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庄村安置过五名老红军之考证

去年陵川县政协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陵川解放七十周年，出版发行了《陵川文史资料》（第五集）。该书是在县委、县政府的指导下，县政协于2014年4月10日发出征集启事，征集历史当事人、见证人、知情人亲历、亲见、亲闻的反映陵川解放70年发展变化情况的第一手文史资料。该书的出版，切实能发挥政协文史资料“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作用，起到“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功能，因此我十分喜爱，每篇都细心拜读。其中一篇“安置在陵川老区的老红军战士名录”一文，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因为我故乡新庄村就安置了好几位老红军战士。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还是没有到入学之年的幼童，经常在村上跟着上了学的哥哥、姐姐们，在大家尊称“老朱、老李、老范、••••••”的红军爷爷后面喊着：“讲故事、讲故事”。和蔼可亲的老朱、老李等常能去陵川县城，回来时常买些糖块分发给我们吃，因此哥哥、姐姐们受到老师的批评，再也不敢吃红军爷爷给的糖了，这样就好了我们几个没上学的孩童，有时能分到2块以上。那是我们出生以来第一次吃到糖块，至今回忆起来嘴里还是甜滋滋的，因此我至今也忘不了那几个红军爷爷。看到文中说：“1946年前后，因身体状况，不能再随军远征，奉命荣退，就地安置，被安置在陵川境内的共25名”，并付花名表。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表内找我熟悉的红军爷爷的姓名，我从头到尾找遍也没有找到一个，再找一遍还是没有，我大失所望之余，常不辞所怀。随着时间和历史的匆匆，遗漏、遗失虽然在所难免，但心中的遗憾使然，不仅仅是糖块的记忆，更重要的是附城镇新庄村一个不足百户之小村，因何安置过好几位红军战士，想探秘和补文史资料、档案之缺的心情，使我这个已退休之人，利用了一年多的闲暇时间查证。翻阅了《晋城革命老区志》、《陵川县志》、陵川县老区促进会《太行星火》、《陵川民政志》等书籍查证无果后，又亲到县民政局查阅历史档案，想从中找出有文字记载的、真凭实据的证据。

民政局现档案管理员常俊霞同志积极协助查找无果，又找到《陵川民政志》编撰时，提供就地安置在陵川境内的25名老红军战士资料的原任档案管理员、现任优抚救助站副站长的都国斌同志查找资料无果。优抚股的股长武志芳同志又热情的查找了历史以来有记载的优抚名录，因我查内容时间较久也无果。

我不肯就此罢休，回到老家新庄村，想实地通过安置过老红军战士的家庭和走访比我年纪大的老人的回忆来取得有说服力的证据，结果使我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在村上我找了7—8个70岁以上的老人，经大家七嘴八舌的回忆、补充，确定新庄村共有5名老红军在村安置、生活过，他们分别是：

朱德顺，四川人（详细地址大家都回忆不起来了），营职干部。因腿部负伤残疾，不能随军作战，由陵高县政府民政科安置在新庄村王香肉家。王香肉父亲去世，朱德顺和其母“合伙”（即以夫妻关系生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陵高县政府撤消，附城、新庄等地重归陵川县管辖，朱德顺在陵川县民政科，领取红军生活补助款到1957年年老病逝，病逝后葬于新庄村。现王香肉也因年老病逝，查找家中没留下任何证件。这是给我们孩童糖块最多的老红军爷爷，他手拄着发亮的拐杖，两撇发白的八字胡，披着黄呢大衣，和我们说话总是笑嘻嘻的，说的快了，我们一句也听不懂，就甚呀？甚呀？的问他，那情景我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李增荣，山西省沁县河底村人。这是我组织村上老人座谈收获最大的。座谈中一位叫李毛毛的老人今年78岁，就是李增荣老红军的养子。他母亲和李增荣也是“合伙”生活，认李毛毛为养子。他说其父子关系极好，双方都视同亲生。李毛毛1959年1月参军入伍，同年冬天李增荣病逝，刚入伍的他痛不欲生，又不能回家奔丧，是附城镇民政和村上给共同办理的丧事。我那时已经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还参加了送花圈、纸扎的队伍。李毛毛老人说，为了纪念养父，他至今还保存着他养父李增荣一本“荣誉证”，因为证上面有老人的照片。我听后喜出望外，座谈会后即到他家取看。看见封面为红色，写着“中央人民政府革命残废军人优待证”。封二、封三分别为毛主席、朱总司令像及题词。封四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残废军人优待证，编号为15360，落款为主席：毛泽东，时间为1956年11月28日，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红章。封五为登记表，记载姓名：李增荣，男，汉族，64岁，籍贯山西省沁县河底村，贴有加盖钢印的免冠照。参加革命简历：1932年3月红军771团战士、1935年炊事员；负伤时所在部队职别：新四旅10团战士；负伤时间地点及原因：1941年山东桑庙战斗；残废情形：退伍红军，原是三等残废，但因年老多病不能劳动，故废此优待证；残废等级：二等乙级；证书号数：15360；退伍复原日期：1948年3月4日；安置地点：山西省陵川县大槲树乡新庄村；填发机关：陵川县民政科；填发人：黄新田；填发日期：1956年11月28日。10页为1957年上半年至1959年下半年领优待金栏，每半年领款金额63元，有领取日期、本人盖章、经办人盖章栏；十一页备考，栏内填写：该同志已59年病故，此证已作废，留作荣念。1964年12月，上盖有：“陵川县民政局”红章。这是我在村上找到的唯一证书，真是欣喜若狂。

老范，老二团战士，山西省屯留县人，大家都回忆不起他的名字了。1943年冬天，在附城镇辖地峰西村的东岭上阻击日伪军向新庄村陵高县政府驻地扫荡时负伤残废，养伤期间和护理他的新庄村崔马锁的单身母亲产生感情，经老二团部队批准，被安置在新庄村和崔马锁的母亲 “合伙”生活。后屯留县解放后带着崔马锁的母亲回了老家。崔马锁年老病逝于新庄村，家中现已无后人。

老赵，老二团某连班长，山东人大家都回忆不起他的名字和详细地址了。1944年冬天，他在在高平境内和日伪军作战时负伤残废，由原岗（老二团参谋长，山西省大同人）批准和新庄村崔丑瓜的母亲“合伙”生活。山东解放后，他写信回老家，家中有一侄儿叫赵红毛，接信后来新庄村探望。他在新庄村说服其叔叔回老家，崔丑瓜的母亲不愿和他同去山东，村上人也让赵红毛留在新庄村说上个媳妇，赵红毛不愿意。在新庄村居住二年多以后，即1953年硬说服其叔叔丢下崔丑瓜的母亲和他回了山东老家。现崔丑瓜已经年老病逝，家中没有留下任何证件。

王庆红，个人具体情况，他是那里人，现在上年纪的人，大家都记不得或不知道。个别人只知道是陵川县民政科安置在新庄村的，住在崔喜同家两间房里。大约在1958年前后回了老家。崔喜同家早年迁移河南，也无从查找信息。

以上是我在新庄村考证的结果，可以肯定该村确实安置过五名红军战士。

一个不足百户之山村小庄，因何安置了五名红军战士，笔者认为一是：新庄村地处晋豫古驿道，是上山西、下河南的必经道路之一。二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在村上秘密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利用村牺盟会公开活动，在村设立“新庄村秘密情报联络站”6年6个月没有暴露，群众基础好。三是：1943年11月，新成立的“陵高县抗日民主政府”驻扎在新庄村，为保卫新成立的陵高县政府，随来的还有由129师新1旅2团参谋长原刚（老红军，山西大同人）率领的3个连的主力部队，此3个连的战士大部分是红军，住新庄村北1公里的大槲树村，拱卫陵高县政府。新庄村南8公里的台南村是军区医院，后随战局好转北移到大槲树村，两村妇女多协助医院护理伤病员，浆洗绷带。有些残废军人不能再返部队参战，陵高政府就帮助部队就近安置，这是新庄村、大槲树村等附近村安置红军多的原因之一。

陵川抗日战争胜利后，陵高县政府撤消。1956年陵川县民政科统计此项工作发证时，有些安置红军战士因伤病、年老已经去世；有些红军战士家乡解放就回了故乡；就是登记在册的安置红军档案，也经过机构的多次变更，造成原始资料的缺失而不完整，像新庄村的李增荣就是例子。因此，笔者认为：被安置在陵川境内的红军远不至25名。

（责任编辑：韩玉芳）