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军阎捷三随干部团参加万里长征

阎捷三是泽州县南村镇东常村人，是晋城市惟一一位参加过万里长征的开国将军。1905年，他出生在东常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6年冬，由犁川高小毕业后参加了阎锡山的“国民革命军”。1927年，随傅作义师北伐，攻克涿州。1928年1月，傅作义接受奉军改编，驻河北省通县，阎捷三脱身南下，去投奔真正的“国民革命军”。1929年冬，在江西省吉安市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阎捷三曾任红校特科营机炮大队任第1区队长，粤赣军区独立六师参谋长、独立六团团长，中国工农红军干部学校教员，彭（湃）杨（殷）步兵学校军事教员，红军大学教导师副团长。他曾率部参加过中央苏区的一至五次反“围剿”，后随干部团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教育处长，抗大一分校军事总教、训练部副部长、教育长，山东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师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民主联军师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参谋长、第18师师长。

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129师师长、第43军副军长，第25步兵学校（广州）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训练部部长、教育长、政治委员，总后勤部顾问等职。

1955年9月，在中南海怀仁堂，阎捷三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6年1月，阎捷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2002年，笔者有幸当面多次采访阎捷三将军，历时一年整理编辑了《阎捷三将军回忆录》一书。时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笔者特裁取该回忆录中第三章《万里长征》，以飨读者。

                                                     ——题记

破格晋升    转战粤赣

第三次反“围剿”期间，我因在方石岭围攻韩德勤的战斗中，右腿被敌人的炮弹炸断的树枝砸伤，在红4军教导队（即随营学校）疗伤。伤愈后到了瑞金，被编入瑞金城东谢家祠堂由刘伯承任校长的中国工农红军干部学校，简称红校。因我对机关枪、山炮、迫击炮比较熟悉，被分配到机炮大队任第1区队长，后调政治营任连长。当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伍修权、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军事顾问李德（专职翻译王智涛）等经常到红校讲课。

不久，校政治部主任刘西平调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江西军区教导营魏营长准备到红校学习。刘西平想从红校里物色一位军事、政治、文化都比较全面的干部任江西军区教导营营长，他和几位领导研究后，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找我谈话。刘西平说：“你跟我走，到江西军区去！”随后向我说明了情况。我说：“我不去！我是4军的，我还想回4军！”他说：“什么4军不4军的，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嘛！”其他领导也动员我去。我就这样奉命到了江西军区。前前后后，在红校呆了半年多。

1932年6月，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亲自找我谈话后，任命我为独立6师参谋长。后来，上级命令粤赣边界的红军成立粤赣军区，任命龚楚为粤赣军区司令员。我所在的独立6师划归粤赣军区指挥，部队奉命整编为独立6团，任命我为团长。

四次反“围剿”期间，广东军阀陈济棠看到蒋介石的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进攻得手，也命令广东军由南向北向红军根据地推进了，并在赣南重镇重石设立了一个据点。粤赣军区派第22军端这个据点时，命令我率独立6团打援，仗打得很激烈。结果到中午时分22军还没打下重石，22军撤退时给独立6团新任命的白政委留下一封信，要求撤退。两军对垒勇者胜，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一方后撤，另一方肯定会随后掩杀，先撤的一方自然要受损。作为一个指挥员，要对所有参战的战士负责。因此我说，现在不能撤，要顶着打。黄昏时分，敌军先行撤退，我随即命令部队奋勇追击，歼灭了敌人一小部后，率部队迅速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事后，白政委向上级写报告，说我不执行政治委员的命令，要求撤我的职。我到了粤赣军区司令部，向司令员龚楚反映了当时的战斗情形，龚楚未正面解答。次日召开了同志审判会，说我反对政委负责制，应当撤职查办，并给予我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会后还命人把我关押起来。不久，却听说司令员龚楚叛逃了。龚楚曾任红校第4期模范团团长，后来又到陈毅所属的江西军区担任过参谋长，他带领部队在广东与江西搭界处发展地方政权时，被任命为粤赣军区司令员。龚楚叛变革命后，为了向敌人邀功请赏，曾于1935年冬，带领一伙装扮成红军游击队的敌人，直扑陈毅的驻地。幸亏陈毅随机应变，才躲过了那一劫。后来，组织上另派他人到粤赣军区任司令员。新来的司令员了解情况后，命令把我释放出来，到粤赣军区教导营当军事教员。我请求到中革军委申诉，得到批准。

1934年5月，我在中革军委见到了张云逸同志。他详细询问了我被撤职处分的前因后果，建议我到彭（湃）杨（殷）步兵学校当军事教员。张云逸说：“与其他同志相比，你还是比较有军事和战斗经验的，到彭杨步校当教员吧！至于上战场打仗嘛，将来有的是机会。”1934年6月，我前往瑞金九堡的彭（湃）杨（殷）步校（又称第一步兵学校）任军事教员，时任彭杨步校校长的是陈赓同志。

1934年8月，形势急转直下，我和彭杨步校的教员奉命去团部清理和发放物资，催促大家加紧制作棉衣棉被，为突围做准备。不久，彭杨步校奉命与公略步校、特科学校、红军大学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共1000余人。干部团团长由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担任，宋任穷任政委，钟纬剑任参谋长。按照原来4所学校的性质，彭杨步校与公略步校合编为3个步兵营，原红军大学编为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干部团随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行动，归叶剑英同志直接指挥，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同时负责储备、培训部队干部，必要时也参加战斗。我当时在干部团2营当军事教员。

撤离苏区     血染湘江

1934年9月下旬，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同时向石城、兴国、龙冈、长汀发起攻击，南路军也向会昌逼进，中央苏区丧失了90%的根据地，形势万分危急。

10月初的一天夜晚，从前线突然传来消息：苏区的北大门石城失守，国民党军准备总攻瑞金、于都。上级指示，部队准备转移，每人需携带10天以上的粮食、4双草鞋和背包、毛巾、饭缸、手电筒、衣服等。我们干部团互相帮忙，早早就把这些东西备齐。

10月9日，干部团和红军总部、中革军委机关等被编为第1纵队，代号为“红安纵队”，下辖4个梯队，由叶剑英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纬剑任参谋长，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机关、中央政府机关、后勤机关、卫生部门等被编为第2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整编完毕，即奉命向瑞金西部的于都方向转移。随我们“红安纵队”一起行动的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和朱总司令。

10月10日夜，月光把大地照得一片银亮。我们从瑞金的田心出发，向于都河北岸集结地开进。没走出几里地，队伍就凌乱了，因为携带了大批行李、辎重，包括修械所、印刷所、x光医疗器械，还有不能用的大炮等，笨重东西太多，肩扛人挑，马驮人抬还属其次，最要命的是道路狭窄，河流众多，所以很难快速行进。两天后，我们第1纵队和第2纵队先后磕磕绊绊来到了集结地。不久，红军其他各军团也全部集结到了于都河北，总兵力达8万6千人，对外号称10万。当天下午，中革军委在于都城中的一个大祠堂里召集各军团负责人开会，随即下达命令：一、九军团为左翼，三、八军团为右翼，五军团为后卫，中间是庞大的中央机关和军委的两个纵队，然后分别从于都、花桥、潭头圩、赖公庙等10多个渡口南渡于都河，突破敌人的包围圈，攻击前进。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夕阳的余辉斜照在碧波荡漾的于都河上，好似一幅水光潋滟、色彩绚丽的图画。但是战士们谁都无心欣赏这幅大自然的杰作，搬家式的大转移使中央纵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人人心头都是沉甸甸的。上级没有明确的指示，大伙儿也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就连当晚在何处宿营也无从知晓，部队只是疲惫不堪地机械地缓缓向南挪动。当时，谁都未曾想到，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我们跋山涉水、艰难地由于都出发，经重石、新田、古陂到了信丰，又沿大庾岭进入广东地界后，才得到上级通知：部队准备向湘西方向前进，与贺龙的二、六军团会合。这一带我比较熟，我在江西军区独立6师任参谋长和在粤赣军区独立六团任团长时曾经在这一带活动，现在成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地盘。部队要通过此地，先头部队不得不与广东部队交火。我军以优势兵力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俘敌一个营，后将他们教育一番并当场释放，迫使陈济棠既不敢轻举妄动，贸然向红军发起攻击，又好借助枪炮声对蒋介石有个交代。双方最终达成井水不犯河水的协议，各行其事。我们继续向西转移，但总的情形仍未改变，前有堵击，后有追兵，左右还有侧击。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大军形成了一张移动的大网，但上级仍是命令不顾一切西进。万般无奈，红军战士只得凭借血肉之躯顽强冲过敌人的道道封锁线。11月下旬的一天，红军全部从湖南的道县至水口间强行渡过了湘江的支流潇水。当天下午，博古和李德又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下达了强渡湘江，向全州和兴安西北进军的命令，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后，向北与二、六军团会合。

折戟沉沙、血流漂橹的悲剧在湘江上游的界首段揭开了大幕。

11月底的一天，红一军团主力在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的带领下，首先渡过了湘江，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用船只和木板在江上架起了浮桥，随即与国民党部刘建绪带领的湘军4个师展开了激战，一时硝烟弥漫，血流成河。此时，又听说红三军团主力在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的带领下，正在湘江西岸拼死阻击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心腹部队。由于敌人对红军西进的意图一清二楚，调兵谴将围追堵截异常迅速，当发现红军主力准备渡过湘江时，敌人40余架飞机轮番俯冲轰炸，庞大而笨拙的中央纵队带着各种各样的杂物，密密麻麻的人群在40多天的连续奔波中已经处于麻木的失控状态，一见敌机来了，蚕蛹蠕动般挤上浮桥，火光起处，血肉横飞。为了保证大部队按秩序顺利通过，周恩来在岸边声嘶力竭地指挥着，干部团工兵连的上百名红军战士一起跳入齐腰深冰凉刺骨的水中，舍身抢修浮桥。嘈杂声中，桥上桥下的许多战士不幸被弹片击伤后落水，转眼就被江水吞没，滔滔浪花泛起一股又一股血沫……

除工兵连外，干部团4个营和上干队的干部战士快速过河。之后又迅速在河岸寻找有利地形，掩护中央机关大队人马通过。我拿着手枪，指挥战士们尽量利用地势隐蔽还击。激战竟日，中央机关的同志才全部通过浮桥，但担负掩护任务的五、八军团还未赶到，于是我们又承担起中央机关的后卫任务，边战边撤。

湘江一战，军委和中央两个纵队损失惨重，红一、三军团也伤亡过半。两天后我们到广西的资源县油榨坪驻足时，得知断后的红五、八军团伤亡更大。当时大家私下里议论，既然在敌重兵压境下转移，为什么带这么多笨重的东西？为什么对部队这么不爱护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事后得知，中央红军由瑞金出发时的8万6千人，经湘江一役，锐减至3万余人。

部队辗转行军到了湖南的通道县，得知敌人又张网以待。蒋介石早已调集重兵，在通道县北的新宁县一带部署了4道封锁线。反观红军队伍，连不成连，营不成营，弹药也得不到补充，哪儿还经得起死打硬拼？回想起前几次反“围剿”，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转来转去，瞅准战机就狠狠地打击敌人，打得多痛快！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苏区丧失殆尽，眼下中央红军又损失过半，可还是下令不顾一切的往湘西走，这不是明摆着往敌人的圈套里钻？当时毛主席提出建议，不能往湘西走，应该到贵州去，那里是敌人的薄弱环节。中央领导在通道县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行军方向。会议最终采纳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放弃北上的计划，转兵贵州。

12月中旬，红军攻克了贵州东南的黎平县城。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肯定了毛主席关于向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会议决定向遵义方向进军，在川黔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红军整编后按计划分左、中、右三路向遵义方向前进，我们干部团随中央纵队在中路。12月下旬，右路红一军团攻克了黎平县西北的黄平，随即向乌江逼进，左路红三军团也于当天进至黄平；干部团随中央纵队在贵州的黎平县休整后，经锦屏、施秉等县，到达黄平。此时据侦察得知，敌人又重新部署兵力，追剿部队正尾随而来，而黔军也在黄平一带部防，企图阻止红军西进，情况万分危急。中央纵队迅速进至位于贵州省瓮安县北的乌江南岸的猴场。中革军委在猴场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占领遵义。

1935年1月1日，为了欢度新春、鼓舞士气，中革军委指示各部队“就地宿营，安排好生活，欢庆元旦”。这是出征以来难得的惬意时光，各部队将节日安排得丰富多彩。一军团总部吃了过年的“六碗菜”后，还举行了热热闹闹的同乐会。不过，比起各部队官兵会餐同乐，随干部团一起行动的的休养连的元旦晚会就显得上档次、有品味。

休养连近300人，这里有被称为红军“四老”的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还有一大批文人、学者及高级干部以及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女红军，其中，李坚真、王泉媛等一些来自广东、江西的女红军都是即兴编唱山歌的好手。女红军危拱之和李伯钊当时分别被誉为中国红色文艺的开拓者和红色戏剧家。长征前，李伯钊是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拥有“赤色舞蹈明星”的桂冠。危拱之是由八一剧团沿革而来的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可谓人才济济。

李伯钊和危拱之是筹备晚会的骨干，与她们一起创立八一剧团、长征后在政治局任俄语翻译的伍修权也被邀请来一同策划，随总政治部行动的蔡畅也特邀参加了这场同乐会。他们列出了经典节目单，像苏联舞蹈《水兵舞》《红色机器舞》《丰收舞》，话剧《我，红军》《为谁牺牲》等，还创作了一批反映征程、鼓舞士气的新节目。

那天，休养连买了一头猪和一些花生、瓜子，美美地聚了一餐。随着夜幕来临，篝火熊熊燃起，将人们征途劳顿的面容映红时，休养连指导员李坚真情不自禁地先唱了起来：“滔滔乌江急又深，手拉手来心连心。阶级姐妹团结紧，不怕敌人百万兵。”

她的歌声刚落，在大家的喝彩声中，“凤阳花鼓”唱得特别好又特别会自编词的危拱之接着唱道：“咚咚锵……红军强，红军强，千难万险无阻挡，行军路上揍老蒋，北上抗日打东洋……”

随着官兵们越围越多，大家要求李伯钊也表演一个。只见李伯钊大大方方走上场，唱了一首苏联歌曲，赢来一片叫好。叫好的观众中，有毛泽东和几位军委首长。在掌声鼓励下，李伯钊又跳了一支《水兵舞》。阑珊夜空、篝火映红，大家打着拍子，哼着调儿，沉醉在她轻盈而欢快的舞动中……歌声和舞蹈让大家暂时忘却了危机，在这难得的时刻纵情欢笑。最后，应大家要求，蔡畅唱起法国革命歌曲《马赛曲》。随着蔡畅的歌声，也不知道是谁带的头，周恩来、张闻天、伍修权……大家都跟着轻声哼起来，逐渐汇成了合唱，合唱凝聚的力量盘旋在土城的上空，雄浑地感染着那个寒冷的冬夜……

北渡乌江    首战遵义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两岸连山，道路崎岖。1935年1月2日，朔风凛冽，雨雪交加。夜里，红一军团第4团的8名勇士在团长耿飙、政委杨成武的指挥下，在江界河渡口乘竹筏强渡乌江成功。但因战事原因，未与对岸我方指挥部联系。次日凌晨，大雪飘飘，红4团的战士们在火力掩护下又乘竹筏开始强渡，再次突破乌江。战至傍晚，终于攻克了江边敌人的据点。干部团奉命由陈赓、韦国清带领特科营工兵连，星夜急行军近百里，赶往渡口搭架浮桥。为了防备敌人的袭击，我们2营也随队前往。在急行军的路上我们与小股敌人打了一仗，消灭掉他们后，迅速前行。到渡口后，我们立即按排分头行动，砍竹、伐木、扎竹排、借门板，随后开始架桥。乌江水流湍急，河底石头硕大而光滑，战士们几次扎桥桩都被冲走。正当大家发愁时，工兵教员谭希林与何涤宙想出主意，建议用两个竹篓装满石头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水底，以此代锚，固定桥桩。战士们一试，果然奏效。我带领部分战士整整拖了一夜的竹子。天亮前，架设浮桥成功。不久，中央纵队和各军团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从浮桥上过了乌江，我们打心眼里感到自豪。纵队领导得知我们饿着肚子打了一仗，奔波了近百里，又架了一座桥，夸我们个个都是英雄汉。

部队又继续前进。一天夜里，大雨滂沱，红2师6团的战士们冒雨攻击距遵义仅30里的小镇———深溪水，那里有敌人一个加强营。因为是雨夜，敌人麻痹松懈，有的还在玩麻将。红军战士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镇子，敌人几乎全被俘虏。战士们向上级报告战果时，提出化装后去诈城的想法，得到了刘伯承的认可，于是连夜乔装改扮，飞速向遵义前进，黎明时分诈开了城门，乘势占领了全城，俘敌300余人。

红4团天亮后也开进了遵义。得知遵义溃敌由北门逃向娄山关和桐梓方向后，刘伯承命令该团追赶逃敌，并乘机占领娄山关和桐梓。两天后，红4团报告圆满完成任务，并占领了小镇松坎。松坎北靠长江，过江便是川南。

我们在遵义驻扎下来，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人人衣衫褴褛，个个疲惫不堪，再联想起许多同志流血牺牲，更令人悲痛万分。每个人心头都是沉甸甸的。

从中央苏区的瑞金长途跋涉到遵义，前前后后达半年之久，途中的艰难困苦难以言述。我作为一名军事教员，休息时自觉把自己在红校传授军事科目中的理论和作战实际结合起来，使战士们在实战中理解掌握运动战、游击战、歼灭战、遭遇战、攻坚战、夜战等战术要领以及单兵作战、班排连的进攻和防御等策略。行军途中，我还经常就地形地势与战士们讨论如何排兵布阵，把在红校军事课中讲解的《步兵教程》、《步兵班战术教练》、《机关枪各种射击》、《野战筑城教范草案》以及防御飞机和毒气的简单方法一一传授给大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干部团在遵义城四周担任警戒任务，大家轮换着上街买点鞋袜、布料等，抓紧时间裁剪衣服，还互相理理发修饰一下自己。因为战事紧张，战士们几乎个个都是衣衫褴褛，胡子拉茬的。遵义城不大，会裁缝的也不多，大伙儿都想做件新衣服，我们只好分批量身定做，连续几天一直在忙这些事。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内一幢漂亮的二层小洋楼里举行。小楼原是黔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攻占遵义后，黔军仓皇逃窜，红军总司令部和作战局机关就驻在那里。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军事上的指挥权。

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对毛泽东作了评价：“他一直都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听从他的。”他还让出了自己在军事委员会的职位，并鼎力推举毛泽东指挥全军。他的倡议得到了大部分同志的积极支持。

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堪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悠关的一个转折点。历史的慧眼择定了毛泽东，从而缩短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我作为一个普通指战员，从实践中深知毛主席的作战指挥才能，对遵义会议的决定打心眼里拥护，但对其重大意义并不理解。若干年后，重温这段历史时，才深刻体会到：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激战土城     一渡赤水

遵义会议期间，军情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集结川军、湘军、黔军、滇军和地方武装约150个团、近40万人一起向遵义方向扑来，妄图聚歼红军于川南黔北。而黔北地区人少民贫，红军在这里的基础工作又非常薄弱，显而易见，原定在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讨论后决定，中央红军宜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然后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从遵义一带撤离，分3路向赤水河西进。一军团为右纵队；三军团为左纵队；我们干部团与五、九军团及中革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居中，由刘伯承兼任司令员，统一指挥。我们首先到了离遵义城30余公里的泗渡。随后，进驻桐梓县城。当晚，朱总司令又下达了第二天的行动部署，要求各军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争取先敌渡过赤水河，必要时在赤水河东岸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进行决战。两天后，红五军团前卫部队在良村与东皇殿之间的梅溪与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祺部遭遇，双方展开了激战。红一军团击溃了黔军刘翰吾旅，攻占了赤水河中游的土城镇。五军团在军团长董振堂的指挥下，占据有利地形，奋勇作战，将川军击退回良村。我们中央纵队到达吼滩后，稍事歇息，又急驰梅溪。次日，抵达东皇殿，随后继续向土城前进。当时，九军团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的率领下，也按中革军委命令从东皇殿出发，向习水县的官渡前进。得知川军已占领了赤水县，红一军团1师在师长李聚奎、政委赖传珠的带领下，准备攻占赤水县城，不料在进攻途中与敌人遭遇，双方在黄皮洞、七里坎展开激战，形成对峙。为了避敌锋芒，1师不得不撤向旺隆场。军团长林彪得知1师受阻，命令2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率部攻占赤水县东南的复兴场，为1师减轻压力。九军团则在箭滩打退川军徐国暄部数十次进攻后撤出战斗，退向官渡。我们中央纵队抵达土城镇时，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祺部在土城镇东南的枫村坝至青岗坡一带，与担任后卫的五军团交火激战。此时，红三军团也抵达土城镇。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土城一带打掉川军郭勋祺部，为北渡长江创造有利条件。

土城镇位于贵州西北部的赤水河中游，山势险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距土城北约5里的青岗坡，是一道天然屏障，为两军必争之地。土城战役是四渡赤水期间，干部团直接参加的两大恶仗之首。另一仗则是二渡赤水后再占遵义。

那天凌晨，红三军团和五军团从土城镇外分两路向枫村坝、青岗坡的川军发起攻击，川军郭勋祺部占据有利地形，拼死抵抗，红军经过数十次冲锋，终于攻下了青岗坡北端的营盘顶，随即向山脚下永安寺川军的一个指挥所进攻。由于川军在永安寺两侧修筑了工事，红军攻了3个多小时都未攻克。此时，川军增援部队潘佐旅赶到，双方战斗更为激烈。当天下午，中革军委命令红2师返回增援。在红2师尚未回援时，红五军团的阵地一度被川军突破，敌人步步向土城逼近，一直攻到山埂上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山后就是赤水河，背水而战的危急时刻，毛主席命令我们干部团跑步增援。

郭勋祺部装备精良，我们将其一部击溃后，趁势攻至郭勋祺的指挥部附近。敌人居高临下，陈赓命令特科营用重机枪掩护，1营和2营的学员们人人头戴钢盔，上好刺刀向上冲。按说我是军事教员，本可以留在后方，负责掩护，但我看到机枪数量有限，同时又想，生死关头，共产党员应当冲锋在前，于是，我就高举起手枪，大声喊到：“同志们冲啊！”奋不顾身带领2营的战士们向敌发起猛烈冲锋。与此同时，1营的战士也向山头的敌人冲了上去，一下子就把守敌压了下去。敌人仗着人多势众，很快组织起反扑。我们最终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眼看敌人快支持不住了，这时敌人又有3个旅赶来增援，双方又是一番恶战。期间，特科营营长韦国清命令迫击炮连打了几发炮弹将潜伏在半山腰的一座小庙里一个营的敌人消灭了。下午2时，红一军团2师也赶来增援。我们在“坚决打好这一仗，保卫党中央”的动员令下，又冒死向郭勋祺部发动了几次冲锋，同志们打得非常英勇、顽强，但几次都被敌人的炮火压制下来，双方处于胶着状态。陈赓命令卫生队在山脚设立了临时救护所，卫生队的同志们冲到阵地前沿，及时抢救伤员。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敌我双方的伤亡都在不断增加，但仍僵持不下，看来突破川军的阵地已经很困难了。难解难分之际，身穿灰步军装的朱总司令来到前沿，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敌我双方的战斗情况后，认为再打下去对我军不利，果断命令我军后撤。事后得知，我军情报有误，误将郭勋祺部一个师的兵力当作一个旅，严重低估了敌人的力量。

此战，干部团伤亡百余人。事后，宋任穷政委就土城战役中干部团伤亡较大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了之后，很惋惜地表示：干部团的学员都是连、排以上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不能把他们象普通战士一样使用，以后作战时要注意爱护干部。

当天傍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紧急召开了政治局成员和中革军委负责人紧急会议，根据敌我态势，认为由赤水北上，从泸州（今泸县）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不能实现，于是决定从土城一带分三路西渡赤水河，向川南一带轻装前进，摆脱敌军。从凌晨至傍晚，3万多战士分别从土城、猿猴一带一渡赤水，进入川南。我们干部团奉命急行军进入叙永县境内。

二渡赤水    再占遵义

2月初，蒋介石将滇、黔军改编为“剿匪”军第2路军，任命龙云为第2路军总司令，薛岳为第2路军前敌总指挥，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王家烈分别为第1、2、3、4纵队司令员，四路纵队向滇、黔边境集结，“围剿”红军主力。他还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电令各地悬赏捉拿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各军团负责人。朱总司令闻听蒋介石分别出价10万元悬赏他和毛主席、徐向前三人的人头，哈哈大笑，说没想到自己的人头值10万元，他还说，我也悬赏捉拿蒋介石，不过只出1块钱。我们听到总司令的这句话后，也哈哈大笑，给行军增添了很大乐趣。

我们中央纵队进驻古蔺县的石厢子后，与当地的群众一道欢度了春节。在那里，我们还召开了群众大会，将没收当地土豪的粮食、衣物等赈济给群众，并处决了民愤极大的税卡员萧宝之，赢得了当地汉、彝、苗族群众的热烈拥戴。鉴于各路红军不断遭到川军的截击，增援叙永的川军又蜂拥而至，中革军委又命令我们迅速向云南的扎西方向进军，以摆脱川军。我们到达扎西的石坝子时，听说洛甫（即王稼祥）接替了博古的职务。同时还接到了中革军委以朱德、周恩来、洛甫的名义发布的《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通过整编，各连队人员充实，士气高涨。

我们在扎西地区休整时，蒋介石一方面在长江和金沙江严密布防，另一方面加紧调动部队向扎西合围。中革军委认为，敌人包围圈最薄弱的地方是黔军王家烈部，于是决定利用敌人的错觉，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挥师东进，再入黔北。

2月中旬，中央红军从敌人合围的空隙处穿插东进，将10倍于红军的各路国民党“围剿”军甩在扎西一带，然后在四川的古蔺县白沙场一带隐蔽休息。几天后，中央纵队从太平渡二渡赤水。其他红军主力也分别从二郎滩、九溪口等地过了赤水河，回师黔北，向桐梓方向推进。

由于红军行动神速，又是隐蔽前进的，因此，当川军潘文华部、滇军孙渡部和中央军薛岳部回过头来，已与红军主力相差四天的路程，从而给红军歼灭黔军王家烈部创造了有利战机。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军主力兵分三路继续向桐梓方向前进。一天晚上，红一军团1师1团向桐梓县城发起攻击，次日凌晨占领了县城。之后，彭德怀率领红一、三军团和我们干部团，向娄山关的黔军发起攻击，但攻到深夜，仍未攻克，仅占领了娄山关东面的制高点点金山。敌人组织了几次反扑，想夺回点金山，未能得逞，最后占据了关口两侧和南面的高地，与红军形成对峙。

娄山关又叫楼山、太平关，与遵义搭界，是黔北的重要关隘和川黔两省来往的必经之道。拿不下娄山关，便无法向遵义进军。娄山关四周群峰耸立，堪称铁壁雄关。当天夜里，中革军委命令我们迂回攻击娄山关，并乘胜向遵义进军。拂晓，彭德怀命令三军团从正面出击，一军团攻击东面的石炭关，干部团和其他部队负责围击黔军增援部队。攻击娄山关的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红军几次冲锋受阻。此时，敌人又增援了一个团，被我们伏击歼灭。战斗持续到下午，红军战士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才从南面冲开一个缺口，经过一场拼杀，终于占领了娄山关。

战后，毛主席吟哦了一首《忆秦娥·娄山关》，词云：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攻克娄山关后，我们又星夜兼程，迅速奔袭遵义。

遵义被湘江分隔为新城和老城。红三军团首先攻克了遵义新城。随后，红一军团也攻克了遵义老城。中革军委命令我们干部团接防，其余各军做好战斗准备，迎战敌人的反扑。当天上午，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率两个师向遵义老城反扑，王家烈则率部向遵义新城反扑，双方在遵义城外的红花岗、老鸦山、碧云峰等地展开激战。敌人动用飞机轰炸，攻占了遵义西南的老鸦山，危及城内和东门外首脑机关的安全。1935年2月28日，我们匆匆忙忙赶到阵地时，发现三军团第10团团长张宗逊在在遵义城南老鸦山的激战中身负重伤，钟纬剑参谋长不幸腹部中弹，壮烈牺牲，在阵地上负责指挥的只剩下黄克诚一人了。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带领我们迅速抢占有利地形，配合三军团第10团反击敌人，经过激战，夺回了老鸦山主峰，控制了战场的主动权。下午4时左右，红军全线反击，歼灭了遵义城内外的大部分敌军。吴奇伟仅带领一小部分人马逃过乌江，王家烈则带领残部仓皇逃往金沙江方向。干部团在此番恶仗中又牺牲了部分学员。这一天我们先由桐梓向娄山关进发，后又迂回奔袭遵义，急行军约120里。二占遵义，红军共击溃和歼灭敌2个师又8个团，俘虏敌军3000余人，缴枪3000余枝，获轻重机枪20余挺，子弹10万发，是长征以来打得最漂亮、战果最辉煌的一次大胜利。战后庆祝时，干部团的战士们都高兴地说，120里没白跑。

随后，红军主力在遵义一带休整。

遵义的街道上张贴了许多标语，其中有这么两条给我的印象很深。一条是《红军到干人笑》：

“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兄弟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

另一条是《红军干人心连心》：

“红军干人心连心，鱼儿和水永不分。红军爱民如亲人，干人永远念红军。”

何谓干人，我当时了解到是指家庭贫寒、无立锥之地的人。

3月3日，连队通知我，说要传达中央遵义会议精神，要我参加。我到遵义老城天主教堂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的会场时，发现人已坐满，就和王智涛同志挤坐在最后一排。会议还未开始，一扭头竟发现，李德也与我坐在同一排，他目光呆滞，毫无表情。当时我想，李德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呀！他不仅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军事专家，还曾是中央最高军事“三人团”成员之一，怎么也坐在最后一排呢？联想到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些情况，我隐约感到中央肯定有什么重大的决策要出台。不一会儿，毛主席与其他中央领导有说有笑走进了会场，全体与会同志报以热烈的掌声。自从第三次反“围剿”与毛主席分手后，我就再没见过他，此刻在会场上见面，感到分外亲切。毛主席和随行的其他中央领导在主席台上就坐。宣布开会后，毛主席开始讲话，他说：“中央苏区已经失守了，现在我们跑到了遵义，一路上损失还很大，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王明路线指挥的错误。”毛主席在会上简要回顾了历史，风趣地把五次反“围剿”中红军与国民党军采取的战略战术比喻成“叫花子与龙王比宝”。毛主席说：“叫花子比不过龙王呀！我们穷人要有穷人的办法，不能和有钱的人这么比。根据地步步缩小，红军节节败退，最后只好突围。说是突围，实际上是逃跑啊！丧家失地，仓皇西逃。中央苏区失守后，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但采取的是逃跑主义，而且是搬家式的，把所有的坛坛罐罐都背上了，部队想走又走不动，损失惨重啊！这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造成的，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毛主席的话铿锵有力，句句敲在大家的心坎上，博得雷鸣般的掌声。待掌声逐渐平静下来，主席接着说道：“至于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组织路线、干部路线的错误！不按实际情况指挥作战，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强制命令干部打堡垒战、正规战，一旦失败就撤职查办，甚至杀头，这是最严重的错误。”毛主席情绪非常激动，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作对比，讲了很多推心置腹的话。随后，他在会上宣布：“大家推荐我和王稼祥、周恩来同志来指挥部队。”掌声顿起。坐在我身旁的王智涛细心地为李德翻译了毛主席的这番讲话。随后，其他领导同志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场上的气氛异常活跃，泽如凯风，惠如时雨。待其他领导同志讲毕，毛主席又讲道：“我们的人员虽然少了，但是部队更精干、更坚强，我们一定要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我们准备转几个月，调动敌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场内又爆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毛主席在最后的结束语中诙谐地告诫大家：不要过分迷信吃洋面包的洋大人，逗得大家轰堂大笑，许多人特意回过头来，看李德的表情。李德听不懂汉语，莫名其妙地问王智涛此话何意，王笑而不答，李德咕哝了一句，悻悻作罢。

联想到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虽然未犯错误，打了胜仗，却被撤职查办，若不是敌人进攻来得快，可能也被杀头。听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所作的报告，如梦初醒，原来连毛主席也被排挤在外，那么其它干部受迫害就自然而然了。我左顾右盼，发现了许多被撤职查办过的同志。我曾经在《红军报》上看到处分萧劲光的消息，想来他遭受得迫害更加残酷。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个平反会，后来我才知道，凡是被撤职的团以上干部几乎都参加了。毛主席在会上向大家分析了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干部受迫害的原因，使许多受委屈的同志们一扫心中的怨气。当时，我禁不住流下了热泪。会后，部队举行了庆祝活动，宣传队的同志们又演出了许多精彩节目。其中的歌谣《革命铁了心》和《再占遵义歌》被大家广为传唱。歌词分别是：

“扛梭镖，干革命，毛主席领导真英明。一盏红灯领路走，走到哪村亮哪村。跟着毛主席向前走，革命铁了心。”

“遵义城边的决战，我们胜利了。打得烟鬼王家烈，烟枪丢掉。遵义城边的决战，我们胜利了。打得烟鬼王家烈，两腿飞跑。遵义城边的决战，我们胜利了。这是胜利的开端，不要骄傲。”

茅台架桥     三渡赤水

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蒋介石气急败坏，亲自赶赴重庆“督剿”，命令川军郭勋祺纵队和黔军及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吴奇伟纵队对红军进行围堵，妄图再次围歼中央红军。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歼计划，中革军委在遵义成立了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中革军委命令我们干部团由高桥出发，取道忠庄铺向鸭溪方向前进，与一军团合力消灭周浑元纵队萧致平、谢溥福两个师。

我们正准备迎敌，但因萧、谢两师主动退却，干部团和一、三、五军团又奉命由鸭溪西进，一起进入仁怀县的井坝、大王寨地区。不久，红军大部进驻仁怀县的长干山地区。蒋介石则命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和郭勋祺各纵队分进合击。

3月中旬，敌人大举围攻，情况瞬息万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五军团向中革军委提出消灭赤水河附近鲁班场周浑元部敌军的建议，得到采纳。一天傍晚，中革军委命令我们干部团和一、三军团为右翼，袭击鲁班场敌军左侧；五军团第10团、13团为左翼，协同攻击。次日凌晨，红军主力一起向鲁班场的敌军发起强攻。三军团的攻击目标是摩天岭。我们和一军团攻占了观音场后，又向鲁班场附近的团标寺进攻。五军团也由分水岭直扑鲁班场。仗打得十分激烈，敌人在碉堡里固守待援，还出动了飞机轰炸，我军伤亡很大。午后，战斗更为激烈。傍晚时分据侦察得知，中央军吴奇伟部和川军郭勋祺部正源源不断向鲁班场增援。为了免受敌军前后夹击，中革军委命令红军撤出战斗，向中枢（即仁怀县）和茅台方向转移。同时令一军团工兵连和干部团赶赴茅台渡口，务于第二天拂晓前架好3座浮桥。

鲁班场一战，敌军在飞机的援助下，凭借坚固的工事，使红军原定目标未能实现。但敌军困守在鲁班场内，整整三天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就为主力红军顺利西渡赤水河，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一军团袭占了茅台镇，我们干部团和一军团工兵连随即在茅台镇上游山羊坳、中游珠沙堡和下游的银滩渡架设了3座浮桥，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茅台镇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的产地，烧锅酒坊随处可见，空气里到处弥漫着阵阵醇浓的酒香。当地的地主豪绅家里也大都用大缸贮藏着茅台酒。我们把从土豪家里没收来的财物、粮食和茅台酒，除给部队留一部分外，其余全部分给当地群众。听说用茅台酒擦脚解乏活血，也有人试着擦脚。因为军情紧急，战士们能喝的就少喝两口过过酒瘾，来不及喝的也盛一壶，以备路上使用。下午，中革军委任命陈赓和宋任穷分别担任全军渡河的司令员和政委，承担中游珠沙堡渡口两岸的警戒和掩护任务，我们干部团感到非常光荣。我们派出一个营到河西，掩护中革军委渡河后的行动安全，其他各部严密警戒。敌人派飞机轰炸，红军早有准备，伤亡甚少，担任后卫的五军团警戒部队还击落了一架敌机。当天晚上至次日中午，红军主力分三路全部渡过了赤水河，再次进入四川古蔺县的东南部。后卫部队过河后迅速将浮桥拆毁。

四渡赤水    佯攻贵阳

我军三渡赤水河，目的是为了调动敌人。过河后，我们和三军团、中革军委进入大村一带。中革军委一方面派部队佯做北渡长江，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架势，另一方面命令我们迅速宣传和扩大队伍，补充给养。政策和策略是我们的生命线，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我们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同时，抓紧时间扩大队伍，补充自己。为了进一步迷惑蒋介石，中革军委命令一军团派一个团伪装成主力，佯攻古蔺县城。

我军的一系列行动，使蒋介石误以为红军或北渡长江与二、六军团会合，或将在川南一带建立根据地。他迅速调集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向赤水河西岸集结，令川军郭勋祺纵队过赤水河追击红军，令滇军孙渡和黔军王家烈率部在毕节至大定一线布防，令侯之担等率部在赤水镇和土城一带扼首，妄图在叙永县至古蔺县南，赤水以西，毕节以北聚歼红军。

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扑向赤水河以西，正中红军的调虎离山之计。中革军委派人密切关注敌人的动向，随时准备掉头向东，四渡赤水。当侦察员报告说红军二渡赤水时在太平渡和二郎滩架设的浮桥还在，而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形成时，中革军委迅速下达了四渡赤水、向东寻机作战的命令。红军主力乘夜全部东渡赤水河，并彻底毁坏了浮桥。之后，迅速向仁怀、遵义方向机动进军。蒋介石得知红军四渡赤水，恼羞成怒，亲自赶赴贵阳调兵谴将，紧急部署在遵义、鸭溪、刀靶水、茅台、仁怀、长干山等地修筑碉堡、炮楼，准备再次围困红军。

3月下旬，红军主力迅速向仁怀东北转移。到达白腊坎、鸭溪等地后，准备南渡乌江。九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伪装成主力部队，分两路大张旗鼓将敌军牵制向北，向东皇殿一带前进。3月底，先头部队在梯子岩突破乌江天险，并架设了浮桥，我们迅速南渡。除九军团外，主力全部南渡乌江。

这次南渡乌江时，我们干部团走在后面，依旧担负掩护任务，3营负责守卫浮桥。上级指示我们，待殿后的五军团过江后迅速拆桥。当3营得知五军团已从另一渡口过江，在得到中革军委的一位参谋口头下达拆桥的命令后，迅速拆毁了浮桥，随即急行军40余里，赶赴宿营地。陈赓和宋任穷向时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汇报了拆桥一事，朱德、周恩来也在场。一听说拆毁了浮桥，他们很着急，朱总司令严肃地批评说，五军团过江了，可是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九军团还没有过江嘛！你们拆桥，为何事先不请示报告？朱德、周恩来和刘伯承研究后，命令我们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好浮桥。朱总司令又说，如果到明天早晨7时九军团还赶不到，你们就再拆桥。

陈赓和宋任穷回来后，迅速集合起干部团全体战士，传达了上级的指示。我们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匆匆忙忙急行军40里，赶到乌江边架桥。天色渐晚，除留少数人做饭外，其余同志加紧伐竹、拖木、打桩，天亮前终于架好了一座浮桥。眼巴巴盼到7点钟，九军团还没有赶到，大家不得不惋惜地拆毁了忙碌一夜方架好的浮桥，随后拼命追赶远行的队伍，追了三天，才赶上大部队。事后得知，由于当时军情紧急，双方无法停下来架线进行联络，九军团为了迷惑敌人，干脆放弃与中革军委的会合，在黔西、滇东北一带与敌人辗转周旋。后来，他们在云南的会泽一带渡过金沙江，才与大部队会合了。

红军跨过乌江后，中革军委命令各部队向息烽、修文东南方向前进。一军团佯攻了距贵阳仅70公里的息烽县城，主力部队则迅速向贵阳逼进。由于敌人大部分被红军甩在乌江北岸，贵阳守军仅有三个团和一些保安，兵力空虚，坐驾贵阳的蒋介石惊慌失措，急忙调各路人马火速“护驾”，同时命令贵阳守军加速修筑碉堡，以备不测。4月初，我们在贵阳东面虚晃一枪，然后向南进军到龙里县的牛场坝、洗马河、老巴江一带。得知孙渡率领的滇军主力和其他各路敌军都被调往贵阳东部“围剿”红军，云南兵力空虚，毛主席说：“调出滇军就是胜利！”随即命令红军向云南疾进。我们干部团随红军主力先后经长顺、紫云县，过北盘江，再经贞丰、兴仁县，过黄泥河，于4月下旬由贵州的盘县进入云南曲靖地区的富源县，彻底跳出了蒋介石在川南黔北苦心营建的包围圈。

抢占皎平   巧渡金沙

红军进入云南，如入无人之境，日行百里，直逼昆明。行军途中，干部团紧随中革军委，依然担负警卫中革军委的任务。毛主席十分疲劳，为了让他多休息一阵，警卫人员和他常走在中革军委的后面，这样就有不少时间与我们干部团一起行军。那些日子，忽而大雨滂沱，忽而细雨绵绵。大雨降临时，我们就适当找大树或村庄避一避，雨一小，就继续南行。有时见毛主席骑着马在细雨中徐徐而行，他的神色虽有些忧郁，话语却总是充满激情、充满信心，给我们极大鼓舞。从他的话语中，我们也逐渐明白了南下昆明为虚，北渡金沙江为实的战略意图。

此时由于滇军主力已全部调往贵州，云南军阀龙云坐守昆明空城，惊恐万分，迫不得已收罗了一些民团守卫昆明。4月底，中革军委根据与身后的敌军相距甚远，金沙江两岸敌军空虚的有利时机，果断命令红军主力向川滇边境的金沙江挺进。我们虚晃一枪，由昆明城西转向西北，飞速行军。临行前，宣传队又编唱了《渡江动员歌》：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我们红军要过江。不怕水深河流急，不怕山高路又长，我们真顽强。渡过金沙江，打倒狗刘湘，消灭反动派，北上打东洋。”

中革军委任命刘伯承为渡江先遣队总司令，统一指挥全军渡江。刘伯承命令我们干部团首先抢占皎平渡，军委纵队随干部团跟进，五军团殿后。

皎平渡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的地方，是金沙江重要渡口之一。陈赓和宋任穷做了紧急动员，号召干部团全体干部学员坚决打好这一仗。我们刚刚赶到云南禄劝县北的一个小山村，周恩来和刘伯承也赶到了。他俩详细询问了我们抢渡皎平渡的计划，从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着眼，又具体作了指示。为了便于统一行动，刘伯承直接指挥干部团。

5月1日，干部团3营作为先遣营，在刘伯承和宋任穷的带领下，身着国民党中央军军服，在“渡过金沙江过五一节”口号的鼓舞下，翻山越岭，一天一夜强行军180里，于次日凌晨抢占了皎平渡。我们2营、1营、特科营和上干队作为后梯队，在陈赓的带领下紧随其后，快速跟进，任务是抢占渡口以北约40里的通安州，消灭四川西昌、会理方向可能来犯之敌，掩护中央直属部队和红五军团渡江。

事后听3营的战士们讲，他们在抢占皎平渡时，还上演了一幕小插曲。3营快到皎平渡时，迎面遇见一个大胖子，他看到战士们身着国民党中央军军服，马上与战士们套近乎，说他是区公所的秘书，奉当地靖卫团团总的命令，到江边去送信，为了防备共军渡过金沙江，要尽快把所有的渡船烧掉。战士们把他带到刘伯承和宋任穷面前，刘伯承详细询问了皎平渡渡口的兵力部署以及河宽、水深、流速等情况，然后吩咐战士们迅速去渡口夺船。从那个胖子和当地群众的口中得知，敌人还未派兵驻守渡口，河对岸有一个收税的厘金局，大约有二、三十个保安队员。3营的战士们乘夜渡过河去，抢占了皎平渡渡口，又一枪未发解决了厘金局那伙民团，新收集了6条渡船。天蒙蒙亮时，我们后梯队也赶到渡口。为了保证大部队过河，我们渡过河去，迅速爬上了岸边的高地。皎平渡北岸山势险峻，怪石嶙峋，行军相当艰难，马须卸鞍。我们刚爬上山顶，就与敌军前来增援的2个营交上了火，一鼓作气把援敌打退后，还来不及休息，敌人又派兵增援，我们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打垮了，随后又打又追一口气奔了40里，攻占了皎平渡北岸的要津通安州。3营找到的7条渡船，一昼夜可以渡过1万人。经过9天9夜的连续抢渡，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皎平渡平安北渡金沙江。九军团也按照军委的指示在会泽县西北渡江，后在泸沽地区与主力会合。等国民党几十万追剿部队赶到金沙江畔时，渡船已全部被红军后卫部队烧毁，他们所能得到的，仅仅是一些烂草鞋。面对滔滔江水，敌军只能望江兴叹，徒唤奈何了。北渡金沙江成功后，宣传队还特意编排了一个叫《烂草鞋》的戏，到各部队演出，它热情地讴歌了红军战士的机智勇敢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嘲讽了敌人的愚蠢和怯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抢渡金沙江后，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大渡河畔    扼守安顺

红军强渡金沙江后，为了得到必要的休整和补充，中革军委命令我们干部团和三军团围攻会理县城，其余各部在会理城外休整。

我们打下会理之后，得知中共中央在会理郊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行动方案，同时任命刘伯承、聂荣臻分别担任北上先遣队司令员和政委。之后，主力红军经德昌、西昌、冕宁等县继续北上。

5月下旬，刘伯承率先遣队先行进入彝汉杂居的大凉山区。那里的彝民多居住在山区，汉民多居住在平原地带。由于国民党欺压少数民族，再加上大凉山彝民区土地贫瘠，交通不便，物产贫乏，文化落后，造成了彝民与汉民的敌对情绪。但刘伯承率队过彝民区时，却春风大雅地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袁居的海子边结盟，并将一些银圆、衣物、枪枝赠给小叶丹，还向他们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既为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区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万里长征增添了一段动人的故事，千秋万代传佳话。

此时又得知：蒋介石一面令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率领10万大军尾随追击，一面令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和杨森调部队扼守大渡河，妄图在那里聚歼中央红军。

大渡河纵贯横断山脉，河水由崇山峻岭间奔涌而下，水流湍急。当年，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曾率部西征，在此北渡未成，被清军围追堵击，全军覆没。200多年后的今天，红军又来到了这里。蒋介石疯狂叫嚣：“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 5月下旬，刘伯承、聂荣臻命令红一军团1师1团抢夺大渡河边的一个渡口———安顺场，红1团一天一夜冒雨急行军140余里，抢夺了安顺场，缴获了惟一的一艘渡船，然后选派了17名勇士，在火力掩护下由当地船夫摆渡过河，并控制了渡口，后又找到了几条小船。但那几条小船又破又旧，难以修复。大渡河并不很宽，但由于河床里大石头很多，两岸又多是悬崖峭壁，一时找不到充足的竹木，架桥非常困难。中革军委命令我们干部团迅速前进，接替大渡河沿河被我主力部队占领的几个地方，加强警戒。我们急速行军，由洗马姑，经老雅贤、小水，迅速开往安顺场方向。先在老雅贤留下一个营，后在小水留了一个警卫排，到安顺场后，留3营在南岸扼守渡口，其余战士随红1团渡河后在北岸接替警戒。当中央纵队到达河边时，红1团已全部渡过河去，2团、3团正在渡河。敌军迫近，而几万红军仅靠几条小船摆渡，显然是坐以待毙。毛主席听取了刘伯承、聂荣臻的汇报后，了解到距安顺场上游300多里远，有座泸定桥，果断命令：兵分两路，夺取泸定桥！第1师和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路，归伯承、荣臻指挥，循大渡河东岸前进；林彪率第一军团2师和第五军团为左路，顺大渡河西岸前进。两路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在泸定桥会合。军委纵队和其他部队从泸定桥过河。万一两路不能会合，伯承、荣臻就单独率部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杨得志同志接到命令后，迅速带领红1团随刘伯承、聂荣臻沿大渡河东岸北上，以策应西岸的大部队攻占泸定桥。我们干部团在安顺场和沿河接防点扼守了两天，安全完成掩护、堵击敌人追兵的任务后，乘黄昏全部渡过河去，沿着红1团的足迹，追赶主力部队。

翻越雪山    合建红大

我们追赶上主力部队后，随之向四川的天全、芦山县前进。6月初，翻越了海拔3200多米高的二郎山，6月中旬，抵达夹金山下。夹金山是一座海拔4200多米的大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当地人把它称为“神仙山”，意思是只有神仙才能飞过去。当地居民还说，真要翻越夹金山，最好选择上午九点至下午三点，而且要多穿衣服，再喝些白酒或辣椒汤御寒，拄上棍子，防止滑倒。一军团2师和1师已经按照当地居民的指点，胜利翻越了夹金山，同时留人给主力部队传授了爬山经验。我们到山脚下时，又传来了激动人心的好消息——红2师已经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山那边的达维村接上了头。大家忙准备了足够的干粮，加穿了随身携带的衣服，有的同志还把毛毯裹在身上，在“翻越夹金山，气死活神仙”和“制服大雪山，会合四方面军”的口号鼓舞下，开始翻越夹金山。我们从云南进入四川正是炎热的盛夏，部队战士又大都是南方人，从未见过冰天雪地，因此把翻越夹金山当成了一件快事，很少有人想到山顶空气稀薄，甚至会发生死人的事情。刚开始山还不太陡，但因雪光反射，刺得人睁不开眼，忽而扬起一阵大风，感觉冰冷刺骨，人人直打哆嗦。快登上山顶时，部分人觉得胸闷气喘，我却没什么不适，穿着草鞋的赤脚早已麻木了，当时也觉不出冷。一些体弱病残的同志想坐下来歇歇脚，大家忙搀扶着前进，有个别同志一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长眠于此了。翻过山去，已近傍晚。入夜，战士们纷纷打起火把，长长的火龙在夹金山下游动。当天晚上，部队在山下的藏民游牧区宿营。第二天，我们到达四川的懋功地区，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就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大家先是抱在一起跳啊、唱啊，然后我们就开始狼吞虎咽，饱餐丰盛的美味佳肴。200多个日日夜夜东挡西杀的伤痛，1万多里长途跋涉的劳累，今天突然得到了释放，人人心头都涌起一股狂喜，涕泪满衫难自禁，放歌纵酒喜欲狂。我那份高兴劲，正可以借用岳飞《满江红》中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来形容。当时，两大主力还在懋功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剧团的同志纷纷登场，再一次把气氛引向高潮。

由于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还在茂县，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决定进至两河口小镇，在那里迎接四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6月下旬，我们随中央纵队进至两河口，随即做准备，迎接四方面军的领导。镇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几乎所有的电杆、树干和农舍的院墙上都贴着花花绿绿的标语，有的房前还悬挂着红旗。镇中央的草地上搭了一个讲台，讲台的四周用苍松翠柏镶嵌了一个绿边，一束束的鲜花点缀其间。

一天下午，闻听四方面军的领导就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洛甫、博古率领中央及军委机关40余人一起外出步行了2里多，迎接四方面军领导的到来。3时左右，张国焘带领四方面军的参谋长黄超等30余人飞马赶到。双方寒喧几句，一起来到镇中央，一方面军的战士对四方面军的领导鼓掌欢迎，气氛非常热烈。毛主席代表一方面军向四方面军致欢迎词，张国焘也致了答谢辞。他们的讲话都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会师后的一、四方面军首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主张一、四方面军北上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在适当时间派一支部队远征新疆。当务之急是力克平武、松潘，向北转移。张国焘先是提出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后又提出移师西南的方案，均被权衡利弊后一一否决。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但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理县后，当晚便向中央发电，强调攻打松潘的困难，要求一军团去阿坝，四方面军主力向西南方向前进。后又提出应当迅速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向中央要职要权，故意拖延北上的时间，从而使红军丧失了攻克松潘的有利时机。中央领导同志为了顾全大局，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在毛主席的倡议下，周恩来非常大度地让出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7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常委会，对领导层作了调整，中革军委下设总司令部，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同时增补陈昌浩为军委常委。鉴于当时的形势所迫，军委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   

随后，我们干部团奉命与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改编成新的红军大学，由倪志亮任校长。干部团改编为红军大学特科团，下设骑兵、工兵、炮兵、机关枪四个科，由韦国清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原团长陈赓调任红一军团1师师长。为了保护老同志，同时加强政治教育，中央还特意把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等同志调到红军大学的政治部工作。我当时在政治大队，任军事教员，陈赓同志原先兼任政治大队的大队长，他调走后，政治大队就由我和董必武、成仿吾、陈明四个人来管理，董必武兼任政治大队的政委，成仿吾和陈明任政治教员。不久，原一方面军干部团的学员毕业后大都归队了，我们就以四方面军为基础抽调干部，招收学员。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中革军委决定发起松潘战役。此次战役的目的非常明确，集中一、四方面军优势兵力，迅速、机动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然后继续向北发展。为此，中革军委将一、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拟以三路大军迂回包抄，形成夹击之势后，一举歼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但会合后的一、四方面军始终没有消除不和谐的音符，加之张国焘百般阻挠，致使这一计划完全落空。7月下旬，据侦察得知：胡宗南部20余个师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薛岳又率部从雅安进抵平武地区，逐步向胡宗南部靠拢，川军也由南向北尾随而来。中革军委权衡利弊，被迫下令：取道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茫茫草地，绕道北出松潘。

英雄之师     北过草地

1935年7月底，中央机关和中、左路军部分队伍进抵毛儿盖，准备北出松潘草地。我们新组建的红军大学也从四川的卓克基，经马尔康、梭磨、马塘、打鼓到达毛儿盖。一路所经之地都是藏民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欺骗乃至驱逐，藏民们背井离乡、四散逃走。红军所到之处，仿佛到了无人区，粮食补给异常困难，战士们只好饿着肚子住进喇嘛寺。7月天里，当地的麦子正进入灌浆期，还没有成熟，我们常常是每人每天只吃二、三两青稞面，实在饥饿难忍，就靠挖野菜和豌豆苗充饥。长征途中，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领着一小队人马负责在前面“打粮”，我经常与他联系。干部团2营领回的粮食基本上由我分配。所谓“打粮”，即红军进入藏区筹粮的一种办法。我们在毛儿盖休息时，毛泽民带领的“打粮队”四下里找粮，仍然难以为继。部队断了粮，难免有人要嘀咕，我自告奋勇带领一小队人马再去“打粮”。得到上级批准后，我对一同前去“打粮”的战士们说，近处的藏民肯定被毛泽民动员过了，咱们走远点，越远越好。我们一行10多人从宿营地出发，一下子走出20多里地，终于发现了一处藏族牧民的帐篷。那家牧民远远看到我们向他们走来，急忙拖儿带女逃往山区，任凭我们喊破嗓子也不止步。我们在他们的帐篷里找到了一些青稞麦，一个战士问我，是否全部拿回。考虑到这一家藏民的生活，我吩咐给他们留下三分之一，然后写下借据，特别注明红军是不得已而为之，将来一定加倍奉还。在后来的征途中，为了生存，红军不得不抢割当地群众的庄稼，然后再通过翻译付钱。为了避免不良影响，“打粮”多在夜间进行。行军途中遇到当地的老百姓，我们就反复宣传，想方设法解除他们对红军的疑虑。这样取得了很大成效，当我们离开那些藏民区时，当地的藏民对我们依依不舍，不仅愿意卖给我们粮食，还组织运粮队为红军送粮，并义务担任向导。

北出松潘过草地，完全是由于张国焘从中作梗，贻误战机造成的。尽管如此，张国焘仍然感觉心愿未遂。8月初，党中央在距离毛儿盖20余里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再次肯定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正确性。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对张国焘进行了说服教育。同时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带队。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我们红军大学也编在右路。8月下旬，右路军首先抵达四川松潘，又北行40余里，便进入渺无人烟、禽兽罕见的松潘大草地。这里少山少树少遮掩，却多风多雨多泥潭。极目远望，荒草遍野，茫茫天际，雾锁烟笼。由于空气湿润，大草地几乎每天都要落雨，气候也一日三变，忽而迷雾重重，忽而大雨倾盆，忽而骄阳似火，忽而电闪雷鸣，神秘莫测。河沟交错处，积水成洼，淤泥与腐草相融，积年累月，便形成散发出一股股腐臭的泥潭，一不小心陷进去，若无他人援手，便会越陷越深，直至湮没。上级命令人人要准备半个月的干粮，政治大队的干粮就是在我的指导下做成的，我们把青稞磨成面，加水调成稀糊，再加入一些无毒的野菜，然后用脸盆把面糊摊成煎饼，每人领取了35张。但超强的负荷需足够的能量补充，粮食吃光了，我们就挖野菜，杀战马。

如果说食物奇缺是威胁红军战士生命安全的第一杀手的话，那么，水无疑就成为第二杀手。草地沟洼处的积水，看似清澈，实则蕴含毒素。许多同志渴了只得喝马尿。前面部队走过的路旁，隆起了一座又一座的小土包，土包的顶部或罩着一顶军帽，或插着一根刻了番号和姓名的小木棍。后面部队走过去后，又增添了一些这样的“景观”，真是令人肝肠寸断、不忍回头。相比之下，我们一方面军在过草地时牺牲的人员还远远少于四方面军，因为他们与我们一过草地后，又在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指引下掉头南下，二过草地，后因战斗失利不得不再次北上，三过草地与我们会师。沿途哪里还能找到食物呢？据四方面军长征结束后的老同志讲，他们三过草地时境况更惨，粮食吃完后，只好挖野菜、杀战马，吃完了马肉，啃光了马骨头仍然难以为继，最后只得把皮带、皮鞋下锅，有人甚至在马粪里寻找可吃的东西。四方面军许多战士由于误食毒花毒草和不干净的水而死，又有许多人因为腹胀而亡。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董必武被分配到我们政治大队，其安全由我负责。当时条件异常艰苦，有些战士意志消沉，我与董老等就想方设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鼓励大家坚定革命信念。休息时，我给战士们上军事课，讲战略战术；宿营时，我认真地安排好伙食，布置好警戒；作战时，我又带队冲锋在前。一天，我们宿营在一棵足足生长了百年的大塔松下，它高大挺拔，松叶又严又密，树下的落叶又厚又软，足有半米厚。松枝是房子，落叶作床垫。董老到过法国，他说这比席梦丝床还舒服。还夸我们在庙里找的陈年贡果比法国大餐还香。董老的乐观精神感染了我们每个人。我说，只有我们红军才能享受这座大自然赋与的天然公寓，许多人脸上绽出了笑容。我布置好警戒，把战士们安排好，又特意把董必武同志夹在成仿吾、陈明和我中间就寝。一天的疲劳向我们袭来，加之饥饿劳顿，在松软的“床垫”一躺下我就香甜的入睡了。夜里发生的事情一点儿也不知道。参加红军以来，我练就了极高的军事警觉，没情况时一躺就睡，一有风吹草动马上会被惊醒，然后迅速带领部队迎接战斗或转移，警惕性不可谓不高，可那一夜睡得实在是太沉了，夜里，狂风夹杂着暴雨袭击了我们的“天然别墅”，却未惊醒疲惫万分的红军战士，我们四个人和大伙都泡在冰凉的雨水里，酣然梦乡。迷迷懵懵之中，我感觉冰凉刺骨，猛然惊醒后忙唤叫身边的同志，大家只应声，不动身。我想爬起来，却浑身僵硬，于是立即活动上肢，勉强挣扎着坐起来，一摸身边的董必武同志，他浑身冰凉，已经僵硬得不能动弹，我立即给他按摩全身。这时，成仿吾和陈明同志也活动开了，我们3个人又一起给董老做按摩，良久，董老才缓过来，四肢也能够活动了。我们叫战士们靠拢在大树下，活动身骨。随后继续赶路。我们这支被国民党蒋介石称为“死亡之旅”的红军队伍，在大草地上一连走了7天7夜，终于走出了死神的禁地，于8月底到达了四川西北部的巴西地区。

不久，左路军也进至四川的阿坝地区。张国焘顽固地认为南下天全、芦山县一带建立根据地革命才有出路，因此，到阿坝后他按兵不动，并且以总政委的名义给中革军委发电报，要求右路军重新过草地南下。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几次复电，向他反复陈明利害关系，但张国焘置若罔闻，一意孤行。9月初，他发报给陈昌浩，电令右路军全部南下，企图分裂党，分裂中央。陈昌浩随即召开了政工干部会议，准备挟持中央南下。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叶剑英及时将这一情况上报中央。毛主席与其他中央领导商议后，为了避免右路军中一、四方面军的冲突，决定以“打粮”为名，走为上计。

那天凌晨，中央机关先行，第3军殿后，静悄悄地离开了驻地，向北疾行。我们红大特科团是凌晨3时左右接到北上的命令的，宋任穷和韦国清马上集合全体同志，简要讲了当前面临的情况，明确告诉大家，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继续北上，向甘肃、陕北进发，这是中央的方针；另一条是回过头去南下，再过一次草地。两条路任凭大家选择。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要北上，不要南下！”随后就出发了。红军大学里有四方面军许多干部，他们也随我们一起北上。我们一口气急行军20多里，天光大亮。红军大学的政委何畏和教育长李特都是四方面军的，何畏曾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的军长，他俩都是张国焘的追随者。何畏急向陈昌浩报告我们的动向，李特则带队在一个山口追上我们，并在马上远远地喊道：“四方面军的学员不要走，我们要南下，不要跟毛泽东北上，他们是苏联的走狗”等。追到跟前，他翻身下马，又重复喊了一遍，有些学员就不走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和我们随行，他个子大，一把揪住小个子的李特不放，用俄语大声吼道：“李特同志，你这是极端错误的行为！”并一定要抓他去见毛主席。李特会讲俄语，但此时他不吭声。俩人就这样拉拉扯扯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跟前走。陈明在苏联留过学，懂俄语，他向我们翻译了李德的话，我感到这是一件大事，就和陈明等一同来到毛主席的跟前，李特的警卫员也跟在我们后面。

在半山坡的一小块平地上，毛泽东、王稼祥、洛甫、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央领导都停了下来，等李德揪着李特到了跟前，许多战士也围了上去。李特的警卫员气势汹汹手提驳壳枪，好象在给李特壮胆。我和陈明也挤在人群中，看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如何处理这件事。但我明显感觉到一方面军还是有准备的，如果四方面军动武，一方面军的战士们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中央领导。双方一时剑拔弩张。李特恶狠狠地问毛主席：“总政委张国焘现在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要北上？”面对李特的无理要挟，主席从容不迫地回答：“这件事情可以商量。南边国民党集结了重兵，而北边的陕西、甘肃一带，敌人的兵力部署却很薄弱，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了，这是其一；第二嘛，我们北上还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这样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毛主席的这段话把李特批驳得哑口无言，接下来毛主席又正告李特：“你们仔细考虑考虑吧！我们都是共产党，都是红军，以前就是分开作战，现在你们不去没关系，以后还可以见面，还可以联合作战嘛！”接着，毛主席又恳切地对李特说：“请你转告张国焘同志，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再过一次草地向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只有北上才是唯一正确的。我相信你们不出一年，一定会北上的。现在你们要南下，我们不阻拦；我们在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主席最后一句话，一连说了三遍。李特看到威胁无望，悻悻地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大学的四方面军学员要南下。”毛主席说：“可以！红军学校的四方面军学员回去，跟四方面军南下吧，我们特科团的干部要北上。”四方面军的学员一走，特科团就只剩下我们几十个干部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骑马先行，我们随后跟进。行军一整天，大家都闷闷不乐，晚上宿营时，战士们议论纷纷，说张国焘野心太大，两河口会议开了很长时间才勉强通过他当总政治委员，现在还想当总司令，那怎么行？第二天，毛主席把中央纵队的人集合起来讲话，主席说：“现在我们还有8千人，比井冈山初创时期的人还多，这些人是经过内战，经过苏区五次反‘围剿’，经过长征的人，只要我们早日离开草地，离开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就能发展壮大。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他们还会回来的。”主席的话，安定了大家的心，我们带领部队很快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一个叫俄界的小山村。翌日，又从俄界出发，直逼长征途中最后一个要隘———腊子口。

敌人派了一个师的兵力在腊子口的山头上扼守。中革军委命令红4团攻克腊子口。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红4团一连攻了五、六次仍未攻克。当天午夜，红4团分三路人马潜伏到敌军阵地前沿，一路悄悄从正面的悬崖峭壁爬上，另一路从侧面攀上悬崖，迂回到敌人后面，第三路在敌人的阵地下面埋伏。次日凌晨同时向敌发起攻击，终于一举攻克了腊子口。随后，他们又迅速东进，挥师哈达铺。驻守在哈达铺的国民党军满以为红军打不开腊子口，一听说腊子口被攻破，狼狈逃窜。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们和中央机关一起到达哈达铺进行休整。

陕北会师    驻守陇东

高原小镇哈达铺由于红军的到来而异常热闹，这里物富民殷，民风淳厚，正好成为我们的“加油站”。休整时，从缴获敌人的《晋阳日报》上得知，我们已与陕北根据地近在咫尺，大家兴奋不已。中央领导很快商定，到陕北去会合红25军、26军，发展和扩大陕北根据地。中央决定把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委，陕甘支队下辖3个纵队。我们特科团改为随营学校，由陈奇涵任校长，宋任穷任政委，归属3纵。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出发，一部向东，佯攻天水，主力则向西北进发，渡过渭水，抵达渭县的榜罗镇。10月初，我们来到六盘山麓，踏上了我久别的黄土高原。许多战士是南方人，从未见过这一望无际的绵绵黄土，战士们边走边说，想不到这里的山、水、田、路、屋皆为黄色，就连风也被染成了黄色。更令他们称奇的是，这里的群众大都居住在倚山而挖的窑洞中，好一道别致的风景。

随后，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进入回民地区，突破西（安）兰（州）公路后，翻越六盘山，在宁夏的固原县青石嘴一带设伏，消灭了东北军何国柱属下的两个骑兵连。

六盘山山势险峻，加之红军刚刚打了胜仗，毛主席又一次逸兴瑞飞，诗兴大作，写下了《十六字令三首》：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10月中旬，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陕北保安县革命根据地吴起镇。吴起镇不大，但名气却不小，相传战国时期名将吴起曾在此屯兵，故而得名。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谁曾想到，两千多年后，我们红军又会到达这里呢？我们在那里休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了全军干部大会，一天早上，曙光初照，战士们掌声雷动，毛主席用浓重的湘音，开始了震古烁今的演说：

“同志们，辛苦了！……从离开瑞金算起，至今已是12个月零两天，共367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省，根据第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25000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在此起彼伏“长征万岁”的口号声中，主席喝了一口水，继续演讲：“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又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我们长征胜利了，但损失也是巨大的，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10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1万人了。人数虽然少了些，但留下来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今后我们要更好地与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中国革命！”

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不久，我们和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会师，并奉命与他们一起攻打瓦窑堡。就是在那次战斗中，我才发现自己的眼睛近视了。当时，战士们向我报告说，发现敌人尾随在我们身后，问我如何迎敌。我扭头望了一阵，说没有发现敌情啊？一个战士递过来一副眼镜，我试戴了一下，果然发现了敌人，于是迅速指挥大家借助于山势迎战，敌人一触即溃，我又指挥大家追击了一阵。自那时起，我就戴上了近视眼镜。

1935年10月，我们进驻瓦窑堡后，与刘志丹率领的驻瓦窑堡永平镇的陕北红军干部学校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下辖步兵营、地方干部营和特科营。学校的主要领导人是：校长周昆，政治委员开始由宋任穷担任，后由袁国平担任，政治处主任莫文骅，训练处处长郭化若。我当时在一营（即步兵营）当主任教员。

红校教学的内容和课程，除按照在江西根据地时期的军事、政治、文化进行教学外，又增加了4门课程：1、加强与陕北红军和由大别山长征到陕北的红25军（后扩大为第15军团）的团结和并肩战斗的教育；2、加强与陕北苏区人民群众团结的教育；3、加强与陕北地方党政人员的团结教育；4、加紧向东北军、西北军和与陕北苏区临近驻扎的国民党杂牌军队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

1936年春，红校在保安县（即志丹县）洛河川下寺湾红军医院招收了一批经过长征的伤病员，学校即以这批学员为基础，组成步兵第2营。不久，调我到2营担任主任教员。

为贯彻抗日救亡主张，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和杨尚昆等同志，率领由红一方面军新组建的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在山西的几十个县撒下了革命的种子。由于国民党的重兵阻拦，去河北、东北打日本的壮志难酬，东征军于5月初班师回陕北，并从山西带回一批愿意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和阎锡山部追求革命的军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进入了红校学习。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的安定县瓦窑堡创立，简称红大。毛泽东主席兼任红大的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党总支书记。

红大设有3个科。第1科为高级指挥科，学员均为师以上的军事和政治干部，由学员陈光、罗荣桓分别兼任科长、政委；第2科为上级干部科，学员大部分为团、营级的军事和政治干部，学员周士第兼任科长；第3科是附设步兵学校，由原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改编，学员全部是连、排军事和政治干部。

6月中旬，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反动派高双城所属第86师一个姓张的营长，率领一个营突然袭击了瓦窑堡。当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以及红军大学都在瓦窑堡，警卫工作全靠我们红军大学的附属步兵学校。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之情况不明，仓促应战，又缺乏充足的弹药，地方干部营和步兵第1营只好交替着边打边撤，谭震林、韦国清等许多同志负了伤，但我们勇敢地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为掩护党、政、军机关和毛主席向保安县安全转移立了一大功。之后，我们红军大学也放弃了瓦窑堡，撤守保安。

7月下旬，红大附设步兵学校由保安地区奉命开往甘肃省陇东的环县木钵镇。当时在环县境内驻有张学良的东北军第106师、107师、108师、129师和骑兵第3师。我们在那里，除配合主力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军事部（萧劲光任军事部部长）所领导的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政权之外，主要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另外我们也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过黄河。

再说红四方面军。1935年9月，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在阿坝地区发生严重分歧后，率部二过草地，在南下途中屡屡受挫，最后不得不向西康东北方向转移。1936年6月，贺龙率红二军团、任弼时率红六军团由湖南桑植出发，长途跋涉到了四川西部的甘孜地区，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红二、六军团奉中共中央的命令改为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经过同张国焘错误路线作斗争，最终决定与二方面军一起北上。8月，两军到了甘南，张国焘还带人到我们红大参观。不久，中共中央派彭德怀、聂荣臻、左权等率红一方面军西征，迎接他们北上。1936年10中旬，红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部分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历时两年之久的长征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圆满结束。当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还与我们一方面军的同志一起合影。之后，张国焘仍然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又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2万余人，组成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12月，西路军在战争中受到严重打击，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1936年11月，刘伯承率二、四方面军的两个随营学校也来到环县木钵镇，与我们会合，共2000余人，合编成一个战斗师，即中国工农红军教导师，下辖2个步兵团和1个特科团。我们这个教导师实际上就成为红军在甘肃陇东地区抗击敌人的主要力量。教导师师长由刘伯承兼任，袁国平任政委，郭化若任参谋长。步兵2团团长由皮定均担任，黄欧东任政委，我当时任步兵2团副团长。在那里，我与郭化若成为最好的战友。郭化若的军事素质极高，解放后他不仅担任了军事科学院的院长，还出版了研究《孙子兵法》的专著，在我军享有崇高的威望。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停止内战，与共产党联合抗日。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国、共两党终于建立了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北军也把庆阳交给了我们。不久，刘伯承调回中革军委，我们教导师在袁国平、郭化若的带领下，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步兵学校，奉命进驻陇东的重镇庆阳。当时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对外也称教导师，直接受中革军委领导。鉴于青年学生增多，学校在原来3个团的基础上，又增编了1个团。我主要抓教育，搞训练。教学内容则恢复了红大附设步校的军事、政治和文化课，在军事课上增加了抗日游击战战术。我们天天写教材，但没有白纸，只能在敌人散发的花花绿绿的传单背面写提纲，开准备会，认真备课讲学。

1937年1月中旬，红大迁址延安，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任抗大的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副校长。

长征胜利结束后，生活相对安定。中央领导考虑到许多同志的年龄都不小了，希望年龄较大的团以上干部成家，好有人照顾。1937年，我已年满32周岁，是年春天，经组织介绍，我认识了红四方面军20岁的女战士冯玉莲。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与交流后，双方都有好感，于是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冯玉莲是四川省巴中县（即今巴中市）人，出生于1917年，14岁就参加了革命。虽然她的文化水平有限，但无论干什么事都非常好强，曾担任红四方面军少工部部长。她在部队里非常活跃，经常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我们结婚后，红大改编为八路军随营学校，驻守在延安南部的洛川县，她随我也到了洛川。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