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台湾地下党覆灭的真相

上世纪90年代，我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中共“密使一号”吴石潜伏台湾最后英勇牺牲的情况。文章很短，只有聊聊几百个字，但却极具震撼性，使我这个历史爱好者第一次知道了国共争夺台湾还有这样一段秘闻。但是，由于当时许多资料没有解密，其详细内情无从得知。此后，我就留心关注媒体对这一历史往事的披露。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坚持不懈的搜索下，终于在网络上逐步看到了一些追忆文章，但由于写作者各自占有资料的局限性，这些文章有的自相矛盾，有的谬误百出，纰漏比较明显。不过，这些资料的涉及面比我最初见到的文章有所拓宽。2014年，我按惯例逛新华书店，突然看到由郑立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冷月无声：吴石传》，我大喜过望，看也不看价钱，立即购买下来。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看了起来。这样，在我的头脑里，65年前台湾的那段朦胧的隐蔽战线斗争历史才逐步变得清晰起来。通过《吴石传》，并与其它资料相互印证，我在头脑中将当时的情况形成了这样一个过程拼图：

台湾由台湾本岛及钓鱼岛等21个附属岛屿、澎湖列岛64个岛屿构成。南宋时台湾属福建路，明代始称台湾。明末曾先后被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侵占，1862年被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并开发。清代于1864年置台湾府，1865年正式建台湾行省。1895年，日本窃据台湾长达50年。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就着手考虑台湾问题。1945年，日本投降，中共立即命令老台共党员蔡孝乾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1946年3月，成立了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同年7月，蔡孝乾到达台湾，开始了地下工作生涯。先后到达台湾的还有副书记陈泽民、武装部长张志中等人。在蔡孝乾为首的地下工委领导下，秘密建立了台湾学生工委、基隆市工委、台湾市山地工委、台湾邮电工委、台北市、高雄市工委等基层组织。

1949年，国共两党的决战已到最后关头。人民解放军攻必克、战必胜，所向披靡，国民党军队则是士气低落，节节败退。在拼命抵抗、垂死挣扎的同时，蒋介石政权决定把台湾最为最后的立足基地。1949年3月，台湾问题被正式提到中共议事日程。3月2日，新华社发表了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向中外传递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坚定态度。1949年7月，根据中共军委命令，解放军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指挥28军3个团作为第一梯队进攻金门，由于对海情不甚了解，部队在金门刚登陆即遇退潮，后续部队接续不上，致使3个团9000余人全军覆没。

受此挫折后，中共认识到解放台湾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因而在加强对台湾军事威慑的同时，更加重视情报工作。在中共安排下，与台湾有亲属关系的女共产党员朱枫被任命为华东局特派员和与台湾地下党的联络人。她以探亲为名往返台湾，以在台湾居住的女儿女婿家为落脚点，与中共台湾地下工委书记蔡孝乾、蒋介石“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分别接上了头。据《吴石传》介绍，吴石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所谓“密使一号”，他是因为痛恨国民党政权腐败黑暗，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主张，所以从很早开始，就与共产党进行了多方面合作。

朱枫从吴石处拿到的全是绝密军事情报的微型胶卷。计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战略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另有国民党政权《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政变计划》等。这批情报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有几份绝密情报还直接送给毛主席。当毛主席知道是一位女共产党员秘密赴台从国民党上层人士手上取回时，当即嘱咐有关方面“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毛主席还当场赋诗一首：“惊涛拍孤岸，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这是对战斗在龙潭虎穴的地下英雄的高度赞扬。

不幸的是，1950年2月起，风云突变，台湾地下党遭到了严重破坏。

这年2月，吴石及其妻子王碧奎被捕，同时牵出华东局特派员兼与台湾地下工委联络员朱枫。朱枫此时已撤退到尚未解放的舟山机场，再有一天即可返回大陆，但吴石案暴露了她的行踪，保密局一个电话打到舟山，致使朱枫在登机前被捕。这位女杰意识到台湾地下党出了问题，于是试图吞金自杀，被特务发现后抢救过来，受到残酷的刑讯，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此外，牵连被捕的还有秘密加入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与吴石互通声援的陈宝仓中将，吴石的得力随员、默默地为中共做了很多工作的聂曦上校。6月10日，这4人被押到台湾马场町刑场枪杀。1973年，经周恩来总理力主，此4人被国务院追认为革命烈士。

紧接着，台湾工委的重要干部接连被抓，计有张志中、林英杰、洪幼樵、简吉、张明显、吕焕章、季云、计梅贞等。有400多人以“共谍”罪名被逮捕，另有1800多人被侦查传讯。在被捕的地下党员中，评价最高的是地下工委武装部长张志中，被称为“铁汉”。每次看见有被抓捕同志关进牢狱，他就大叫：“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死。”劝诫被捕同志威武不屈，坚不吐实。甚至蒋经国亲自到监中劝降，张志中仍不动如山，蒋经国问：“张先生，你有什么要我帮助的吗？”张志中说：“你要真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1954年3月，张志中被特务绑赴台北马场町枪杀，1998年被中共确认为革命烈士。

台湾地下党为什么在表面顺利的情况下却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呢？从大量资料中进行总结分析，可以看出，这里面既有外部客观原因，也有内部主观原因。外部客观原因就是敌人力量强大。1949年底，蒋介石政权的残余力量已基本集中于台湾，这些残余力量中不乏国民党中的精英分子和忠诚的骨干人员。台北街头、火车站、公共场所，到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名单告示，电影院开映前的第一个字幕就是“通匪者杀”。台湾的特务并非等闲之辈，特务之多之恶超乎人们的想象。原来只在台湾设立一个站的“中统”和“军统”特务组织悉数搬到台湾，原来只负责搞军事情报的各军种、兵种的二处（即情报处），此时也插手社会治安。再加上省保安司令部、宪兵队、警察局等，甚至连“国防部”的技术总队都在抓人、杀人。在有限的台湾岛内，横行着“调查局”、“保密局”、“军情局”、“宪兵”、“总政战部”、“国防部二厅”、“台湾省警务处”等多重特务体系。特务机构在各阶层、各部门、各团体遍布眼线，并在政府部门和学校中普遍设立安全室。从党政机关到中小学校，从军队系统到社会各界，特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广大特工系统中，仅就警察系统而言，其规模权限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全岛有10万多名警察，分属于台湾省警务处，20个县市警察局，187个分驻所，12698个派出所，5027个警勤区，警察网遍布岛内各个角落。加上另外系统，台湾人民随时随地处于警察和特务的监控之下，整个台湾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这是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极大威胁。

内部主观原因就是地下党在顺利的情况下冲昏头脑，盲目乐观，误判敌情，认为敌人也不过如此，因而行事张扬，在许多方面违反了地下工作纪律。毛主席在抗战时曾经提出地下工作的16字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周恩来在总结中共南方工委遭破坏的教训中也指出，地下党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因为二者的方针是相互矛盾的。搞地下工作就必须隐蔽，搞武装斗争势必要大张旗鼓。而当时台湾工委违背地下工作须长期隐蔽的工作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急躁冒进的做法，如组织大规模的学运、工运、农运等。特别是蒋介石势力败退台湾，对岛内加强了控制后，台湾地下工委却在此时建立山地武装基地，在工人学生中不加审核大力发展党员，致使特务伪装进步混进党的组织。台北工委还主办了地下刊物《光明报》，并在台湾大学散发，引起了特务机关的高度警觉。保密局抓获了在台大校园散发传单的4名学生，其中一名学生承认光明报是他妹妹给的，而他妹妹的报纸是其所在中学校长钟浩东给的，致使钟浩东被捕。钟浩东确实是地下党员，被捕后也非常坚强，无论特务怎样拷打逼供，他都没有交代。但特务不让他睡觉，他的神经就出了问题。一次，他于迷迷糊糊中问道：“老郑怎么样”，精明的特务马上判断出台湾地下党领导人叫“老郑”，地下党的噩运也就从此时开始。

“老郑”，就是台湾地下工委书记蔡孝乾，导致台湾地下党覆灭的根源，正在此人身上。

蔡孝乾，又有蔡乾、蔡前等多个名字。祖籍福建，是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时的发起者之一。当年8月，因日本殖民当局搜捕岛内共党分子，蔡孝乾和几名同志偷渡到福建漳州，以教书为生。1931年，林彪率领红军东路军进占漳州，蔡孝乾在地下党介绍下参加红军，先后认识了罗荣桓、任弼时、周恩来、毛泽东等高级领导人，特别是他的台湾人身份引起了中共首脑人物毛泽东的赏识。其后，蔡孝乾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唯一一个参加过长征的台共党员。由于蔡孝乾有长征的特殊经历，又有与众多中共元老的密切关系，这成为他人生最大的资本。长征到陕北后，他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内政部长。1937年调八路军总政治部任敌工部长。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毛主席考虑和布局台湾事宜时，就把蔡孝乾作为负责台湾地下工作的第一人选。但是，蔡孝乾在有着光荣历史的同时，还有着不为人知的致命弱点。他好大喜功，工作不扎实，他给中央所汇报的工作，有不少夸大成份，例如他说，他在台湾掌握调动的力量，可达到5万人，这明显是夸大不实之词。他漠视地下工作纪律，到处吹嘘自己是台湾地下党领导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身份。他还把地下人员的名字，电话号码漫不经心地随便写在记事本上，钞票上，如他将“吴次长”三字随手写在自己的记事本上。1950年1月，他受《光明报》的连累，被保密局特务逮捕，但敌人只知道他叫“老郑”，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地下工委最高领导，因而在看守上粗心大意，致使他趁机逃脱。但他的笔记本却落在敌人手里，笔记本上“吴次长”三字引起敌人注意，因为台湾“国防部”只有一个次长姓吴，致使吴石、朱枫等人暴露被捕。除此外，蔡孝乾还腐败堕落。他的妻子去世后，他就和年仅14岁的小姨子同居，钱不够花就挪用组织经费，先后侵吞一万多美金的工作经费。他天天打扮得西装革履，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厅吃山珍海味，晚饭后去永乐町看戏。他还向岛内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赞助，并许诺只要给钱，解放后必予以关照。1950年6月，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原因是他曾经隐藏的堡垒户老台共党员黄天被特务查到，黄天经受不住敌人的酷刑，供出了蔡的落脚点------嘉义县粪箕湖（后改为奋起湖）。特务立即前往抓捕。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抓他的特务穿着一身破烂衣服，骑着一辆破旧不堪的脚踏车，一副农夫打扮，而面临危险的蔡孝乾却放不下他那臭架子，仍然西装革履，道貌岸然，在贫穷的南部显得分外扎眼，被特务一眼就认出来，当即给他戴上手铐，押回台北。重刑之下，蔡孝乾终于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和组织，把地下党的一切机密，全部向敌人做了交待，从而使台湾地下党遭到彻底破坏。

台湾地下党的覆灭过程及原因至此真相大白，我相信每一个国人了解这个情况后，心里都会沉甸甸的。

侦破台湾地下党案件的主要人物之一，是国民党保密局高级特务谷正文。谷正文，山西汾阳人，原名郭同震，曾在北大读书，“9．18事变”后秘密加入中共，曾任北平学运书记。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曾任林彪领导的115师侦察大队长（有的资料说是敌工部长），后在执行任务时被捕，随即叛变投敌。为躲避中共追杀，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谷正文。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先后担任“马祖岛救国军副总司令”，“保密局上校侦防组长”，“国防部情报局特勤处主任”，“少将主任审查官”等职。谷正文在台湾的主要活动，一是训练敢死队袭扰大陆，1955年万隆会议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案，差点使周恩来总理蒙难，就是谷正文干的；再一个是破获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侦办匪谍案牵连2000多人”，是个死心塌地的、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反共刽子手。

将台湾大部分地下党抓获后，谷正文很想了解这些人如何总结教训，于是就将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等人关进同一个牢房，监听他们的谈话。谷正文回忆说，张志忠天天组织同牢犯人批斗蔡孝乾，指着鼻子骂他：“诱奸14岁的小姨子，侵吞1万美元工作费，天天上波丽露吃西餐，还竟然到处张扬自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谷正文由此得出结论说：“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至于行动过于外露之外，其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致命伤”。谷正文还说，蔡孝乾“若能有几分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国共在岛内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以谷正文对共产党队伍的了解，他的分析应是切中要害之言。

在大陆全部解放后，中共情报部门的领导人李克农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用3个月时间总结党的隐蔽斗争经验，最后得出两点结论，即地下工作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为基础。事实证明，即使在严格保密的地下工作中，党组织也必须对每个成员加强监督，并以政治信念凝聚成员，努力防止信仰缺失。中共台湾工委遭破坏的情况，恰恰证明这两条原则不可违反。象蔡孝乾这样一个经过组建台共并参加长征的老资格干部竟堕落到如此程度，确实令人震惊。若仔细分析也可看出，人的思想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过去有过光荣历史并不能确保今后始终如一。尤其是面对腐败诱惑，脱离监督制约更容易出现蜕变。蔡孝乾主持台湾工委时，正是利用孤悬海外上级难以监督日益走向腐化。人生追求扭曲后，政治立场也不能继续保持坚定，最终成为葬送党的组织和事业的可耻罪人。除蔡乾外，还有一些基层工人党员被捕即叛变，也说明当时发展党员时，没有进行慎重的教育和考察，连当时审讯的特务也说，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共产党的理念，只是看到形势改变才急忙赶过来投机。在缺乏政治信仰的状态下，这些人自然不可能保持忠贞。此类教训说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拒腐防变工作，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极端重要的。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