到跟前就被鬼子撂倒了，这不是伤亡更大吗？不行不行，大家再想想，还有什么好办法。”

从大家的争论中，徐毅看到，不仅在群众中情绪浮动，连支委内部也存在意见分岐。作为地下党领导人，他觉得自己责任非常重大，应该引导大家在敌人疯狂进攻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克服消极躲避和盲目蛮干两种倾向。他理了理自己的思路，字斟句酌的说出自己的看法：

“同志们，十二月事变以后，晋豫区党委和驻扎晋豫的八路军、决死队为顾全大局，已奉命北撤。蒋介石、阎锡山不思抗日救国，反而大肆反共限共，助长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致使日军在我同室操戈、自相残杀之际乘虚而入，我中华大好河山大片沦于敌手，广大中国同胞惨遭日军铁蹄践踏蹂躏，每一个华夏子孙都对此痛心疾首。现在，整个阳城地区已成为敌占区，我们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凶恶敌人。他们大肆推行‘囚笼政策’和‘治安强化运动’，把全县分割成为无数个便于他们控制的碎片，仅在芦苇河一线，据点碉堡就多达二十余个。他们妄图以此来压缩抗日军民的生存空间，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最后达到亡我中华之目的。此外，蒋、阎两系的残余势力也同日本鬼子同流合污，他们的枪口不是对准日本人，而是对准无辜善良的黎民百姓。由此我们可知，在日伪顽夹击之下，抗日斗争已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徐毅对局势的精辟分析使支委们有耳目一新之感，他们屏声静息，静静地听着徐毅条理分明的向下讲述。

“当前局面如此黑暗和困难，我们应该怎么办？大家对此争论不休。有的主张跑反，有的主张维持，有的主张硬干。我看大家的这些意见既有合理的地方，又有很大的缺陷。维持，就要像别的维持村一样，乖乖地向鬼子交粮纳款，派夫支差，我想大家是不会甘心这样做的。跑反，短期内可以，时间长了，群众确实受不了。硬干，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也不行，日军全副武装，群众赤手空拳，只会招致更多人无辜牺牲。”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究竟怎么办才好？支委们有些迷茫不解。

看到大家疑问的神色，徐毅胸有成竹地说：“保存革命力量，减少群众损失的最佳办法，还是要通过对形势的深刻洞察去寻找。我们现在遇到极大的困难，这是事实，但这只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毛主席曾经说过，抗日战争要经过防御、相持、大反攻三个战略阶段。自中条山战役以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已经结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已挺进华北敌后，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日军企图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野心宣告破产，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个阶段是比意志、比决心、比耐力的关键时候，如果我们策略得当，巧于和敌人周旋，就能熬过这个最黑暗的时刻，迎来胜利的曙光。从这个大背景来考虑问题，我赞成仲荃同志所说的意见，对敌人实行必要的维持。”

郭维邦急了，站起来说：“老徐，你……。”

老徐摆手让他坐下：“同志哥，不要激动，听我说完。我所说的维持，和仲荃同志说的维持又有不同。仲荃同志的维持意见是基于群众情绪提出来的，比较笼统和简单。我所提出的维持，是一种斗争策略的运用。既然日本人用烧杀抢掠的野蛮手段想迫使我们接受他们的维持要求，为保护群众利益，我们可以答应他们。但这里边的文章可很有做头。第一、要把不维持变成假维持，以假维持抵制真维持；第二、要保证维持会的权力掌握在自己人手中。”

徐毅的话使所有的人眼前一亮：“变不维持为假维持，以假维持抵制真维持。”说的太好了。大家不禁叫出声来，郭维邦也信服的点头赞成。

徐毅继续说道：“从表面上看，我们接受了日本人的要求，实际上，是给了日本人一个假象和错觉。选派自己人控制日、蒋、阎三方政权，对各派政权的抽丁支差，征粮派款采取能拖则拖，能少则少的办法，就可以有效减轻群众负担，给群众一个喘息之机。同时，我们还要通过维持麻痹敌人，让他们觉得我们已经屈服，我们则在暗地里积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还是要带领群众断绝维持，以武装斗争方式反抗日本侵略者。”

徐毅这一番长篇大论，彻底征服了支委们，大家一致赞同改变跑反，对敌人实行暂时的维持。

但当涉及到由谁来主持维持时，支委们的意见又出现了分歧。刘嘉珍、刘申四、王学信、梁万章、何象立等人说，既然徐毅书记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可以采取必要的策略，以假维持应付敌人，并要求把维持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人手中，那么，郭维邦作为村长，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出任维持会长。没想到，此言一出，却遭到了郭维邦的坚决拒绝。

郭维邦说：“为了乡亲们不再受日夜颠簸、频繁往返折腾之苦，对日本鬼子实行必要维持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大家推举我来担任维持会长，我觉得不妥，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如果我去做这种事，不了解真相的人，会指着我的脊梁骨骂我是汉奸。我们入党的时候，发誓要为老百姓做事，可现在却要为鬼子做事，这不是违背了当初的誓言吗？

徐毅问：“那你们说，谁适合来做这种事情？”

郭维邦说：“我们可以挑选村中一贯正直、人缘较好、群众信任的人出面主持。党员和支委们还像过去与蒋、阎顽固派和土豪劣绅斗争那样，暗中进行策划组织。出头露面的人只是按照我们的要求行事，什么事情该怎么办，最终还是党支部说了算。谁要敢不听话，对敌人不是假维持，而是真心资敌助敌，我们随时可以撤换和制裁。”

对于共产党员能不能担任伪职一事，由于已和上级党组织断绝联系，徐毅心里很没有底。他似乎觉得支委们还没有跳出原来的框框，思维方式和斗争策略没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可是，在事关原则和党员政治生命的重大问题上，他也不敢贸然决定。他反复思考半天，最后以很不确定的口吻说：“在四围白色恐怖之下，暂时对敌人实行维持，是一种必要的、合法的斗争方式。由于得不到上级指示，我对共产党员能否担任伪职一事很吃不准。我内心认为，为了斗争的需要，共产党员应该出面。虽然这样做会遭到群众和家人的误解，但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除了不怕死，还要不怕受到暂时的委屈和误解。可既然大家都认为党员出面不合适，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不光是在如何维持的问题上，在好多问题上，现在都是界限不清，政策不明。我们急需得到上级的指示。因此，眼下咱们应该分头行动。村里的维持事项，由仲荃、维邦你们负责落实，我则想办法和上级取得联系。以尽快明确我们的行动方略。”

当支委们准备散去时，徐毅说：“申四你留一下，我们商量个事情。”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