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闹土改张驰有致  封建制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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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6-06-03 22:15作者:吴军雄来源:晋城党史网

民兵们一批接一批的轮番出征,后方的人们也忙得马不停蹄,四脚朝天。抗战胜利了,要办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上级的命令一个接着一个,不是动员青年踊跃参军参战,就是组织民工支援前线。不是组织互助组、变工队,为军烈属和参战民兵、支前民工代耕代种,就是组织妇女们为子弟兵纳鞋垫、做军鞋。不是开展反奸清算,就是进行党、团、青、妇的整顿重建。而在所有的事情中,最大、最突出、最紧迫的,要数土地改革这件事了。

大宁村从三八年建党以后,就注意从土地问题入手,解决农民的温饱和生存问题。当年十月,首任支部书记、民选村长郭维邦,农会主席张仲荃,就组织贫苦农民对地富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迫使村中地富按照抗日政府“二五减租,分半减息”政策,退出了向贫苦农民多收的租息和债息。之后,群众又在支部发动下,不分昼夜到各边村向土地所有者、高利贷者进行说理清算。那夜晚的灯笼火把像长龙一样在一条条山路盘旋蜿蜒,点燃了受苦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十二月事变”后,反动势力复辟,减租减息被迫停止。太岳支队入阳后,大宁村反掉维持,成为抗日根据地,“双减”斗争得以重新开展。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以抗日村公所名义发布公告,限令封建社团一律减租减息,彻底废除了封建社团的一切债权,并按照党的政策,限令地富退租退息,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使无地少地的贫雇农生存状态得以改善。

但是,减租减息相对于土地改革来说,两者并不完全一样,甚至有着根本区别。减租减息仅仅使地富对农民的剥削程度有所减轻,而没有触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则是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即由减租减息变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给农民,彻底废除封建制、半封建制的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

面对这一项前无古人的深刻变革,究竟怎么搞,谁心里也没底。在村人中,对土改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立场。拥有土地较多的人认为,自己的地是上天恩赐的,是祖宗传下的,凭什么要分给穷鬼?也有的说:“抗日时,共产党让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我们都照着办了。现在把日本人打跑了,就要把我们的地分走,这不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吗?”在农民中,有一部分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受苦的命,就是给人扛活的,把东家的地拿过来变成自己的,连想都不敢想。更多人的则认为,既然共产党提出要剥夺所有者,那就应该把所有的地主老财扫地出门,让他们也尝尝无地少地的滋味。

就在这时,一股“雇贫路线”的邪风凶猛刮起。一些地方片面强调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撇开区村党组织,踢开村政权和农会,提出“雇贫坐天下,说啥就是啥,说错也不怕”的口号。还有的地方走得更远,鼓吹什么“雇贫掌刀把,杀错也不怕”。没多久,“雇贫运动”的邪风迅速刮遍各地,许多村子都成立了“贫农团”、“贫雇团”,许多地主被封门,被抄家、被吊打,甚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打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许多中等农民的田地财产也遭到侵犯。

此时,在大宁村主政的,是刘补魁和王兴邦。刘补魁是何象立外调后接任支部书记的,王兴邦则是在郭维民支援开辟新区后接任村长。二人主政的时间都不长,搞这么大的运动,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尤其是面对来势凶猛的雇贫运动,究竟怎么在村里开展土改,心里很吃不准按照不成文的老规矩,每遇大的运动,在外工作的老革命们,尤其是张健民,总要或亲自或派人将上级指示和信息及时传回,以指导村里的工作。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这次运动这么大的声势,却迟迟不见老革命们的动静。

刘补魁他们并不知道,党的领导层内部,在土改问题上,此时也出现了重大分歧。

张健民率阳城支前大军归来后,即参加了在县城玉皇庙召开的以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会议。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大会。参加会议的是全区各地、县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共五百余人。会议主题是: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对敌斗争,挖透一切阶级敌人,重点是地主。会议要求将此作为四七、四八年冬春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会议开得非常严肃。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对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很不理解,又不敢公开表示异议,所以,会议气氛异常紧张。

会前,县委书记李敏唐向张健民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告诉他,阳城是太岳区的首府,也是推行晋绥经验的示范县,作为一个县级领导,不管心里怎么想,一定要保持头脑冷静,在行动上跟上形势的步伐。张健民虽因支援豫西战役长时间不在家,但对于阳城推行晋绥经验、实行极左的雇贫路线的情况却有所耳闻。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很想不通。因此,他没有听从县委书记的忠告,而是按照自己的看法讲心里话。在分组会上,他坦诚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说:“会议要求每个村揪出一户地主,予以清算斗争,直至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我认为这种做法太残忍,不符合党的土改路线和政策,也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

张健民的话很快传进有关领导的耳朵里。因此,当进入大会发言阶段后,一些领导认为阳城干部认识低,思想右,不让阳城先讲,而是让其他的地、县首先发言。这些地、县的同志在发言中,纷纷表示要紧跟形势,坚决拿下一个村杀一个地主的任务。大会发言持续了两天,会议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张健民也越听越不安。他几次举手,强烈要求发言。

第三天上午,在张健民一再请求下,会议允许阳城代表发言,但要求不许超过规定时间。于是,张健民从大会点名让他发言开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边向主席台走,边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他说:“我的发言很可能要犯上。我认为,大会的报告不符合阳城的具体情况,所以很难执行,任务更无法完成。上级的要求也许在晋南合适,但在阳城不合适。晋南是平原地区,拥有三百至五百亩土地的地主可能很多,而在阳城,拥有一百亩土地的地主虽然有,但很少,大部分的地主没有超过五十亩,少的仅有十数亩,所以,我们阳城最大的地主没有人家晋南最小的地主大,这是第一。第二,我们阳城有些地主虽然拥有一定的土地数量,但家中的男人死了,留下孤儿寡母要雇人种地。按地亩划分,我们把这些人的成分划为地主,但他们没有罪恶,难道这些人也该杀?还有,地主死了,他的孩子杀不杀?地主的女儿嫁给了贫农,贫农的女儿嫁给了地主,还有生下的孩子,这些人杀不杀?大人死了,小孩又该怎么办?如果要杀,那杀的就是一大批,而不是一两个。尤其是孩子,他们没有剥削过人,难道也该杀?中央政策是改造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是把他们杀光。第三,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利于我们党的统战政策。有些地主不仅剥削过人,而且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血债累累,确实该杀,但家里的老婆孩子是无辜的,让我去杀,我下不了手。如果把地主家里的人全都杀掉,和他们有各种亲戚关系的人会怎么想?他们对我们共产党又怎么看?”

张健民越说越激动,根本停不下来。主持会议的领导几次打招呼,让他停止发言,但他不仅不听,反而提高了声调:“同志们,我叫张健民,可能有的认识我,也有的不认识。我是阳城县委副书记,我说的对与不对,先让我把话说完,如果我因此犯了错误,我听从组织处理。”

说到此时,台上台下便乱了起来。有的跳起来反对张健民的发言,指责他犯上作乱,干扰大会。张健民没有理会这些,继续慷慨陈词:“真正的地主恶霸,他们恶贯满盈,你把赶出去,饿死冻死都可以。但地主家的小孩,你把他赶出去冻死,于心何忍?让我去把地主家的小孩踩死,我的腿可以说软的不得了,下不了这个狠心。我再说一遍,这个任务阳城执行不了,也无法完成。”

当天下午,李敏唐把张健民召回县委,语重心长地说:“健民同志,你的观点没有错,这也是咱们县委共同讨论过的,但你在会上发言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火气太大,也不要说完不成这个任务,保持沉默就行了。”

张健民说:“李书记,我这是实事求是呀,难道不对吗?连一句实话都不敢讲,这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李敏唐是个温和的人,他劝说道:“也许你是对的,但时下的风向你不是看不到。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忍耐,保持沉默。”

张健民勉强点了点头,李敏唐才放心而去。

李敏唐走后,张健民久久难以入睡。他想了好多好多。辗转反侧之际,他忽然想到,村里的工作是怎么进行的?在这么大的风头面前,刘补魁他们能顶住吗?他越想越不放心,于是披衣而起,点亮油灯,铺纸握笔,奋笔疾书,顷刻之间,一封书信就形成了。他把信折叠起来,装入一个信封,然后朝外喊了一声:“杨佳,你来一下。”被叫做杨佳的人是一个青年小伙,是张健民的通讯员。听到喊声,杨佳揉着眼跑进屋里问道:“张书记,深更半夜的,有事吗?”张健民说:“你现在立即骑马,把这封信送给大宁村的刘补魁,回来后,我放你半天假,让你睡个够。”杨佳高兴地答道:“是。”转身出门而去,窗外很快响起一串清脆的马蹄声。

这天,在村公所开完议事会,王兴邦正要随众人散去,刘补魁说:“兴邦,你留一下。”

“怎么了补魁,还有事么?”王兴邦问。

刘补魁说:“咱们议一下土改的事。这几天,有几个人一直叫嚷着要成立贫雇团,要对村里的事说了算,我觉得这事有些不对头。咱们俩作为村里的主事人,应该有个一致的意见。”

王兴邦说:“你当了一年多的支部书记,懂得的比我多,我刚上任没几天,凡事都听你的。”

刘补魁说:“话不能这么讲,咱们一个书记,一个村长,遇事要商量着来。尤其是土改这么大的事,谁也没有搞过,更需要咱们同心合力,才能把村里的局面稳住。”

王兴邦说:“全县各村雇贫运动闹得很邪乎。咱村有几个人也跟着风头拼命起哄,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怕不好办。”

刘补魁说:“这股风听说是从上头刮下来的,叫什么晋绥经验。咱要不支持成立贫农团,怕犯错误。要支持吧,肯定会把村里搞乱。”

“那你说怎么办?”

刘补魁说:“前几天,咱村的老革命,现在担任县委副书记的张健民同志,从县里给我捎过信来,提醒我说,党的土改政策是伟大而英明的,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等于中国革命的所有文章都没有做好,必须按照中央的五四指示和土地法大纲,把我们村的土改开展起来,他还说,要把土改搞好,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必须保证运动在党支部和村政权的领导下进行,不能让个别头脑发昏的人任意胡来。”

王兴邦说:“这么复杂的事,太头疼,真不如拿起枪到前线打仗痛快。”

刘补魁说:“张健民就是怕我们这些新手把不好舵,才特意捎话的。他正在玉皇庙参加县委土改工作会议,听说会上的斗争很激烈,对土改如何进行分歧很大。他一再强调,土改政策性很强,对地主阶级,除了要剥夺他们的土地财产外,还要给他们出路,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乱抓乱打乱杀,封门抄家净产,并不符合党的政策,只能算一种单纯的阶级复仇。我仔细琢磨,张书记的话,实际上是给咱划了一条杠杠,土改既要搞,又不能搞偏,更不能搞乱。”

“张仲荃也给我捎过同样的话。他是咱村的老书记,现在又是县农会常委,正好管着土改的事。他在时,咱村哪件事都没拉过后。要是这次搞砸了,他非把我骂死不可。”王兴邦补充道。

“这都是为了咱村好,所以咱们就不敢含糊。这段时间,我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好,做梦都在琢磨这码事。”

“那你琢磨出个道道没有?”

刘补魁:“我寻思着,要不辜负老革命的期望,又能交得了上级的帐,恐怕还得做些技术性处理。”

王兴邦:“技术性处理?什么意思?”

刘补魁笑笑:“你看这样行吗?一方面,咱在村里多多的张贴些标语传单,让村剧团多上街演节目,搞宣传,再连着开几次批斗会,必要时把那些大户人家集中管理,让他们写悔过书,交代问题,把声势造得大大的,红红火火的。另一方面,咱俩挨着个过过各家的情况,把大户人家的情况摸清楚,哪家的田地房产有多少,该退多少,都要心中有数。摸清了以后,咱再研究怎么办。”

王兴邦:“那贫农团的事怎么办?不让他们成立,肯定说不过去。”

刘补魁:“先别管他。那几个起哄的人实际上是些街头混混,游手好闲之徒,真正的贫雇农没有几个。他们要提出来再说。”

根据刘补魁和王兴邦商定的办法,大宁村的土改运动既热火朝天,又在党支部和村政权的掌握下稳步开展。村里到处贴满了“坚决贯彻土地法大纲”,“斗地主、分田地”,“打倒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所有制”等红红绿绿的标语。村剧团每天在街头上演自编自演的小剧,揭露地主罪恶,号召农民们起来和地富开展斗争。主附边村的大小富户一个接一个的被押到群众大会上接受批斗,批斗后集中关押在大庙里,由武装民兵看押。国民党时期的村长何象福,瞪眼富农王春生,破落地主孙法恩,日伪时期的合作社盐店会计王虎成,以及边村富户白德本等人,还在民兵监视下,每天到十五里外的蒿峪煤窑,为村公所和贫雇农担煤送炭。

没过多久,那几个闹腾着要“坐天下”的所谓“贫雇农”,很快回过味来。他们看到,刘补魁、王兴邦在村里搞过这一套,和晋绥经验根本不是一回事。那些大大小小的有地有产者,没有一个人被扫地出门,更没有一个人被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感到自己被刘补魁、王兴邦的障眼法欺骗了。于是,在这些人的串连和鼓动下,一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结伙来到村公所大庙,要求面见村里的主事人讨个说法。

“刘补魁、王兴邦,你们出来,答复贫雇农的问题。”

刘补魁、王兴邦闻声从权作村公所会议室的偏殿走出来。刘补魁故作诧异地问:“老少爷们,你们有什么事么?”

领头一人高声喊道:“我们来问你,别的村都在翻天覆地的搞土改,大宁村为什么按兵不动?”

刘补魁说:“谁说我们按兵不动?这一段时间,村里贴了那么多标语,演了那么多的小剧,开了那么多的批斗会,这还不够么?”

领头之人说:“你们搞的那一套,都是假斗争,真包庇。”

刘补魁说:“老叔,你这个帽子有些扣大了吧。我家祖祖辈辈,受地主老财欺压,我怎么可能包庇他们呢?”

领头之人说:“那我问你,别的村都成立了贫雇团,咱村为什么不成立?”

刘补魁说:“土改运动应该由党支部、村政权来领导,要成立贫雇团,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领头之人说:“你这是对抗晋绥经验,我们今天坚决要求成立大宁村雇贫团,不答应我们就不走。不答应我们就到上面告你们的状。”

刘补魁说:“你们非要成立贫雇团也可以,你们报个名单,我和兴邦议一下,都是一个村的人,咱商量着来,还不好办吗?”

领头之人又说:“既然你们答应成立贫雇团,那我告诉你,村里的土改必须由贫雇团说了算,你们这些人必须靠边站,不得再插手。”

刘补魁毫不退让:“即使成立了贫雇团,也必须在党支部和村政权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大宁村从有党以来,还没听说哪一件事不要党的领导。”

领头之人问:“那你说,咱村的土改怎么进行?”

刘补魁说:“我们这几天每天都在开会,就是议这个事。我们认为,土改必须按照土地法大纲,把地主的大部分土地和房产没收分配给贫苦农民。但也要给他们留下少量的田地房产,让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领头之人转身向众人喊道:“老少爷们,你们听清楚了吧?你们看到了吧?刘补魁、王兴邦这些人,哪里是在为我们贫雇农着想,他们当了官,屁股就坐到了财主们一边。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为大伙办事吗?”

“不能,不能!刘补魁、王兴邦,滚出村公所”。“搬掉红石头,贫雇要当家。”下面响起一片喊声。

“那你说,咱村的土改应该怎么搞?”王兴邦问道。

领头之人说:“凡是有田十亩以上,房三间以上者,统统应视为剥削者、吸血鬼,统统应扫地出门。态度不好的,应该交给群众惩罚,打死了,是他罪有应得。”

刘补魁说:“乡亲们,老少爷们,我觉得,大宁村和别的村不一样,不能这样来。怎么不一样呢?我请大家注意这样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大宁村的有田有产者,虽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曾经有过欺压贫苦村民的罪恶行为。但是,自从咱们这里成了抗日根据地后,这些人并没有出现对抗,而且他们也老老实实的执行了抗日政府法令,实行了退租退息,还按照区村的要求,捐献了钱粮。土改开始后,还有人主动提出献田献产。即使是敌人,只要放下枪,举手投降,我们就应该优待俘虏。何况这些人已经在抗日统一战线内,履行了他们的义务,大多数人的认罪态度也比较好,我们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将他们赶尽杀绝呢?”

“第二,我们村的有田有产者,有些在过去曾经以各种方式和手段,欺负良善,敛集财富,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但是,他们中不少人的后代,现在却成为我党我军的重要骨干。我举几个例子:琚清,人送外号小阎王,为人十分凶狠霸道。但是,他的儿子琚景云,却是我党的抗日村长,七•二八事件中,为保护村民,被日寇抓到风圪堆据点,饱受酷刑,宁死不屈,在越狱时壮烈牺牲。至今只留下一个幼女。

“王春生,有名的瞪眼富农,穷人借了他的债还不起,哪怕家中只有一条破被也要背走。但他的儿子王永泉,却是抗战时到沁水端氏上了抗大,出来后参加了八路军。我记得当时全村老少是用八音会把他送走的。在场的人,怕有许多都参加过欢送王永泉吧?

“王保,人送外号笑里刀。经常用大斗进,小斗出,剥削穷人。但是,王保的儿子王书润、王林书则是我党干部。特别是王书润劝其干弟张书铭弃暗投明,村人谁不知道?土改开始后,他就回来向村里表示,要让父亲把土地全部退出来。

“琚景玉,虽然家中田地房产都不少,但与其他有田有产者相比,他为人温和,生性恬淡,宽以待人,没有民愤。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十二月事变以后,面对白色恐怖,老先生挺身而出,不怕风险,掩护了地下党领导人徐毅同志,对革命是有功的。他的三个儿子,除小儿子琚补瑞外,琚懋、琚天贵均为我党干部。”

说到这里,刘补魁问道:“面对这样的情况,请乡亲们想一想,我们能够不顾一切,不加区别,将所有的有田有产者一律扫地出门,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吗?那他们的子女后代,还会和共产党一条心吗?还会心甘情愿再为老百姓做事么?”

听了刘补魁细致入微的剖析,许多人感到无话可说,场上出现沉默。

领头的人不甘心,说:“刘补魁,即使你讲的这些都是事实,但儿子的功劳不能赎掉老子的罪孽,他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儿子成了革命干部,或者为革命做过一点事情,现在就可以不再退地退产吧?”

刘补魁道:“我什么时候说过,他们的后代有功劳,就不对他们进行清算了?我的意思是,对这些人既要清算,又要慎重。要坚决按土改政策办事,该退多少,就让他们退多少,但不能完全剥夺。要给他们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和出路。对于一些不理解党的土改政策,有抵触情绪的人,群众可以和他们进行说理斗争,但不能对他们进行人身伤害。”

领头之人不甘心就此罢休,想了想又道:“也还有一些人,像王璧、郭尚志、刘润等,他们对革命总没有什么功劳吧?如果这些人的田产都不能动,土改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刘补魁说:“对这些人的情况,我们同样要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在研究退地退产时,党支部和村委会一定会充分考虑这些人的具体情况,并在广泛征求村民的意见后,做出公正决定。如果我们做的不好,偏向了地富,没有满足村民要求,大家可以再来问我的罪,并建议上级撤我的职,罢我的官。我和王兴邦作为书记村长,一定亲自到每家每户,向乡亲们登门谢罪。”

看到刘补魁头脑这样清晰,态度也非常诚恳,前来兴师问罪的许多人觉得受了蒙蔽。党支部和村政权不象是个别人说的那样,是包庇财主的“红石头”,而是确实在公平理事,于是都一哄而散。领头之人也不敢再提成立贫雇团之事,默然无语出门而去。

转眼,到了一九四七年底。这时,王兴邦已外调,村长一职改为何像乾担任,土改也已进入到尾声。大年前,村里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村长何像乾当众宣布土改结论:

王璧,全家三口人,有地四十七亩六分,房十六间,窑洞六孔,牛四头,厕所四个。根据其人口和经济情况,经村土改委员会研究,并报县里批准,定为经营地主成分,给其留地五亩二分,房两间。窑洞两孔,厕所一个。

郭尚志,全家九口人,有地四十七亩四分,房十六间,窑洞六孔,厕所两个,牛两头,驴一头。根据其人口和经济状况,经村土改委员会研究,并报县里批准,定为富农成分。给其留地十八亩八分,房五间,窑洞三孔,厕所一个,其余全部没收,重新分配。

王春生,全家五口人,有地二十二亩,房九间,窑洞三孔,牛两头,厕所三个。根据其人口和经济状况,经村土改委员会研究,并报县里批准,定为富农成分,给其留地八亩九分,留牛、驴各一头。房子、窑洞和厕所不动,其余全部收回分配。

琚清,全家五口人,有地二十二亩,一座小院,厕所三个,牛、驴各一头。经村土改委员会研究,并报县里批准,定为富农成分。鉴于琚清在土改前已死,琚景云牺牲前,已将十八亩地留给堂兄琚有仓,自己只留三亩。所以,村土改委员会决定,琚景云的三亩地不再收回,留给其女耕种。有仓的十八亩地给其留五亩,收回十五亩另行分配。一座小院,分给刘申四楼上三间,楼下两间留给琚景云的闺女琚书赛居住。

刘润,全家五口人,有地二十亩三分,房十间,窑洞五孔,牛、驴各一头。根据其人口和经济状况,村土改委员会研究并报县里批准,定为富农成分,给其留出土地七亩三分,窑洞两孔,其余全部没收 ,重新分配。

王保,全家八口人,有地四十六亩五分,房十四间,窑洞六孔,厕所三个,牛一头,驴五头。根据其人口和经济状况,经村土改委员会研究,并报县里批准,定为富农成分,给其留土地七亩三分,房十间,窑洞三孔,厕所两个,牛一头,其余全部没收,重新分配。

王华,全家七口人,有地五十八亩,房七间,窑洞九孔,厕所六个,牛一头,驴九头。根据其人口和经济状况,经村土改委员会研究,并报县里批准,定为富农成分,给其留地十四亩七分,窑洞五孔,厕所两个,牛五头,其余没收,重新分配。

何美玉,全家五口人,有地二十九亩四分,房二十一间,窑洞四孔,厕所三个,牛两头。根据其人口和经济状况,经村土改委员会研究,并报县里批准,定为富农成分,给其留地九亩三分,房十三间,窑洞两孔,厕所和牲畜不动,其余全部收回分配。

……

村民们听了村里和上级的这些决定,认为既民主又人道,既合情又合理,于是都举双手拥护。村民大会刚结束,村干部就领着人们,在河畔、山野逐块丈量土地,掩埋界石。还有一部分则深入到地富家中,清查房屋,登记牲畜、农具和浮财,然后统一向贫苦村民分配。那段时间,一向受人欺压的穷人,一个个扬眉吐气,喜气洋洋,脸上溢满幸福的笑容。

经过积极而稳妥的土地改革,统治农民三千余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大宁村贫苦农民共取得土地四百七十八亩,房屋一百七十五间,牲口七十二头,粮食五百一十二石,农具一千六百七十五件。分得果实的农民由贫农上升到中农的一百一十七户。

1948年3月,阳城县委召开三干会议,部署纠偏,决定全县雇贫团或贫农团立即解散,由贫农团领导农村工作的地方必须归权于党,还权于村政权和农会组织。会后,县委派出纠偏工作组,深入各区村检查土改工作,纠正出现的偏差。

但是,当纠偏工作组来到大宁村检查时,发现这里既没有什么贫雇团,又没有乱打乱斗,更没有死一个人。除由于界限不清使少数中农利益受到侵害,整个土改工作可以说是步子稳妥,没有太过分、太极端的行为。

工作组负责人惊讶的问刘补魁:“你们村为什么能做得这样稳妥,把分寸把握的这样好?”

刘补魁说:“杀猪杀屁股,一个人一个杀法。”

工作组负责人问:“你们是什么杀法,能讲具体些么?”

刘补魁说:“我们只是做了一些技术性处理。”

工作组负责人问:“什么叫技术性处理?”

刘补魁笑笑:“这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

工作组负责人想了想,说道:“我明白了,农民式的狡猾。”

刘补魁道:“狡猾吗?不妥吧!应该是农民式的智慧。”

工作组负责人道:“哦,是我表述不当。不过我认为,大宁村确实非常了不起,在那样大的政治高压下,许多区村都实行了贫雇路线,虽然也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但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有些代价是需要几代人承受和消化的。而你们村却顶住了雇贫路线的邪风,以温和、稳妥的方式进行了土改,同样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在坚持政策和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的最为妥当的,灵活的工作方式,可以称之为大宁经验。”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